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逝的1987年秋天说起

远人，197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作协会员。有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近千件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星星》等海内外百余家期刊和数十种年度最佳诗歌选本。出版有长篇小说、散文集、评论集、诗集等个人著作23部。现居深圳。

一件发生在1987年秋天的事我总时常想起，也常常对一些新朋旧友提及。那年我念高一，刚刚写诗，不记得从哪里听说有本《朦胧诗选》的诗集特别有名，就去新华书店想买一本。但书店早没有那本诗集出售，倒是有本砖头厚的名为《诗歌总集》的书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请柜台后的售书员拿下之后，手摩挲着封面，心中涌上一种古怪的感觉。这本书的封面除印刷着书名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名之外，还黑体印刷着一行“〔智利〕巴勃罗聂鲁达著”的字样，翻开扉页，文字增加了“王央乐译”四字。我当时的困惑是，我面对的诗行究竟是谁写的？如果是聂鲁达写的，他根本不可能用中文写作;如果是王央乐写的，他又明明只是将一种我看不懂的字母文字转化为方块汉字的译者。诗歌中频繁出现的那个“我”究竟是谁？

犹豫片刻后，我把詩集还给了售书员。

在我当时很模糊的感觉里，我可以去读翻译的小说和散文，毕竟，那些作品里的事情和地点都明确属于那个原作者的经历，我能从中读到很陌生又很生动的场景和生活。诗歌则不同，它应是一个人思想的表现。如果我面对的句子连真正的作者也确定不了，我怕会读到一些无法进入我内心深处的东西。

于是接下来的好几年，我读诗歌只读国内诗人的作品。当然很幸运，那时候的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欧阳江河们的诗歌以及《诗刊》《星星》《诗歌报》等刊物完全可以满足我的诗歌需求。我也产生了可以不去读翻译诗的想法。在当时年龄的限制下，对偶有接触的普希金、泰戈尔、纪伯伦等人的诗歌非常不以为然，觉得他们那种垂直的线性抒情根本比不上国内诗人的创作水准。

再次听到翻译诗歌是在1994年春天，经《诗刊》王燕生老师介绍，我结识了当时工作在长沙工程兵学院的诗人起伦。我们第一次见面散步时，起伦就随意问我喜不喜欢里尔克的诗。我闻言有些尴尬。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奥地利诗人的名字。我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他，更没有读过他的诗。我还告诉起伦我对翻译诗歌产生的“作者困惑”，我不去读翻译诗的原因就在于这一困惑从未消散。我特别记得那天散步结束后到起伦家里，起伦拿出一本《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的诗集，将其中的里尔克部分翻给我看。看得出，起伦特别喜欢里尔克，但我对翻译诗仍有种不自觉的抵触。另外，仅靠当时几首诗，我还读不懂、也理解不了里尔克，所以起伦建议我去买的那部“流派”诗集我也没有去买。

真正让我对翻译诗产生心动瞬间的是1995年，读到某期《诗歌报月刊》时，刊出的董继平翻译的几首勃莱的诗歌。尤其第一首《与友人畅饮通宵达旦后，我们在黎明荡一只小舟出去，看谁能写出最好的诗来》令我惊异。我承认，这首诗首先是如此长的题目吸引了我，我才认真去读那首诗，读完后心里有种惊异，这首译诗表现出的意境太强烈、也太优美了。我平时读的唐诗宋词不就特别强调意境吗？我回想自己当时的刊物阅读，真还极少见到哪首汉语诗歌有如此强烈的意境之美。

我脑中闪过一念头，我对翻译诗的看法是不是太过无知了？

不过，念头也只是闪过，勃莱给予的触动并没有化为我对翻译诗的阅读热情。

然后又过一年，我再也忘不了的1997年春节将临时，我去当时有名的黄泥街图书批发市场购书。在一个书摊的醒目位置上，摆放着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我那时对博尔赫斯的小说正处于着迷阶段，毫不犹豫就买了。回家读了《小说卷》和《文论自述卷》，对第三本《诗歌随笔卷》迟迟未读。某天看着书架上那部《诗歌随笔卷》，心想看看他的诗歌无妨。

我随意从中间翻开，书的左页是《我的一生》，右页是《维拉·奥图萨尔的落日》。

就是这两首诗，“我深信这就是一切而我再也见不到再也做不出新的事情。/我相信我日日夜夜的贫穷与富足，与上帝和所有人的相等。”（《我的一生》），让《维拉·奥图萨尔的落日》中的结句“突然间有多少国土：原野，天空，郊外。/今天曾经有过的财富是街道，锋利的日落，惊愕的傍晚。/在远方，我将重获我的贫穷”映入眼帘。我感到的震动至今还记忆犹新。我猛然确认了，这不是一个汉语诗人能写出的诗。这些诗中的“我”，除了博尔赫斯之外，不会是他人。我从他的小说和自述中，还从他的传记中，已经了解了这位阿根廷作家，所以我确认不是自欺欺人。这些诗句与他的其他作品主题如此一致，甚至到惊心动魄的地步;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译者陈东飚将他诗歌中的神秘感、梦幻感、时间感、寂静和寂寞感译得流畅无比。我突然感到，这些诗是博尔赫斯写的不错，它们不同时还是一首首精致完美的汉诗吗？因为我是在汉语中体会，所以它们是博尔赫斯笔下的另一种汉诗。

从那以后，我终于摆脱了长达十年的翻译诗困惑。今天回想，我真是困惑吗？答案是否定的，真正的原因是我事先觉得诗人的内心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于是我事先假设了一道不想去跨的门槛，也就事先拒绝了来自世界诗坛的优秀之作。我长年的拒绝不过在说明我的目光短浅，它也让我体会到自以为是有多么可怕。

当这道门槛迈过，我陡然间发现诗歌翻译和其他翻译其实没什么两样。小说和散文既有优秀的译本，也有质量低劣的译本。诗歌同样如此。阅读翻译诗，要求作为读者的我们有辨识优劣的眼光。阅读优秀的翻译诗，对眼界的开阔真是太过重要。而且，就翻译的价值功能来说，谁又敢否认它是在丰富我们的汉语，让我们看到汉语的另一种魅力？颇为奇怪的是，眼下国内诗歌界有不无嘲讽意味的“翻译体”一说。我不太认可这一说法，因为用任何一种方式来写，中国诗人始终是在使用汉语。尤要强调的是，从翻译文本中汲取营养，不是始于今天，所以今天的汉语诗人决不会因汲取了译文表现手法而损害汉语本身。就像博尔赫斯的陈东飚译本，就让我感到博尔赫斯的诗歌魅力，也从此改变了我的诗歌阅读。

从1997年开始，我重新寻找那些因忽略而失去的翻译诗集。很感庆幸和意外的是，随后几年，长沙有好几家旧书店出现。我在那里花很低的价格买下了布罗茨基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帕斯的《太阳石》、帕斯捷尔纳克的《含泪的圆舞曲》、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塞菲里斯的《画眉鸟》、叶芝的《丽达与天鹅》还有《艾略特诗选》等一系列喜爱至今的翻译诗集。我最忘不了的惊喜是，2000年某天，在旧书店居然看见一本尚无人翻阅过的《诗歌总集》，我立刻付了8元人民币买下。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部恢弘、译笔出色的诗集阅读中。我不无懊恼地想，如果1987年我就买下了这部诗集该有多好！据说这些诗集在孔夫子旧书网均有出售，但都贵得离谱。我刚才特意去看了看，《诗歌总集》标价达两百多元。我的想法是，它真值那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