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后家族小说的创伤叙事研究——以《帕维尔的书信》为例

于 月

（江苏理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社会绕不过去的创伤记忆，经历过创伤的人渐渐离世，他们的家人或受当事人委托，或受社会媒体舆论的鼓励去重拾这段创伤家族记忆。本文选取莫妮卡·马龙的《帕维尔的书信》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作家撰写小说的导火索开始研究，分析作者使用的记忆载体，挖掘代际间对反思战争罪行与罪责的不同态度，找出作家在创伤叙事过程中所使用的模式。

莫妮卡·马龙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长于东德，在小说中描述了其外祖父帕维尔在二战中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然而战争结束，莫妮卡的母亲受到东德政府的优待，因此母亲选择对二战及纳粹统治的种种行为闭口不言。莫妮卡作为战后一代，受到六十年代大学生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反思二战时期德国社会犯下的罪行。两代人对反思战争的态度上发生矛盾。小说的作者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战争历史，他们用“后记忆”的方式去记录祖辈身上发生的事件，通过家族小说的形式记录家族的个体记忆与社会的集体记忆的交织和独特性，它们是那段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小人物的真实经历。

二、小说中的战争创伤叙事

(一）创伤叙事契机——书信

在《帕维尔的书信》中，帕维尔与子女们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往来书信被保存下来。起初这些信件由莫妮卡的阿姨玛尔塔保管，在其离世之后由莫妮卡的母亲赫拉保管，直到1994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莫妮卡在整理帕维尔的遗物时发现了它们。信件被再次发现是促发莫妮卡进行回忆工作的导火索，开启了作家对家族创伤记忆的探索与叙事。

（二）创伤叙事史料——书信、照片和口述史

在《帕维尔的书信》中作者莫妮卡·马龙研究自己家族的历史，尤其是与祖父母相关的历史。莫妮卡通过祖父帕维尔与家人的书信、家庭成员的口述史以及探寻之旅来还原祖父母的生活。在写作过程中莫妮卡也融入东西德的历史记载和公开展览的照片，多次与见证祖父母生活的母亲赫拉交谈并记下母亲的陈述。艾格勒（Eigler）解释说，家庭照片集、家庭留存下来的文献、探索祖父母生活过的地方和去世的地方，这些都是回忆的外部媒介。（Eigler 2005: 156-157）。

(三)创伤叙事中的代际冲突

小说的主人公祖父帕维尔出生在波兰，其母为犹太人，因此起初他信仰犹太教，之后改变信仰成为基督教徒。祖母约瑟法出生于波兰，是天主教徒，他们结婚后都成为了基督教新教信徒。祖父母在1905 年移居德国，育有四个子女，玛尔塔、赫拉、保尔和布鲁诺。后来纳粹政权的统治让他们生活困窘，帕维尔因其早期犹太教身份被邻居告发，在1938 年11 月被德国驱逐出境。在波兰由于当时的政府管控也不允许他入境，因此只能停留在德国和波兰之间的边境上。夫妇俩在边境上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搬到了犹太人居住区。在此期间，这对夫妇只能与定居在德国的子女通过书信保持联系。

祖父母受到纳粹政权的迫害，与子女只能书信往来，在信中他们提到过让外孙女莫妮卡将来书写他们的不幸遭遇。但是祖父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怕因为书写，让莫妮卡陷入险境，因此在最后一封信中，又告诫莫妮卡的母亲，让莫妮卡安全的生活，做她喜欢的事情，不要让这些仇恨和家族屈辱去妨碍她的幸福生活。祖父的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表现出对莫妮卡的厚望，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家族后代的保护。

莫妮卡的母亲赫拉经历过纳粹统治时期，尽管她的父母受到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但是她却选择遗忘当时发生的许多悲剧事件，这让莫妮卡·马龙难以置信。赫拉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记者，这加重了赫拉遗忘的不可信程度。二战结束，东西德分裂，赫拉生活在东德，当时的生活对于她来说是一次重生。她将精力投入到新成立的东德社会，成为政党的一员。赫拉选择遗忘与东德政府反思二战的政策有关，东德的反法西斯政策中不允许评议纳粹统治的过去。

战争结束以后赫拉得以重生，她压抑着创伤直到将所有的创伤记忆都遗忘。“作者对母亲是持有批判态度的，也不赞同母亲的作法，但是她并不认为母亲是帮凶，她也能理解母亲的处境。”（Eigler 2005: 152）母亲赫拉的遗忘导致她无形中成为东德政府的盲目支持者，东德政府对持有不同政见者进行追捕，这让人们不得不将其与纳粹统治进行比较。

与母亲不同，莫妮卡·马龙生于战争时期，长于战后时代，她认为自己有评议过去的职责，再加之祖父母过世之前留下的遗愿，让莫妮卡去调查他们所遭受的不公，还他们以清白。其三，战后莫妮卡生活在东德，逐渐对东德的统治失望，她与母亲在这方面产生分歧，母女之间出现矛盾。母女两代人在对待战争反思这件事情上出现了代际冲突。

（四）战争创伤叙事模式——情感记忆为主导

回忆是可以交流的。如果这种交流是不断尝试接近父辈，那么这种回忆被称为情感记忆（Eigler 2005: 145）。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书信、照片、寻根之旅不断接近与还原祖父母的生活，不断饱含情感的重构家族的创伤记忆。

自传体小说中的情感记忆与希尔施的后记忆理论有关联（Hirsch 2012: 5）。莫妮卡·马龙在写作过程中使用了后记忆的方式，父辈的创伤经历被带有情感的传递给下一代，他们对其领会，并形成他们头脑中新的图景。在回忆过程中，莫妮卡对祖父母的创伤经历有情感波动，出于这个原因，她美化了一些祖父母生活的场景。

“有一张祖父的照片，这些天在柏林被展出：他的嘴巴紧闭，似乎放弃了要说的话；他的眼中没有期待，只有恐惧。一个筋疲力尽、充满怀疑的男人[……]”。（Maron 1999: 84）

因为照片只能部分的说明事实，所以莫妮卡想要探索祖父母的遭遇非常困难。希尔施认为，如果战后一代观察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产生失落和创伤的感觉，那么给出的对照片的阐释只能是空想（Hirsch 1997: 264）这些照片是第一代人与第二代人连接的纽带、是遗产、是后记忆的片段源泉和构建成分（Hirsch 1997: 23）这些照片给作者的感觉既近又远，他们感觉接近事实真相，但是真正去触碰事实真相的时候，似乎又很难讲清楚祖父母究竟经历了什么。因此，需要对作为外部记忆的照片和书信以及对过去的研究与回忆工作同时进行。

当莫妮卡看到祖父在书信中提到她时，她感到震惊，这表明她在祖父母心目当中是重要的人，这也是她进行回忆工作的原因之一。“你们把信锁在一个盒子里，不要遗失，当莫妮卡长大之后把信给她并告诉她，她的祖父母在过去是多么的不幸，可能她也会悲伤的掉眼泪。”（Maron 1999: 135）这是一封较早的信，当莫妮卡看到帕维尔的最后一封信，上面写到：“不要给孩子看写有仇恨、忌妒和复仇的信件。她应该成为一个具有价值的人。”帕维尔希望莫妮卡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同时也留下了让战后一代人书写过去的伏笔。帕维尔对莫妮卡的情感一直出现在书信中，作者在重构这段家族记忆时势必会受到情感因素影响。为了使自己从情感中剥离出来，叙事者在靠近过去的过程中不断给予评论。

三、结语

本文通过研究自传体家族小说《帕维尔的书信》中的创伤记忆，重启人们对于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那段过去的回顾与反思。小说作者莫妮卡·马龙在1994 年发现了外祖父与其子女的来往书信，开启了家族创伤叙事。作者在重构这段创伤记忆时借助父辈遗留下来的书信、照片以及亲历者的口述内容将代际之间对反思这段过去的不同态度表现的淋漓尽致。作者的母亲亲历了那段创伤过去，她选择遗忘和沉默，面对创伤记忆，人们选择性遗忘是一种保护自己的行为，情有可原，但母亲接受过高等教育，她将这段过去彻底遗忘，让人产生怀疑。母亲在战后东德得以重生，东德政府对纳粹统治时期的社会生活持回避态度，母亲作为东德管理下的获益者，拥护东德当权，选择沉默。而作者作为战后一代，对东德的管理逐渐失去信心，参与过大学生运动的她，思想进步，认为反思战争是自己的责任。两代人在反思战争罪行与罪责方面出现了代际冲突。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受到自己情感的影响，一方面对祖父母遭受的不公心存惋惜，另一方面对母亲不反思战争罪责的态度表示失落，作者在整个叙事过程中一直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为了保证家族记忆的公正性，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不断穿插评论，这也是小说在创伤叙事过程中采取的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