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向中国：寻找东江纵队营救盟军旧地

庞勉

大鹏半岛位于深圳市东南部海岸，大鹏湾和大亚湾之间。

视觉中国　❘图

梁淑怡　❘　制图

★二战中，在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展开对包括英军战俘、美军飞行员在内的的抢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合计抢救盟军人员有89人之多，都是从香港转入今天的深圳地区再护送到内地。

这场持续了几年的营救，促进了中国和反法西斯同盟的合作，其中最有名的是，直接促成了英军战地服务团和中国共产党与美军情报的交换。

很多年以后，霍英东回想起去香港皇仁英文书院上学的那个早晨，“因为学校考试，这天没有走路，要花三分钱坐电车，希望争取多些温习时间。在电车站等车的时候，九龙方面传来飞机轰炸的声音，接着响警报，不久知道日本进攻香港，不用上课了。”得到停课的消息，平时学业繁重的霍英东“居然开心了好一阵”。那个时候，只有18岁的他并未意识到就是从这天开始，自己的学生时代结束了。

这天是1941年12月8日。3万多名日军在空中和海上炮火的掩护下，分两路越过深圳河，大举入侵香港，一路沿广九铁路南下上水、粉岭，直趋大埔、沙田；另一路沿青山道插入西南。英军经营多年的新界、九龙防线相继溃败，于12日退守香港岛。几乎同时，活跃在今天深圳、东莞、惠州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即东江纵队的前身）奉中共中央的命令派出几支小分队潜入九龙、新界，开展秘密营救工作和敌后武装斗争。其中一支经大鹏湾上的吉澳岛，坐船进入新界东部丘陵起伏的西贡半岛以及启德机场附近，并逐步向九龙市区延伸。

赖特越狱

香港以及同日珍珠港、马来亚和菲律宾等地爆发的遇袭事件，标志着美英两个大国终于向日本宣战，成为中国的同盟。

18日，日军强渡维多利亚海峡，登陆香港岛。23日，日军攻占岛上主要水源地——黄泥涌水库，切断全港淡水供应。圣诞节下午，驻港英军司令——查里斯托弗·马比尔少将下令投降，这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日军706人阵亡，1534人负伤；而盟军（包括英军、印军、加拿大军、香港义勇防卫军等）除2113人阵亡，2300人负伤，还有8500多人成为俘虏，分别羁押在马头围、赤柱、七姐妹、深水埗、亚皆老街和启德机场等地的集中营。

后来在1949到1964年间任职香港大学校长的林赛·赖特是战时香港义勇防卫军战地救伤车队总指挥，军衔中校（后为上校）。1941年12月27日，他被关进深水埗集中营，一度转入亚皆老街集中营，旋即又被送回。深水埗位于九龙半岛西北部，因有一处深水码头而得名。“埗”同“埠”，广东话的意思就是码头。深水埗集中营濒临海湾，原是一座可以听见潮声的英军兵营，经历战火，变得破败不堪，条件恶劣。战俘们睡着拥挤的大通铺，吃着发霉的大米和腐烂的蔬菜。日子不长，疾病开始蔓延，特别是白喉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作为战前香港大学的生理学教授，赖特明白，再这样下去的话，未来肯定凶多吉少。于是，他和他的华人秘书李玉标，以及香港皇家志愿后备海军的摩利上尉（原香港大学工程学讲师）、戴维斯中尉（原香港大学物理学讲师）一起密谋逃跑。

1942年1月8日，机会来了。涨潮时分，李玉标买通一个渔民，偷乘他的小船逃走。次日晚8点半，赖特、摩利和戴维斯溜到海边。按照先前的约定，赖特发出信号，“划着火柴遮掩三次”。不一会儿，李玉标带着一只小船出现。赖特三人赶紧爬上去，不料，小船因负重搁浅，一动不动。李玉标和船夫拼命推船，水下的礁石刮着船底发出“嘎嘎”声响。“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这种摩擦声响似乎震耳欲聋，人们紧张得好像空气都凝固了。”船总算漂浮起来，大家屏住呼吸，轻轻挥桨，“尽力向荔枝角划去”。

在青山道附近，赖特等人上了岸。接下来，他们屡屡遭遇险情，不时在浓雾弥漫的山野间迷失方向，其中最惊险的一次，日军手电筒的光柱就在他们的头顶上扫来扫去……为躲避日伪军的搜捕，他们只能昼伏夜行，绕道前往西贡——希望在那里能找到一条船，载他们渡过摩斯湾（即大鹏湾）。11日凌晨3点，赖特站在一处陡峭的山冈上，望着山下的小河和远处摇曳的灯火，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西贡来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更不知道游击队正与伪军展开竞赛，四处寻找他们。直到12日下午，派去探路的李玉标带回一条好消息，他和游击队接上头了。躲在密林里的赖特抬腕看了看表，指针显示5时45分。天还没黑。

这天晚上，赖特等人受到游击队盛情款待“好好地吃了一顿”，还在西贡的一所学校“享受了几星期来第一次热水澡”。游击队甚至答应了赖特的请求——派人给深水埗集中营囚禁的马尔比送信。但不幸的是，赖特后来得知送信的小男孩在靠近集中营时，被日军开枪打死了。由于日伪军抵近侦察，赖特等人不得不连续转移了好几座村庄。在其中的一座，赖特有生以来头回“饶有兴趣地观看一个政工干部，向村民们讲解历史、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目标”。14日早晨——逃离深水埗的第5天，赖特等人在西径的企岭下海边，登上了游击队的木船，“船头架着一挺轻机枪”，驶向中国大陆，登陆地就是沙鱼涌。

登上大陆

沙鱼涌位于深圳大鹏湾海岸线的中间点，西侧是葵涌河的入海口，东边是一道不算太高的山岭。明朝起，客家人就迁居河涌东岸的山脚下构建村落。因为煮制海盐又有避风良港，明清两代均于此设办盐埠，管理盐业及贸易。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以后，与西贡半岛隔海相望的沙鱼涌，渐渐变成进出香港的重要口岸之一。每天十余艘客货轮往返，仅贩运货物的商贾以及从事搬运的人员达万人之多，俨然一座“微型城市”，村内村外遍布海关、警署、教堂、银行、货栈、当铺、妓院、烟馆……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庚子首义，就通过这里输入起事的人员和军火；1925年，为支持省港大罢工，共产党员周士第率领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此与陈炯明军队血战；1938年，华南抗战爆发，通往香港的陆路交通被封锁，沙鱼涌便成为国民党、共产党、日军、伪军以及土匪、海盗明里暗里反复渗透与争夺之地；香港沦陷后，游击队在此设立地下交通站，接应被营救的人员以及轮胎、被服、药品、火水（煤油）、枪械等抗战物资……

在逶迤着青砖小楼的街道中段，我找到了码头。近处的河面上停泊着几艘用来观光的快艇，不时有人大声招徕生意；而稍远的入海口那里，一艘载客快艇正在波涛间蹦跳，拖曳出一道雪白的浪花……游客服务中心设在码头旁边，门庭寂寥。工作人员告诉我，沙鱼涌近些年变化很大，破旧的老房子基本都翻修重建了，码头也几经修葺，但位置始终没有调整过。

经过9个多小时的风浪颠簸，傍晚时分，营救木船驶近沙鱼涌。“村子里显然出了什么事”，赖特看见“一大群人正慌慌张张往外逃跑”。混乱间，岸上的机枪突然开火，子弹打中木船。当游击队冲上岸时，开枪的人便撤回山上去了。“沙鱼涌横尸遍地，一片狼藉。”原来土匪看游击队去了西贡，便乘虚而入，将村子洗劫一空。在村里，赖特等人意外地碰到一位神父，“且奇迹般迄未受到损害”。神父来自意大利，名叫卡勒嗦。请喝茶时，神父抱歉地称，糖和牛奶被人偷光了，不然，能更好地招待他们。

出于安全考虑，游击队没有安排赖特等人在沙鱼涌住宿，而是请他们回到离岸500码的木船上过夜。翌日清晨，他们重新登岸，匆匆吃罢早饭，就跟着游击队向田心出发。

穿过封锁

田心就是现在的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田心社区。在赖特看来，“田心处于日军占领区和自由中国的交界地带”。但实际上，当时的田心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重要的活动基地之一，一块开辟在沦陷区内面积不大却很巩固的根据地。

赖特在日记里没有详细描述前往田心的路线，但很显然，向北途经葵涌（今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以后，连绵起伏的、超过20平方公里的田心山山脉就横亘在赖特的眼前，这是一处相当艰巨的挑战。田心山山脉如今是深圳市坪山区、大鹏新区与惠州市惠阳区的界山，其拥有的大笔架山海拔717米、田头山海拔689米，分列深圳十峰的第四位和第六位。从大笔架山到田头山的穿越，因为难度系数较大，更是受到“驴友们”的追捧，被戏称为“深圳户外毕业考试线路”。

田心附近正在修建深圳地铁16号线和城市快速路，即便如此，从沙鱼涌到田心，我留意了一下，开车也只用去37分钟。而那个时候，为了避开日军占领的坪山镇(今属深圳市坪山街道)，赖特等人在山重水复间足足跋涉了8个多小时，以至于到达田心后，赖特的膝盖出现“红肿疼痛”。

田心包括10个始建于清朝的自然村(现称居民小组)，它们曾经疏密有间地依偎在田头山北麓。最近40年，越来越多的道路、厂房、住宅和外来人口将它们连接成难分彼此的一片。在田心，我找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下榻过的水源世居；找到了曾任毛泽东秘书、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视察过的南中学堂；找到了著名作家茅盾等人歇息过的水祖新居……然而，光阴倏忽，时过景迁，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赖特等人到底落脚在哪一个村哪一栋屋。

逗留田心的27个多小时，对赖特非常重要。不仅他的膝伤有所恢复，而且通过和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交谈，他了解到“很多有关游击队的组织、工作方法和情报收集的情况。后来证明这对今后几年内赖特如何与共产党人相处，是大有裨益的”。16日晚上，在田心的另一头，赖特等人换上用废轮胎皮做的胶鞋，“靠黑夜的掩护”和替换了两批护卫队员，他们大约在17日1时15分，穿过日军封锁线。“经历了将近十个东躲西藏、疲于奔命的日夜，逃亡者们终于来到了大后方——自由中国。”

鉴于“我们的游击队员”——与英国陆军部的通讯中，赖特如是称谓游击队——对自己的莫大帮助，赖特说服伦敦和重庆，数月后在华创立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 Group，简称“B.A.A.G.”），并委任由游击队从香港营救的祁德尊中尉(后为少校)负责英军服务团惠州办事处。英军服务团与游击队密切配合，刺探日军情报、协助战俘及平民逃亡、向集中营输送药物及必需品……成绩斐然。1946年2月，赖特返回英国之前，坦诚地告诉东江纵队司令曾生:“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

营救克尔

大块的阳光倾泻在眼前的这片草坪上，尽管是冬天，但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公园里依然树木葱茏、花草繁茂。草坪上搭起许多五颜六色的帐篷，孩子们跑进跑出，清脆透明的童音和雨滴般密集的鸟声混在一起，让人不由自主地珍惜当下的安宁。

在草坪北端，一间凉亭旁边，我看到一本摊开的“大书”蹲踞地面，两株碧绿的白玉兰分立左右。“大书”其实是一座大理石材质的纪念碑：左页，影雕着两幅画面，上方是一位身着飞行夹克的外国人与一位穿着黑色上衣的中国人握手的合影；下方是数张东西方面孔共同栽树培土的场景。右页，则用中英双语铭刻着“感恩树”以及一段文字。文字简短，却讲述了一桩时光久远的往事……

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美国匹兹堡青年唐纳德·W·克尔正在陆军工程兵团画地图。不久，他抓住航空队扩招的机会，当上了飞行员。两年后，他被派往印度；再后来，他加入继承“飞虎队”称号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驾驶涂有狰狞鲨鱼牙图案的P-40战斗机。

1944年2月11日11时，克尔及其队友驾驶20架P-40分别从桂林二塘、秧塘机场起飞，为同时奔袭香港启德机场的12架B-25轰炸机护航。13时30分，飞行编队群遭到大约10架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拦劫。在击落1架日机后，克尔的飞机中弹，座舱内“到处爆发浪涛般的火焰”。克尔被迫弃机跳伞，半空中，一阵忽然刮来的西南风，将他的降落伞从启德机场的上空吹到了沙田观音山方向。在机场引颈以待、等着抓捕克尔的大批日军，迅速登上军车，呼啸着朝观音山一带冲去。

这时，刚好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简称港九大队）交通员李石从九龙返回，路过克尔的着陆点九龙坳附近。港九大队隶属东江纵队，队员多为香港本地人，主要在港岛、九龙、新界进行抗日活动。其前身之一，就是营救赖特的那支游击队。1944年，港九大队已经具有完善的交通情报网络，交通总站设在西贡半岛深涌村，共有6条互不交叉的交通线。交通员以及下文提到的民运工作者，皆为非战斗序列，并不配发武器。

李石是第5条交通线的交通员，只有15岁。这位勇敢的香港少年看见克尔，立即举起右手两指，指着自己的印堂，表明游击队身份，示意克尔赶快跟他走。克尔向他展示缝在飞行夹克里的“血幅”，“他只瞥了一眼，热切地点点头”。“血幅”是抗战期间，中国航空委员会发给来华参战的美国飞行员的标志，绸布制成，上书中文:“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以便飞行员发生意外时，能顺利得到军民救助。克尔的“血幅”编号是05982。

拼命奔跑了10分钟，克尔这才发现不但自己受了伤，“脖子、下巴和面颊，既起了水泡，又擦掉了皮——好疼哟！”而且，救生衣和头盔都忘了脱。李石拿出九龙医院医生带给游击队的药物，处理克尔的伤口。收拾妥当后，两人继续逃生。“他(指李石)踏着胶底鞋啪嗒啪嗒地向前走，一点都不吃力，我落在他后面几步，很吃力地跟着，上山时还得向前俯身，几乎到了匍匐前进的程度。”

四十年之后，李石清晰地回忆起帮助克尔藏身的细节:“这时已是黄昏时间，下午4:30左右，太阳的光线倾斜照住，日军从观音山坡一步一步地搜寻这个人。这个地方的山坡有一个刚好藏一人的直伸泥洞，克尔就在这个地方掩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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