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环境中的分众思想政治教育探论

季托

摘 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数字环境既是实践背景，又是技术工具，也是研究对象。在数字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分众化和个性化特征日渐突出，数字技术重塑着舆论格局，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已经成为现实吁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画像、对思想问题进行研判和预测、进行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等，有效提升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但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数字技术也存在着隐私问题、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方法论问题等诸多现实难题。科学建构数字环境中分众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将科技智能与实践智慧相结合，在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深度互动中取得进展。

关键词：数字环境;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3-0118-05

“分众”一词来源于传播学中的分众传播。在传播学中，分众传播是一种相对于大众传播而言的传播方式，不同于大众传播中信息从一点到多点的传递，分众传播是一种多点对多点的传递方式，它体现了承认差异、尊重个性的基本特点[1]。简单来说，分众传播的核心就是根据受众群体的特点进行精确区分，实现内容的精准投放，这一点移植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就类似于人们常说的“因材施教”。事实上，分众思想政治教育早已不是什么新的理念，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进行过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划分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官兵和党员干部等不同群体，根据各自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分众一词之所以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主要缘于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分众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数字环境既是背景，又是工具，也是研究对象，数字环境在赋能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因此，考察数字环境与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应当秉持整体性视角，既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沼，也不能简单地止步于唯效果论。本文从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问题的角度分析数字环境中的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并基于此提出数字环境中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理路。

一、数字化生存呼唤分众思想政治教育

21世纪的今天，數字技术正在加速、全面地融入实体性的生产生活，人类开始全面进入数字时代，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所预言的“比特时代”已然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在数字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分众化和个性化特征日渐突出，数字技术重塑舆论格局，思想政治教育的分众化、精准化实施已经成为现实吁求。

1.数字化生存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化呈现新逻辑。

在数字化生存下，劳动逐渐变成面向数字的劳动，数字实践成为人类实践的最新形态，处在数字环境中的人，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数字产消者。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马克思的话表明，在数字环境中，作为数字产消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相较于单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具有新的特征。数字环境缔造了网状的传播结构，这是一种多向度、多点对多点的传播模式。与此同时，数字人工智能通过将信息服务、受众调查和注意力售卖进行无缝衔接，进行了三位一体的整合[3]。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发生了分化。在数字环境中，处于网络节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接受何种信息、何时何地接受信息，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进行这种选择的同时也在进行数字化生产，使自身的可识别信息汇入整个数字信息流之中，扩充数字信息的内容，这样的数字信息被称为大数据。在反复的数字产销循环中，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界定越来越窄化，并据此通过更加精准的信息投放，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个性化特征更为显著。因此，在数字化生存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人正日益小众化和精细化，且这一分化的依据显著区别于人口学特征——相较于人口学中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间接逻辑。数字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化的主要逻辑直接是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差异。

2.数字化驱动下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机制呈现新特征。

数字技术通过重塑人们交往方式改变着意识形态的传播机制以及民众的意识形态认同机制。一方面，数字媒体通过信息赋权消解意识形态中心化的传播范式。意识形态的传播范式与媒介形态具有内在同构性，建立在传统四大主流媒体即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传播形成了一元化的传播格局。在这一传播格局下，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只要掌握住主流媒体，通过“一对一”“一对多”的单向线性信息传播模式，运用议程设置和信息把关，便能够掌握整个舆论场的话语权[4]。而数字化驱动下的新媒体通过信息赋权使不同的利益主体获得传播主体的身份，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获得传播空间。这逐渐分散了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力，使意识形态传播从“一对一”“一对多”的单向线性传播转换为“多对一”“多对多”的复杂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也不再只是受众，而被赋予了对意识形态信息进行识别、筛选、再生产和再传播的权利。意识形态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开始模糊，把关人的位置也由信息生产端向信息接受端迁移。由此，数字环境中意识形态的舆论格局呈现出显著的“去中心化”和“分众化”特征。另一方面，在数字化的网络环境中，意识形态从讲求语义逻辑规范的理性文字表达逐渐向感性的象征传播转变，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引导越发强调情感催化、价值感召等感性体验方式的重要性[5]。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中国的传播语境中，感性象征传播大多通过碎片化的内容获取用户整块化的时间，在这一作用机制下，人的注意力越来越短，更加倾向于停留在能刺激自己视觉和精神的内容上。如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短视频，通过感染性的配乐、配图和视频剪辑吸引用户眼球，在极短的时间内渲染气氛，调动用户的情感共鸣，并通过算法的精准投放逐步强化或重塑用户的认知图式。

数字化生存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呼唤更加精准化的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以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陷入“过滤气泡”“信息繭房”“群体极化”等风险，保障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数字环境在呼唤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为分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思维和新技术，但现阶段数字技术在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还存在不可忽视的现实难题。

二、数字技术赋能分众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技术在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具有一定的前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分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画像、对思想问题进行研判和预测、进行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等，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

1.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类。

数字技术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和“行为”的可视化呈现对其进行刻画和分类。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由于缺少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进行刻画和分类的数据和技术，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只能依据职业、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进行分类。这种分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它的依据并非直接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和行为差异、需求差异，而是思想和行为的相关性因素，如职业或文化程度。这些依据仅仅是思想和行为的某一单一性影响因素，并且难以体现教育对象思想状况的动态性变化。因此，这一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类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则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类提供了数据和技术支持。在大数据技术中，样本就是全体，大数据能够获取用户全方位的数据，而这些数据通过特定的算法能够转换为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一技术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数据来呈现其思想和行为特征、意识形态偏好、思想需求，并据此进行差异性刻画，会让分类成为可能。因此，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类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呈现方式更直接，体现为分类的依据是通过算法呈现出来的思想和行为差异，结果呈现是静态与动态并存。其次，分类依据更科学，体现为分类的依据是多维度的影响因素交叉综合。最后，分类方式更精准，体现为分类方式能够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求作出调整。以高校为例，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大学生“数据库”， 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根据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基本需求、成长经历等变量勾勒出每一个大学生思想状况的“数字剪影”，然后寻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公约数”，进行合并“同类项”，由此可以更为精准地分层次、分方法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2.数字技术与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专家系统。

数字技术通过建立专家系统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进行问题研判、行为预测、效果评估和简单的规律总结。这在人工智能技术中已经成为可能。专家系统是人工智能领域中应用的较为成熟和广泛的技术，它与模式识别、智能机器人共同构成了当代人工智能最为活跃的三个领域。从技术的角度看，专家系统就是一个“由专门领域的知识库以及一个能获取和运用知识机构构成的解题程序系统”。对应到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中，其专家系统就是在分众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具有专家水平理解能力的程序系统， 这套系统能够像思想政治教育专家一样工作，运用思想政治教育专家在实践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与专门知识， 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大数据，在很短时间内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可能存在的思想偏差、行为倾向作出研判和预测，以提前对其进行引导和干预。在进行适当的干预后，专家系统基于大数据同样能够对干预的效果作出评估，从而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时调整。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呈现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因而对不同对象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应遵循各自特定的规律。专家系统能够通过海量数据识别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特点、话语偏好、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偏好等等，总结出不同对象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规律。在传统的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达到这一效果在短时间内是较难实现的，它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长期的实践经验以及同行间密切的交流合作。

3.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

数字技术能够通过简单的内容生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化呈现。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在于根据对象群体的不同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内容为王”的特点，因此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为保障。数字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分众化生产提供了可能。从应用上来说，人工智能目前已经能够从事简单的内容生产，如早在2017年的“双十一”，阿里集团的人工智能鲁班系统就完成了4亿张海报的制作，其内容生产的高效性令人震惊。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内容生产已经应用到文字、图片、视频和游戏等领域，如国内的各大主流媒体都已经在特定的领域应用智能机器人写稿。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来看，人工智能直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生产就目前来说虽还存在较大难度，但其在已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排列组合、多样化呈现形态的制作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与此同时，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通过数据交互，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内容建构中的特定地位，使不同对象群体的需求能够及时有效地呈现给内容供给端。从理论上来看，这确实可以实现系统优化，弥合供给端与需求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求的差异。

三、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数字技术的现实问题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最新数字技术为分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支持，但真正实现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现实中还面临着价值前提问题、方法论难题和操作性问题。

1.价值前提问题。

一是分众信息的采集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隐私之间的关系。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前提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让渡出自己的可识别信息甚至隐私，尽管许多信息可以匿名化，但在大数据的关联性之下，这些信息又可以被复原。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可访问性、持久性、全面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凝视”带来了严重挑战，日常生活面临数字化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的介入[6]。如果没有边界地采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思想与行为方面的数据，很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暴露在数字技术所制造的“全景监狱”之中，从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相悖。因此，厘清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采集的边界和运用的范围就成了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价值前提。二是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安全视域中，大数据一方面被称为“未来的新石油”，是继海陆空之后的又一“关键性核心资产”;另一方面也被视为威胁的更新工具，给传统国家安全制造更多的风险和麻烦[7]。大数据事关国家安全，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事关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不是散乱的，它经算法整理后呈现出一个国家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的特征和规律，这些数据信息一旦遭到泄露，将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2.方法论难题。

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数字技术存在着方法论难题。一方面，尽管大数据宣称一切皆可量化，但这是一种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它适用的是客观世界，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乎“人心”的政治实践活动，与“人心”相关的思想和价值观是主观世界的问题，属于精神科学的领域。由此便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数据能否像镜子一样客观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的主观世界？思想转化成行为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需要许多主客观的条件，“数字难以体现行为背后如此丰富的内容”[8]。二是算法能否计算价值观领域的问题？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伦理学中的“电车难题”，“电车难题”具象地诠释了数量化的科学在遇到价值问题时的失效。另一方面，大数据注重的是一种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够呈现“是什么”的问题，而难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注重探求人的思想形成发展及其教育的规律，注重的是因果关系，只有找到了因果关系才能科学地理解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握分众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将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与数据逻辑、算法逻辑科学合理地进行融合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要依靠数字技术来掌握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预测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的思想和行为还需在方法论上作出科学的阐释和规划。

3.操作性问题。

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数字技术的操作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据获取的问题，二是专业人才的问题。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数字技术的基础是大数据的获取，无论是对对象群体的分类、思想动态的把握还是行为预测，都离不开海量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就当前而言，这些行为数据的生产主要来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手机、电脑等智能终端，它们往往为少数商业机构记录、储存和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想要真正有效利用这些数据，目前来说还存在较大的困难。也有研究者认为，可以基于一定的场景来收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大数据，如高校可以基于学生在校园场景中的行为记录来建构自己的大数据平台。这种方案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基于某一特定场景下的数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构不成大数据，没有“全样本”“整体性”的特征，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小数据。如校园场景中的数据能体现出的维度往往有限，且容易受到种种条件的规约，学生在校园场景中的行为与在其他场景中的行为很可能是不一致的。因此，仅基于某一场景的数据来进行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分析难以得出有价值的信息。在专业人才方面，数字技术与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分属不同的学科，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要求两门学科间思维方式的交叉融合，需要交叉学科的人才。但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的总体状况来看，这类人才是稀缺的。

四、数字环境中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建构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可见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构成人的存在方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手段和形式，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方式总是与特定的技术条件相适应、相协调。数字化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背景，处于数字环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数字技术走向分众化和精准化，但其应用数字技术又存在着诸多前提和限度。这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科学规划，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将科技智能与实践智慧相结合、将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

1.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数字技术为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航路，但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并不能因此落入技术至上主义的泥沼。尽管从存在方式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总是无法脱离技术而存在，但是作为一项面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政治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作技术化处理。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任何历史阶段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审视的对象。技术环境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数字劳工、数字剥削、数字环境中公私领域的变化都意味着数字技术应当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反思和批判的视野。这表明，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不加反思和批判地投入数字技术的怀抱，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在运用数字技术的同时必须开放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从而避免“只见数字不见人”“只认数据不认人”的工具理性偏向。从具体实施上来说，一方面应明确数据采集的范围、边界和路径，强化数据管理，避免对数据的误用、错用和滥用;另一方面应保持对算法的不断反思，防止思想政治教育被算法技术绑架，使思想政治教育者成为单向度的人。

2.科技智能与实践智慧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需要实践智慧的学问，时、势、事的不断转换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情景是复杂的、变动的。永远处于特定情景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无法通过技术化、程序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它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具备实践智慧。实践智慧凝结了思想政治教育行动主体的价值取向、知识经验、行动方式等多方面内容，它们彼此交融，并在具体的实践情景下展现为“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与“应当如何做”的理性追问的统一[9]。数字技术愈发智能，但智能不是智慧。因此，数字技术在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角色和作用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代替思想政治教育者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但数字技术显然为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实践智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数字技术通过大数据画像、趋势研判等方式助力思想政治教育者“审时度势”。因此，在数字环境中二者只有相互结合才能相得益彰。具体来说，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数字技術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协作机制，一方面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用数字化技术的能力和水平，注重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要科学规划数字技术在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范围和边界，实现数字技术的科技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者实践智慧的有效接榫。

3.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

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数字技术种种难题的破解需要将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一方面，必须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在于对象把握机制，一是通过思想状况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进行分类，并掌握其思想动态;二是探究不同群体形成该种思想状况的原因，并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如何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进行分类，以及为何进行这样的分类就成为关键性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洞悉精神世界的奥秘，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探求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还需夯实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论根基，从而建立两种语言相互转换的中介性通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在探索中前进，分众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也应在实践中不断地对接、磨合和调试。面向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精神的底色，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科学研究从来都不是面对自然科学意义上恒定的客观化物的研究，它始终与实践紧密关联。数字环境中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是同一过程的两面，实践探索为科学研究提供问题意识，科学研究为实践探索提供决策保障。

参考文献：

[1] 熊澄宇.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J].瞭望新闻周刊，2004（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0.

[3]吕新雨，等.生存还是毁灭——“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J].新闻记者，2018（6）.

[4]刘康.“去中心化—再中心化” 传播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双重困境及建构路径[J].中国青年研究，2019（5）.

[5]任春华.网络空间中的感性意识形态： 基本特征与传播机理[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3）.

[6]吴飞，傅正科 .大数据与“被遗忘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

[7]孟威.大数据下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博弈[J].当代世界，2020（8）.

[8]管爱花，孙其昂，王升臻.大数据破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之谜的思考”[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9]杨国荣.论实践智慧[J].中国社会科学，2012（4）.

【责任编辑：雨 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