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现代分析

2021-04-01 09:22王成进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年1期
关键词:厂商货币信用

王成进

(十堰市审计局, 湖北 十堰 442000)

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机理一直都是经济学、金融学中争论激烈的基础性和前沿性课题。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货币的作用一直都被低估,这与货币在现实经济运行特别是在危机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偏差太大,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饱受指责的重要方面。在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货币的作用仅仅体现在交换媒介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仅仅从实物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以及“知识”的变动方面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实质上都是一种基于“物物交换”的、翻版的“合作经济”[1]。正如Dostaler & Maris所言[1],正统经济学试图创造一种没有货币的科学,货币始终是“面纱”、是中性的。然而,货币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别是技术创新和危机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机理[2]。作为经济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货币的本质、货币形式的演化、货币的职能以及实物货币下货币需要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和分析货币的作用及机理提供了方法论。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货币制度进入银行信用货币时代,“在一个充满银行、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及证券市场的世界中,货币已经完全不同于这些机构出现以前我们所说的货币了”[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高级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3],“信用制度及其所引起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之精细的分析,是在我们本书之外的”[3]。因而,结合时代特征对马克思货币理论进行现代探索就显得尤为迫切。

一、西方主流货币理论的缺陷

1.本质上仍然是实物分析而非货币分析

Schumpeter[4]在《经济分析史中》对实物分析和货币分析进行了严格区分,前者以商品和劳动的物物交换以及其在生产领域中的协作来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过程,而后者则强调经济中的就业、产出、收入、成本都是通过货币计量和实现的,用货币、信用创造及取得货币的成本来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过程。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无论是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以IS-LM模型为基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货币的作用仅仅集中在交易媒介上,不具生产性[5]。内生增长的货币模型也只是从摩擦、交易成本等角度理解货币,即便是强调货币作用的货币主义本身,其观点仍然是实物分析而非货币分析[1]。这显然与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实际作用严重脱节。

2.忽略了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商业银行的信用货币创造功能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都将商业银行的作用排斥在外[6],商业银行的作用仅仅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宏观投资理论都暗含着或(为投资,为储蓄,为储蓄率,为收入,为折现率,为存量资本)的假设,即投资等于储蓄或储蓄减去一定的折旧[7]。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都以货币作为中介,无论是强调交易的费雪方程式还是强调货币存量分析的剑桥方程式,都是假定一定量的货币被多次交易,被多次交易的货币是央行发行的,是给定的,商业银行只是加快其流通速度的中转站,本质上仍然是实物货币时代的基本思想——用储蓄者存放的资金发放给贷款人,忽略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信用创造。实际上,现代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既影响厂商部门从而影响总供给,又影响家庭部门从而影响总需求[8],还是造成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3.忽视了信用货币配置对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前,有效市场假说成为主导货币金融在经济中作用的主基调,货币长期中性、短期非中性早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共识。危机的发生发展促使经济学界开始重视和反思信用货币及其配置的作用,货币和金融的作用逐渐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DSGE)之中。在现代信用经济中,货币主要以金融机构的负债形式存在[1],商业银行对于购买力的创造和分配尤为重要[6]。尽管格林和肖区分了政府债务构成的“外在货币”和私人债务构成的“内在货币”,否定了古典“两分法”,但对“外在货币”与“内在货币”的相对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未作进一步说明。货币的结构及其在经济中如何配置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实质性影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二、马克思货币理论的主要观点

1.货币需求极其重要

马克思用“货币拜物教”来表达货币需求的重要性。“对货币的需求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的需要”[1],“全世界市场都喊,只有货币是商品,像麻鹿叫着要新鲜的水吃一样。它的灵魂叫着唯一的财富(货币)。用金抑或信用货币(如银行钞票)支付的问题,不会影响到货币的饥荒”[3]。“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货币既表现为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样又表现为致富欲望的源泉”[3]。对于资本和资本家而言,“每一个个别的资本都须采用货币资本的形态,并依此开始它的过程,所以货币资本表现为全部过程的原动机”[3]。

2.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适应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

马克思将货币上升到社会关系的层面加以分析,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且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难道货币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3],“每个人行使支配他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持有者,他在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3]。马克思详细地论述了金属货币制度下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量同商品价格、货币流通次数之间的关系。而对于信用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3],“信用制度及其引起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之精细分析,是在我们的计划之外的”[3]。

3.货币在不同部类和阶级之间的配置深刻影响经济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要么处于均衡、要么处于向均衡收敛的观点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经济始终处于要么是危机、要么是在迈向危机的途中,在此过程中,货币的配置至关重要。首先,货币在生活资料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两部类之间的配置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才能得以实现。其次,货币必须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合理配置,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是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的相对缩小,不合理配置必然导致阶级对抗和经济危机。最后,货币必须在产业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否则,过高的利率将导致产业资本家无利可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较大篇幅论述了高利贷对经济的潜在损害。

三、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现代分析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人类的货币制度才彻底地、真正地进入了现代信用货币时代。与传统的实物货币不同的是,现代信用货币不仅在支撑基础上从实物转变为纯粹的信用,而且还表现出一定的结构与层次性——不同层次的信用,国家信用、商业银行信用在信用货币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配置对象、领域的不同将全面深刻地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1.对信用货币的需求仍然是经济中内在的、本质的需求

首先,从最直观的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上看,生产活动的第一步就是要取得货币。无论是通过向外借款、自身积累或出售自己资产和产品,都必须取得货币来购买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形态的循环中所述,第一步必须取得货币换取商品[3],继而发生的一系列生产活动、商品和劳务的销售都是通过货币来计量和实现的[1]。在此过程中,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对“真实分析”和“货币分析”所作的区分一样,就业和产出都是以货币来计量的,并取决于货币收入与货币成本的相对预期,整个社会的报酬结构也是通过货币收入与支出来实现的[1]。对于个体而言,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到市场上交换自己消费需要的产品的物物交换模式已经式微,更为普遍的是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换取货币,再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经济金融中的货币主导权的争夺已经成为国与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竞争的核心[9],“控制所有的硬通货”成为美国冷战时代控制世界的核心战略之一[10]。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强调了货币的重要性,“从来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性的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11]。马克思在阐述“货币拜物教”时也指出了货币的极端重要性:“从观念转化为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3]。

其次,无论货币的形式如何变化,都无法消除人类经济活动对货币的需求。货币形式经历了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信用货币的发展历程,随着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信用货币逐渐以电子货币的形式存在,但正如Smithin所言[1],技术领域的不断进步可以大大改变信用货币所采取的物理形态,但却无法消除对信用货币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源于根植于经济中生产、交换、消费、投资决策中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笔者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不确定性的来源、变化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2],提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人类需求从物质向精神、从生理向心理转换中,由于精神需求、心理需求相对于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具有不稳定性、易变、易受他人影响、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更加紧密的特点,现代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更大、更为复杂。处理不确定性的方式需要通过第三方的信用加以担保——信用货币作为以国家信用、商业银行信用为基础的第三方信用可以承担这一职能,或者通过货币结算的方式完成交易,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才能得以消除,即便是交易双方通过契约方式对未来交易达成一致来应对不确定性,但契约也只有通过结算才能真正消除不确定性。因此,只要经济中存在不确定性,人类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内在的、持久的。

最后,投机需求的存在增加了货币的需求。马克思敏锐地洞悉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投机需求,“资本主义的进步,不但创造了一个新的享乐世界,并还由投机与信用制度开启了突然致富的许多源泉”[3]。Davidson也指出[1],货币与信用、投机及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密切相关。投机性需求是为卖而买的需求,在房地产、大宗商品和资本市场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13],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虚拟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20世纪末虚拟经济总量约为全世界国民生产净值的5倍[14],2010年美国虚拟经济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33%,虚拟经济行业人均创造GDP为17.26万美元,远高于实体经济的10.71万美元[15]。虚拟经济的发展为厂商和家庭部门提供了投资、投机的平台。相对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波动性更强,对货币的需求更大、更为迫切。刘骏民、伍超明就曾提出[16]现代经济中的货币数量方程式应包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部门,即M1·V1+M2·V2=P1·Q1+P2·Q2,(1)注:M1、M2、V1、V2、P1、P2、Q1、Q2分别为实体经济部门和虚拟经济部门的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水平、商品量。大量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虚拟经济部门的投机需求对货币需求的巨大影响。

2.现代信用货币结构及其内在运行机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的流通为立脚点,乃是以汇票的流通为立脚点,并提出,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3]。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大部分货币以银行存款的形态存在,大约占97%[17]。实践中,只是将货币层次划分为M0、M1、M2等来考察货币对经济的影响,而未能从货币的产生到流通再到回收消失的过程来认识货币的作用及机制。在现代货币制度下,贷款先行[5],从事生产的厂商首先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商业银行则以记账的形式而不是提供纸币向厂商提供存款货币形式的贷款,厂商获得存款货币后向其他厂商购买原材料——大部分以转账形式,商业银行将存款计入另一家厂商,购买劳务的存款货币则计入劳动者个人存款账户。厂商再将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给其他厂商或个人进行生产或消费,存款货币又回流到原厂商。伴随着贷款的归还,这笔贷款的使命完成、彻底消失。如果商业银行体系足够发达,厂商从贷款到销售、个人从工作到消费都不需要有形的信用货币,而只是厂商和个人账户中存款货币数字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以银行信贷的方式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信用支持是核心,这显然不同于从央行发行的信用货币以及各种层次的货币如M0、M1、M2来考察货币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斯蒂格利茨就曾说过,货币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与信贷之间的关系[18]。实践中,美国1971-1986年间6次对货币层次重新划分,并最终于1993年正式放弃货币数量控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经济体都放弃了对货币数量目标的控制。我国的实证数据也表明,信贷渠道对经济的影响作用远大于M1和M2[19]。Boyd et al.发现[20],历史上的四次危机证明,商业银行信贷收缩甚至可以预测危机发生的时间。

商业银行的信用货币创造行为与央行发行基础信用货币密不可分,商业银行需要获得央行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货币来支持其信用创造。央行“铸造”信用货币与商业银行“创造”信用货币就构成了现代银行制度下的信用货币基本框架。张晓晶、刘磊[21]构造了信用借据的金字塔结构,在这一金字塔结构中,从上到下的依次是政府借据(即货币)、银行借据(即银行存款)、民间借据(居民、非金融企业、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据),下一层的借据清偿只能通过更高一层的借据进行清算。本文在这一分析基础上提出信用货币的金字塔结构,这一结构分为两层,上层是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下层是商业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两者构成了信用货币的主体结构(如图1)。对于商业银行创造信用货币——贷款而言,一方面要受贷款需求的约束,取决于市场上厂商和家庭部门的贷款需求,同时商业银行还需对贷款项目的风险、收益和成本进行综合考量做出贷款决策;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来自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方面的约束,商业银行必须持有一定的基础货币作为准备金,满足存款准备金率的要求,并在经营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资本充足比率和满足商业银行之间的清算。基础货币对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行为的制约是刚性的、基础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基础货币发行的依据一方面是税收权、金融立法、法定货币法等权力,另一方面是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参与社会管理和市场经济活动。如果说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最初目的是为战争融资、将政府债务市场化[22],那么今天,基础货币的发行更多地考虑通胀率、失业率与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实质上与财政政策并无太大差异,美国的QE政策实际上就是走后门的财政政策[22]。

图1 信用货币的主体结构

在信用货币等级金字塔中,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它由央行名义负债构成,无论管制放松、金融创新还是技术进步,都无法消除这一事实,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是纸质票据、账簿记录还是电子货币都无关紧要,离开它,整个信用体系都将无法生存下去[1]。在质的方面,央行发行基础货币为商业银行信用创造行为提供基础,在量的方面,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行为受到存款准备金率、流动比率、资本充足率、同业结算等限制,但这一限制仅仅是某一时点上存量的比率关系限制,商业银行持有一定量的基础货币可以在一笔贷款归还后再反复多次进行同样的信用货币创造。因而在某一时点上特别是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时考察基础货币与信贷之间的比率关系意义不大。美国在2007年储备上升了50倍,但M0只上升了1倍、M2上升了8.5%[23],我国央行从2009年以来一直在“缩表”,而整个银行体系却一直在“扩表”。

3.现代信用货币作用经济的机制——消费视角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家庭部门主要是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收入,再将收入用作储蓄和消费,储蓄部分又经过银行中介贷给厂商进行投资和再生产。劳动的提供取决于个体对劳动报酬与闲暇活动效用的权衡,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取决于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效用的权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出卖自身的劳动获取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条件,创造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攫取。现实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现代信用货币结构为基础、以虚拟经济为典型特征的复杂金融体系为个人的生产、消费、投资、投机等一切经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金融工具和实现平台。一方面,从收入来源看,劳动收入不再是个体唯一的、甚至主要的收入来源[24],人们通过持有房产、股票、基金、衍生品、理财产品获取收益。根据CEIC数据库的数据,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为劳动报酬收入的1/3,中国与日本相似,财产性收入为劳动收入的10%,考虑到收入分配因素,在高收入群体中,财产性收入甚至已经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从支出情况看,家庭部门在支付必要的消费性支出后,剩余部分形成的家庭财富又以投资、投机的方式借助现代金融工具进行保值增值。2015年美国家庭总资产中68.8%配置于金融资产(2)注:数据来源于CHFS。,日本为61.1%,我国只有11.5%。但我国居民资产配置中,房地产占了7成,由于房地产的居住和投资双重属性,从这一角度看,我国居民财富中用于保值增值、投资、投机的比例并不低。因而,具体分析信用货币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的配置就十分必要。

总体上看,随着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上升,人们对劳动收入的依赖程度降低,将会降低劳动的供给总量,从而降低经济增长水平。随着人们将收入中越来越多的比例用于投资、投机活动,将加大经济的波动,这与当下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率降低、波动加大的事实相符。从结构上看,信用货币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配置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产生深刻影响。从收入角度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阶级剥削和占有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信用货币在收入分配上偏向于资本,就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利于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改善与提升,这将降低经济活动中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更多的资本进入市场进行投资、投机将加大经济的波动。从支出角度看,不同层次收入人群获得信用货币后,由于其支出方向和结构的差异将会对经济增长和波动产生不同影响。低收入群体的支出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理、生存的物质需要;中等收入群体的支出是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满足消费需求之外还会将一部分收入用作投资、投机活动;而高收入群体则将更多的收入用作投资、投机活动,消费支出比例显然要比中低收入群体小得多。如果信用货币配置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不仅能改善其生活,提升劳动力质量,还能增加消费,促进消费升级;如果信用货币配置向中等收入群体倾斜,一方面将提升其消费结构中精神文化消费品的比例,另一方面将使其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投资、投机活动,这将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大经济波动;如果信用货币配置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由于其收入大多用于投资、投机,这将加大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其投资、投机的领域。信用货币在不同收入群体的配置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影响的最终结果需结合不同收入群体的比重和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不可概而论之。

4.现代信用货币作用经济的机制——生产投资视角

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整体投资水平取决于储蓄,投资在数量上等于国民收入扣除消费再补偿折旧后的余额。对于个体厂商而言,投资取决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q值理论和不可逆投资理论从更为现实的角度刻画了厂商实际投资的变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从生产生活资料的第Ⅱ部类和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必须保持一定数量关系的要求,与资本无限增殖打破这一数量关系导致经济危机的视角,从侧面论述了合理的投资水平。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商业银行的信用货币创造使得储蓄不再成为投资的约束。何问陶、王成进提出[24],投资已经从“储蓄约束”转化为“消费约束”,在当代经济中,对投资构成硬性约束的不仅仅是消费,还应包括投机需求。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信用货币过度流入虚拟经济领域对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已成为当代经济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信用货币在虚拟经济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之间、在不同生产效率厂商之间的配置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产生巨大影响。

经济虚拟化已成为当代经济的典型化事实,虚拟经济一方面发挥价格发现功能、优化资源配置,甚至直接创造GDP[25],但过度虚拟化又是造成实体经济失血、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根源。从商业银行层面看,金融机构的资本仅有15%用于实业投资[26],从厂商层面看,非金融企业利润积累渠道虚拟化已成为当代经济的典型事实[27]。对于具体厂商而言,投资于实体经济领域还是虚拟经济领域取决于实体经济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风险和收益的相对权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物质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进入平稳的增长期,如果不考虑创新经济,实体经济的利润将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资本供给过剩和竞争下,收益率逐渐降低。实体经济领域相对于虚拟经济领域收益低、波动小、周转慢、流动性差,“一夜暴富”的可能性低。因而,一旦虚拟经济进入上升通道,其相对于实体经济领域的吸引力不断增大,厂商必将加大对虚拟经济领域的投资。随着货币不断流向虚拟经济领域,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不断扩大,一方面,需求增长将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将会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成本,从而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造成虚拟经济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当投机达到某一临界点时,投机收益无法实现就会出现危机:一方面,虚拟经济领域“价值回归”,另一方面,从事虚拟经济领域投资、投机活动的厂商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将拖累其在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项目,危机从虚拟经济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传导。这就是当代经济危机发生、传导的真实图景,显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因生产过剩而导致的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相反,如果信用货币配置向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向创新性领域倾斜,将会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又通过现代金融工具、通过资本化定价的方式促进虚拟经济的膨胀和发展。信用货币应如何在虚拟经济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进行配置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减小经济波动?从总量上看信用货币总量不宜过大,实践中,当信贷超过GDP达100%时,就会对经济产生负向作用[28],同时,虚拟经济自身的发展可持续,不能对实体经济领域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

信用货币配置是否按生产效率从高到低在厂商之间进行配置将深刻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波动程度。如果信用货币按生产效率从高到低在厂商之间进行配置,一方面投资收益有保障,促进信用货币不断被创造和提供出来,另一方面高使用效率项目的实施将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如果信用货币不能配置到高生产效率的厂商,而是配置给低生产效率厂商,不仅影响信贷资金的收益、增加风险,从而影响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积极性,同时又使得经济中大量有效率的项目缺乏资金无法实施,使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信贷资金长期配置给低效率厂商还会增加违约风险,加大经济波动和危机发生的概率。信贷市场不完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已为学界所重视,现实中,我国信贷市场融资活动中存在的“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和关系歧视[29],导致信贷资源过多流入效率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部门,而中小、民营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四、结论与启示

1.结论

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无论货币的形式如何变化,对货币的需求仍然是经济活动内在的、本质的需要。信用货币不仅是国家竞争的主要领域,在厂商生产、投资、投机和个人生产、生活、消费、投资、投机活动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信用货币的需求源于人类需求从物质向精神文化转换,投资、投机需求的增长以及虚拟经济泛化所导致的经济中不确定性的增加。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商业银行以基础货币为基础进行信用货币创造,以贷款形式提供当代信用货币的主体就构成了当代信用货币产生的内在机制。信用货币的配置对象将深刻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向劳动而不是资本倾斜、向中低收入群体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倾斜将提高劳动者素质,并通过其消费、投资行为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经济波动;向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虚拟经济领域倾斜、向高生产效率而不是低生产效率厂商配置将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经济波动。

2.启示

货币作为一种金融权利或金融选择权[30],应结合货币发展的时代特征,对当代经济中货币产生的过程、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人的发展的具体影响作出时代回应,这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解决现实中的具体经济问题都十分必要。本文只是一个框架性分析,尚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分析,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要确保基础货币的功能和发行主体的权威与完全排他性,作为信用货币的基础部分,保护其核心作用不受其他支付手段(如比特币)侵蚀、不受外国主权货币威胁事关一国金融经济基础的安全;二是高度关注商业银行的信用货币创造行为,特别是要协调好我国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与信贷投放对象、领域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三是要密切关注投机行为,特别是虚拟经济领域的投机行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虚拟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31],适当的投机有助于活跃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但要将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四是要优化信用货币配置,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让信用货币更多地配置于中低收入群体、劳动者,更多地配置于更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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