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印

袁杰伟

引子

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

最早可以追溯到结绳记事。

古人为了要记住一件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以后看到这个结，他就会想起那件事。

结绳记事之后才有文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中国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是中国及东亚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商代文字的一种载体。之后有金文，是铸造在殷商与周朝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朝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然后是简帛文，是秦至汉初保留着篆隶写法的、刻在竹简或写在布帛上的文字。“简帛”连言，自古而然。现代学者也常常把简、帛相提并论。西汉时期（前206年）中国已经有了造纸术;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及敝布、渔网等原料，经过搓、捣、炒、烘等工艺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这种纸，原料容易找到，又很便宜，质量也提高了，逐渐普遍使用。

印，当然在文字出现之后。最早的文字印是印章。印章在先秦时就有，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在结扎处放黏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称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这是当时保密的一种手段。纸张出现之后，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碑石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很有启发作用。刻石的发明，历史很早。初唐在今陕西凤翔发现了10个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秦国的石刻，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东汉以后，石碑盛行。拓片是印刷技术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古人发现，在石碑上盖一张微微湿润的纸，用软槌轻打，使纸陷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纸上轻轻拍打，纸面上就会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样的字迹。这样的方法比手抄简便、可靠，于是拓印就出现了。

印染技术对雕版印刷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纹图案，用染料印在布上。中国的印花板有凸纹板和镂空板两种。这种技术可能早于秦汉，上溯至战国。纸发明后，这种技术就可能用于印刷方面，只要把布改成纸，把染料改成墨，印出来的东西，就成为雕版印刷品了。印章、拓印、印染技术三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再加上中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雕版印刷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到了唐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在国家统一、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大量的需求。所有这些都为印刷术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发明雕版印刷术，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早期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

北宋时期，毕昇创造发明的胶泥活字、木活字排版，是中国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是对中国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伟大贡献。

继活字印刷之后，印刷术的革命性发展，到了1000多年后打字机的发明和使用。

世界上最早的打字机诞生于1808年，它是由意大利人佩莱里尼·图里发明的。他发明打字机的动机是帮助自己的失明女朋友。后来，这台打字机失传了，所以我们今天无法知道它的外形与结构，但使用该打字机打出的信件至今仍保存在意大利勒佐市的档案馆里。

1915年9月，由山东留美学生祁暄发明的中文打字机获专利。这台中文打字机构造完备，运用灵便，所印字迹尚鲜明。因此，在1915年9月29日被美国农商部特准按照暂行工艺品奖章，给予5年专利，以示鼓励。可是，祁暄发明的这台中文打字机需要把上万字模都放在字盘里，然后一个一个检索打上去，非常麻烦，因此，效率比较低。所以，当时一般人还是选择手抄或油印。

1931年，作家林语堂完成易学易用的中文打字机设计图，但因缺乏资金，未能聘雇技工研发制造。林语堂在1947年制造出这部由他自己命名的“明快中文打字机”。第一部明快中文打字机制成之后，林语堂请若干好友作家试用，大家都赞不绝口，期盼早日量产上市。可惜因当时中国内乱，加上造价过于高昂等原因，未能大量生产。

油印机是1876年8月8日，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 ）獲得的专利产品。第一台油印机是根据蜡纸的材料而设计的。把蜡纸放置在一块平板上，用专用的钢尖笔在上面刻写，刻穿蜡纸平放在纱网上，再把纱网架放在纸上，用油墨辊在蜡纸上滚一下，从而把字印在纸上。20世纪90年代，单位、学校等还在普遍使用手摇油印机进行印刷。1993年上半年，笔者在新化县维山中学教书，用蜡纸刻写、印制了很多试卷。也是在这一年，笔者与两个年轻的同事创办了文学刊物《七里香》（仅出一期），但这期《七里香》是拿到新化县人大一个打字员家里打印的。先在蜡纸上打印，再去油印。打印的字让我们找到“铅字”的感觉。

我相信，那个时候的打字机不仅在我的印象里，也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是一个高大上的东西。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里，打字机是只有吃“国家粮”的城里人才会有的。其实，城市的普通市民还很难看到，准确地说，只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才有。而且，一般的企业单位也未必有。

这样一个高大上的东西，怎么就被一群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新化县洋溪镇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干上了？而且几十年过后，这些农民与时俱进，竟然成了文印行业的主流。为什么那么多有文化有技术的人不去干？为什么那么多吃国家粮的人不去干？是不去干，还是干不过他们？他们凭借的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在北宋，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那是因为柳词确实写出了风花雪月，连他的身后事都是歌女们凑钱办的。人家是拥有无数“骨灰级”粉丝的词作家。加之宋朝文化大环境好，文人有地位，皇帝也不杀文人，所以才有了柳词现象的产生。现在，在中国范围内，到了乡镇一级，凡有文印店的地方就有新化人，甚至新化洋溪人。这样神奇的现象，真是令人着迷。我经过数年的采访，才终于把这个谜底揭开。

第一章 湖南青年“流窜”修钢笔 杭州姐姐爱才收学徒

湖南省新化县洋溪镇寨边村有个叫邹联经的，1946年出生。他的父亲是个给人修钢笔、修锁、补皮鞋的修理匠。邹联经小学没读完，就跟着父亲外出跑江湖。12岁时，他不但会修钢笔，还能在钢笔上刻唐诗和毛主席语录。这可不是雕虫小技，那时候，人人都爱在钢笔上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就凭着这门手艺，邹联经开始走南闯北。

邹联经虽然有修钢笔这门手艺，还顺便学会了修电筒、打火机、钟表、缝纫机，配钥匙等，俗话说，艺多不养身，他并没有赚多少钱，或者说并没有存多少钱。在他的心里，有一个很强的正统观念，觉得要为国家工作才是光荣的。

机会终于来了。1964年底，征兵工作开始了。得到消息，18岁的邹联经立即从外地赶回老家报名参军，他想结束这流浪之苦，以青春热血报效国家。为了得到批准，他特意找到洋溪公社的武装部长，当面咬破手指写了一首诗以表决心：

当兵心决意已坚，赴汤蹈火敢向前。

若如此次参军去，汗马功劳报党恩。

罗部长和部队来接新兵的首长深受感动，祝愿他体检和政审都能过关。邹联经的身体是没的说的，完全合格。可到了政审这一关却遇到了麻烦，有人举报他曾“流窜”外地修钢笔，历史不清白。邹联经有苦难言，不得不承认。他当兵的热血愿望就这样泡汤了。罗部长和部队首长安慰并勉励他，可以在其他岗位为国家做贡献。

新兵入伍之前，邹联经在体检站最显眼的地方贴了一张大字报：

此次征兵入伍，算吾心坚意决。要求又申请，书上观碧血。

恨无识金之眼，分吾雄心红黑。疆场非英雄，江湖当豪杰。

从此，邹联经死了走正统之路的心，决心在江湖上当一个“豪杰”。

有心从戎不成，只好再闯江湖。

1965年春节刚过，19岁的邹联经花5角钱买了一张从新化到金竹山的火车票，将火车票上的“金竹山”换成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以刻钢笔字为生。

刻钢笔字笔者也有过亲历。

我记得1978年在新化九中读高一时，星期天要早点去学校，有时到新化人民电影院附近看会儿连环画，两分钱就可以看一本。有一次伞坏了，跑到西正街修伞，看到一个刻钢笔的，只要5分钱就可以在钢笔上刻一条毛主席语录。于是我摘下钢笔请他刻了一条“为人民服务”，还刻上“毛泽东”3个字。“毛泽东”刻的居然是草体，刻的时候也看不出什么，但刻完后，用一个金色的坨坨在凹处擦几下，然后用一块小布擦一下，金色的草书就出来了，十分好看，我乐滋滋地带到了学校。

至今我也搞不清，那个师傅手里拿的那个金色坨坨是个什么东西。现在各种文创产品都出来了，但这种手工刻字的师傅却见不到了。如果能碰到，我真的还想刻。不过现在如果有，估计20块钱也刻不到吧。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邹联经，或者是不是邹联经的父亲。但我想，那时有这种刻钢笔字手艺的人虽不是很多，但也肯定不止一个。

杭州是个大城市，经济条件比新化好得多，刻钢笔的人排起了长队。邹联经可以刻宋体、楷体、草体，可以刻100多条毛主席语录。客人要刻什么语录，只要说一下，他就能听懂，不需对方重复。邹联经收1角钱一支。那时1角钱可以买3个鸡蛋。

生意好时，一天可以刻100多支钢笔，收入10多块钱。当时，一个普通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10多块钱。

就在邹联经给人刻钢笔的日子里，有一个杭州姑娘在默默地关注他。邹联经在刻字，姑娘在邹联经背后看他刻。姑娘觉得小伙子人聪明、手艺好。邹联经近1米8的个头，英俊帅气，说话直率。姑娘决定帮一帮这个小伙子。

姑娘姓凌，是土生土长的杭州姑娘，当时23岁，在一个街道办的打字机修理厂上班。工人们一般在厂里上班，但有业务时，也可以为客户提供上门服务。一天，凌姑娘骑着单车去为客户提供上门服务时，路过邹联经的摊点，主动跟邹联经打招呼。凌姑娘说：“我看你很聪明，可以学修打字机。你现在刻钢笔，一个月挣四五百元，但修打字机，一个月可以挣三四千元。”

邹联经瞪大了眼睛，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收入高的行业，这简直是闻所未闻，不敢相信。因为他一天挣十几块钱，都和一个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工资不相上下了，居然还有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钱的活？

邹联经望着凌姑娘，从她的眼神里和面相中，读出了善意。他开始相信凌姑娘的话。得知凌姑娘芳龄23岁，邹联经脱口而出：

“我有個姐姐今年也是23岁，那我叫你凌姐好了！”

凌姑娘笑了一下，觉得叫凌姐不太好，因为杭州有的小伙子管年龄大几岁的对象也叫“姐”，这样叫给人感觉比较暧昧。

凌姑娘说：“你就叫我凌大姐吧，比你大这么多。”

于是，邹联经规规矩矩地叫了声：“凌大姐好！”

从此，他们就确定了“姐弟”关系。

凌大姐交代邹联经：“我去上班时，你就悄悄到我们厂里来看，不要作声，要装作不认识我。有人问，你就说是客户。”

邹联经记在心里。从此，他天天到凌大姐的厂里看修打字机。凌大姐外出为客户上门修理打字机时，就会把邹联经带上，手把手地教他。因此，邹联经有时也称凌大姐为“凌师傅”。

邹联经跟凌师傅学了一段时间，凌师傅觉得他长进很快，觉得他不能跟自己学了，决定介绍他到大厂继续深造。

凌师傅的男朋友是上海打字机厂的工程师，凌师傅便介绍他去上海打字机厂维修部学徒学习修理打字机，3个月后，邹联经以优异的成绩出师。凌师傅的男朋友见他学得这么好，想培养他，就说：“光学会修打字机还不行，还要学习修理速印机，现在大城市都用上速印机了。”邹联经一听，非常高兴，又学了一门手艺。于是，凌师傅的男朋友介绍邹联经去海速速印机厂学习修理速印机。又过了3个月，邹联经把修速印机的技术也完全掌握了。结业考试时，几十双眼睛盯着，只有邹联经是外地人。那些学徒都想看看这个外地佬出洋相，结果，邹联经只用8分钟就把坏了的打字机修好，还解决了打字机的一个原生故障。师傅带头鼓起掌来，那些徒弟也佩服地鼓起掌来。这样，邹联经便以第一名的成绩结业。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暗示了邹联经后来会带动、影响整个文印行业。

速印机厂的杨科长对他非常赞赏，说：“你是一块搞文印的好料，你干脆就把文印的技术全掌握了，做一个文印全能手！我介绍你去学习维修光电誊影机。”就这样，邹联经又来到上海誊影机厂，郑经理很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小伙子，马上安排他去维修部学习维修光电誊影机。出师后，邹联经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既掌握了维修机械打字机技术，又会修速印机和光电誊影机的技术员，是一个难得的全能文印行业的维修师傅了。

第二章 赚得大钱回洋溪 传授技术给乡亲

学到全能技术之后，邹联经开始闯江湖维修打字机。立志江湖做豪杰的邹联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洋溪的视野中消失。他去得最多的就是河南，河南人热情好客，没有花花肠子，与邹联经非常相合。邹联经技术好，修的打字机性能稳定，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故障他都可以完美解决，所以有些单位宁愿等几个月也要等他来修。几个春节邹联经都是在河南过的。一过春节，他就买些河南的特产，什么茶油、芝麻之类，装成两个大麻布袋子，一共200多斤。他把两个麻布袋子挂在肩膀上，胸前一个，背后一个，挤上火车，到上海去感谢师傅。一连几年都是如此。

特殊时期，红卫兵坐火车不要钱，这成了喜欢闯荡的邹联经的大好时光。从河南出发，他跑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那时收钱也很容易，只要白纸写个领条，各个单位付账都很快，从不为难他。这也是他长年在外“流窜”，乐不思蜀的原因。

但由于邹联经没有合法身份，他造的假证再高明，终难逃警察的火眼金睛。1976年5月，邹联经被遣送回新化，关进了看守所。1977年，新化县公安局两次将邹联经送回洋溪开现场批斗会。批斗会上，洋溪区政法干部声音洪亮地宣布：“邹联经以修打字机为名，诈骗党、政、军机关现金7000多元。”

台下顿时炸锅了！有的人认为邹联经是搞诈骗赚的钱，也有些人认为他可能是给美蒋当特务挣的。

但更多的人冷静一想，邹联经真有钱呀，他居然有7000多元。而且他“诈骗”的都是党、政、军机关。也有的想，党、政、军机关是这么好诈骗的吗？说不定人家是真修打字机，是为人民服务赚的钱呢！

直到这时，洋溪人才知道，人间蒸发了几年的邹聯经原来是在外面修打字机。看来，修打字机是个赚钱的买卖啊！

这次批斗会，无疑给修打字机做了很好的广告，它让洋溪人内心十分震撼的同时，也在洋溪人心中播下了学修打字机的种子。很多人都想像邹联经一样，学会修打字机，然后去“诈骗”党、政、军机关的钱，因为那里钱多呀！

批斗会过后，有20多人悄悄来到邹联经的家里，要求拜师学徒。邹联经答应了，培训却进行得非常保密。

不久，家中亲戚邹联文、邹振专、邹干丁等要求跟随邹联经到外面去混社会，在干中学。

邹联经便每人收了300元师傅费、外加80斤全国粮票，学徒期2个月，由邹联经包吃、包住、包坐车，签订合同。

那年的春节过后，邹联经带着3个徒弟，像唐僧取经一样，从新化出发，踏上了去往远方的路。他们第一站来到河南漯河市，这是邹联经的老根据地。他们住在舞阳钢铁厂的招待所。在这里修了10多天的打字机，有一天晚上看电影的时候，邹联经被电影中的情节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而邹干丁则哈哈大笑。邹联经大怒，认为他是个冷血动物，对他破口大骂。师徒两人发生争吵，邹干丁遂离开了师傅另谋出路。邹振专也在学徒期满后独自谋生。邹联经带着剩下的唯一的徒弟邹联文来到新疆克拉玛依，一直干到国庆节才回新化。邹联经见邹联文技术好、肯干，帮了不少忙，便给他400元钱，还给了些零钱。邹联文很高兴，给母亲买了双毛皮鞋、给父亲买了件毛大衣，还买了只鹿角泡酒用，再买些葡萄干、哈密瓜之类的新疆特产带回洋溪。

在大家普遍穿补丁衣服的年代，人们认为这么高档的衣服只有中央领导的亲属才能穿，现在竟穿到了一个农民身上。而现实让这些农民不得不信，邻里们纷纷前来打探，得知邹联经一个月挣了一万多元。

那些犹豫不决的村民的心也开始躁动了，那些曾经瞧不上或怀疑这个生意的人，悄悄来到邹联经家里，希望拜他为师。

邹联经是农村出生，亲情和邻里观念极强，地域共同体观念深入骨髓。只要是洋溪人，甚至只要是新化人，就都认为是老乡。所以，前来拜邹联经学艺的人越来越多，开始还只有近亲属才收，后来邻里乡亲也都收了。把技术传授给他们，一批一批地招，一批一批地出师。从此，一批批头脑活泛的年轻农民，穿着一身刻意打扮的劣质西装，说着一口捏着喉咙的塑料普通话，提着一个像公文包大小的工具箱，假装打字机厂的技术员，凭借修理打字机的真本事，开始行走江湖。

其中，也有很多并不是邹联经的徒弟，只是道听途说了一些知识，也胆大包天地行走叫唱：“修打字机——修打字机——”就像是卖北方馒头的一样，骑着单车，拖着一个泡沫箱子，到小区道路沿途叫卖：“馒头！北方馒头！”在这个人们早已解除了饥饿的年代，就是这样简单的叫卖居然生意不错。每到下午，我在房间里就经常听到这样的叫卖声。这也像“磨剪子，抢菜刀——”的叫卖，在这个几块钱就可以买一把新菜刀的年代，居然这种生意也有市场。

后来，那些得到邹联经手把手教的被称作嫡传弟子，而没有得到邹联经手把手教的人（事实上也不可能都做到手把手教，学的人太多了）被称作再传弟子。邹联经的再传弟子远远多于嫡传弟子，这是他自己也没有料到的。

打字机并不是一个家家户户或个个机关都用之物，但这种沿街叫卖确实能够招揽到生意。那些并非徒弟的再传弟子，有一些靠的纯粹是胆子，有的甚至是“团伙作案”：前面叫卖的人把人家的打字机故意弄坏，叫一个高价，主人不同意，他就走了。后面又来一个，叫价比前面那个低一点，于是成交。其实，可能就是一些极简单的故障。而碰到一些无法修好的故障，他们也大胆地拆解，说缺少配件，拿回去修好第二天再送来。有些修不好的可能拿着打字机跑了，作为自己学手艺的工具，有的也确实修好了。这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如果把维修打字机称为洋溪文印的原始积累阶段，那么这个阶段也确实有许多灰色或黑色的故事。

自从洋溪人开始学修打字机，洋溪邮局的汇款单像雪片似的从全国四面八方飞来，凡出去的人一回来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西装革履，油光鲜亮。那个时代，洋溪漂亮的女孩子都以嫁个修打字机的为荣。这些修打字机的人无疑成了许多人的榜样。于是，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徒弟带徒弟，一传十，十传百，邹联经的手艺几年内就传遍了洋溪。

第三章 邹联经回家建砖房“流窜犯”被招安当厂长

1979年，邹联经春节回家过年时，在村里建了一栋两层的红砖青瓦的楼房。那是村里的第一栋红砖房，那时红砖房在整个洋溪都还非常少，大多数都是住的土砖房。当时，一个全劳动力（成年男子）干一天的工分折合人民币才1毛8分钱，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3块多钱。建一栋红砖房少说也要2万块，就是不吃喝，也得一个全劳动力20年的收入才能建一栋红砖房！所以，邹联经家的红砖房非常显眼，这等于又一次用事实告诉村民，修打字机真的很赚钱。

这时国家的政策开始松动，如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政府考虑的重要事情。而邹联经这样的“流窜犯”之所以流窜，无非是为了搞口饭吃，为了发财。从这个时候开始，“流窜”成为政策许可、鼓励的事了。

邹联经是新化有名的“流窜犯”，这时，他们“流窜”的本事进入了政府部门的视野：让他们先富起来，不是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共同富裕吗？在新化这个七山两水一分田的地方，搞饭吃实在不容易，对这样的人应该鼓励才对。1979年，新化县相关领导商量后决定，成立新化县洋溪打字机维修厂，由邹联经出任经营厂长。

从“流窜犯”变为厂长，邹联经十分高兴，他很在乎这个身份。直到现在，我发现邹联经脑子里还是有很强的正统观念，我要采访他，他很高兴接受，认为我是正儿八经的“作协领导”。言谈中，他也很看重县委书记、县长这些地方官员对他的肯定，或者主动留他的电话、加他的微信，或者主动讲有什么困难只管提，他都感到十分温暖。新化在建县前与宋朝官方的军队打了很多仗，但一旦归顺朝廷成为顺民之后，即忠于朝廷，义气当先。新化建县54年后，朝廷发生靖康之难，新化军民在县令杨勋率领下，义勇当先，北上“勤王”。由反朝廷到帮朝廷，这一转变，正是新化人义字当先、正统观念强的表现。县令楊勋壮志未酬，病逝湖北襄阳，新化县民感其忠义，竟然千里扶柩归葬当时老县城附近的白溪，千年之后，至今墓址尚存、保存完好。笔者几年前还亲往祭拜。

每当国家危急关头，新化人必义勇当先。1905年8月，孙中山为救国图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反抗满清，出席成立大会的共90多人，而来自新化一县的代表就达38人，占全部会员代表的三分之一。孙中山为新化题词：“同盟会会员荟萃之乡”。新化籍同盟会会员陈天华为唤醒国人，以身蹈海。1911年，武昌起义战事危急，新化籍同盟会会员谭人凤挺身而出，毅然挑起“北面招讨使”即临时总司令之责，在北洋军的进攻面前稳定了战局，为争取袁世凯倒清创造了条件。

邹联经这种以县域经济发展为重，服从“招安”，并大展身手，这种精神就是重义精神，其与北宋军民，与陈天华、谭人凤的勇挑重责的献身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前来洋溪打字机维修厂学徒的人日益增多，1980年，新化县有关部门决定将厂名改为新化县打字机维修厂。这样听起来就是一个县直属厂家了。其实，主要是邹联经培训徒弟，厂里主要负责介绍信、发票等合法身份认定以及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考核等。从此，新化县的打字机维修也走上了正规化发展的道路。有的学习一个月，有的只学10多天就出师了，奔走江湖赚钱。

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修打字机人员队伍的壮大。1983年，已经有2000多人从事这个行业。到1985年，洋溪修打字机的已发展到3000多人。

第四章 与时俱进修“四通”联经领先搞复印

1984年3月，邹联经因为在湖北襄樊市开了一家卖打字机、修理打字机、打字复印的公司，当时也是上海打字机厂、上海速印机厂、上海誊影机厂驻襄樊市特约维修部，于是，就把洋溪的厂子交给了他的一个嫡传弟子管理。

与打字紧密相连的就是复印。1950年，以硒作为光导体，用手工操作的第一台普通纸静电复印机问世;1959年，又出现了性能更为完善的914型复印机。自此以后，复印机的研究和生产发展很快。静电复印已成为应用最广的复印方法。

1980年之后，静电复印机开始进入国内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复印机销售服务单位已超过1000家，分布在30个省、市、自治区的107个城市。其中，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使用复印机的大约有300家。

1984年，邹联经在湖北襄樊开店时已开始使用和维修复印机时，维修复印机的技术还处于自我摸索阶段。他希望有机会学习复印机维修技术。

1986年6月，邹联经从长沙五一文化用品公司（简称五一文）买了一台佳能270复印机开始搞复印，揭开了新化人发展复印店的序幕。

从这里可以看出，邹联经（包括整个新化文印）并不是技术的领跑者，但总是后来居上，新化人总是成为这个行业的主要力量。

之所以到五一文购买复印机，是因为五一文销售经理说可以安排一名维修工程师去天津佳能公司参加培训。就这样，邹联经自己也去参加培训，学习了技术。后来，邹联经又给襄樊市驻军一个运输团买了一台佳能270复印机，是通过天津佳能培训老师买的，比五一文便宜了3000多元。然后把部队运输团原有的一台佳能400型号复印机以5000元回收。

1986年5月16日，四通MS-2400中文打字机的发布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也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在看完新产品的演示后，他说：“外国有人人都能使用的打字机，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中国人整整丧失了一个机械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四通打字机开创了中国语词处理的新纪元。”

邹联经及时关注到这个消息，他深深意识到，机械打字时代要结束了，要想让大家继续赚钱，必须与时俱进，掌握最先进的技术。邹联经花钱买了一台新的四通打字机，苦学钻研，把四通打字机的构造全部掌握了。

邹联经把四通打字机学会后，把维修部交给大姐打理，自己特意回到洋溪办了一个维修四通打字机的培训班，第一批招收了8个学徒，其中2个免费。由于学习过程中要反复拆装，机器损耗很大。这台四通打字机在培训结束后也就不能用了，收的培训费还不够买这台四通打字机的钱。但这次培训却使洋溪人的维修技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由于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前来学习的人趋之若鹜。修打字机的队伍已呈星火燎原之势，队伍的壮大呈喷涌之势。1990年，这支队伍发展到了8000多人，新化人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流动维修打字机和打字复印大军。这支队伍依然在呈几何级数一般裂变。

邹联经为新化文化产业培训了并不多的嫡传弟子，但这些嫡传弟子培养了大批的再传弟子，文印人才的增长成为裂变之势。今天，新化从事文印产业的人才达30多万之众，以洋溪、槎溪、炉观镇为核心乡镇，覆盖新化全县。邹联经被尊为新化文印产业的“鼻祖”。

洋溪人，有着勇于创新和敢于冒险的血统。新化文印人闯世界其本质是一种谋生存，就像从清朝嘉庆四年毛板船的发明和使用是梅山人为了谋生存一样。用八分厚的木板钉成毛板船，装载160吨的煤炭，顺着多暗礁、险滩的资江漂到下游，一直漂到益阳、武汉，途中九死一生，稍一分神，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梅山人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把煤运到益阳、汉口去，虽然谁都知道吃这碗饭危险大，上船之前船工要签生死状，人在途中出了意外死了，老板不负责，但还是有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走上毛板船，前仆后继。没办法，资江是梅山唯一联系外界的运输通道（虽然茶马古道也经过梅山，但毕竟太短了，马车也只能运茶叶等轻物资）。生存，毕竟是排在第一的啊。

20世纪80年代，贫穷依然像魔咒一样制约着新化人。像100多年前的毛板船人一样，又是洋溪人凭着修打字机闯出了一条新的生路。

第五章   行商变坐贾邹让余开打字店 警官当保安科技街卖复印机

1985年正月十五过后，邹联经的再传弟子、洋溪人邹让余已经有3年在外地流动修打字机的经验。流动作战的辛苦让他想开一个店子稳定做生意。

但当他回到洋溪时，总是不太顺利。他妻子的一个亲戚在贵州凯里，邹让余便和妻子来到贵州凯里，开了一家打字店——湘黔打字机维修中心。

这家打字店当时生意并不好，偶尔有打官司的人来打印诉状。打印一张蜡纸6角钱，一张蜡纸的批发成本要2角钱，零售要3角多钱，邹让余都是批发，打一张蜡纸能够赚4角钱。一天打不到20张，按20张计算，也只能赚8块钱。这已经算是有事干了。

邹让余的妻子是个裁缝师傅，在洋溪的时候，家里就有2台缝纫机、2台锁边机，是比较有钱的个体户。之所以选择到凯里，是因为有个亲戚在这里，这里是个地级市，房租也便宜。到了凯里之后，开始，妻子照样做裁缝，裁缝的生意比打字的生意好得多。

悄悄开张的这个打字店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它是新化文印人开的第一家打字店，也是中国第一家打字店。在此之前，只是机关部门才有打字员，打字业务是没有向社会延伸的。而这个打字店的开张，标志着打字业务向社会延伸了，普通群眾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购买打字服务了。

到了第二年，生意就好了起来，需要请打字员了。到了第三年，请了3个打字员。

1978～198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王永民以5年之功研究并发明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五笔字型”（王码），在世界上首破汉字输入电脑每分钟100字大关并获美、英、中三国专利。1983年后推广普及，使之覆盖国内90%以上的PC用户;他曾5次应邀赴联合国讲学，以“五笔字型”在全世界的广泛影响和应用。

“五笔字型”的发明，使传统的机械打字机和四通打字机被日益普及的电脑打字所取代。电脑打字具有上述两种打字无可比拟的优势。随着电脑打字和复印技术的普及，油印技术也渐渐淡出市场。

上文提到，新化文印人最早使用、维修复印机的是邹联经，他在1986年6月就开始使用了。

2年后的1988年，邹联经的再传弟子龙三沅，已经有了好几年与人合伙修打字机的经验。此时，一个人来到西藏流动修打字机。他看到西藏教委有几台复印机，因修打字机已与西藏教委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便从那里借了一台旧复印机，开始了复印打字业务。

不久，龙三沅看到西藏一个卖复印机的把机器摔坏了，机器放了几个月之后，他们自己修不好，由于复印机是进口的，没有售后服务。龙三沅说：“你卖给我算了。”其实，龙三沅自己也没有把握修好，只是凭着自己对机器的天生的悟性想拼一把，觉得应该可以修好。一台新的复印机要18万多元，对方要了12万元。龙三沅把它全部拆散，一块一块校正，一块一块搞，最终把那台复印机搞好了。自此，他对复印机的结构就有了深刻、全面的了解，可以说是真正的专家了。

复印机这么昂贵，当然没办法普及。

打印机之所以能够普及，走向大众，看似非常偶然。

20世纪80年代末，广东已有很多邹联经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在搞打印业务。邹联经的再传弟子邹联敏就是一个，他在80年代中期就到了广东清远。

有一次，邹联敏意外发现台湾的二手复印机货源非常便宜。他在龙塘发现有复印机的配件。那时打字机上面有小滑轮，和打字机可以配套，就去买来，看到里面有复印机的配件，于是问他们：“这里有没有复印机？”他们说台湾人那里有。他们第一次还不带他过去，买了6台回来，卖给邹联敏。邹联敏把这事告诉了同在清远搞打字复印的邹联经的再传弟子杨桂松，邹联敏和他商量，什么型号、多少钱，杨桂松说可以做。于是，邹联敏再去龙塘，龙塘人就把邹联敏带到了清塘，这里才是台湾人的所在地。为了买复印机，邹联敏特意借了2万块钱。但他看了台湾人的货源后，觉得这点钱简直打汤都少了。

于是，邹联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邹联经的再传弟子、洋溪人曾旗东。曾旗东当时的生意做得比较大，经济实力比较雄厚。

曾旗东通过海关的朋友查询，得知一个叫林举梁的台湾人生意做得最大。他找到林举梁，发现市场价4万多元的4480复印机，在他这里只要2000多元。于是，他大胆地买了50多台。将机器运回之后，他才发现电压是110V的，根本没法用。于是，他开始改装电压、翻新外壳。这样，焕然一新的复印机卖8000多元，多的卖到2万元以上。赚到第一桶金后，曾旗东重点经营高档二手复印机。他从家乡招来20多个人进行培训，还从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请来专家、教授，成立了佳能、理光、施乐、夏普维修中心。到1992年初，他在上海、武汉、北京开了分公司，在全国许多大城市招了30多个代理商。除了销售二手复印机外，还销售高速复印机、大型工程复印机和彩印机。

1993年，曾旗东去美国和加拿大，看到国外的大型图文中心也用二手设备，于是，他把仓库中的高档高速大型复印机、一体化速印机、彩色复印机、数码工程复印机等经过精细化翻新处理，推向市场。国内许多大型图文中心纷纷前来租用或购买。仅1993年，国内销售二手复印机52000台，其中大部分都被新化人买走了。

二手复印机降低了开店成本，开个店只要几万元，挣钱不少。于是，1992年以后，洋溪人开的文印店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布全国各地。

1993年，搞打字复印的洋溪人已达到12000多人。打字也由机械打字转为电脑打字。二手文印设备的黄金期是中国办公文印技术的转型期。当时的二手复印机集中批发地为广州天河科技街，这也是全国最早的二手复印机批发市场。当时从事文印设备经营的人开办有50多家公司，科技街被人称为“洋溪街”。

这有点像上文提到的毛板船时代，民国时期，汉口最多的时候有9万新化人，而新化县城只有3万人。所以，新化人把汉正街称作新化的又一个县城。

1996年，洋溪人在广州在河科技街组建二手复印机销售集团公司，由新化县人民政府派人牵头组建，县公安局副局长带队保安全。

有官方保安全，到广州做二手复印机生意的人便多了起来，一些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地做打字复印生意的洋溪人听说广州二手复印机生意好做，纷纷跑到广州。广州新化人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的建立和壮大，逐渐向全国扩散，从而使得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新化人开的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邹联经觉得从台湾商人手里买二手复印机，还是做的二手生意。他直接跑到日本开了公司，向国内供应二手复印机。

第六章 夫唱妇随夫妻店主打文印市场 单位周边夹缝中都是“打字复印”

由于邹联经在日本开了公司，直接向国内（主要是向新化洋溪人）供应二手复印机，于是，做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的一些新化人，在资金雄厚后，从1999年开始，也不再从台湾人那里进货，而是直接到日本进货。

邹联经的一些弟子还跑到美国，从美国购买二手复印机，然后发到国内，这标志着新化人的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进入了新的阶段。

通过从美国、日本源头进货，新化人建立了完整的二手复印机产业链。在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专门有一部分新化人做二手复印机贸易，源源不断地供应国内市场。

从此，新化人的复印店也是大肆扩张，直至形成遍布全国的复印店网络。通過从美国、日本源头进货，新化人建立了完整的二手复印机产业链。

由于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设备、耗材到纸张等，各环节的价格，新化人无不知根知底，而外人则不知深浅。所以有人说：“去新化人那里买设备和耗材，说新化话的一般会比说普通话的有优惠。”

很多新化人都是从学徒干起，一干就是两三年。这期间，他们熟练掌握了技术和维修，所以当自己独立开店后，几乎不需要维修费用。如果连房租也不用交，那么所需成本可能只有纸张的费用了。打印一张才一两毛，量大1毛，这就是新化人的生意。新化人实在，不求什么商业利润，他们不管这一套，只要有一点点利润，他们就做。毕竟是从苦中来的人，毕竟出来混的首要目的是温饱。

就在我写此文的时候，距我租住地不远的老娄底卫校门口边上，就有一家图文店在闪耀的门上招牌上挂着“量大一毛”字样。便宜，是新化文印店制胜的法宝。

因为在新化人的复印店，大都是家庭经营或者夫妻店，妻子负责打字设计，丈夫负责维修设备，这几乎是标配，因而人工成本也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过去在新化，特别是洋溪，甚至有“女的不会打字难嫁人，男的不会维修难娶妻”的说法。

经营成本低或者不计成本，是新化人制胜的利器，而他们脚踏实地、肯学肯吃苦的精神，才是他们在市场上多年屹立不倒的支柱。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典型的梅山精神，即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他们肯拖家带口，肯背井离乡，肯起早贪黑。他们的店铺很小，但野心很大，甚至敢跟印刷厂抢订单。为了按时完工，有人“三天三夜没合一眼，没吃一口正经饭”。哪个地方的人能够做到这样？

2021年10月，我来到广州五山路天立大厦采访。天立大厦一至四楼全部是打字复印店的耗材批发店，这里是全中国的耗材批发之都。邹让余的批发店就开在这里的一楼，而家就住在天立大厦的十几楼。邹让余自称是第二代文印人，但却是第一个开打字店的人。把他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房产算上，他的身家已经过亿。但就是像他这样的人，生活依然十分简朴。邹让余把我请到家里吃饭。60多岁的邹让余自己是不怎么管事了，自己说是退休了，只是偶尔到仓库去提提货，打一打招呼。但老婆孩子依然很忙。妻子一天到晚在家做好饭，一到中午，儿子或媳妇就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提着电饭锅下楼去，几个人到店里吃饭。正式在家里上桌吃饭的，常常是正在读书的孙辈们。

我在邹让余的陪同下也到龙三沅的店子看了。龙三沅的店子还有点格局，楼上楼下，楼下经营，楼上是董事长办公室。龙三沅的董事长办公室里，摆放了各类古董、新时期的毛泽东像和纪念品，另一面墙上则是毛泽东会见贵宾的一些黑白照片。董事长办公桌后的书架上，摆满了书。一见面，他就找到了拙著《毛板船》，于是一见如故。龙三沅算是混得最好的文印人之一，妻子知书识礼、温柔贤慧、漂亮，一点也看不出是做了外婆的人。若不是事先有知，我简直怀疑是个“二毛”。

但就是这样一个董事长，生活也过得非常简单，中午和员工一起吃自助餐。简简单单，蔬菜为主。

至于那些刚创业的，在城里没有买房子的，生活过得更简单。一处阁楼、一个宽不到3米的“门面”，一个无人居住的用于隔热的“顶楼”，往往就是新化文印人谋生存的地方。他们真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

为了靠近用户，新化文印人分布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周边，在本来人们难以察觉的隐蔽之处，架上“打印复印”的招牌，在那坚守着几平米小屋，让着急打印的职工、大学生，简直有了一种转角遇到爱的惊喜。而价格的低廉，更是让他们喜出望外。所以在高校周边，一到下课或中午、下午放学，打论文的学生挤满了打印店，吵吵嚷嚷的。老板忙不过来，还常常请几个低年级的大学生做助手，工资按小时计费。

这些打印店的老板，大多能够维修，一般的故障，他们三下两下就弄好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售后服务，他们就是专家。虽然他们学历很低，高中没毕业、初中毕业或小學毕业，但他们对这个行当天生的悟性、毅力，使他们毅然投身这个难度颇高的技术行业，丝毫不畏惧，而钻研起其中的道道来，简直是真正的专家！

所谓实践出真知，他们是真正通过实践成长起来的文印专家。

随着时代发展，打印、复印店大都升级为了业务更广的图文店。那些原本只会打印复印的新化人，又一步步学会了制作小至门牌、名片、海报，大至广告牌、展板等各种技能。别人会的，他们也得第一时间学会。

第七章 图文公司主打文印市场 耗材批发洋溪独领风骚

同是新化洋溪的杨文辉是邹联经的再传弟子，也可算是第一代文印人。他的儿子杨静、女儿和女婿也从事文印行业，可算是“印二代”。

2000年，“印二代”已然当家创业。当时，在同济大学周边开打字复印店的杨静，看到出现了价值1000多万元的图文设备，内心深受震撼。细思之，这并不奇怪，因为同济大学的土木系是全国最有名的土木系，它对制图的要求很高，最先进的制图设备自然就出现了。但杨静当时只有几十万的资本，对如此高档的设备只能望洋兴叹。

2002年，国家推出一项规定，以回收钢铁为主的五金电器、打印机、传真机、电传打字机及多种文印设备，被明确列为禁止进口货物。杨静敏感地意识到，这意味着文印产业面临着又一次阵痛和升级。继续做夫妻打字复印店是没有前途了。杨静觉得以一己之力很难混出个眉目，决定联合父亲、姐姐、姐夫一起共同投资到广州开图文店。开图文店的设备一般包括复印机、喷绘机、晒图机、彩色打印机等，投资很大，一台彩色打印机就要100多万元。因为投资太大，杨静的图文店是新设备和二手设备兼用。

图文店与开夫妻打字复印店完全是两个概念，只有一部分实力雄厚的新化人才经营图文店。

不久，在广州开打字复印店的邹联经的嫡传弟子邹联文也淘汰了一批原来的设备，从国外进口高达249万元的彩印机。彩印、晒图、广告制作成了主业务。

2003年以后，夫妻版的打字复印小店慢慢淡出文印市场，图文店（公司）独领风骚。

图文公司发展起来后，向品牌连锁方向迅速发展，小的二三十家店，多的二三百家店，竞天、六九、会天、赛可优、湘印天下、标书五、湘南印业等连锁图文品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城市。连锁图文公司雄踞市场，也是图文公司品牌化、专业化、规范化的一个表现。

与此同时，涌现了诸多以地区联盟合作为主的各种商会，如湖南—北京商会、上海商会、成都商会、包头商会，文印设备的进口不再假手台湾和香港，而是直接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进货。

如此巨大的文印市场，洋溪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他们不甘心文印的上游产业——耗材设备掌握在别人手里，他们既要做客户终端，也要做自己的产业上游。

2006年，洋溪人组建了自己的第一个耗材公司——广州市五联之星耗材有限公司，由当时新化人在耗材行业仅有的五家公司组成。

2007年，洋溪人第一次把全国的文印耗材展销会开到了自己的家门口。这年春节前夕，由新化县人民政府举办，广州五联之星耗材公司承办的文印耗材展销会在洋溪中学举行，展会吸引了全球上百家知名耗材零配件厂商参展。此时，洋溪从事文印行业的人员已超过5万人，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开有5000多家门店。

此后，文印店和图文公司继续爆发，成几何级数处裂变状态。从业人员辐射到槎溪、炉观等核心地带、新化全县及邻县部分地区，到2010年从业人数已超过10万人。

2013年春节前夕，由广州创友公司在洋溪镇举办了“办公设备·耗材展销会”和“文印产业高峰论坛”，世界500强富士施乐公司高管前来主讲。文印行业继续发酵，新化从事文印行业的人员现已超过30万人，在全国开有7万多家图文店。至此，中国的文印行业从业人员已达到顶峰。据创友公司总经理刘道文等分析，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降温、教育“双减”计划的实施，图文店从2022年开始会出现减少的趋势。

第八章 制造设备称雄业界 技术创新精神可嘉

2021年10月，笔者在广州采访时，叶习之的女儿叶琴转述了别人的一句话，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觉得十分经典：“新化的文印庞大，但不强大。”

庞大好理解，人多！GDP的总额大！

不强大，也好理解。一是文印人都是小老板，没有大老板。养家糊口的占多数。二是自己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到现在为止，主要设备都得依赖进口。

但洋溪人素来就有创新的精神，在文印行业，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有益的尝试。

1993年，在云南德宏开复印店的曾文辉，也是邹联经的再传弟子。他在新化人的复印店中是最早之一配备刻字机的。当时在北京购买零件的曾文辉看到刚刚问世的刻字机，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台回去，这为曾文辉带来了不少利润，从而使得曾文辉对新技术和新设备非常敏感，认为一个新设备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从这以后就尽可能添置新的办公设备，搞复印店的多元化经营。

2004年，曾文辉开始投资生产写真机。他第一次见写真机就是在这年，当时在上海参加一个办公设备展销会，他觉得那玩意儿应该有市场，有前途。当时，那台设备是日本进口的，一台要11万多元。他1993年买了刻字机后，在国内复印店基本像引发了一场革命一样，后来几乎所有的复印店都有了刻字机。这样，他就认为写真机应该像刻字机一样，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决定生产。

这就是新化文印人的勇气！回想一下，当初龙三沅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敢于投12万元买一台摔坏了的复印机自己用来练手;曾文辉在第一次见到写真机时，不是想到要买回去使用，而是直接生产！这是多大的勇气、眼光和智慧？2004年，曾文辉在福建厦门投资生产写真机，开始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基本处于组装阶段，即从国外进口配件，在国内组装生产。在生产的过程中，曾文辉发现写真机与绘图仪功能应该可以合一，带着这个大胆的想法，曾文辉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合作，终于生产出了具备写真绘图功能的写真机，这在当时国内属于首创。现在这个设备不仅畅销国内，还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但生产，还敢于创新！自己没这个水平，敢于向国内最高学府借力！这个曾文辉，带来了多大的生产力发展？他不仅制造了国外已有的，还智造了国外所没有的！引领潮流，不断超越自我，这应该是新化文印人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在如此众多的文印人中，涌现出了少数极端优秀的技术领军人物、行业领袖，这实在也正常不过。

邹联经的再传弟子龙三沅说，他对中国文印的贡献就是发明了蓝图碳粉。因为文印市场最初只有黑色碳粉和彩色碳粉，而工程图所需的蓝图则没有所需的碳粉，因蓝图必须要晒，程序复杂，成本也很高。龙三沅凭借其多年的文印经验，加上他自己从事碳粉生产，经过反复试验，发明了蓝图碳粉，曾一度引领工程制图领域。但文印行业也是个技术不断更新的行业，后来，蓝图连碳粉都不需要了，直接用蓝色墨水。说到这里，龙三沅也是唏嘘不已。

邹干丁和曾树深也是通過这种方式走上了办公设备制造的。邹干丁的朋友曾辉从香港购买了一台胶装机，两人认为这个东西应该有市场，因此决定投资制造，他们也走了一条先组装再研发生产的道路。他们生产的胶装机一度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让洋溪文印人兴奋不已。但没过多久，新的胶装设备出现，取代了邹干丁生产的胶装机。

曾树深的打字机零配件生产来自于珠海打字机通用耗材产业的集群效应，全球60%的打字机通用耗材零件都是在珠海生产的，在经营打字机零配件时，曾树深认为有些零配件可以制造，于是开始投资生产。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新化复印产业的从业者都经历了阶梯式发展的各个发展层，比如曾文辉，其先后修过打字机，开过复印店，修过复印机，卖过二手复印机，现在制造写真机，其他新化从业者的从业履历可能没有这么完整，但经历过几个发展层的大有人在。也就是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同时也是新化从业者的生命史，个人的生命编织进了产业的生命史。

第九章    文创产业异军突起 自主产权指日可待

30多万人，产值上千亿，分布在全国。

如何融合这么庞大而分散的一个产业，并使这个产业成为新化县产业增长的重要增长极，甚至成为新化的支柱产业，这样的问题也经常有人在思考，但一直没有人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

无巧不成书，很多重大的事情是在非常偶然的状态下产生的，正像打字复印首先由邹联经学会、授徒并形成一个产业是偶然一样，它的被整合、发生质的飞跃同样是偶然。这个偶然发生在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

2017年，太平洋证券与新化县政府发起成立了新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了整合新化文印的先河，并派新化籍员工罗国雄主持工作。

罗国雄不是邹联经的弟子，也不是再传弟子，只是同为洋溪人。罗国雄是考上大学后参加工作，曾在财政部工作20多年，后来调任太平洋证券工作，作为董事长助理，分管国际业务，并在美国、加拿大工作多年。

同为洋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一个文印情结。

自己在哪就把父母带到哪的罗国雄，在加拿大时被医院告知母亲生病，生命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遵照母亲叶落归根的愿望，身在加拿大的罗国雄把母亲先送回了北京，接着送回了新化，在新化当地的医院进行保守治疗。被国际大医院下达了半年“死缓令”的母亲，在县城小医院的精心治疗下，实际上比“死缓令”的期限多活了整整3年。

在把母亲送到新化县城医院治疗的同时，罗国雄选择了把家乡新化作为扶贫对象，一边扶贫，一边照顾母亲。

正是罗国雄的孝心，使他与家乡新化文印携起手来。

扶贫，怎么扶？怎样才能扶出长效来？怎样才能进行造血式扶贫？这是罗国雄绞尽脑汁思考的。

最初半年多时间，罗国雄一直在考察和调研，对新化的电子陶瓷、小水电、中药材、红茶、旅游等行业都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可行性思考。最终，罗国雄选择了从整融合新化的文印产业入手参与新化的精准扶贫，只有文印产业，能够撬起新化的GDP。他做了一个比较，如果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新化文印产业的GDP统计起来，就可以做到1000亿产值，相当于整个娄底市属各县、市、区GDP的总和。

当然，扶贫不只是把分散的打字复印行业的GDP做个简单的汇总统计，而是对整个产业进行提质、增效、升级、转型。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2017年4月，新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了。

新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湖南省市县三级政府引导、太平洋证券主力投资、广大文印企业家参股。

新印科技立足文印，是文创产品开发商，也是快印服务提供商。公司以创建全球最大快印连锁品牌为目标，以组建线上线下快印网络体系、为快印门店提供线上线下供给侧解决方案为抓手，结合新材料、新设备、人工智能三大科技攻坚战，建设全国快印连锁店均衡布点、线上转线下属地运营的最快捷、最实惠的快印体系。

公司还沿着产品、产业、品牌和文化的规划推进中国快印沿着“一带一路”发展，部署着“世界快印看中国，中国快印看新印”的产业格局。非洲国家文印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公司正携手文印人沿着“一带一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产品、产业、品牌和文化。目前，已在非洲加纳建设了第一家“新印图文广告”的海外生产运营中心和复印机再制造工厂。新复印机可复印900万张以上，再制造复印机可以复印450万张。但成本只是新复印机的20%。罗国雄介绍说，以500张大盒名片为例，中国市场售价45元，加纳市场的报价为500元人民币，新印科技的再制造复印机过去后，可以把价格控制在1/10左右。逐步在非洲国家建设生产运营中心与复印机再制造工厂，实现从产品到运营中心的全产业链布局。

随着“新化文印产业创新品牌建设项目”的成功建设，新化文印产业的发展、新化县经济的成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几年内，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印连锁品牌跃然形成，一个提质转型的文印产业迅速崛起，一批质量发展的文印领军企业陆续登场，一个经济落后的山区人口大县告别贫困后正走向乡村振兴。

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印产业这么普及，怎么说都在“下游”，要用别人的机器，要用别人的耗材，要用别人的软件。

但几年前，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电脑芯片和操作系统，这就是华为公司的麒麟芯片和长城集团的麒麟操作系统。中国人不要再依赖外国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代的革新和贡献。

但是复印机和耗材呢？还是一直依赖外国的进口。这样，中国的信息还是不安全。为此，中国的一家企业一直以来致力于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复印机的研发，一共进行了15年，有了较为成熟的技术。而正在这时，这家公司遇到了发展的瓶颈。新印科技公司成立后，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一举收购了这家公司。2021年6月，新印科技旗下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复印机正式投产，文印历史在悄然改变。从此，华为的麒麟芯片和长城的麒麟操作系统、新印科技的复印机，正式成为国家信息安全的两翼。目前，新印科技复印机，已开始应用于军事、国家机关、邮电、石油等行业，随着新印复印机的量产，它将广泛应用于市场，确保国家信息安全。

在为国家信息安全做出贡献的同时，新印科技的品牌加盟连锁店的数字将日新月异。

那么，新印科技能够为加盟她的快印连锁品牌店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2021年6月上旬，笔者来到位于长沙八一路的新印科技总部采访了新印科技董事长罗国雄。

羅国雄递给我一份公司的介绍，说，新印科技可以为快印连锁店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包括门店选址、设计装修、设备配置、管理导入、销售赋能、供应链供给、设备维护、设计服务、产能服务、订单支持和金融服务等，围绕替门店“省钱、省心、增效”的核心问题，为加盟文印店提供一站式一条龙的服务。

听得笔者怦然心动，只要有决心从事快印行业的工作，有一定技术基础，就可以从事这个行当。如此低的门槛，如此完善的服务，是其可以迅速占领市场的前提。

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我在娄底的家中写一个稿子，想到第二天清早就要交，写完后让妻子拿到小区的文印店去打印。妻子一看，文印店已关门了，但旁边还开着一个小窗口，一台打印机面向街面，旁边贴有“自助打印”的说明。妻子按照说明操作，把文件打印出来了。妻子非常高兴，想不到现在没有人值班也能打印，真是太科技了。

这就是罗国雄说的“夜间值班”，没想到在我采访他之前已经体验过了。

新印科技在全国省会城市建设生产运营中心，通过“互联网+”，把小文印店转化为接单窗口，为文印店提供供应链服务、设计与生产服务、机器维修服务、人才供应与培训服务以及与金融机构联手提供融资服务。此外，新印公司还研发了“我要买”“我要印”“我要修”“我要人才”4大网络服务平台，辅以开设的天猫淘宝、京东快印店引流，形成“线上、线下、配送”的新零售运行模式。

目前，公司上海、长沙、广州、贵阳数码生产中心已经完成建设并投产，上海、长沙、广州、贵阳、福州、杭州、南京、深圳、沈阳、南宁、武汉、西安、重庆、天津、合肥、昆明、青岛、成都等18个大中城市的运营中心正在建设，正在为广大文印店提供文创设计、生产等多方面支持，推动新化文印创新加盟品牌的发展。

据初步估计，5年之内，将有10万家品牌连锁店加盟，加盟的打字复印店数量达到全国打字复印店的50%以上。这不仅让处于分散状态的打字复印店有了统一的后台保障、品牌标志、规范服务，而且，也将成为太平洋证券的扶贫工作的巨大成就。相当于娄底市2019年的GDP产值，无疑将极大地促进3636平方公里、154万人口的新化县实现乡村振兴。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逝世。当天下午，罗国雄接到省委相关部门领导的通知，要求迅速将一幅袁隆平先生的画像制作出来，必须非常仿真，有原版质感。接此通知后，罗国雄为了表示对一代伟人的敬仰，亲自将这幅画做了多种尺寸的画幅，用于不同场所对袁隆平先生的祭奠活动，那位领导检验产品之后，表示非常满意。

在长沙街头，我们看到很多雷锋的画像，但已不是戴着棉布帽子的经典雷锋形象，而是一个一个打扮如“90后”“00后”的活泼可爱的“雷锋小子”，年轻人看了特别喜爱。

在故宫博物院和一些省市的博物馆，人们看到那些非常古老的文物或人物，以卡通的造型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一反过去对文物敬而远之的态度，争相购买。

在新印科技的新化工厂，我们可以看到几十米长的清明上河图高仿版，可爱的抱枕、鼠标垫、手机壳等。

罗国雄说，这就是文创。这些文创产品，甚至会出口到欧美市场。新化文印人要突破文印格局，必须做文创。

现在，老一代的文印人基本上成了“前浪”，新一代的文印人不仅年轻，有的还拥有较高的学历。他们的格局、智慧和技术肯定突破老一代文印人，开创文创的新事业，创造新的传奇、新的世界。

不是尾声的尾声

常言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于近一个甲子以来长年分散经营的新化文印人来说，渴望“合”是他们心中淡然而强烈的愿望。正是这种地缘共同体的观念，促进了新化文印人的“合”。

从2007年开始，在新化洋溪举行了第一届中国印博会，一个全国性的印博会居然在一个县的镇上召开，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这也是洋溪人在全国文印行业地位的一个象征。至2021年，中国印博会已在洋溪镇举办了9届。洋溪，已经不再是传说意义上的洋溪，而是实实在在地成了中国文印之都。

新化从2016年12月26日开通高铁，高铁经过的新化南站就在洋溪镇境内，也就是新化文印的发祥地、邹联经的老家寨边村。

这对于洋溪人来说当然又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如何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兴奋着许多人的神经。

当地领导站在文印产业发展的新高度，提出打造洋溪文印小镇的思路，具体做法是，划定4平方公里的范围，分期建设，将其打造成一个耗材批发、复印机批发、文创核心基地为特色的文印小镇，因为在全国还没有这样一个小镇。这样一个小镇建立起来后，不但是全国文印产业的核心小镇，也具有旅游观光的价值，成为一个真正的特色小镇。这也是实现新化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思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印之都的打造，必将凝聚更加强大的力量，在沪昆高铁上，已有两个“世界之都”，一个是浙江义乌的小商品世界之都，一个是昆明的世界花都。接下来要崛起的，就是洋溪文印小镇，她将成为世界文印之都。

责任编辑/董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