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文化符号
——以原产性再生产为重点策略探究彝族服饰文化出路

李雨頔，郑雨虹，李吉鑫，何忠倩，唐洪淼

（成都师范学院，四川 成都 611745）

1 昭觉彝族服饰研究背景

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和文化符号，更是其人文精神的体现，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生命意义。凉山州昭觉县素有彝族服饰之乡的美称，理应受到保护与开发，但受制于制作技艺复杂、传统手艺人不足以及地理位置受限，其传承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困境。

以彝族为代表的民族服饰目前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而与民族服饰联系紧密的纺织、刺绣等传统手工技艺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但众多传统手工技艺受到市场化、商业化浪潮的冲击，民族服饰和传统手工技艺在现代机器生产的模式下被抢占大量的生存空间，彝族的毛纺织、擀毡技艺这一国家非遗手工工艺更是处于濒临失传的状态。

基于我国彝族服饰发展现状以及本文主要探讨的凉山昭觉当地的现实情况，探索昭觉彝族服饰文化的出路，对彝族服饰中非遗手工技艺的抢救性保护，不仅能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静态传承走向活态保护，保持昭觉服饰文化标识的特性，振兴当地服饰文化，还能助力当地经济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最终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昭觉彝族服饰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倡导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发展迎来宝贵时机，但由于传承人断层、技艺复杂、传承方式落后、文化认同感低等诸多原因，使非遗在实际的发展中面临着巨大阻碍。凉山的昭觉县，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彝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服饰文化绚烂多彩，彝族服饰被誉为“穿戴在身上的文化”，是彝族人民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智慧结晶，成为昭觉的特色文化。目前昭觉彝族服饰的传承始终受到阻碍，其传承与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的双重境遇。

首先，昭觉彝族服饰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出现了传承人断层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原有的传承人普遍存在着年龄偏高、文化素养不高；彝族青年外流，民间工艺后继无人；特色服饰销售及产业链不完整；对本民族服饰的认同感减弱；学校基础教育中，缺乏对当地文化优势的宣传与普及。

其次，昭觉彝族服饰制作技艺难度大，工序繁复，被统称为“做花”，主要技艺包括有挑花、贴花、锁花、穿花、盘花、滚花、补花等。其中的毛擀制纺织技艺更是因为取材讲究，制作耗费大，成为昭觉著名的非遗工艺。

同时，彝族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主要通过祖辈传承和作坊传承，前者主要是在家庭的内部发生，长辈将积累的制作技艺，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于晚辈。后者是在小规模的作坊中聚集相当数量的制作手工艺人，进行订单的制作与销售。

从文化内涵和政府导向来看，昭觉彝族服饰是极富特色和包容度的文化载体，颜色、花纹、样式都饱含了彝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意识等。彝族服饰的样式和颜色反映出彝族社会中的家支等级文化，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黑彝，通身着黑色服装，以显示出威严庄重；白彝着白色或其他颜色服装。昭觉县委政府，致力于把昭觉打造成“彝族服饰之乡”，牵头举办了两届彝族服饰文化节，组织彝族服饰文化论坛，创办“昭觉青年创业培训中心”，以此来促进彝族服饰文化的研究。

3 昭觉彝族服饰传承困难成因

首先，国家扶持政策单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性质和特点没有区别体现，且鉴定方法相对简单，在实践中容易造成利益失衡。在保护过程中，更注重“输血”的行政保护，更多以补贴的形式给予传承人资金支持，而忽略了传承保护的本质。大部分接受彝族服饰文化与工艺培训的学习者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经济致富，而并非纯粹传承服饰文化与工艺。这和当地的经济现状关系紧密，尤其在昭觉县近几年努力实现摘帽脱贫的大背景下，各界将重点放在了脱贫致富上，而忽视了当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导致当地民族文化传承意识薄弱，缺少完整的传承系统，一旦代表性传承人无法传承给新的传承人，就面临整个非遗项目的断代。

其二，市场分散未形成规模。彝族人口众多，以“大分散、小聚居”方式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及广西四省，又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六大方言区，有40 多个支系。由于支系繁多，所处地域广阔，自然环境复杂，社会发展不平衡，生产经济类型各异，受交通限制，使彝族服饰类型多样、异彩纷呈。但昭觉县与外界服饰市场交流匮乏，导致昭觉当地彝族服饰款式较为落后。除此以外，交通不便也使彝族服饰文化资源的开发变得困难。也使昭觉县与外界服饰市场交流匮乏，导致昭觉当地彝族服饰款式较为落后，进而保持着市场分散且规模较小的特点。

其三，发展彝族文化的经济基础薄弱，文化研究保护机构的建立需要经费。但就凉山州总体经济基础而言，它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与甘孜州、阿坝州一样，是重点扶贫对象，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其次，在彝族聚居的一些偏远山区，人们甚至徘徊在温饱线上。且尽管近年来凉山州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昭觉县在2020 年实现脱贫摘帽，但投入民族文化发展的资金却很少。

最后，人们的意识观念落后，昭觉县当地人没有意识到彝族文化产业的潜力，这直接导致彝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不足，造成彝族文化资源的浪费和流失。其次，昭觉政府对其重视不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费不足；二是彝族文化资源开发保护机构不完善，甚至空置。

4 解决措施

整体融合渐进传承模式，是根据昭觉县服饰文化现状，在借鉴当地成功案例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传承模式。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秉持“整体性”保护理念进一步提出三种传承策略：静态性传承、保护性开发、原产性再生产。其中，静态性传承针对濒危、传承难度大的服饰文化，开展抢救性保护，最大可能以数字化手段记录、保存；保护性开发针对当地具有商业价值的服饰文化，以文旅开发的形式挖掘价值；原产性再生产则是以“整体性保护”理念为主，通过政府支持、学校教育、统合手艺人组织三方面的合力，实现昭觉县彝族服饰文化传承与发展。

4.1 静态性传承

针对当地濒危或较难传承的服饰文化而言，静态性传承则成为首要选择。静态性传承，是对濒危遗产和年事已高、年老体弱的传承人开展的一种抢救性保护。运用科技手段，如摄像、摄影、文字、图片等方式把技艺、制作过程记录下来，最后整合为一个大数据，给予数字化保护，如使用数字化手段大量搜集、整理昭觉县城服饰文化相关资料，对散落于各村落的服饰文化进行抢救，实现“静态式”的保护，对昭觉县服饰文化分门别类进行调查研究，开展对当地服饰征集与布展工作，尤其针对当地国家级非遗项目“毛纺织及擀制技艺”进行全面发掘、研究、改革、发展。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建立网上静态数字博物馆，如实记录当地服饰款式、色彩、花纹的同时保存其制作程序、工艺、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性特征，能够提升当地服饰文化知名度，使具有“中国彝族服饰文化之乡”的昭觉县摆脱“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困境。

4.2 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是指昭觉当地服饰文化通过生产过程得到活态保护和发展。在产品生产、流通、销售的过程中，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当地服饰文化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到传承，也使其保护工作有了可持续传承的内驱力。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以生产性的方式对当地服饰文化进行保护，但如若一味进行开发，使开发与原本的传承相偏离，会导致当地服饰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失去本真。在对当地的文旅开发进行现状分析后发现，可以将当地具备开发能力的服饰文化与旅游产业进行紧密融合，通过“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沉浸式旅游方式，确定“以服饰为吸引力，促旅游发展”的基调，让人们在旅游过程中参与昭觉服饰文化的制作过程并深入了解当地服饰文化。同时，可以打造独特的文创产品，将现代元素嵌入当地服饰文化，从历史背景、文化精神等方面深层次挖掘当地服饰文化的新时代内涵，能够进一步深度挖掘、弘扬当地服饰文化。

4.3 原产型再生产

原产型再生产，指秉承“整体性保护”理念，在静态性传承、生产性保护的基础上，将一些逐渐消失的服饰文化重新以有型化的物化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在深入挖掘昭觉彝族服饰的文化精神的同时，研究其新时代的文化内核，衍生非活态象征意，促进彝族服饰文化的自我认识和重新构建，凝聚民族精神。不仅仅限于昭觉当地单项的服饰文化及与之相关联的诸种条件，还应注重服饰文化与周围环境的依存关系，强调必须将其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一起加以完整保护。

从政府支持的角度来看，目前昭觉传统服饰正在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服饰工艺可以靠自主传承，而行将消失的老手艺，如当地制作服饰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毛纺织及擀制技艺，由于工艺工序复杂，费工费时，目前从事这一技艺的传承人正日益减少中，需要政府积极开展相关的抢救保护工作。

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看，开发课本之外的教育相当重要，即校本课程。在此过程中，逐渐培养当地学子传承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同时也为昭觉服饰文化的传承发展夯实社会基础，储存大量后备人才，进而实现服饰文化的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同时，创新学校校本课程资源，开发校本教材《昭觉服饰之美》，把当地所流传的有关于服饰的民谚童谣、工艺美术纳入其中。

从统合手艺人组织的角度来看，昭觉县当地服饰文化手艺人较为分散，虽有组织但数量不多，因此，设立当地服饰文化工坊，组织开展传统工艺培训，是传承服饰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首先，整合当地手艺人数量，建立档案；其次，手艺人组织成立后，通过彼此交流促进服饰文化创新，做到用“薪”留人，让服饰文化“手艺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手艺在传承服饰文化中获得合理报酬，使其不会心有旁骛或者另择他业，让他们在传承文化中获得价值认同。

5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创新性地提出整体融合渐进传承模式，以期此类模式有朝一日可以真正运用于当地彝族服饰文化保护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新思路。同时，让民族传统工艺及精神内核在传承过程中不忘本、不断根，更好地在文化长河中奔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