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圣殿》中的女性伦理观

岳铁艳

（哈儿滨工程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150000）

一、前言

1861 年，美国南方与北方开始了长达4 年的内战，战争最终以北方胜利而告终。南方的种植园文化、奴隶制经济、种族主义思想等受到冲击。经历战争的洗礼后，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将其所生活的南方社会真实而又犀利地再现到他的作品中。福克纳以自己的家乡为创作背景，对生活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的人们思想行为变化、人物内心冲突进行了全面、细致和生动的刻画，揭示了美国南方社会的历史变迁，揭露了福克纳对现实社会的矛头指向和深刻批判。20 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及评论家们一直以来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研究福克纳的作品，如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也有很多专家结合心理学、精神分析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对福克纳作品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国内以聂珍钊为代表，21 世纪初期开创了文学批评新方法，即文学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被定义为“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聂针钊13）。文学伦理学批评旨在通过研究文学作品本身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在种族、生态、家庭、性别等方面的伦理体现或道德表现，深入挖掘再现这种价值的历史、社会和道德规范。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分析文学作品品中人物活动所体现的伦理选择、伦理困境、伦理结等，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道德警示和借鉴。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作家”创作时富有更多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武月明47），福克纳将南方社会的道德传统生动形象地再现到他的每一部作品中。自文学伦理学批评兴起以来，国内诸多学者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法对福克纳的作品进行分析。本文从福克纳的代表作《圣殿》出发，分析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谭波儿所面临的伦理两难和伦理选择，借以分析福克纳的女性伦理观。

二、《圣殿》中的女性伦理选择

（一）谭波儿在家庭内部的伦理选择

《圣殿》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18 岁的女大学生，她从小失去母爱，同作为法官的父亲及四位哥哥生活在一起。由于受西方清教文化的影响，她被告知在任何情况下要都保守自己的贞操，保护家庭声誉；禁止同异性交往。正如名字Temple（圣殿）所暗示的一样，家人们视她为“神圣的殿堂”，并以清教妇道观对其严加管制。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内部，谭波儿自小缺少母性的关爱，一直按照父亲和哥哥们的要求生活，按照请教妇道观约束自己，生性天真、单纯，拥有每一位女孩子对美的渴望，但同时她对外部世界也充满了好奇。随着渐渐长大，父亲和哥哥们对她长期的压制，并未使她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相反却强化了她的反叛心理，她选择背离自己的道德信念，做长辈不允许她做的事。她总是幻想跟不同男性交往的场面。家庭观的桎梏以及母爱的缺失愈加深化了外部世界的神秘感，尤其是在与异性的交往上。上大学后，她经常偷偷溜出去同男孩子私会，不谈爱情，只求约会带来的那种新鲜感和刺激，这为后来女主人公的堕落埋下了伏笔。在小说结尾处，谭波儿要为一起杀人案作证，她还未成人，思想一片混论，她很无助，父亲得知消息后，并未给与任何关心和告诫，相反，受清教主义的影响，为了守住家庭声誉，他要求谭波儿作伪证，算是对这起案件和以往经历的一个终结。家庭内爱的缺失以及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铸就了谭波儿的悲剧命运。福克纳通过对家庭伦理的描写呼吁构建有爱、和谐、幸福大家庭的必要性，它对孩子的个体健康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谭波儿在两性关系中的伦理选择

谭波儿上大学的交往对象是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嗜酒成性、道德和责任心尽失的高温。两人约会期间，他多次喝酒，只顾享乐，毫不顾忌谭波儿的感受。在两性关系中，谭波儿不懂什么是爱、怎样去爱。有一次因酗酒装车，导致两人落入黑社会分子手中。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酗酒，甚至是毫无责任心地把谭波儿一人留在这里，自己逃之夭夭。谭波儿对交往对象的选择间接导致了她在老法国人庄园的不幸遭遇。

清教时期，女性婚前不应与男性有过多接触，应该保持贞洁，婚前的性行为被看成是乱淫；女性婚后应是在家相夫教子，婚外恋是绝对禁止和禁忌的，女性的名声高于一切。在这种清教道德观教诲下，谭波儿在陷入老法人院时，曾一再试图逃离，她无法忍受一副阴森、淫秽的面孔。她求助高温带她离开，失败；恳求私酒贩子戈德温的妻子卢比帮她逃脱，无果。但潜意识中，谭波儿面对外部世界的兴奋和刺激又不想离开。她也挣扎、矛盾，又不知所措。谭波尔儿在伦理两难中徘徊，一面是践行贞洁妇女的价值观，一面是美色的“展现”、对异性吸引的诱惑。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决战中，“人们身上的那种非理性的东西往往比理性更能支配一个人的行为从而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肖明翰79）。非理性的支配下，谭波儿最终选择留下。她在男人面前脱掉外衣，美化妆容，种种挑逗行为使得汤米、戈德温、金鱼眼纷纷不约而至，她虽然有点害怕，但还有点渴望。出于对异性的好奇与渴望，她做了不明智的选择，而她的挑逗迫使男人间展开了“殊死搏斗”，金鱼眼枪杀了汤米并用玉米芯强暴了谭波尔，随后把她送去了妓院。女性在男性眼中仅仅是性工具，是满足他们欲望的客体存在。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永远占主导地位，他们甚至把对女性的征服作为一种炫耀和精神满足。在这种两性关系存在的社会背景下，谭波儿做出这样的伦理选择也不足为奇。交往对象及两性关系的伦理选择失败致使她一步步打破道德底线，走向深渊。福克纳以谭波儿对两性伦理关系选择的描写生动揭露了社会弊端，教育人们面对两性关系时，从爱出发，力求平等，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构建美好的人生。

（三）谭波儿的话语伦理选择

在福克纳创建的“圣殿”中，女性话语的描写普遍反映出女性在社会中的柔弱与无助，及对父权的敬畏。面对老法人院中金鱼眼等人的身体威胁，她选择利用父亲和哥哥们的权威来防身。例如，小说中，“我有四个兄弟，两个是律师，一个在报社工作。还有一个在上大学。在耶鲁大学。我父亲是位法官”，被反复提及；在金鱼眼用玉米棒对谭波儿进行无情的摧残后，她的身体一直在流血，她试图以呜咽来获得同情和救助；谭波儿的基本生理需求“饥饿”是以断断续续的言语表达出来，这展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弱小而又无助的一面；在老法人院，面对男性对谭波儿的觊觎，谭波儿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反抗或者保护自己，万般无奈之下，她产生了幻觉，幻想着自己变成男人，变成了男人，他们就不会对她有任何邪念，甚至还能与之对抗；在法庭上，面对检察官的盘问，她选择像鹦鹉一样作答，生怕说错话。在生命受到威胁、身体被人觊觎时，谭波儿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方的底线，尽量不激怒占有绝对权威的男性，渴求着获得那一丝残喘的气息。在妓院，谭波儿把自己关进房间里，她选择默不作声地听外边看似颇具威胁性的声响。透过女性的话语伦理选择，从祈求到无言以对，说明女性在社会上接受了不平等的待遇，柔弱、无助，地位卑微，语微言轻。谭波儿的失语与煎熬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女性普遍面临的问题，福克纳利用谭波儿这一典型形象做代表，表达了对困境中的女性的迫切关注。

三、结语

以往评论界普遍认为《圣殿》中的谭波儿道德败坏，其遭遇和堕落完全咎由自取，皆是由她主观挑逗所招致。后期随着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蓬勃发展，评论界对谭波儿的悲剧命运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女权主义者认为，首先，谭波儿生活在父权社会体系下，其言语权和行为都受到了极大的遏制，女性永远是被忽视的、无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其次，因社会暴力、邪恶的普遍存在，清教主义的盛行，作为弱势群体，女人永远是受害者。无论是哪种解读，主人公谭波儿的悲剧命运是毋庸置疑的。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出发，对小说《圣殿》中女主人公的遭遇进行伦理学的阐释，可以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社会人的存在同家庭、社会及与他人的交往密不可分。谭波儿面对社会、家庭、两性及话语表述进行了两难的伦理选择。她的选择使她遭遇波折、逐渐堕落。福克纳在对腐败、冷漠的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揭露的同时，更呼吁构建和谐、有爱的家庭，在选择交往对象时要理智，理解爱的真谛，不盲从于表象，要改善女性的地位，争取女性话语权。因此，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探索福克纳作品的更深层面，挖掘作品所反映的深层问题，增进对作家、作品乃至社会的深入理解，发挥作品的文学教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