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广东地区图面内容的比较研究
——兼与广西地区对比

李莉婷 韩昭庆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一、 引 言

康熙《皇舆全览图》(以下简称“《康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国大范围内实测的经纬度地图，乾隆时期在康图基础上编绘了《乾隆十三排图》(以下简称“《乾图》”)。本文以汪前进、刘若芳整理出版的《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1)汪前进、刘若芳整理： 《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为研究对象，旨在数字化康乾两图中的广东地区，建立各自时间断面的地理数据库，并进行图面内容的比较，探究康乾两图的承继关系及其反映的广东地区历史。其次，通过数字化分析《康图》和《乾图》中不同省份的地图，可以分析不同地区《乾图》对《康图》的继承性。韩昭庆、李乐乐《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一文得出《乾图》不是对《康图》的简单翻版(2)韩昭庆、李乐乐：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本文拟选择广东地区作为比较对象，探究《乾图》对《康图》的继承性，并与广西地区作比较。

学界之前较多地探讨了清廷三大实测地图的测绘缘起、经过、影响、测绘方法、投影方式、版本等问题(3)翁文灏： 《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1930年第3期；丁延景、谭德隆、罗寿枚等： 《清康熙年间我国一次大规模地理经纬度和全国舆图的测绘》，《广东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77年第2期；[法] 杜赫德著，葛剑雄译： 《测绘中国地图纪事》，《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212页；冯宝琳：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白鸿叶、李孝聪： 《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韩昭庆：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Mario Cams, Companions in Geography： 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 (1685-1735),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 V, 2017；翁文灏： 《读故宫博物院乾隆内府舆图记》，《国风半月刊》1932年第8期；汪前进： 《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陆俊巍、韩昭庆、诸玄麟等： 《康熙〈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的统计分析》，《测绘科学》2011年第6期；韩昭庆： 《康熙〈皇舆全览图〉空间范围考》，《历史地理》第3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9—300页。，直到最近才有对该图的数字化及清廷三大图的继承及图面内容的比较研究。本文的通讯作者曾撰文分析了对该图数字化的意义。(4)韩昭庆：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意义》，《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有关三大实测地图的承继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朱希祖、翁文灏曾提出《乾图》是以《康图》为基础，并增绘其他地区而成，但没对具体内容展开研究。(5)朱希祖： 《乾隆内府舆图序》、翁文灏： 《重印乾隆内府舆图序》，汪前进、刘若芳整理： 《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汪前进首次通过量算康乾两图中直隶、山东、山西及河南四省共58个地名的经纬度值，并与《中国地名录》中相应地点的经纬度进行比较，得出《乾图》较《康图》准确的结论。(6)汪前进： 《乾隆十三排图定量分析》，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编： 《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119页。靳煜以清廷三大实测地图中西域地区为例，对三图中共有的一些地理要素的绘制风格和图面内容进行了直观比对，得出三图统属一套知识体系的结论。(7)靳煜： 《康雍乾三大图上的西域——相关地理知识的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年，第 121—145 页。本文的通讯作者有感于以往研究多是定性研究，鲜有在数字化基础上从量化和空间分析的角度对三大图之间的承继和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故曾选择广西地区为研究对象，在对《乾图》和《康图》进行数字化基础上，分别对康乾两图的图面内容展开比较研究。文章使用ArcGIS软件将康乾两图数字化，先把康乾两图中广西地区的图幅进行拼接，在此基础上对总的拼图进行配准及数字化，然后提取康乾两图中具有相同地名、相近位置的府、州、县、司、土司共86个点，对它们分别进行经纬度取值，根据康乾两图中这些地点经纬度的差值，分析康乾两图坐标系之间的关系，并基于康乾两图数字化后的属性表对图面内容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一些新见。(8)韩昭庆、李乐乐：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文中采取的方法尚属较新的尝试，本文的通讯作者在之后的探索中也发现其配准方法仍有改进的余地，另外，如果选择更多的地点进行经纬差值的比较研究，亦可提高研究的精度。因此，本文以期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选择广西的邻近省份广东，在对该地区数字化方法改进基础上，比较研究利用两种不同配准方法产生的结果差异；二是通过对两广地区《乾图》与《康图》图面内容的比较，分析不同地区《乾图》对《康图》的继承及发展，并探讨其原因。

以广东作为研究区域，除了它与广西相邻之外，《康图》中两广部分的测绘人员相同(均为汤尚贤、麦大成、李秉忠、绰尔代和苗受)也是重要原因，这使二者更具有可比性。测绘人员连续测量了广东、广西地区，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月初五日先完成广东全图，递交至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时间为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广西全图递交至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时间则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九月二十五日。(9)白鸿叶、李孝聪： 《康熙朝〈皇舆全览图〉》，第118—121页。

二、 康乾两图广东地区的地理配准及数字化

《康图》与《乾图》中的广东地区，分绘在四幅图上，其中《康图》上广东的图幅编号为32、37、38、41，如图1所示；《乾图》上的图幅编号为082、091、092、102，如图2所示，两套图相对应的排号范围为107°25′42″E—125°25′42″E(10)康乾两图均以过今北京古观象台的经线为零度经线，此线以东为东经，以西为西经，不过《乾图》此线标为东一、西一。，18°N—30°N。

图1 《康图》铜版排号全目

对广西地区的研究地理配准只用了4个点，数量太少会影响配准精度，而且就其选择的一阶多项式(仿射)这一数据转换方式而言，它使用最小二乘拟合 (LSF) 算法以轻微移动控制点的位置来获得可适用于所有点的通用公式，容易出现随机型误差。(11)樊敏等： 《ArcGIS数字化地质图校正及配准》，《化工矿产地质》2014年第3期。有鉴于此，在对广东地区的配准过程中，作了相应修改。首先，对分布于康乾两图上的四幅包含广东地区的地图分别进行配准，然后将配准后的分图合并成一幅图，这也与广西先拼图再配准的方法不同。配准方法是，选择WGS1984地理坐标系，在各分图幅上一般选择30多个控制点配准，海南岛单成一分幅图，因图幅范围小，故只选17个点进行了配准。各分图幅控制点个数如表1所示。这些控制点都是经纬度交叉点，易辨认、易读取经纬度值，同时这些选点在图面均匀分布。其次，选择样条函数作为数据转换方式，它能优化局部精度，进行精确配准。样条函数至少需要10个控制点，本区域的控制点数基本每幅保证在30个点以上，满足该函数的最低要求。(12)樊敏等： 《ArcGIS数字化地质图校正及配准》，《化工矿产地质》2014年第3期。总之，配准结果使残差、总体误差尽可能最小，接近于零。事实上，经过修改的地理配准方式，配准后的各图幅间的经纬线能续接上，能够很好地拼合起来，说明该地理配准和拼图方式是可取的。

表1 《康图》《乾图》广东地区配准点数据

配准完成后，按照本文通讯作者对康乾两图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研究方法对《康图》和《乾图》上的地理要素进行数字化处理，分别建立点、线、面图层，每个图层制作属性表。点图层包括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其中人文要素包括政区治所和聚落，聚落通名主要有塘、铺、村、港、营、司、所、墟、岗、冈、城、寨、澳等；自然要素通名主要有山、岭、岩、石、峒、屿、峰、海、潭等。(13)按： 通名为洲的地点根据其所在位置判断，在图上位于海上的洲归为自然要素。线图层包括水系、海岸线、省界等线状要素，面图层包括政区范围、湖泊、沙洲、岛屿等要素。康乾两图中的点、线、面图层地理要素的数量如表2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地图未能分辨出点图层中自然或人文属性的地名在《康图》中有23个，《乾图》中有43个，这种地名如龙潭飞雨、遮浪、马银技等。

表2 《康图》《乾图》广东地区各图层要素数量

三、 康乾两图中广东地区坐标系的比较

借助ArcGIS中的连接表功能，可以方便快捷地提取康乾两图中点图层名称相同的政区、聚落记录。因考虑要与本文通讯作者对康乾两图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研究作比较，同样只选取通名为府、州、县、司的地名。将《乾图》连接《康图》，得出康乾两图中同名的府、州、县、司地名共113个。在ArcGIS中分别获取这113个点要素的经纬度值，然后用《乾图》的经纬度值减去《康图》经纬度值，最后求出经纬度差值的平均值，即康乾两图坐标系的差值。当用《乾图》经度、纬度分别减去《康图》的经度、纬度值后，分别得到总经差和总纬差为-3.937°、3.415°，其中经差平均值为-2′，纬差平均值为1.8′，说明从广东地区点图层分布来看，《乾图》的坐标系相对于《康图》来说平均偏西2分、偏北1.8分。与广西相比，两地皆得出《乾图》较《康图》偏北的结论，广西的差值为0.6分，小于广东。但东西向上，广西得出《乾图》较《康图》偏东7.8分的结果，与广东情况有较大的不同。鉴于两个地区测绘的人员是一样的，测绘方式不会有大的变化，产生误差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一是与配准方法的改进有关，二是根据《康图》编绘的《乾图》可能进行了修正。如上所述，本文对配准方式有所改进，配准后与原图几乎保持一致，故研究结论较本文通讯作者对康乾两图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研究更加可靠。而且在本文通讯作者指导下的另一学生用改进的配准方法对康乾两图的湖广地区的研究也得出《乾图》校《康图》偏西、偏北的结果。(14)杨婧雅： 《康熙〈皇舆全览图〉数字化分析及对区域性地图绘制的影响——以湖广地区为例》，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49页。又根据汪前进研究，在《康图》长城以内15个省中，各地测量产生的误差不同，其中广西省经度值误差最大。(15)汪前进： 《〈皇舆全览图〉测绘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0年，第1—8页。编绘《乾图》时如果进行修正，也会导致结果发生变化。

四、 康乾两图中广东地区水系分布及其他自然要素的比较

广东北倚南岭，南临南海，地势南倾，省内诸水系顺势南流，因粤东莲花山脉和粤西云开大山山脉的怀抱夹阻，东、西、北三江汇聚形成珠江。除珠江水系外，省内还有韩江水系、粤东及粤西沿海诸小河。海南岛是一穹窿状山体，中部高四周低，中部主要有五指山、黎母山、雅加大岭，河流发源于中部山岭，向四周呈放射状入海，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是主要的河流。(16)王琼文总纂，黄世福主编，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 《海南省志·水利志》，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2、12—26页。

把康乾两图水系叠加后发现康乾两图上水系的分布、流向及形态基本一致，而且总体反映了广东(包括海南岛)境内水系分布的格局。不过，《乾图》水系总体较《康图》略为偏西、偏北，如图3所示。两图名称相同的河流有189条，约占有名称河流的82.9%，这与广西地区康乾两图中水系形态、河流名称高度吻合的情况一致。将《康图》广东地区的主要河流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全国1∶400万数据库的广东省四级及以上水系、海南省五级水系比较时，发现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中上游的形态、流向与今日相似，只是《康图》水系也较今日水系位置偏西，如图4所示，与广西的情况一样。变化最大的在西江、北江和东江汇合之后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此地区《康图》水系与今日水系吻合较差。总体上，粤北山区河流因受山脉约束，河道改迁可能性小，而在珠江三角洲附近，三百年来因河流迁徙频繁，加上人工促淤、海岸变迁等原因，二者相较发生很大变化也情有可原。

值得注意的是，《康图》和《乾图》中都有浈江(北江)、韩江、万泉河名称，且今东江均标为东龙江。但《乾图》标注了《康图》上没标的西江、珠江。

图3 广东和海南部分地区康乾两图水系对比

图4 广东和海南部分地区《康图》与今主要河流对比

研究广西的情况时，曾发现广西地区《康图》河流的绘制较为准确是与当时传教士沿河测量有关。为判断该结论在广东是否也成立，将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所附的37个广东实测点、7个海南实测点标注到《康图》上，发现这些实测点也靠近河流，说明当时传教士应也有沿着河流进行测量的举动，如图5所示。

图5 广东和海南部分地区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所附实测点与《康图》水系、政区治所

除了水系，通过对比自然要素地名的通名来分析广东地区康乾两图的关系。从表3中可以看到，通名为山、岭的自然要素数量最多，计算可得二者之和分别占《康图》和《乾图》自然要素总和的82.4%和82.3%，说明康乾两图皆体现了广东自然要素以山、岭为主的这一特征。与图6显示的今广东省、海南省的数字高程模型相符合，这些山、岭集中分布在粤北、粤西以及海南中部。另外，通名澳、池、潭、港、湖、涧、潭、湾、海、泉、岛、屿说明广东与水有密切关系，图7可见康乾两图广东地区水域自然地物均沿海分布，尤其以珠三角地区最为密集。从表2可知，康乾两图中广东地区分别绘有228、222条河，23、32个湖，24、22个沙洲，276、223个岛屿，突出表现了广东水域分布广、临海而居的地理位置。

表3 康乾两图山、岭、岩、洲等自然要素的数量

注： 《康图》点图层自然要素共836个，表中列出829个；《乾图》点图层自然要素共973个，表中列出960个。未统计通名待确定的地名。

图6 广东和海南部分地区康乾两图山地自然地物分布对比

图7 广东和海南部分地区康乾两图水域自然地物分布对比

从表2可计算出广东地区康乾两图自然要素占点的总数的比例分别为56.7%和47.3%，而韩文中广西这一占比分别为43.5%和32.8%。(17)韩昭庆、李乐乐：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二者皆反映《乾图》对自然要素的关注程度弱于《康图》。

五、 康乾两图广东地区政区地名及聚落通名的比较分析

顺治三年(1646)清军入粤，翌年在广东省建立地方政权机构，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广东的南明势力才被消灭。(18)蒋祖缘、方志钦主编： 《广东通史·古代(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7—743页。之后经历迁界、复界、三藩之乱，广东社会秩序才趋于稳定，之后至《乾图》完成期间政区设置变化不大。如前所述，《康图》中的广东地区是由传教士汤尚贤、麦大成主持测绘，成图时间是康熙五十三年。据傅林祥等研究，此时广东行政区划包含10府1直隶州8州78县(19)周振鹤主编，傅林祥、林涓、任玉雪等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18、763—767页。，数字化后的《康图》有10府1直隶州8州67县，较前者缺少番禺、南海、曲江、归善、海阳、高要、茂名、合浦、琼山、保昌10个附郭县，前者“海康县”在《康图》上写为“海康所”(20)另外，《康图》将“潮阳县”误写为“朝阳县”。。《乾图》中广东地区划分为10府3直隶州7州80县，这与傅林祥等的研究相同。(21)其中，《乾图》将“封川县”误写为“封水县”。康乾两图广东部分与广西部分相比，相同之处有二： 第一，《乾图》较《康图》而言，标出了附郭县；第二，两图的两广部分均没有绘制府州县之上的守巡道。(22)周振鹤主编，傅林祥、林涓、任玉雪等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第506—509页。二者的不同之处也有二： 第一，康乾两图都未标有“广东”省名，但《乾图》广西地区在桂林府标有“广西”省名(23)韩昭庆、李乐乐：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二，康乾两图所呈现的广西政区地名多有变化(24)韩昭庆、李乐乐：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而广东变化较小： 改连州为直隶连州(25)“雍正七年，从总督孔毓珣提请，改连州为直隶连州，专辖连山、阳山二县，直隶广东布政司。”参见同治《连州志》卷二《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1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98页。，升程乡县为嘉应州直隶(26)“雍正十一年，升程乡县为嘉应州直隶。”参见光绪《嘉应州志·序》，《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117号，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页。，置陆丰县(27)“雍正九年析海丰县坊廓、石帆、吉康三都置陆丰县。”参见乾隆《陆丰县志》卷三《建置略四》，《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区》第11号，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南澳厅(28)“雍正十年五月，诏设闽粤南澳海防同知……澳内地方原分隆、深、云、清四澳，隆、深二澳隶广东潮州府饶平县管辖，云、清二澳隶福建漳州府诏安县管辖。”参见乾隆《南澳志》卷三《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2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鹤山县(29)“雍正十年，析新会县古劳、遵名、新化都及开平县双桥、新兴、古博等都置鹤山县，隶肇庆。”参见乾隆《鹤山县志》卷二《沿革表》，《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 》第3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47页。，这在地图上都有体现，表明地图及时反映当时情况。

除了政区之外，聚落数量也发生了变化。广东《乾图》较《康图》而言，其政区和聚落地名数量分别为1 041个和615个，增量仅为69%，而广西分别是1 296个和489个，增量为165%，远远大于广东。广西政区聚落地名数量激增，应与雍正时期重点开发广西有关。(30)韩昭庆、李乐乐：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虽然《乾图》中广东增加的政区聚落数量不多，但是增补的聚落类型却比广西的多。表4显示，《乾图》和《康图》中通名出现次数大于等于5的通名分别有23个、32个，《乾图》比《康图》多出的通名分别是隘、店、坑、坪、市、塔、滩、头、园。《乾图》中除了以澳为通名的地名少于《康图》，其余通名个数皆等于或大于《康图》。其中，铺、塘、村、墟增加显著，分别增加了92个、87个、61个、45个，从通名含义可看出《乾图》对普通聚落、邮驿机构、集市的关注增加，这与广西一致，皆反映出乾隆时期更加关注了与民生和治安有关的人文要素。

雍正八年(1730)五月琼州“生黎”归顺(31)“雍正七年十月陵水县生黎数百人、崖州黎峝三十九村生黎……轮诚向化，愿入版图。”参见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海黎、防黎》，《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区》第47号，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480页。，海南岛中部黎族聚居山区纳入琼州府统治。康熙、雍正两朝为加强对海南黎族地区统治，有些地区增设了巡检司，比如水尾、新安、博铺(和舍)、铺前、薄沙、龙滚、宝停等。(32)黄忠鑫： 《论明清时期海南巡检司的分布格局及其意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1期。

表4 康乾两图上通名出现5次及以上的通名及数量

续表

六、 结 论

为探究《乾图》对《康图》的承继关系，本文以广东为例，选择了使误差最小、地图拼接准确的地理配准方式，并与已有的对广西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从康乾两图点图层中政区、聚落名称相同的点的经纬度差值来看，二者使用相同的坐标系，《乾图》的坐标系较《康图》总体偏西约2.1分、偏北约1.8分，这与广西《乾图》的坐标系平均比《康图》偏北0.6分、偏东7.8分的结论有较大差异。差异原因除了与配准方法改进有关，或许还有其他原因，这需要利用改进后的方法再做深一步研究求证。就康乾两图图面内容而言，广东《乾图》以《康图》为基础，增绘了内容，就自然要素而言，《乾图》增加了约16.4%的内容，二者的河、湖、沙洲差异不大，水系重合度高，以山、岭、峰等为通名的地名数量众多。与广西相比，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广东多出了与水相关的地名，比如澳、港、洋、湾、潭、涧。而对比康乾两图的人文要素可知，《乾图》政区及聚落数量比《康图》增长了约0.7倍，从聚落来看，《乾图》以铺、塘、村、墟为通名的地名增加较多，反映出普通聚落、邮驿机构、集市的增多。而广西地区《乾图》政区及聚落比《康图》增长了约1.7倍。《康图》《乾图》提供了明确的时空界面，在二者成图间隔期间，广东地区府、县级政区变迁不大，其间增设了陆丰县、丰顺县、鹤山县、南澳厅，升连州为直隶州、升程乡县为嘉应直隶州，这些政区变化都体现在《乾图》上。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测绘的带有经纬坐标的全国地图。由于它是当时世界上测绘面积最大的地图，在中国地图史和世界地图史上皆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期以来，对该图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地图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以往研究多侧重于测绘史的研究，有关该图内容、制图综合、应用等仍待进一步加强。(33)杨霄、韩昭庆： 《1717—2011年高宝诸湖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分析》，《地理学报》2018年第1期。正如一些学者倡议的一样，早期地图可能是自然要素变迁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为它们有助于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自然要素的特征的分析。(34)J. M. Hooke, R. J. P. Kain, Historical Change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 Guide to Sources and Techniques, London： Butterworth, 1982, p. 1.张修桂也指出，应用古地图和当代地图作比较，是研究地貌历史演变过程最有效、最简捷的方法。(35)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对该图进行数字化，既可从具体空间认知的角度为我国疆域形成的认识过程提供实物佐证，亦可为日后相关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一个明确的时空界面，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学术意义，并有广泛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