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奋勇当先冲在前线
——记铁路工运领头人孙津川

◎徐鸣

安徽寿县孙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但到了19 世纪末孙津川出生时，其一房已家道中落。 孙津川14 岁起，他就跟着父母背井离乡。 为了生计，孙津川在南京金陵制造局做童工；为了生存，同时为了追求救国救难的真理，孙津川来大上海，先后在位于徐家汇的兴发机器厂、 吴淞的大中华纱厂和吴淞机厂打工。 直至1923 年秋，孙津川与中共党员徐梅坤相识，又同北伐名将彭干臣结为挚友，从此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武装起义秘密据点设在家里

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军阀当局加紧了对工人群众的镇压，吴淞机厂工人友谊会不得不搬迁到张华浜赵家宅2号、孙津川的家里秘密开展活动。因为周恩来非常重视铁路工人在起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当周恩来从赵世炎、彭干臣口中了解到，孙津川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及筹备罢工中的特殊表现和发挥的作用时，专门由交通员陪同，来到赵家宅孙津川家，推心置腹长谈。孙津川向周恩来汇报了吴淞机厂和两路工运的历史及现状，毫无保留地倾诉了自己对上海工人前两次起义的想法。两人共同分析了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

通过这次见面，周恩来与孙津川成为彼此信任的战友，并同孙津川家人进一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时常和上海区委的领导来赵家宅召开会议、部署工作，有时天晚了来不及回市区，周恩来就寄宿在孙津川家。每当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领导来到这里，孙津川安排家人参与保卫工作，从未发生过意外。

引领铁路工人率先罢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时任中共中央特别军委书记的周恩来，考虑到赵家宅居住人口较多，进出人员较杂，且交通不太方便，指示尽快找一处靠近市区，又不至于引起军阀当局注意，安全可靠的新住址，作为指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中共中央特别军委机关驻地。为此，孙津川秘密四处寻觅，并以妻子的名义租下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拉斐坊（今复兴坊）弄堂内一幢楼房。孙津川也由此被周恩来选定为特别军委住址的“总管家”。为了工作需要，孙津川离开吴淞机厂，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特别军委吸取了前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铁路工人力量发挥得不够充分，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做好第三次武装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关键是必须重视铁路工人，充分动员和发挥铁路工人的先锋队作用。经过孙津川等人的努力，吴淞机厂铁路工人纠察队训练班在拉斐坊旁的一幢小楼的楼下秘密开学。先后到拉斐坊训练班指导工作的领导有赵世炎，讲授军事知识；周恩来讲解起义行动路线，以及如何自我掩护和巧用火力。孙津川也全身心投入训练班的各项工作中。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上海的工人和民众的革命情绪高涨，组织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被提上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特别军委在拉斐坊召开会议，重点讨论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周恩来和特委的命令，孙津川连夜成立吴淞机厂罢工委员会，布置大罢工计划。在孙津川的发动和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下，1927 年3 月5日下午，吴淞机厂工人纷纷离厂，开始罢工，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

为巩固和扩大战果，进一步发动和组织两路铁路工人罢工，自吴淞机厂率先罢工后，孙津川就同一些工人骨干，分头前往北站、南站的龙头房（火车头维修保养车间）等处发放罢工传单，进行宣传鼓动。

考虑工会在罢工斗争中的作用，沪宁铁路罢工委员会在吴淞机厂罢工委员会的基础上酝酿成立。3 月12 日，上海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沪宁铁路总工会，推选孙津川为委员长。并向沪宁线全体工人发出号召，参加总罢工。19 日，罗亦农下达了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且将沪宁铁路罢工委员会改名为沪宁、沪杭甬两路罢工委员会。两天后，两路、上海南站、北站机务段司机、司炉、电务、工务、港务各部门和修车工人实现了同盟总罢工。

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

为了把上海各产业工人更加有力地组织起来，在武装起义中统一指挥和行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决定，将全市工人按产业划分为22 个总部，铁路系第9产业总部，孙津川为负责人。3 月20 日深夜，根据上海总工会下达的“截断军事运输”命令，孙津川组织吴淞机厂工人，兵分三路，开始破坏铁路轨道。孙津川亲自带领一路人马，在北站附近一口气拔掉了长达数十米路轨上的道钉，拦腰截断了上海北站与沪宁线的联结，令北站变成“死站”。

成功的破路行为，为夺取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3 月21 日中午12 点钟，上海全体市民总罢工、罢课、罢市。按照预先布置，下午1 点钟，各路工人纠察队对各区的警署、兵营和军队驻地同时发起进攻，而铁路工人纠察队是其中的骨干力量。上海总工会命令，600 多名铁路工人纠察队分成3队，第一队去南市，第二队去闸北，第三队前往吴淞。孙津川亲自带领一队100 多名铁路工人参加南市的战斗。

攻打南市首站告捷

南市是上海县署和淞沪警察厅所在地，有江南最大的兵工厂——高昌庙兵工厂，又是租界以外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所以是军阀当局在上海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也是武装起义的一个重点。孙津川率工人纠察队，先后夺取了第一区警察署、南市区警察分署、高昌庙敌军司令部、高昌庙兵工厂和上海南站。到下午5点钟，孙津川带领的南市工人纠察队，控制了全区的通讯和交通枢纽，第三次武装起义首战告捷。南市工人纠察队也在首战告捷后扩大到近千人，拥有600 多支枪、3 挺重机枪、7 挺轻机枪，成为上海市最大的一支工人武装。与此同时，吴淞、闸北、虹口、沪西沪东等处的战斗也捷报频传，敌军仅剩下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和天通庵火车站这三个据点。

转战火车站夺取胜利

闸北地区是直鲁联军驻守的主要据点之一，尤其是北火车站周围，有军阀毕庶澄的主力及其雇佣的白俄铁道装甲车队驻防，工事坚固。战斗打响后，战局不出起义总指挥部所料，北站一带的敌军负隅顽抗，工人纠察队一时急攻不下，且得到情报，下午有一列火车载着500 名全副武装的直鲁联军将由吴淞开回市区，增援北站守军。“绝不能让敌军冲过我们的战线。”周恩来果断做出决定，“立即通知孙津川，调集一批铁路工人纠察队破坏铁路。”

孙津川得知情况后，开出火车，满载着工人纠察队员，驰援闸北。周恩来见援兵赶到，握住孙津川的手高兴地说：“现在有一列毕庶澄部的军车开来，你率铁路纠察队去截住他们，有把握吗？”孙津川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务。然后命令纠察队，在江湾到天通庵之间的弯道处，撬掉道钉，并带领纠察队员埋伏在破路地点附近。待援兵列车驶过弯道，倾倒下来翻出铁轨时，埋伏在周围的纠察队员将军列团团围住，开火射击。战斗从天黑一直打到第二天天亮。除了少数士兵漏网逃跑之外，绝大部分敌军都做了俘虏。

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军阀守军只剩下北火车站最后一个据点。趁工人纠察队抽调兵力去攻打天通庵火车站和东方图书馆之机，守卫北站的敌军发动反扑，用大炮突然对着宝山路一带猛轰，炮弹击中民房，燃起熊熊大火。在周恩来沉着指挥下，从天通庵车站得胜后返回北站的孙津川，带领铁路工人纠察队立即冲入烟火弥漫的火场，一面扑灭大火，救护和安置灾民，一面又率领纠察队员们用火力将企图突围的守军赶回北站。当战斗呈现胶着状态时，周恩来重新调整火力配备和进攻方向，向北站守敌发起总攻。于22 日傍晚6 时许，在不依赖外力援助，完全依靠工人武装力量，最终一举占领北站，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彻底胜利。而孙津川奋勇当先，“勇夺警察署”“智取南站”“驰援北站”一时间成为上海滩街头巷尾人们口口相传的佳话。起义胜利后，在3 月28 日举行的两路工人代表会议上，孙津川当选为“两路总工会”委员长。

发展党员努力把关

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血与火的考验中，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所以中共上海区委希望大力扩大党的队伍。对这种主张和做法，孙津川起初有顾虑，担心一些意志不坚定、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新人加入党组织后，会给党的工作带来一定的损害，更担心由于自己工作上的失误，给党的事业带来影响。但在工作中，孙津川毫不迟疑地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在铁路党支部的一次会议上，孙津川旗帜鲜明地布置支部全体党员，要争取把这次武装起义中涌现出出来的积极分子都吸收进党的组织，并要求每名党员在最短的时间里发展3 名新党员。吴淞机厂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先后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仅80 多名工人的打铁车间，短短1个月不到就发展了50 多名党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吴淞机厂的党员壮大到200 多名。为教育新党员增强党的观念，依据党章和党的纲领，孙津川认真教育新党员学习、领悟入党誓词，尽量把好新党员的质量。由于孙津川的努力，所发展的新党员基本做到程序认真、考察严格，虽然不少新党员在“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高压下被迫声明退党，但大多数没有背叛党组织，使得革命火种得以保留，并在以后的斗争中不断燃烧。

抗议反革命政变

北伐战争的进展顺利，工人运动的蓬勃高涨，工会势力的不断增强，引起了上海资产阶级的恐慌，也给城乡土豪劣绅带来了严重的不安，这批阶层急切希望在国民党军内部找到新的靠山，以维护自身利益，平息日益频繁的劳资纠纷。于是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不约而同将目光和希望寄托在新军阀、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身上。3 月31 日，上海大小报纸公布了专门为蒋介石筹集军饷而成立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委员名单。翌日，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的老板们筹集了300 万元送给蒋介石作“见面礼”。当得到西方列强和江浙大资本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的支持后，蒋介石露出其真面目，加紧进行反共的秘密策划。为了应付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蒋介石同帮会取得联系，指派流氓、兵痞着手组织了“上海工界联合总会”。老奸巨猾的蒋介石还深知北伐军第1 师、第2 师同情革命，而要想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光靠一帮流氓是肯定不行的。所以蒋介石来个釜底抽薪，下令将第1 师和第2 师悉数调走，前来接防的是刚刚反正过来的军阀部队26 军周凤岐部。

4 月12 日中午，数万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集会，发出强烈抗议。当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采用“武装流氓在先、部队士兵殿后”的卑鄙手段，兵分两路，一路朝北扑向闸北会文路中兴路上的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另一路奔向南市三山会馆和华商电气公司，对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与此同时，闸北、南市、曹家渡、浦东、吴淞等地区共24 处的工人纠察队也被以同样的方法解除了武装。在冲突中，一部分纠察队员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有120 余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更多的受伤或被捕。而此前一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诱骗杀害。

抗议集会结束后，队伍游行至湖州会馆，愤怒的人群不顾一切冲入会所，将反动军队逐出。次日上午10 点钟，上海总工会发动10 万人在青云路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吴淞机厂及沪宁甬部分铁路工人，在孙津川的带领下参加大会。会上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为死难烈士报仇。会后工人群众整队开往宝山路，到国民党第26军第2 师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

参加游行示威的队伍足有二里路长。孙津川率领吴淞机厂等铁路部门的铁路工人作为“火车头”，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富有斗争经验的孙津川，晓得反动派是不会“立地成佛”的，所以出发前特意交代工人们多加小心，并嘱咐工会发给大家一些铁棍、木棒防身，事先做好应变准备。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埋伏在弄堂内的第2 师士兵突然冲出来，向着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扫射。游行队伍突遭袭击，相互拥挤，无法躲避，混乱中当场被打死100 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时值大雨倾盆，宝山路顷刻间血流成河。

在残暴的敌人开枪时，铁路工人队伍已经走过三德里，只有少数人受伤。为了抗议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4 月13 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决定全市各产业立即总罢工。两路总工会也发表通电，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屠杀工人的反动罪行。

全家掩护周恩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在反动派公布的通缉共产党黑名单里，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出价8 万大洋买周恩来的项上人头。中共中央不少领导陆续前往武汉，而上海方面仍旧需要周恩来留沪应付非常局面，处理善后事宜，所以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危险。商务印书馆肯定不能去了，原特别军委办事处也不宜逗留，最后只有张华浜赵家宅孙津川家，成为比较安全的地方。这里远离市区，荒凉偏僻，房屋破旧，且附近居住的主要是吴淞机厂的工人，暂时没什么问题。

抗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会的第二天，即14 日夜晚，周恩来在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徐梅坤的陪同和掩护，来到孙津川家。看到周恩来神态疲惫，眼睛充满血丝，孙津川连忙叫妻子端盆热水给周恩来洗洗脸，并保证：“到我家就安全了，这里周围全是我们的工友。”“罢工的工人们情绪还稳定吧？”周恩来急切地问道。孙津川忍住悲痛，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有关情况。

孙津川母亲送来热气腾腾的饭菜，周恩来摇摇头：“谢谢伯母。上海工人们受到如此的迫害，遭受这么大的牺牲，我哪能吃下去呀。”于是在小木楼昏暗的煤油灯下，三个人小声地交谈起今后如何应变的紧急措施。凌晨时，徐梅坤离开赵家宅，周恩来谆谆交代道：“要设法赶紧通知中共上海区委和中央军委、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委员会成员，做好善后工作。工人纠察队要全部转为秘密状态，告诉同志们把枪支弹药隐藏起来，可以到江浙农村去，坚持开展地下斗争。”

这一夜，周恩来几乎没闭眼。天刚亮，周恩来就吩咐孙津川立即赶去市区，尽快与未被捕的有关同志取得联系，处理好善后工作，并转告党的全部工作转入地下。在起义中暴露的同志须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要设法找到彭干臣，落实新的秘密机关。

孙津川临出发前，唤来弟弟，要他注意周围的动静，保护周恩来的安全。后来，周恩来在孙津川母亲亲自护送下，安全离开张华浜。

为救同志被捕入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滩上所有的革命机关、团体，陆续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解散，稍有进步倾向的遭取缔，两路铁路总工会也名列其中。4 月15 日下午，两路总工会位于闸北恒通路梅园里1 号的会所，再次遭到第2 师的查抄。反动士兵解除门岗纠察队员的武器后，闯进储藏室搜去枪械和弹药，并将正在会所开会的沪宁铁路总工会两名常委和吴淞机厂工会的19 名办事人员一道抓走。

孙津川因为外出办事幸免。想到周恩来曾经的叮嘱，孙津川以沪宁铁路代表身份同沪杭甬铁路代表丁继增一道，用两路铁路总工会名义，在16 日的《申报》上发表了《郑重声明》，为两路总工会辩护。随后，孙津川又亲自去第2 师师部提出抗议。在场的工友们都劝他不要自投罗网，但孙津川坚定要去，他讲：“我不能眼看十几位同志被捕而无动于衷。从当选委员长那天起，我的生命就交给了工会、交给了革命。我死都不怕，害怕什么逮捕。”不出所料，孙津川一踏进第2 师师部，马上被抓了起来。

吴淞机厂和上海地区的铁路工人听讲铁路总工会会址被封，且还抓走孙津川等人，个个义愤填膺。当大家得到孙津川从拘留所传出的罢工决定后，纷纷举起拳头表示响应。第二天，1000 名铁路工人迅速在天目路两路总局办公大楼前聚集并高喊口号。两路总局局长孙鹤皋担心罢工越闹越大，会影响铁路运输，不得不当场向罢工工人表示，愿意前往第2 师师部进行交涉，保释被捕人员。在民众强大压力下，反动军阀释放了十几位工会干部，却依旧扣留孙津川。周恩来获悉孙津川被捕的消息，万分焦急，立刻指示上海产业总工会和地下党组织，利用铁路运输对军事、经济的特殊重要性，发动工人全力营救孙津川出狱。

为争取路局再次出面，在中共上海区委的领导下，工人们改变了斗争策略。吴淞机厂全厂700 余名工人再次罢工。工人代表当面向英国人厂长毛尔维递上请愿书，提出“一日不放孙津川出来，一日不开工”，且要毛尔维亲自出面保释孙津川。同时，中共上海区委还在两路上海地区工人中发起签名营救行动，向两路局长上书，如果再不把孙津川放出来，车站、运输、行车的全体工友就又要举行大罢工。

接到吴淞机厂和上海铁路约4000 名工人的请愿书，毛尔维和孙鹤皋忧心忡忡，恐怕工潮再起而一发不可收拾，极不情愿地带上工人的请愿书以及准备贿赂的红包，再次来到第2 师师部。4 月22 日，孙津川在工友们的前呼后拥下，离开了拘留所。一些工人还特地买来鞭炮，从孙津川出拘留所大门时就开始燃放。抵达吴淞机厂附近，工人们拉响了汽笛，兴高采烈地自发举行了一个欢迎大会。

周恩来得知孙津川被营救出狱，非常高兴，但由于孙津川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决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周恩来让彭干臣通知孙津川，马上离沪，赴武汉接受新的任务。

雨花台英慷慨就义

1927 年11 月，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派，孙津川来到南京，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后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出生入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得南京的我党团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1928 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孙津川在南京被捕。在狱中，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都没有令孙津川丝毫屈服，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1928 年10 月6日，在如今雨花台烈士陵园东侧的一块凹地前，刽子手残忍地举起屠刀，孙津川血洒雨花台，年仅33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