后疫情时代国际人口迁移规模明显收缩

胡雯

近日在第五届国际移民高峰论坛上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全球的国际移民已经达到2.7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5%。从国际移民洲际分布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是欧洲和亚洲，亚洲国际移民增速显著。同时由于2020年为抗击疫情，世界各国纷纷采取限制入出境等“封国”“封城”措施，在短期内极大限制了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国际人口迁移规模将明显收缩。

受疫情影响，许多国际科技、人才交流活动从线下转为线上开展，客观上为虚拟空间内的国际智力流动提供了新机会。尽管疫情期间人才难以在实体空间内进行国际迁移，但虚拟空间内的国际智力流动频率已大幅提升。例如，在线会议平台Zoom的日均用户量已从2019年12月的1000万人剧增至2020年3月的2亿人。同时，部分国际知名高校也宣布，将于2020年秋季学期对无法抵达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实施远程授课。

这一报告由全球化智库（CCG）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研究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旨在以多元视角，对国际人口迁移现状与趋势、世界主要移民目的国移民政策趋向进行研究，并展望了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移民发展。

国际移民总体增速放缓

报告中数据显示，国际移民总体增速放缓，区域内迁移频繁。2019年国际移民增长率进一步回落至2005年水平，为9.15%。多个经合组织即OECD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获得永居的移民数量出现明显下滑。区域内人口迁移频繁，2019年各大洲区域内移民规模总和约为1.43亿，约占国际移民总数的52.6%，相比2015年增长12.3%，高于国际移民总体增速。

移民劳工数量持续增长，地理集中趋势明显。国际劳工组织估算，2017年全球约有1.64亿移民劳工，占国际移民存量的64%，流向OECD国家的劳务移民持续增加，2017年同比增长了6%。约有1.11亿的劳务移民流向高收入国家，占比67.9%，下降 6.8个百分点。这与近年来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高收入国家不断收紧劳务移民政策有关。流出国的劳动力短缺，侨汇形成一定经济弥补。

家庭移民仍为永久性移民的主要渠道，但规模略有收缩。报告显示， 2017年，流入OECD国家的家庭移民和家庭陪伴移民合计约有200万人，占比高达41%；其次是自由流动（28%）、人道主义（14%）、劳工（11%）。随着主要国家移民政策的整体收紧，家庭团聚的移民审批手续变得更加严格，移民规模开始出现小幅收缩。2017年美国家庭移民数量下降6%，新西兰、爱尔兰、挪威和韩国分别下降22%、20%、7%和5%。相比劳工移民，家庭移民的社会贡献度往往更低，这主要体现在相对较低的就业率与市场薪资水平上。

国际移民管理体系取得一定成效，区域间协同机制作用仍然有限。《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帮助各国制定有效移民应对机制和协同方式。《东非共同市场议定书》等区域协定促进了地区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经济发展。欧洲极右翼势力抬头导致的多国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以及IOM的AVRR项目受助人群的减少（2018年同期减少12%）。

人才大战日趋激烈

报告显示，世界主要移民目的地的政策趋同。“人才战争”日渐激烈，引智政策逐步升级。

比如日本，针对高层次人才设立“高度专门职业1号/2号”签证，并通过构建高层次人才积分制度进一步扩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规模；日本通过调整积分标准及增设加分项降低高层次人才资格门槛；放宽签证条件；迅速获得永居（积分70分以上3年，80分以上1年）；提前完成其在《未来投资战略2017》中提出的在2022年底前引进2万名高层次人才的目标。

英国则取消人才签证的每年度发放上限，取消人才签证申请者必须在抵英前确定其就业去向的限制；推出全球人才签证、创业签证和创新者签证；全球人才签证持有者工作3—5年可申请永居；新签证对申请人的英语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反映出英国期望创业人才更好地融入当地。

多数欧盟成员国在2018—2019年间先后修改法律，放宽非欧盟科研人员及学生在欧盟成员国境内流动的条件：其中，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简化了在本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非欧盟留学生申请暂住许可和工作签证的流程，瑞典等国则宣布放宽对研究和高等教育人士居留许可的发放限制；西班牙、意大利、丹麦、法国等国为外国创业人才提供签证与孵化器支持。

美国则将绿卡配额向职业移民转移，将高技能移民占比从12%提高至57%；设置移民积分制度，根据申请者年龄、文凭、技能水平等指标评定相应分数，择优发放绿卡；通过《2019年高技能移民公平法案》，吸引科技人才。

赴欧移民存量增速明显

2019年聯合国经社部发布关于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报告显示，中国大陆以约1073.23万的输出移民成为世界第三大移民输出国。亚洲作为主要输出来源区域增速明显放缓，由2010—2015年间的7.36%下降至2015—2019年间的0.16%。同时，北美作为传统移民目的区域，其同期增速也呈现显著下降，由30.95%跌至8.09%。

美日加仍为主要移民目的国，新加坡移民存量锐减。从输出目的国家分布看，除中国大陆迁往中国香港的227.23万人及迁往澳门的29.76万人外，2019年中国大陆输出移民前20大目的国构成无明显变化，美国以288.92万人占据榜首，其次是日本的78.48万人以及加拿大的69.15万人。对于移民输出前20大目的国的梳理发现，其中发达国家13个，发展中国家7个，发达国家占比略高于发展中国家。2015年、2019年中国大陆输出移民前20大目的国，见下表。

根据2019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8—2019学年在美中国留学生数量达369，548人，占国际学生总数的33.7%，继续蝉联最大国际留学生生源国；而根据《2019年英国留学生报告》，中国大陆留英学生总数达到10.6万人，占全英国际学生总数的23.2%，增幅达12%，成为第一大来源国。低龄留学规模逐步扩大趋势愈发显现。近十年来赴美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人数增长了98.6倍，远高于本科阶段的14倍。可见，出国留学热潮不退，移民年轻化趋势显现。

而由于受美国移民政策影响，近年来中国赴美投资移民急速下滑，签证占比持续下跌。尽管从职业移民中的EB-5签证类别（投资移民）来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该类别签证的主要来源国。根据美国签证年度报告统计，2019年，中国获得EB-5签证的人数为3，894人，是自2015年以来的连续“五连跌”，而其占全美同类签证的比例更是进一步“缩水”，由2015年的86.81%下滑至2019年的49.36%。

全球征税（CRS）计划或影响高净值投资移民流向与方式。随着CRS全球征税计划的不断推进，高资产移民将在资产全球配置与移民地域选择上更加慎重，低税收及非CRS国家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新兴高净值投资移民群体合理避税的重要选择。

此外，由于移民服务规模增长迅速，专业化转型也迫在眉睫。近年来，中国输出移民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移民及留学中介行业的蓬勃发展。目前，传统移民服务内容主要偏向政策咨詢、申请运作及投资顾问等。然而，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移民国家的政策收紧，加之信息透明化程度不断提升，移民服务行业不可避免地将遭到新的挑战。传统借助移民信息不对称来打造服务内容的模式将逐渐被淘汰，全链条服务及专业化顾问形式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