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报恩”
——论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叙事模式

宋剑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解放区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参与革命进程的战斗性：“不论劳动生产，不论日常生活，也不论长篇短卷，不论慷慨婉约”，都是一种肩负着政治使命的“战斗的文学。”因此，解放区作家不仅身兼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等多重身份，同时更是把创作视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①《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总序》，见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一》，第4-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如果我们单纯地从审美角度，去评价解放区小说艺术成就，“被公认的伟大作品，现在恐怕还难以提出多少”。②康濯：《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代序》，第10页。由于“战斗性”使其过于意识形态化，基本上都是以整齐划一的叙事模式，去形象化地诠释现代革命的政治理念，虚构历史与改写历史的倾向十分明显。康濯曾否认解放区小说是一种概念化创作，“说解放区的文学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概念化的文学，这也不符合事实。我们在解放区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条条框框来限制我们写作。”③康濯：《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代序》，第10页。康濯一再强调解放区作家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当然是指在正确的政治导向下去进行创作的相对自由，而不是指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进行创作的绝对自由；因为“在战斗的队伍里，战斗的纪律，是幻想和自由的‘紧箍咒’。”①艾思奇：《谈延安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和任务》，胡采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第109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特别是“共产党员的作家，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个人的立场。②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第1061页。这就决定了解放区小说的任务和使命，必须要去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并积极引导农民参与全国的解放战争。只要我们翻开那些充满着战斗激情的作品文本，很容易就能看到这样一幅幅艺术画面：不是义愤填膺到地“诉苦”，便是泣泪洒血地“说惨”，大家竞相去表现阶级斗争的尖锐性，目的就是要去启发广大读者的阶级觉悟。这种叙事模式在创作实践当中，具体又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诉苦”与“说惨”：革命启蒙的有效方式

“诉苦”是指在土改运动中，解放区农民讲述自己家庭经济的贫困状况；“说惨”则是指农民控诉地主阶级对他们生存权与生命权的全然蔑视，而这两点都是土改时期发动农民最有效的启蒙方式。“诉苦”与“说惨”的历史背景，是国共两党内战的全面爆发。早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毛泽东就清醒地意识到，内战的危险即将来临，因此他一再告诫全党同志说：“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一定要“早有精神准备。”③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5-1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然而，由于国共两党实力悬殊，“根据以往经验，在内战中如果不发动农民的土地斗争，是很难胜利与坚持的。”④《 中央关于力争和平与准备大打给郑位三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6-1947）》第16册，第18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故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目的就是要“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战争，不觉疲倦；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7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固然可以使农民获得物质上的实惠，但究竟怎样才能使他们从政治上觉悟，并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主力军？处于危难之中的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必须是从诉痛苦找穷根入手，使农民回忆地主剥削本质，使农民仇恨起地主，在仇恨地主阶级的阶级直感上行动起来，发动斗争。”⑥《 长治县委会总结土地改革经验》，载《人民日报》1947年 3 月 28 日第 2 版。而“诉苦”与“说惨”，又离不开“算账”和“对比”，它能“进一步弄清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农民和地主究竟谁养活谁”这一道理，⑦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270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这无疑为解放区小说提供了明确的创作方向。

“诉苦”中的“苦”，在农民与革命的视域中，有着各不相同的自我理解：对于农民而言，“苦难”是成年累月的劳作之“苦”，是环境恶劣的生存之“苦”，是经济贫困的生活之“苦”，它是与生俱来、不可抗拒的一种宿命。比如东北土改时期，“差不多所有的老实农民都相信命，以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⑧《 汤原太平川的巩固工作》，《合江土改》，第74页，中共佳木斯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88年编，内部发行。革命当然不会认同这种说法，它通过启发农民去“忆苦”和“诉苦”，让他们认识到“苦”的根源是“穷”，而“穷”的根源又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很显然，如果没有革命话语的强劲介入，“苦难”绝不可能从一种农民生存困境的自然形态，转化为他们重新认识自我命运的阶级意识，这就是解放区小说最强大的启蒙功能。比如，在柳青的小说《土地的儿子》里，李家崄的李老三，自己当了一辈子石匠，却连自家的石屋都砌不起来，为了能够活下去，一家人经常“在坡底下的垃圾堆里去翻检别人丢掉的白菜叶子”吃。在马烽的《光棍汉》里，主人公人任命根“十三岁那年”，正赶上闹旱灾，全家早就断了粮，天天靠“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过活”，他爹吃观音土胀死了，母亲把自己卖了五吊钱，买了一张席子埋了他爹。在梅信的《老一亩半家的悲歌》里，“一家老小靠着吃秕子、康、草根、树皮度日，后来吃得孩子大便不下，娘噙着泪往下挖。”在俊青的《血衣》里，李洪福老人因为贫穷，只能带着小儿子四处乞讨，每天都跟着那些逃难的人群，“吃树皮，吃观音土”。在葛洛的《我的主家》里，“我”家里没有土地，穷得什么也没有，“因为多吃了树皮和草根，我们的脸都肿起来了，长着绿光，像死人一样。肚子涨得像一面鼓，一天十次八次往茅房里跑，却连一点粪也拉不出来。”如果要说比“苦”、比“穷”，解放区小说中所有的农民形象，都“苦”不过也“穷”不过《暴风骤雨》里的“赵光腚”：他“一家三口都光着腚，冬天除了抱柴火、跳水、做饭外，都不下炕。夏天，地里庄稼埋住人头时，赵玉林媳妇每天不亮天，光着身子跑到地里干活，直到漆黑才回来。”周立波一下子便将赵玉林打回到了原始社会，甚至活得还不如那些茹毛饮血的人类祖先；至少猿人还会用树皮或野草去遮遮羞，而赵玉林“穷”得连树皮和野草都没有。

解放区作家当然知道，仅仅靠描写农民的“苦”或“穷”，并不能够让他们真正获得阶级意识；因为“苦”和“穷”的原因是多样性的，剥削压迫都还只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因素，并没有涉及到农民贫穷的自身问题。比如在东北土改时期，佳木斯柳树屯一共有50多户“精贫”农民，其中30多户不是“吸过鸦片”，便是“好吃懒做”，所以其他贫雇农坚决反对他们加入农会。①李岳鹏：《忆柳树岛上的土改斗争》，《合江土改》，第171页。可见“贫穷”除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还有农民自身的诸多因素。为了促使农民把自己的“苦”和“穷”，上升到阶级关系的认识高度，就必须去掉“苦”与“穷”的主观因素，去凸显“人为制造”的客观因素。因此，解放区小说在诉“苦”写“穷”的基础上，又特意加入了一个“惨”字，并用“说惨”的方式去煽情，以求达到强化诉“苦”写“穷”的社会效果。理由十分简单，“惨”并不属于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它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人为”制造的，这就为解放区作家的阶级启蒙，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想象的创作空间。

“说惨”是解放区小说的一大发明，它要比诉“苦”、写“穷”更能激发读者的强烈同情心，进而使他们对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合法化，从思想深处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自我认同感。比如，孙谦《村东十亩地》里的主人公“我”，原本在村东有十亩地，一家人全靠它来维系生活，不料却被地主“活财神”看上了，于是他便派人把自家地里的“谷苗”踩到了一大片，然后再带领“村警”把“我”捆绑起来，污蔑是“我”祸害了他家的庄稼。“活财神”和“村警”把“我”吊在“大槐树上”，足足打了几个钟头，家里人为了救命，只好把村东那十亩地，赔给了“活神仙”。洪林《瞎老妈》里的孙大嫂，家人不过是在山上捡了些干树枝，地主何五爷硬是诬赖偷了他家的树木，结果拿走了孙家仅有的二亩去抵债，“孙大嫂却苦了——十几年来，要饭、受罪，地给人霸占了，男人惨死了”，她把眼睛也哭瞎了。陶纯《庄户牛》里的庄户牛，“二亩祖业地是全庄里的地心……这二亩地就是他们全家的命根；有这二亩地，不至于饿死，没有这二亩地就没有了根，一家人就要没命了。”但这二亩地却被地主“二秀才”给夺走了，此后全家“住在祖传的两间破屋里，挖菜拾柴，要饭过日子。”要说是比“惨”的话，《暴风骤雨》里的“小猪倌”、“老田头”和“张寡妇”的悲惨遭遇，最能反映出地主阶级的残忍本性：小猪倌吴家富自幼跟着母亲过活，韩老六糟蹋了他年轻的母亲，玩够了又把她卖到窑子里，从此小猪倌就变成了一个孤儿；老实巴交的老田头，刚刚“盖好了三间小草房”，就被韩老六霸占去做了他家的牲口棚，同时还逼死了他的女儿和女婿。韩老六看上了张寡妇的儿媳妇，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色欲，就勾结日本人把她儿子抓去当劳工，并用麻绳将他活活地勒死。这些“说惨”的作品文本，每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背后，都有着一个地主恶霸在兴妖作怪。作者之所以要把主人公描写得“惨不忍睹”，就是为了要去形象化地揭示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势不两立，进而激发他们奋起反抗的革命积极性。

读罢这些解放区小说，我个人心中存有很大的疑问，难道文学叙事真是对历史本事的忠实描写吗？当我回到历史现场以后，却发现有许多重大问题，都值得我们去重新进行思考。

首先，解放区小说“诉苦”与“说惨”的“标配”性词汇，就是全国的贫苦农民无论南北，天天都在吃“草根”、“树皮”、“烂菜”和“观音土”，他们既没有土地又没有房屋，长期处于这种极其恶劣的生存状态之中。问题也由此而来，他们究竟是怎样活下来的？实际上，农民这种凄惨的生活状况，并不是他们的生活常态，而只是“荒年”的生活写照。比如，美国学者韩丁在山西张庄做土改调查时，农民就曾明确地告诉他说，“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醋糟”，而平常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①[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4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另外，无论是李景汉教授在1930年代所做的《定县社会概括调查》，还是美国学者韩丁在1940年代撰写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其中都收有他们在河北与山西亲自拍摄的有关普通农民日常生活的大量照片，这些照片显示农民在吃、穿、住、用等各个方面，都与解放区小说所描写得大相径庭。其次，每一部（篇）解放区小说，都在集中描写一个最“苦”、最“穷”、最“惨”的主人公，作者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艺术典型，能够给读者留下一种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然而，这些贫苦农民的艺术典型，是否真正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意义，却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就拿《暴风骤雨》里的“赵光腚”来说吧，他年纪轻轻的也就30多岁，租种着韩老六的一垧地（15亩），还租种了地主杜善人的2亩菜地，为什么混得一家三口连裤子都穿不上呢？而小猪倌、老田头、张寡妇均属于老弱病残，或租种韩老六的土地，或为韩老六家打工，可他们及家人却都有衣服穿，这难道不是一种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的悖论逻辑吗？再者，解放区小说都把农民的“苦”、“穷”、“惨”，完全归罪于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农民自身的内在原因被剔除得一干二净，这种诠释方式也很难令人信服。我们不妨以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顾涌为例：顾涌十四岁就跟着哥哥来到暖水屯，哥哥给地主当长工，他给地主家放羊，“兄弟俩受了四十八年的苦，把血汗洒在贫瘠的土地上，把希望放在那上面，一年一年的过去------全家十六口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要到地里去，大家征服土地，于是土地的面积，一天天推广”，后来还买下了地主李子俊的大片土地和两个大院，变成了“暖水屯”里的大户人家。如果说地主阶级残忍地压榨农民，使他们失去了发家致富的任何可能性，我们又该怎样去解释顾涌的发家史呢？《暴风骤雨》里的中农刘德山，也是从贫穷中崛起的农民，并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买下了5垧地、盖起了三间玻璃大瓦房、养了3匹高头大马。由此我们不难去推断，解放区小说的“诉苦”、“写穷”与“说惨”，其意图无非是要进行阶级启蒙；它只追求政治上的正确性，并不关心历史本身的真实性，这才是解放区小说的真正价值。

二、“他们”与“我们”：阶级斗争的人生哲学

“诉苦”与“说惨”的真实目的，是要在农村中进行阶级分化。比如，毛泽东早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里，地主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②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而中国现代革命的主力军，则是那些长期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故他预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页。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一直都坚信这样一种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没有农民，我们就没有力量；没有农民，最后一定失败。”①《 中共黑龙江工委关于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土地改革运动（上）》，第18页，黑龙江省档案馆1983年内部发行。所以，解放区小说的“诉苦”与“说惨”，用意就是要去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正确区分“他们”与“我们”的阶级差别。

有意思的是，并不承认自己是政治概念化的解放区小说，几乎都是在按照阶级斗争学说，把恶霸地主同反动政权，描写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政治联盟，无论“他们”自己是否认同这种联盟，解放区小说都将“他们”牢固地捆绑在了一起。比如，陈登科《杜大嫂》里的地主王九卿，先是日伪时期的乡长，光复后又参加了国民党的“还乡团”，他对贫苦农民充满了阶级仇恨，亲自带着“中央军”在村子里，疯狂地进行屠杀：一个14岁的小姑娘被“还乡团”轮奸了，一个6岁的儿童被砍掉了胳膊、割掉了耳朵，杜大嫂等妇女被扒光了衣服吊在吊杆上，血腥的场面令人不忍直视。董均伦《血染潍河》里的地主胡建堂，带领着国民党的“还乡团”，割掉了曲村长的耳朵、剜去了他的眼睛，轮奸了村里的妇女并割掉了她们的乳房，把年幼的孩童扔到火堆里活活烧死，他们却在那里毫无人性地哈哈大笑。萧也牧《羊圈夜话》里的地主贾亮，给日本人当联保主任，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青救会”主任庭庭抓了起来，并“用了一根二尺半长捅炉子用的铁条条，烧得通红，对准庭庭的肛门插了进去……一节一节慢慢地往里插，痛得庭庭身上每一根汗毛管管，都裂了口子，冒出一颗颗的血珠子来。”地主阶级为什么会如此地凶残？解放区作家所给出的唯一答案，就是因为他们背后有着反动政权的强大支撑。比如，在《暴风骤雨》中，日本宪兵队长森田就住在韩家的豪宅大院里，韩老六为他提供吃喝玩乐和家中的女人，森田则为他巧取豪夺、欺压百姓提供武装保护；对于那些稍有反抗的贫苦农民，都是由森田出头去进行镇压，“搁枪崩掉的人，本屯就有好几个。”日本人倒台之后，他又站到了国民党一边，摇身一变成了“先遣军”的参谋长，并且还把大儿子送去参加了“中央军”。周立波这样描写的真实意图，就是要告诉广大读者，无论何时何地，地主阶级和反动政权，都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故“他们”之间结成的政治同盟，无疑就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解放区小说这种叙述模式，表面观之合情合理，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但它却大有遮蔽历史真相之嫌。众所周知，在全民抗战时期，各地都有许多地主乡绅，在自发地领导农民进行抗战，并不是所有的农村地主，都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或奴才。比如丰村小说《望八里家》中的地主程大方，他宁愿将自己的庄园一把火烧个精光，也不愿被日本鬼子强占去，变成残杀中国人的据点炮楼。河北地区的乡绅宫长海，也变卖了全部家产，购买了两挺机枪、20余支匣子枪，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②魏宏运：《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足以说明“地主阶级”并不都是韩老六之辈。有些开明绅士像陕北骥村的大地主马阁臣家族，不但不反对共产党，而且还慷慨的支援八路军，当359旅向他们借1700多石粮食时，他毫不犹豫地说不用借，“这些粮食是我们奉献给抗日将士的。”③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第65、84、62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就连丁玲自己都说，“在我的经验中……那些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是不大多见的。”④转引自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第361、37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如果真像解放区小说所描写得那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本性，那么最终只能是把他们都逼上了绝路。邓小平对此就深有感触，他说“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⑤邓小平：《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2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地主阶级与反动政权联合起来，构成了“他们”的政治集团，那么共产党、八路军就必须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政治集团。这也是解放区小说农村叙事的显著特征。共产党、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同贫苦农民心连心，完全是由这个政党和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就像陶纯在小说《麦杏黄》里所说的那样：“咱八路军和顽固队不一样呵！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他们都是从老百姓来的，都知道爱护老百姓。”而峻青与周立波又对这一特质，则做了更为生动形象地艺术诠释——贫苦农民信任区农救会长老周的唯一理由，就因为在他们之间，有着十分相似的苦难经历：“我从小就看牛、扛活，出了半辈子力，没过一天好日子。共产党来了，这才翻了身。……因为我也是穷人，穷人知道穷人的苦。”（峻青《水落石出》）小战士王春生能够成为赵玉林的知心朋友，也是因为他自幼失去了父亲，成年累月跟着母亲到处讨饭，从未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从未吃过一顿像样的饱饭，所以被赵玉林认为是“同类”。（周立波《暴风骤雨》）既然“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我们”除了都具有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特征，更应该在思想感情上心心相印、亲密无间；故每当贫苦农民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总是能够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桃源村里闹“春荒”，老百姓的家里都揭不开锅了，驻地的新四军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把省下来的粮食拿给乡亲们吃；（路《卖儿》）张寡妇家地里的麦子熟了，鬼子准备来村里抢粮食，张寡妇正在为此事着急，也是八路军指战员赶来帮她抢收了麦子。（周而复《麦收的季节》）农民对于共产党和八路军，有着一个从“听说”到“亲见”的认识过程，李明在其小说《过意不去》里，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八路军战士帮助农民开荒种地，孙长生起初抱有很大的怀疑，“队伍帮助老百姓开荒？听不见看不到的事……真心帮助？人，都愿有一个好名誉，面子上的事吧？”接着他又犯起愁来，“四条大汉吃一顿，足够全家两三天的粮食，打起算盘，不见得上算。”后来看到八路军战士帮他开荒，都是自带水和干粮，这时他才真正明白，“八路军厚道，在老家就知道，可没有想到竟这样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贫苦农民好，而贫苦农民又反过来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知侠在其小说《韩邦礼苦学记》里，让主人公韩邦礼发自内心的一通表白，就很能够代表解放区小说中的贫苦农民，对于“我们”之间政治联盟的强烈认同感：“天下哪有这样好的队伍呀！哪有这样好的政府呀！”“没有共产党穷人就翻不了身！”“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然而，“我们”同“他们”一样，思想成分也是非常复杂的。由于解放区小说人为地遮蔽了农民贫穷原因的多样性，所以也就人为地消解了农民身上自私狭隘的人格弱点。中共东北局在土改运动刚一开始，就曾向工作队员发出警告说：“农村党员干部的第一个社会角色是农民，农民的散漫自私保守等思想较普遍地存在着，加上旧社会传统陋习的影响。他们一经入党，掌握了权力之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自私自利等问题很容易且必然要发生。”①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建党（1945·9-1949·10）》 第77页，1985年内部发行。“我们”中的一些农村党员尚且如此，那么“我们”中间的积极分子，情况更是令人堪忧了。几乎在所有的解放区，土改运动初期都曾发生过这样一种现象：最先起来拥护土改政策的积极分子，并不是那些真正的贫苦农民，而是一些因败家而“穷”的社会“边缘人”。仅以东北解放区为例，王鹤寿就曾非常痛心地指出：“在积极分子问题上，我们走了偏路。虽然思想上也知道注意成份，但急于求成，冒用敢说敢干的人办事，结果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所谓干部积极分子不好，做了许多坏事，严重地损害了土地改革与群众运动。”②王鹤寿：《北安六区工作札记》，《土地改革运动（下）》第78页，黑龙江省档案馆，1984年，内部发行。这些加入到“我们”政治集团中的积极分子，“从成分上看，有的是劳而不苦，中农以上的成分；从出身上看，有的是苦而不劳，流氓，地痞，扎吗啡，吃大烟”。③《 哈北地区煮“夹生饭”的点滴经验》，《土地改革运动（下）》，第121页。这种人在桦川县“三个区三百十九名积极分子中，竟占了二百零三名，达百分之六十三以上。”以至于县委深刻地检讨说，“在阶级政策的执行上，我们是有左的偏差的。有些同志是从笼统的、抽象的‘穷人’观念出发，以为‘谁穷谁就好，谁富分他就是了’”，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④《 桦川县五个月工作总结》，《土地改革运动（下）》第53、49页。

土改运动以“富”和“穷”为标准，去区分“他们”与“我们”的阶级界线，这对于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举措。但是这种阶级划分标准，也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富”与“穷”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发生了角色的互换。比如，陕北骥村的马氏大家族，边区政府前后对其征收过7次土地和粮食，家族已经一无所有、破败不堪，在“1948年冬春的大饥馑中，原边区参议员、参事马醒民饿得全身浮肿，离开骥村后一路行乞流亡兰州；光裕堂马氏钟泰长子果夫因饥饿而夭折，是当时村中唯一饿死的人”。①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第65、84、62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那么已经变“穷”了的马氏家族，是否就可以必然性地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呢？而有些农村党员靠承包其它农民分得的土地，迅速发家致富“变成了农村中的‘新兴贵人’”，并造成了农村社会中新的贫富分化，②见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建党（1945·9-1949·10）》，第9页，1985年内部发行。那么这些“富”起来的“新兴贵人”，究竟是属于“他们”还是属于“我们”呢？故解放区小说所营造的“他们”与“我们”，显然是一个带有时代局限性的政治概念。

三、“给予”与“获得”：贫苦农民的翻身路径

“他们”与“我们”的阶级划分，明确了敌我双方的人员构成；但中国农民的人格本质，是讲求现实生存的务实性原则。因此，仅仅从思想上去进行阶级启蒙，还并不能使农民完全认同“我们”的政治联盟；只有看得见的物质实惠，才会充分调动他们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毛泽东对此就理解得非常透彻，故他指示东北局说：“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资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③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为了能够让农民看到物质上的真正实惠，中共中央1946年发表了《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第二年又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些重要的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要“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以及“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等土改口号，④《 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6-1947）》第16册，第547页。进而使农民彻底摆脱千百年来无地或少地的贫困状态。西方学者把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称之为是一种革命与农民之间的利益交换，即：“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分配给贫下中农，农民就更有动力支持地方民兵和人民解放军，因为这些队伍是为了保护他们新获得的土地权利而展开斗争的。”⑤[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313-3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所以“共产党人对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诺，特别是他们所承诺的土地改革，是该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⑥[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第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这种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

不过话又说回来，解放区革命政权并没有自己的土地；若想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想，就必须领导农民从地主阶级手中去夺取土地。换言之，革命政权只是提供新的土地政策，并以革命武装作为这种新政策的坚强后盾，然后再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让他们自己去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权，并赋予“平分土地”以道义上的合法性。所以这种“给予”，主要还是靠农民自己动手去“拿”，在土改口号中又叫做“土地还家”。这就需要引导贫苦农民，解决他们“为什么会贫穷”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挖穷根”运动的全面开展，其政治意义也正在于此。“挖穷根”最主要的运作方式，则是通过“算账”与“对比”，让农民自己清醒地意识到，地主阶级不劳而获却家财万贯，农民辛苦劳作一辈子却一贫如洗，根因就在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比如，佳木斯郊区的土改工作队，就给一个屯的贫苦农民算了这样一笔账：他们“给地主扛活的有36户，和卖零工的还不算在内。打头的一年劳金以大豆计算为5石，长工是3石，半拉子是1.5石。一个长工，一年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一般在10到15石，四分之三的劳动成果被地主剥夺去了。”⑦这种简单易懂的“算账”方式，即便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也能够立刻明白，自己劳动所得的大部分，原来都被地主拿走了，所以他们才会变得贫穷。解放区小说对于这种“算账”方式，也心领神会、表现得非常到位。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描写了一位贫苦农民经过工作队的思想启发，终于认识到了地主“剥削”的不合理性：他给江世荣种了六年地，“一年八石租，他一动也没动，光拨拉算盘。六八四十八石，再加上利滚利，莫说十五亩地，五十亩地咱也置下了！咱们穷，穷得一辈子翻不了身，子子孙孙都得做牛马，就是因为他们吃了咱们的租子。”而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更是让已经变成了公安干部的白玉山，给他不开窍的妻子算了一笔账：当白大嫂说穷人种的地，都是由地主家提供的，种地交租天经地义时，他便马上义正言辞地驳斥道：“土地也是穷人开荒斩草，开辟出来的，地主细皮嫩肉，干占着土地。咱们分地，是土地还家，就是这道理。还有，光有土地也不成，你家没有劳动力，不能翻地，下种，薅草，拔苗，纵有万垧好地，管保你收不到半棵高粱。”由此可见，尽管革命政权并没有直接给农民以土地和财产，但却通过思想启蒙给了他们去夺取土地和财产的莫大勇气。中共牡丹江地委书记何伟，就曾对此做过一番解释，土改运动就是要“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我们的任务是进行启发教育……唤起民众，这就是先锋队唯一的责任”。①何伟：《关于牡丹江群众工作的总结报告》，《合江土改》，第104-105页。

无论是土改工作队的“算账”方式，还是解放区小说的“算账”描写，他们的主要依据，都是源自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凡是地主的土地，全是靠“剥削”得来的，这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逻辑。比如，前面提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顾涌，丁玲就明明白白地交代说，他们家里的大片土地，是靠全家人几十年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又如周立波在《暴风骤雨》里也告诉读者，韩老六家只有一百多垧地，是其祖上合法垦荒留下来的，其余的一千多垧才是他巧取豪夺来的。徜若说地主的土地全是靠“剥削”得来的，那么解放区小说不是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逻辑了吗？如果完全否定了地主通过劳动发家致富的可能性，那么“生产发财、四季发财、贫者变富、富者更富”的土改口号，②王首道：《目前财经工作的方针与任务》，《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2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也就变得令人难以理解了。在土改运动中，曾不断有人质疑地主完全是靠“剥削”发家的这种说法，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回答却是：“也许有些地主是勤俭起家的，但今天他们成了地主，就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分了他们的地，是对多数人有利益的，当然合乎正义。”③刘不同：《我走上了反封建的前线》，《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第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难怪会有学者反驳说，如果“完全否定（地主）在农村通过辛勤发家的可能性，也就很难理解土改后重新号召‘劳动致富’的正当性。”④张会芳：《参加土改知识分子眼中之地主形象》，见徐秀丽等编《：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第35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贫苦农民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通过斗争地主恶霸和一切反动势力，最终从他们的手中夺回了土地、分得了财产，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土改运动的实际成果。尽管这种物质上的“获得”，完全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手才实现的；但若没有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他们撑腰，这种“获得”就是一种痴心妄想。因此在解放区小说中，“获得”了土地和财产的农民们，全都摆脱了贫穷，故他们心怀感恩、歌功颂德：李老三分到了土地还盖起了三间房子，他逢人便说“这会沾了毛主席的光”，“没咱的新政府，不说我手上吧，就是我孙子手上也买不起一鞋底大的一点地。”“旧社会活不成，新社会救咱们”，“共产党给咱们好日子过的。”（柳青《土地的儿子》）农民何老汉也说，“托毛主席的洪福，有了地就活出来了。……分了地，不给地主交租子，就把病去了。土地成了自己的，身上轻得多了，动弹起来，心劲格外大。从前不管收多收少，总不够人家地主的，如今，收一颗落一颗，收一斗落一斗。”（束为《第一次收获》）瞎老妈更是告别了苦难，她知道“现在天下出了个毛主席呀，是咱们穷人的救星呀，他头顶上的光照到哪里哪里亮，他手下的兵到了哪里哪里太平。”土改工作队给她分得了土地，还给她发放了养老金，瞎老妈的眼睛也突然看得见光了。（洪林《瞎老妈》）八路军领导农民搞土改，四十多岁的任命根，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而且还娶了一个年轻的寡妇，因此他对着毛主席的画像深深鞠躬，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使他有了一个家。（马烽《光棍汉》）农民“知恩”与“感恩”，应该说是土改以后解放区的普遍现象，比如合江省宝清县县长孙英就回忆说，平分了土地以后，“许多贫苦农民捧着他们过去洒下无数汗水而今属于自己土地上的泥土，热泪滚滚，从心眼里感谢共产党，表示永远跟共产党走”。①孙英：《在宝清土改运动的日子里》，《合江土改》，第124页。农民不仅分到了土地，还分到了房屋、牲口、衣被、家具等财物，凡是地主家里能够拿来分配的东西，都被农民分得一干二净。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就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分配场面：人们拿着麻袋、扁担，浩浩荡荡地来到地主家中，“娘儿们都指点那崭新的立柜，那红漆箱子，那对高大瓷花瓶……她们见了桌子想桌子，见了椅子想椅子……男人们对这些全没兴致，他们去看大犁、木犁、合子、穗顿、耙。”不一会儿功夫，花花绿绿的布匹和衣服，好看的瓷花瓶和大闹钟，实用的锅碗瓢盆和大水缸，全都被贫苦农民分了个精光。

如果说“斗地主”和“诉苦”运动，使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那么“分土地”和“分浮财”，又使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翻身。然而，解放区小说虽然描写了农民在土改以后的喜悦和感恩，但却无法去续写“贫者变富、富者更富”的土改目标。因为在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中，每一户农民也就分得那么十亩八亩土地，尽管有许多地区都把从地主那里得来的浮财，兑换成现金用来购买牲口、肥料和种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可是按照一亩地产粮120斤来计算（当时东北地区的平均值），十亩地也就产粮1200斤左右，即使免除了他们的公粮份额，一家四五口人只能解决一个温饱问题，又何谈发家致富的宏大理想呢？还是陕北骥村的农民说得透彻，“我们分了马家的窑洞和财产，但没能够分得他们的智慧和发家致富本领啊。”②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第65、84、62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没有掌握发家致富的“智慧”和“本领”，农民就只能靠“打土豪、分田地”去实现自己的发家梦想。只要看看“暖水屯”里那些妇女的贪婪眼光，就会感到农民“贪婪”心理的可怕性。比如全国土改时，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不能触动中农的家庭利益，可是分红了眼的农民才不管你这一套，仅以合江省的某些地区为例，“有6个村的中农全部被斗。勃利刘家屯中农22户、198人，被斗20户、172人。”③魏燕茹：《合江省的土地改革运动》，《合江土改》，第112-113页。结果导致了“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由于‘左’的影响，都不愿意当中农。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④《 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62页。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

四、“入党”与“参军”：知恩图报的主题呈现

与革命的“给予”相对应，则应是农民的“知恩图报”，这既是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同时更是解放区小说的创作主题。现在学界在分析解放区小说的创作主题时，都在大谈“土改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或“重构新的社会秩序与意识形态”，这完全是一种脱离历史语境的主观臆想。对于中国农民而言，他们长期生活在一种思想封闭状态，既不关心国家发生的政治大事，民族意识更是十分淡薄，无论对他们讲什么样的大道理，都不如在经济上来得更为实惠。故土改运动的历史真相，就是一种革命与农民之间的利益交换：革命“给予”农民以土地，那么作为“获得”一方的农民，从传统的道德逻辑上讲，就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去“报恩”。只有这样，才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

在解放区小说创作中，“入党”无疑是农民身份转变的重要条件，同时更是强化“我们”之间政治联盟的思想基础。因为“入党”作为一种农民的“报恩”手段，其目的就是要让农民经过阶级启蒙，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站在“我们”一边，并成为中国现代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就已经提出了发展农民入党、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明确要求：“土地问题解决之后，应注意巩固与发展农会和民兵组织，发展党的组织，培养提拔干部，改造区乡政权，并教育群众为保卫已得的土地和民主而斗争”。①《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研究室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250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而东北局对于这一问题看得更重：“在满洲，我们党没有基础，现在的工作，主要的还是靠我们外面来的一些干部推动……我们要求在各县的群众运动中，普遍地建立党的组织基础，使党在黑龙江生根下去”。②《 中共黑龙江工委关于加强群众工作给各县工委的一封信》，《土地改革运动（上）》，第17页，黑龙江省档案馆，1983年内部发行。所以如何“生根下去”，便成为了解放区小说重点关注的叙事对象。比如，邵子南在《地雷阵》里，塑造了“五丈湾”一批像李勇这样的青年农民，他们都是通过党组织的思想教育，实现了从普通农民到共产党员的身份转变。萧也牧在《站长》里，也让主人公陈卯林，抱着一种翻身感恩的朴实思想，不仅入了党还当上了八路军的交通站长。雷加《路》里的那个瞎子，却“人瞎心不瞎”，他靠“感知”就理解了革命，入党后立刻便组建起党小组和党支部。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农民的“入党”更是他们所要表现的叙事重点。比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农民老董，八路军把他从苦难中拯救了出来，故他面对党旗庄严地宣誓：“活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鬼”；《暴风骤雨》里的赵玉林入党后，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在抓捕地主韩老六时，他让别人全都靠后，自己主动冲在前面，“要是他开枪，只牺牲我一个人。”“暖水屯”与“元茂屯”的土改运动，时间都被限定在两个月左右，但“暖水屯”就已经发展了20多名党员，“元茂屯”也发展了10余人，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最不可思议的，是《暴风骤雨》中的县委书记萧祥，竟然说要把仍在预备期里的郭全海，培养成为一名区委书记，明显有违于中国共产党关于干部培养的组织原则。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老董还是赵玉林，他们“入党”的主要原因，当然不是真正了解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宗旨和政治信仰，而是一种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报恩”心理。

解放区小说让农民中的积极分子，急急忙忙地“入党”并转换身份，无非是在以农民“入党”这种政治仪式，去说明革命已在中国农村中站稳了脚跟。另一方面，农民既然入了党，他们就必须服从命令、听党指挥，牺牲小我去成全大我，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所以“入党”也就使农民的“报恩”，变成了他们的一种自觉行为。在解放区小说当中，党员的预备期都很随意，“暖水屯”是三个月，而“元茂屯”则是六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让一个农民完成世界观的改造，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这种神速发展党员的做法，使土改时期入党的农村干部，思想素质都不是很高。比如，很多地区都出现过农村党员干部“多分果实、先分果实、贪污果实的现象”，③张秀山：《三个月砍挖运动的估计及今后平分土地的意见》，《土地改革运动（上）》，第213页。有些党员干部不仅反对群众运动，甚至还公开包庇地主坏人。故刘少奇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应彻查农村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让他们“均必须受群众的、切实的、毫无敷衍的考察和鉴定”，否则“恐怕有相当大的一批干部要受到群众的反对和抛弃。”④刘少奇：《关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给晋绥同志的一封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90页。其实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共产党员、农会主任程仁，因同地主钱文贵的侄女黑妮有情感上的纠葛，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分、动摇不定，几乎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毫无疑问，大多数解放区小说作家，都把农民的世界观改造，看得过于简单了。

“参军”与“支前”，则是解放区小说“报恩”主题的直接表达，几乎每一部作品的故事收束，都无一例外地重复着这样一个结尾：在孙犁的《光荣》中，滹沱河畔的青年妇女，都支持自己的丈夫或心上人去参军打仗，在她们看来“打仗是为了大伙，现在的青年人，谁还愿意当炕头上的汉子呀!”荒草《土地和枪》中的翻身农民，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他们明白“蒋介石是一个大地主，他跟汉奸地主是一伙，那东西要过来还得了？逼着退房退地不说，真得拉掉你脖子！不参加八路军把他挡住，打垮他，还了得？”陶纯《庄户牛》中的庄户牛，一定要送儿子去参军，“今天咱们当了家，端起来饭碗，得了天下，穷孩子就得参军保饭碗，我这就让小牛去参军，不真心不是人。”董均伦《血染潍河》中那些贫苦农民，当革命战争需要他们付出牺牲时，全体村民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并纷纷表态说“参军，支前……不打倒国民党匪帮誓不回乡！”白桦《刘老爹的骡子》中的刘老爹，因为没有儿子不能去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但他却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家里那头健壮的骡子送去“参军”，也算是他对革命出了一份力。那沙《一个空白村庄的变迁》中的农民张子忠，逢人便说是“毛主席给了我一座宅子十亩地，一个媳妇”，他表示如果不去参加解放军，就不能捍卫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而《暴风骤雨》里的“参军”描写，最值得我们研究者去加以关注：周立波首先让郭全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去进行深刻地自我反思：“忘了你是共产党员了？家也不能舍，才娶了亲，就忘了本？”然后再让“元茂屯”的贫苦农民，达成了思想上的一致共识：“这天下是咱们贫雇中农的天下，还得叫咱们贫雇中农保……要是反动派再杀回来，咱们怎么办？”经过这样一番巧妙的艺术结构，《暴风骤雨》的“报恩”叙事，便从革命对于农民的主观要求，转变成了农民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咱们翻身了，南边的穷人还没有翻身，光咱们好，忘了人还掉在火坑里，那是不行”的。如果说《暴风骤雨》开篇，是由老孙头用马车拉来了“拯救”（土改工作队）；那么这部作品的故事结尾，又是由他用马车送走了“报恩”（参军青年）。这种革命与农民双赢的叙事结构，完整地体现了解放区小说所要表达的创作主题。

农民“入党”，是革命对于“报恩”的未来期许；而农民“参军”，则是革命对于“报恩”的现实要求。解放区小说作家几乎都把农民“参军”，看作是他们自觉自愿的“报恩”之举，但事实上却是一种革命政权的组织行为。比如，解放区革命政府就一再提醒翻身农民说，“要饮水思源，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而应该时时刻刻对得起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民主政府，把良心检讨一下……更重要的还必须积极参军，壮大人民自己的武装。”①《 淮北苏皖边区冬学委员会关于大规模开展今年冬学运动的指示》（1944年11月7日），载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7辑（文化教育部分），第249页，1985年内部出版。但农民毕竟是农民，他们那种狭隘自私的小农意识，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是不可能立刻发生转变的。革命“给予”农民土地，他们固然会感恩戴德；但是要让他们上前线打仗，那就另当别论了。比如在华北解放区，有些青年就曾公开说，“你不是说俺分了地，不参军就是没良心吗，俺情愿不要地，俺也不参军。”②冀南七分区参委会《：参军通报4》（1947 年3 月29日），河北省档案馆藏，编号28-1-42-1。而东北解放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行政命令和摊派现象比民主动员的成分重……发生送到前线的士兵、民夫，逃跑、怠工等不良现象。”③哈尔滨市档案馆：《哈尔滨市支援前线 1946-1949》，第60-61页。逃“兵”现象的根本原因，主要还不是农民思想的愚昧落后，而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因为土改虽然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大量青壮年都去当兵了，许多土地都荒在那里没有人耕种，却仍要按土地的占有量去征收公粮。滕代远对此就深有感触，他说淮海地区农民，“公粮负担重，平均占农民总收入五分之三”，而青壮年多去参军和支前了，故导致“很多的地，都荒着。”④滕代远：《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267页。解放区作家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而是革命要求他们不能去描写这种现象，所以解放区小说都把农民“参军”描写得欢天喜地、热情高涨，目的就是要去“鼓励青年们大量入伍”。⑤转引自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第361、37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用历史本事去印证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很容易被那些崇尚西方理论概念的青年学者所诟病，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历史化”或“史料化”的研究方式，是只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忽略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完全背离了文学研究的使命和宗旨，并使本学科呈现出了一种自我边缘化的巨大风险。我当然赞成文学研究应该以文学为本，但是这需要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文学是以艺术审美为使命，“历史化”研究当然是一种“外部研究”；但解放区小说却是一种文学化的历史叙事，故史学方法的介入就不再是“外部研究”而是一种“内部研究”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当中，“文”与“史”从来就没有分过家；如果我们排除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因素，它们究竟还有多少纯粹的美感可言呢？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危言耸听，而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