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的时代与地母的乡愁

理解就是取消，與作为唯一的读者的他达成共识就是取消一本书。

——克尔凯郭尔

牛寒婷，1979年出生，本科学经济，研究生读文学，曾从事编辑工作十余年，现在辽宁文学院文艺创作研究发展中心做研究工作，已发表艺术随笔与文学批评文章若干。

女性写作历来是个意味含混的说法，围绕“女”字也会生发各种歧义。当女作家一词暗含着某种标签意味的时候，也时常为女性作家自己所排斥。然而，作为文学史中时时被误读、被遮蔽、甚至于被隐匿的文学写作者和文学写作，女性写作的集中呈现依然有其必要性。当女作家们以一种群体的状态呈现，代表着从地底下发出的独特声音。这些写作是从地母宽阔胸膛中发出的低吟，是穿越古典与现代的语辞。这个专号提供了当下普通中国女性和她们日常的生存样态，呈现了女性自我、文本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纠缠、龃龉和断裂。在这些文本中，女性主人公爱且纠结着，痛苦并忍耐着，茫然却前行着，她们的痛感体验中夹杂着更多对于爱情、婚姻、家庭和伦理的温情回眸。

本期小说部分呈现出鲜明的写实主义特色，在当代生活场域的底色中，作家们对于现实的观察与摹写深深打上了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情感体验的烙印。关于婚姻家庭、亲子伦理和日常人际关系等题材占大多数，笔力所及处多在中国式伦理亲情的温暖与伤痛，父母亲子关系的幽暗曲折，人与人之间出入于现实与荒诞的行为方式等等。专号两个中篇都是关乎婚姻、家庭和情感的文本叙事。陆蔚青《小夜曲》几乎以非虚构的手法，叙述了传统婚姻模式下某一类中国家庭司空见惯的场景和故事。充斥着烟火气的菜市场，裸露生活真相的病房，父母之间无法说清道明的家务琐事和情感利益纠葛，父子、父女和母子、母女之间迥然不同的亲子关系，其中夹杂着重男轻女、大男子主义、女性的懦弱与刚强……全然没有亲情的令人厌恶的父亲，操劳辛苦却也不讨人喜欢的母亲，被牺牲的忍让的妹妹，跋扈而自私的兄长，无能而倔强的弟弟等等，这些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因为真实而显得格外刺目：这些就是中国式婚姻和亲子关系的某些真相，一旦深入到日常的肌理和毛细血管，在一日三餐里挣扎的人们便会原形毕露。王晓燕《文化街》讲述了女孩茉莉在自己混乱迷失的感情中左冲右突，试图寻求出路的故事。小说在多视角的叙述结构中，讲述了文本中五个人纠结而混乱的情感关系，这些情感纠缠并不复杂，丝丝若有若无的暧昧气息弥散在字里行间。茉莉继父和茉莉之间的情感带着一丝冒犯伦理禁忌的意味，却行走在安全区域。茉莉继父和茉莉妈妈显然拥有真爱，但这种爱却在日常的侵蚀中被婚外情弄得支离破碎。茉莉妈妈一直以来沉溺于婚姻的安全地带，却恰恰无法了解自己最亲密的丈夫和女儿。这是一个关于错乱人生的故事，一个隐藏在光天白日之下的幻梦，错的人、错的事情和错的选择往往是灰色地带最为常态的人生图景。

短篇小说则面目多变，体现出这个文体灵动而富有张力的叙事特征。马晓丽《午后的细节》回溯了部队医院的生活，新入职的小护士面对着陌生而纷乱的环境，清晰地回忆了午后的很多细节：脑部受伤的士兵在机械性口令下迅捷规整的动作，老兵吴八佬有条理地关门落锁，豆包发出的尖叫声，我带着哭声喊出的口号，大片涌进太平间的阳光……这些细节一如特写镜头般迅速切换，让懵懂无知又争强好胜的小护士应接不暇。最终在死亡的阴影中，所有的细节膨胀发酵，成长也在一刹那发生。葛水平《事后》通过一个文青气质的女作家游走于文学圈内外的经历，叙述了个人化的文学境遇和人生遭际。小说起笔于体制内的人事纠葛，却行走在女性情谊的幽暗区域。女性之间试图通过细小的闺蜜情谊相互取暖，又在更为现实的利益算计中沉入俗套的尔虞我诈。文本呈现出女性与异质的男性世界和同性世界之间双向的错位，女性主人公陷入无法自证的惘然之中。马金莲《眩晕》通过叙述旅行路途中几个场景来呈现人性的多侧面。叙述者作为旁观者，在命运的水晶球中看到：车上两个女人的贫富和阶层差异，甚至被其中一个女人自己所描述的美满人生所倾倒。当低保被这样一个女人以特权的方式占用的时候，所有的故事似乎都指向了分配的不公与义愤。然而当叙述者真正面对水晶球中另一个女人的时候，她突然发现：一路热络聊天似乎故友重逢的两个人是陌生人。叙述者发现自己并非是他人命运的偷窥者，而恰恰是被表演者忽悠的观众。对于敷衍和欺瞒的人际关系来说，所有的场景和镜像都是虚幻的，而叙述者面对如此虚伪和变幻的人性却缺乏应对的手段，由此“眩晕”成为对于当下人际生态的某种隐喻。蔡瑛《浮影》以中国乡村妇女莲香作为被叙述者，在准备接待未来儿媳的家庭宴席准备中，她回顾了自己平淡却充满艰辛的一生。在和解与知足的叙述腔调中，莲香回顾了自己的大半生。尽管丈夫好吃懒做又曾经出轨，但是她勤劳能干、忍耐坚韧，带着三个儿子奔向好日子的经历。莲香看着儿子们红火的日子，心里是颇感慰藉的，然而在她生命意识的最深处，女性那颗需要爱、呵护与情感滋润的心却在干涸枯萎。莲香少女时代粉色的梦只是那么一会儿就破灭了，留下来的，是作为一个女人和母亲的无尽心酸与磨难。衣食无虞的老境中，老妇人莲香是满足的，又是非常不满足的。女真《声声呼唤》则是对于悲悯人性的抒写。祖辈的人生和命运在衰老、病痛和痴呆状态中凸显出暮年的心酸和悲哀，然而文本通过姥爷沉默无言却充满爱心的行为，阐释了对于祖辈人生遭际新的理解：奶奶根植在内心深处的爱是无敌的，这种爱穿过浓雾弥漫的时光，老而弥坚。对于拥有善良和智慧的姥爷来说，悲悯战胜了俗世的羁绊，心安处即丽日晴天。周燊《天色向晚》以一个现代青年的想象力去回溯一百多年前年轻人的心性和热血，小说叙述了满清八旗子弟小金坨在同文馆中的一段生活，记述了几件率性而又荒唐的事情，摹写了清末贵族子弟青春年少的热血、骚动、困惑与迷茫。内忧外患的社会语境下，旧制度与旧家族的腐朽和糜烂气息中，少年个体空有一腔所谓的抱负和热血，却无法找到真正的方向和出路。

汉语散文写作源远流长，在文言到白话的转型过程中，散文写作也深深打上了自身独特的现代性特质。当下散文写作呈现出纷繁错综的局面，然而相对于小说和诗歌来说，当下优质散文写作依然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脉基因。散文创作在文史背景中描摹人物形貌，抒发古今兴亡的怆然之情，在自然风物中描摹生命的强悍奇诡，究宇宙天地万物之情理。格致散文《皇帝的乡愁》通篇状物摹情，通过记述皇帝故里东北的风物和吃食，发思古之幽情。这篇散文侧重描述族群政治军事大迁徙之后，满族身心层面对于故乡风物的执著与依恋。康熙作为威加海内的盛世明君，尽管在制度和教化层面奉行儒家的圣人之道，然而身心远离故土的离魂状态却是真实存在的。这种离魂需要海东青振翅而飞的回巡、蒙古细猎犬在身边的腾挪跳跃以及打牲乌喇通过漫长驿道的日常供奉来招魂。这种深入到日常经验的文字抒写，是在大历史镜像中精雕细琢小细节，在史料、文字和风物的历史尘埃中想象曾经萦绕心间的乡愁。《潮与蟹》写景摹情，作者通过记录海边招潮蟹的生命过程，抒发对于自然生命的慨叹。散文带着探究的腔调，饶有兴趣地叙述了招潮蟹在海边筑巢、配对和产卵的过程，那些挥动着巨钳的钢蓝色雄蟹，母蟹肚脐下方迷你版紫葡萄状的蟹卵，一次次海潮将比针眼还细小的幼蟹带入清浅的海湾，接着又一次海潮，幼蟹们又被抛入它们命定的生命轨迹……生命的循环无时无刻不在这个星球上发生着，带着偶然和必然，也带着祸福相依的诸多可能性，充斥着自然生命和宇宙万物。作为人类而言，唯有真诚而谦卑地认知与探求，带着同情之理解，回望那一轮岁岁年年相似的月轮。塞壬《鄱阳湖上的训鸟人》聚焦人、动物与自然之间相生相杀又相互依存的关系。鄱阳湖上驯养鸬鹚的邹姓家族绵延了八百多年，随着过度渔业打破鄱阳湖生态平衡，在禁湖令中，邹家也被迫终结了鸬鹚捕鱼的古老行当。文本在对邹老和鸬鹚之间相知相惜的叙述中，呈现出了农耕文明中身怀绝技的训鸟人、充满灵性的鸬鹚、充盈丰沛的湖泊、渔舟唱晚的夕阳……融入自然的人们在桃花源的境界中悠然自得，散文是对于已然消逝的农耕文化的一曲挽歌。

作家回溯自己的处女作是一种带着母性眼光的回望，在漫漫来路中凝视自己写作的初心。孙惠芬《谁在静坐喜床》以期待成为新嫁娘陪嫁的方式描述了自己走出乡土的经历，回溯视角中呈现出了女性对于世界最为原初的体味。这篇对于自己处女作的多面相分析无疑是令人玩味的，对于一个试图以文学之力挣脱乡土和既有生存羁绊的女性来说，文学的解构意味不言而喻。然而，孙惠芬落笔处却在于对这种羁绊生活的悲悯与和解，在对于婚姻家庭和亲子关系的内省中，她依然深深沉溺于中国式伦理的审美范畴之中。周洁茹《回忆一个做练习生的时代》是个人化的追忆，更是对于期刊文学时代的一次缅怀。那个时代之所以值得反复追忆，在于时代和时代之人对于文学发乎本心的热爱，真诚抵消了对于文学理解的清浅和单向度，反而在正心和诚意的层面上回归了对于文学本质的亲近。那个时代的文学工作者将人性之真与善呈现在关于文学的事情中，让练习生的练习充斥着对于某种品性的感悟。对于这样的练习而言，文学和文学写作者之间是一种彼此成就的关系。

牛寒婷《隐秘的阅读》是一篇颇具内省反思意味的随笔。阅读在这个时代是个热点话题却又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是一个阅读和思考都极其匮乏的时代，恰恰是对于阅读的讨论掩盖和淹没了对于阅读的真正兴趣，阅读更多地与考试、考核和职场规则相勾连，恰恰和阅读开启心智的精神情感追求越离越远。对于阅读的功利目的败坏了閱读的趣味性，隐秘的阅读恰恰是个人兴趣和智识的选择。在一个浮躁而喧嚣的时代，阅读哲学恰恰能够透过哲思和睿智抵达生存更为本质的真实。

总而言之，本期专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出女性作家对于中国式婚姻、亲情和个人情感伦理的抒写。乡土嬗变中的生存体验，原生家庭的龃龉矛盾，体制内外生存的烦恼愁绪等等，女性主人公们带着模糊难辨的情感特征，踟躇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路上。这些基于母性、妻性、女儿性等诸多女性社会符码特征的文学叙事，带着古老的叙事传统和对于女性身份的深刻认同，以现代汉语建构着中国女性及其家庭、婚姻乃至社会人伦风情的独特镜像，凸显出中国女性写作对于女性社会身份所承担的义务、责任和伦理价值的坚守。与此同时，在一个物质和功利主义喧嚣尘上的时代，女性意识一方面在女性写作中凸显自身颇为尴尬的生存境遇，一方面女性主义运动自身也加深了女性社会符码特征的复杂性。由此，女性写作者拥有了一台电脑和一张书桌，可是依然还未能够真正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这个独立的空间里，女性可以拥有现代个体的独立思考，努力以人的完整性去面对自我、他者和世界。一如阅读的智识性和趣味性对于阅读本质特征的自证一般，女性身份、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还应在自己的社会身份符码中获得更多的自我意识，在对于自身性别特征的智识性和好奇心的探究下，在女性身心两端的阐释和解读中，地母的低吟中夹杂着现代性的破裂之音，情感的成长中夹杂着尖锐的痛感体验。在两性和解的层面上重新阐释现代女性之于婚姻、家庭、情感伦理的新的生命体验。

现代性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我是我自己”。后现代的自我则在大众的多维价值空间中孑然一身，自我从“我是我自己”中日渐迷失。女性写作自身已然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后现代进程密不可分，女性之于传统的坚守意识，往往使得女性写作从两性和解的层面重新阐释现代婚姻、原生家庭和亲子关系的复杂镜像，并在症候性的分析中体现出新的现代性审美特征，这些都是当下写作（包括女性写作）的题中之意。尽管老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然而汉语有诗言：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作为地母般有力量的写作，女性写作依然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充溢着温暖与善意的建构性命题。

【责任编辑】大 风

郭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著名评论家，研究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出版专著《80后青年写作与代际考察》《边地想象与地域言说》《在场的语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