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立场下“地之子”的双重心态
——《地之子》中的批判性与眷恋性

董春晓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一、前言

台静农小说集取名为《地之子》充分揭示农民与大地的关系，所写所述便立意于此并不断延伸至农民群体的精神特征，寄寓人性探索。作者长期漂泊在外，接受科学理性的思想教育，同时又饱受羁旅漂泊的怀旧之情，造就了萦绕于怀的生命原乡与相背而行的精神家园的交织互存的思想状态，因而笔触下的“羊镇世界”展现旧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时，有着情与理的矛盾、纠缠，有着对痼疾的批判与乡土的眷恋，从而成为小说集的特征之一。

二、对人性负面的揭露批判

以现实主义的视角观照传统农业乡村世相时，作者见证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上的悲欢离合，辛酸苦楚，更见证了旧中国的农民群像与其精神世界，其中不免麻木愚昧的人性劣根。作者以启蒙主义的立场再现古老乡镇的闭塞愚昧，披露人性负面，探索农民心理的动态发展。

鲁迅曾言：“在争写着爱恋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到纸上的，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位作者的了。”[1]台静农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以人文关怀的态度观照下层社会百态，面对故乡的种种，以温情精准的笔触介入到农民生活中去的，文思凝聚的《地之子》中十篇乡土小说的故事叙述构成了新的“鲁庄”。在数千年来，封建传统农业社会的隔绝中，作者强调典型环境的营造，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常从社会批判深入到人物内心揭露与批判，抒发人道主义的理想。

《天二哥》塑造了一身侠气却又欺软怕硬的复杂酒徒形象——天二哥，他的身上内在精神世界里充满奴性，同时又自大狂妄、自欺欺人，带着些许阿Q精神。作者在赞扬他的侠气品格时，也浓墨重彩的批判了身上的落后性。面对警察不合理的盘问时，他没有畏畏缩缩反而动手打了警察。面对弱者时，天二哥丝毫无悲悯之心，反以强者的姿态霸凌，与小柿子打斗过程中受伤时倍感屈辱时认为，“只能县大老爷和蒋大老爷可以打他”[2]。天二哥的思维与阿Q的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颇为相似，固有的奴性与麻木可见一斑。此外，值得深思的是，“喝尿解酒”的传统药方与天二哥的死是否有必然的联系。答案毋庸置疑。这一细节的刻画与当时人们的愚昧与社会的落后相呼应，将毫无科学依据的解酒方式奉为至宝，而这种陋习的产生的根源在于羊镇的经济水平低下，缺少经济基础便无法产生正确的意识形态。开篇叙述的鬼魂之谈也在映衬羊镇的轨迹止步不前，深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浸淫。作者并不止步于此，继续图解思想根源——以地为载体的生活受限于如死水般难以流通的传统农业社会的封闭性、闭塞性，而“地之子”便被赋予此般色彩。在描摹真实的乡土画卷时，作者采取新奇而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为切入点，着力于细节的渲染以剖析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再现病态乡土的陋习与愚昧，往往有着举一反三的效果。

另一个典型环境与事例的选取体现在《蚯蚓们》和《负伤者》中，不同程度的描绘了“典妻”的民俗现象。早在汉代，“典妻”的现象已被记载“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但尚未形成真正的典妻制度。五四运动后，启蒙风气盛行，“典妻”便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台静农的笔下却是闭塞落后的乡村中的典妻制度的发展图景。《蚯蚓们》开篇叙述了荒灾连年，虹霓县卑微渺小的蚯蚓们力求反抗而又无果的状态，主人公李小借贷不成功遂而决心卖掉妻儿求得生存，四十文钱便断送割裂与妻与儿的亲缘关系。而在《负伤者》中叙述的却是被动“典妻”的故事，主人公中吴大郎因自身力量弱小，面对蛮横强霸的张二爷无法守护妻子与房子，只得依着几串钱落魄他乡。

《蚯蚓们》和《负伤者》中都提到了“典妻”这个传统的制度，虽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却是在同一语境中多重因素影响产生的结果。他们都处于传统封建的乡村社会，都处在男权体制与无视规则的弱肉强食中，其中妇女的命运权为他人掌控、成为男性的私有财物，遂而如同商品般任人交易。作者以批判的眼光揭示的陋习指向其产生的深层根源：

其一，数千年来的男权社会巩固发展、对妇女的歧视导致女性地位低下且毫无发言权与自主权，也侧面揭示女性的自我意识尚未觉醒，处于封建伦理观、夫妇观中麻木状态，体现“典妻”制度受多重因素影响，从个人到整体、从当下回溯历史皆默许此种现象的发生，是整个男权体制对整个社会的禁锢的直接结果。

其二，反映伦理观念与基本生存需求冲突的矛盾，当男性个人的基本需求无法保障时，常常选择将妻儿买出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认为是顺理成章的流程，意在批判人性在与现实的较量中退步的抉择，而这种抉择是“人”的意识觉醒后所不能认可与容忍的。

台静农“从熟悉的生活中取材”[3]，力求展现数千年来的价值观下的乡土图卷，以文为戟，直批羊镇世界里种种不合情理的陋习，这世界里有李小的“典妻”的行为、有《新坟》里说书先生等“中国式看客”的麻木冷血、有《烛焰》里吴家少爷“娶妻冲喜”的宗法制度、有《红灯》里得银娘鬼节祭拜的迷信思想。作者以启蒙者的立场展现最真实的乡土生活，揭露故土乡民的文化心态，希冀刺破长夜难明的生存状态，求得内在思想的进步、生命原乡的发展。

三、对乡土生活的多重眷恋

小说《地之子》是台静农浓厚的家国情怀的在文化形态上的抒发与寄托，是其批判与眷恋多重情感因素叠加的文学作品。作者一方面接受五四新思想的熏陶，民主意识与人文意识逐步觉醒；另一方面，长久的漂泊旅居生活促进其对故乡文化保留的价值观、生活习俗重新审视。于是，能够以带有温情色彩的理性思维看待“大地之子”的前行轨迹，以新颖犀利的目光探寻乡土所保留合理的思维理念与生活习俗。

作者在叙述中并非如鲁迅那般“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绝对客观、犀利到底的冷嘲热讽，也并非茅盾那般力求改革、锐意颠覆的激烈情感，而是思维构架始终回旋于故土一方，遂而那浓重的乡愁融合了批判，混入了理性，更多的是对现象的揭露，注重“唤醒”沉睡的灵魂，具有“理智上面向未来，情感上回归传统”矛盾的怀乡心态[4]。

以《拜堂》为例，故事的讲述围绕民俗“转房”这一病态畸形生存模式展开，长兄去世后只留下了寡嫂，弟弟汪二便迎娶了汪大嫂。汪大嫂与汪二的婚姻虽建立在无可奈何的基础上，但仍注重仪式感、敬畏感，“既然丢了丑，总得图个吉利，将来日子长，要过活的”[5]。拜堂仪式虽然简陋但完整，但对来日生活充满了期待与希望，表达了在贫苦环境下谋生的坚韧之心。注重仪式感的“转房”婚姻也表达着对传统伦理观、贞节观的叛逆、挑战。汪大嫂一方面直呼“丑事”，另一方面重视拜堂仪式感；一方面做着无奈的选择，另一方面有着坚定的决心。文章中有着对偏僻闭塞乡土的哀叹，对底层人民悲苦生活的怜悯；有着对汪大爷整日醉酒等不思进取之人的批判，更多是对坚韧谋生之人的赞美。同时，汪大嫂等着力进取的人成为作者意图的载体，企图“唤醒”麻木懒惰的人，探求新的发展道路。

在《吴老爹》中侧重展现吴老爹的传统忠义观念，吴老爹因受恩于油盐店主人便用一生来坚守主人一家的起起伏伏的命途，虽有愚忠之心，但其忠诚、义气仍不失为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美德，亦或是可认同为解决普遍存在的“看客”心态的方式之一。作者侨寓式的人生经历，饱受他人冷眼，参悟乡村陋习乃是普遍性的社会负面的缩影，于是在关照故乡时产生精神依赖并感怀寄托，体认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性与积极性，表达个人情感归属，因而在赋予笔下作品批判性的同时，也极具眷恋色彩。

此外，《负伤者》中塑造了虽懦弱无知但初步觉悟的吴大郎形象，是对其觉醒抱有希望；《蚯蚓们》作者的意图更为明显，赞美无数个“蚯蚓们”的奋力反对不公平的佃农制度，反抗腐朽强权的封建统治阶层，认可底层人民力量的潜力以及对新的人性化制度的期待。《为彼祈求》中则带着人道主义的情感关照劳苦的下层人民，对命运的挫折与拨弄发出挽歌，逝去的人的一生则是故乡无数个农人的剪影概括，是作者温情遥望与救世情怀的自然流露。

作者的多重眷恋里既有淑世救世情怀的抒发，也有人道主义的关照；既有精神寄托的回归，又有探求新路的尝试；所写既具有温情，有涵带理性的光辉。此种饱满情感正如蹇先艾所言：“据我所知，“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作者，大都是在北京求学或者被生活驱逐到那里，想找个职业来糊口的青年，他们热爱他们的故乡，大有‘月是故乡明’之感，偏偏故乡又在兵荒马乱之中。‘等是有家归未得’，不免引起一番对土生土长的地方的回忆和怀念。”[6]

四、结论

台静农是生活忠实的记录者，他将旧中国整个乡土生活浓缩在羊镇世界里，将生活的辛酸与苦楚清晰载入寸寸方絮，为数千万个底层人民探求大地与“地之子”无法割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其所言“人间的辛酸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7]遂而写作中，作者始终在感性与理性的交织悖行中前行，以温情的眼光重新审视生命原乡、以冷静的心态重新认知精神根基，既有冷静批判的思维展现，又兼具眷恋依托的心理结构。于是，作品破旧立新共存、批判眷恋相融于启蒙思想，造就了立体化的羊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