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为何对国民党失望

2021-04-01 14:04陈立旭
文史博览·文史 2021年1期
关键词:同盟会梁漱溟袁世凯

陈立旭

1911年,梁漱溟参加同盟会,是京津同盟会的骨干分子。同盟会为了用自己的政治理想影响北方民众,在京津地区创办了《民国报》,梁漱溟在这家报社当编辑兼记者,写过不少宣传孙中山思想的文章。

民国成立后,许多同盟会会员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于是不再思进取,转而对政治采取消极态度,一些同盟会会员开始一门心思为自己当官发财着想,有的人甚至被袁世凯用高官厚?收买。同盟会内部腐败现象开始出现和蔓延。已是同盟会会员的梁漱溟对此很是不满。

1912年,孙中山、黄兴到北京出席同盟会改组和国民党成立大会。

梁漱溟早就仰慕孙中山、黄兴两人大名,当孙中山、黄兴到达北京时,梁漱溟怀着激动的心情与许多在京的同盟会会员一起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

但接下来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大会,却让梁漱溟大失所望。这次大会是1912年8月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的,大会的议程包括审议改组计划,通过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人等。此时的国民党,实际由5个团体组成,即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以同盟会人数最多。大会顺利通过了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的国民党五条施政纲领。

之后,在讨论、通过党章时,因党章中没有提到可以吸收女党员,而同盟会历来都是重视女权,一直是有女会员的,到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当场对此提出质问。主持会议的宋教仁被问住了,这使得女会员们更加恼火。这几位本来就很泼辣的女将,盛怒之下一哄而上,登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讨要说法。会场闹哄哄的,会也开不下去了。正闹得不可开交时,外出办事的孙中山回到会场,女将们这才罢手。

接下来是选举党的负责人。在工作人员向到会人员分发选票时,黄兴、孙中山根据会务安排先后发表演说。黄兴讲得很短,孙中山讲演的题目是《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威望高,口才好,主持会议的人为维持会场秩序,避免再起风波,就希望孙中山讲得越长越好,最好一直讲到收回上千张选票、做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时为止。于是主席台上便出现了有趣的场面:大会工作人员之一的张继,牢牢钉在孙中山身旁,每当孙中山露出要结束的话头,张继就揪揪孙中山的衣服,示意他继续讲下去,如此反复多次。因为天热,穿的又是西式大礼服,孙中山在台上不断地喝水,擦汗。这次大会开了整整一天,会议一致选举孙中山为国民党中央理事长,当时只有他一人是全票当选。

这一次改组,包括梁漱溟在内,大家都由同盟会会员(或其他组织的成员)变成了国民党党员。这次会议,使得梁漱溟对国民党的内部组织管理,以及党员之随意,都有一定看法,他认为,这样松散、混乱的政党,是很难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

最终促使梁漱溟对国民党的印象发生彻底转变的,是1913年4月8日召开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第一期常会。当时国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加起来近800人,人称“八百罗汉”。其间,作为记者的梁漱溟经常去参、众两院采访。当时国民党有一个参加众议院议长竞选的人选叫张耀曾,他是梁漱溟母亲的堂弟,梁漱溟称他为“熔舅”。有了这层关系,梁漱溟就总是去张家,从张耀曾那里打听国会的一些内幕情况。

从张耀曾那里,梁漱溟得知,当时议会的议员中,国民党党员占多数,但这些议员大多腐化,国民党议员内部也经常发生争斗。袁世凯和右翼政党借机收买国民党议员。外地国民党议员一到北京,便有三方面的人为争夺、拉拢他们而出面接待。这三方面的人一是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的人;二是左翼政党国民党;三是操控于梁启超、汤化龙之手的右翼政党进步党。不少国民党议员经不起金钱、美女的诱惑,到北京没几天就投入到袁世凯和进步党的怀抱。当时北京有一家袁世凯资助、由议员康世铎主持的《民视报》,每天在一版报眼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方法颇为特别:今天报道三人脱党的姓名,明天如果又有三个,就把六人的名字进行登报,以此类推。这样,越到后来,罗列起来的名字就会越多。袁世凯想以此来打击国民党的声势。而且那时“八百罗汉”每人每月可拿到500大洋的月薪,这使得一部分议员成天在八大胡同(当时妓院的集中地)花天酒地,名声极坏。

国民党议员内部的矛盾,还表现在众议院议长的选举上。国民党国会正式成立后,参议院很快选出了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但众议院的议长由于国民党内部争夺激烈,迟迟没能选出。加之袁世凯从中收买、操纵,在争议一个多月以后,众议院落入右翼政党之手,选出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汤、陈二人都是进步党人。

国会正式成立后的另一项任务是制定一部宪法,以替代《临时约法》。参、众两院各推定5名议员在天坛起草,时人称“天坛宪草”。这部“宪草”是根据国民党和进步党分别拟定的宪草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国民党方面的执笔人是张耀曾,进步党方面的执笔人是梁启超。“天坛宪草”的基本精神与《临时约法》一致。袁世凯曾派施愚等人干预“宪草”的制定,但被议会拒绝了,袁世凯对此十分恼怒。正当“天坛宪草”准备交付参、众两院讨论的时候,袁世凯于1913年6月先后下令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乱党”(指举行“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有联系,下令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书,随后又下令解散国會。

尽管后来梁漱溟脱离国民党走上了另外一条政治道路。但晚年的他对自己参加同盟会的这段经历一直难忘。20世纪80年代,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汪东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辛亥革命是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创民国的了不起的举动,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大英雄。”梁漱溟还希望青年人要继承辛亥革命时革命志士立志为中华崛起而牺牲奋斗的精神,他说:“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是当时许多仁人志士和热血青年的志向所在。辛亥年代我不过是一名十八九岁的青年,但已为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忧虑、探索经年,辛亥革命之火也把我卷了进去。我个人做的事微不足道,但我所耳闻目睹的人和事,却终生难忘。”“75年前,我也是一名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当时与我差不多的同龄人,后来经过种种磨炼,才逐渐成熟,找到自己要走的路,其中许多人为国家、民族做出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贡献。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信念是爱国家、爱民族,有了这个基本而且不动摇的信念,才能谈及其他。如今是80年代了,情况虽大大不同,但爱国家、爱民族、爱科学、爱文化,树立信念,确立目标,并为之奋斗不息,这对于每个年轻人恐怕还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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