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与思考
——以网络抗疫文艺的创作和传播为例

○薛晋文

庚子鼠年疫情是百年不遇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生后，围绕着疫情潜伏期、发展期、爆发期的民间情绪此起彼伏，疫情的严峻性、人性的复杂性、社会的多元性悉数登台亮相，文艺历来具有书写灾难的优良传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厚重的生活宝库。在众多抗疫力量之中，网络文艺成为抗疫领域最为活跃的一支轻骑兵，大量的抗疫文艺插上新媒体和互联网的翅膀，在八亿多网民中间深度传播，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一度沉寂的日记写作、诗歌创作、快板评书等传统文艺“见危授命”，在文艺媒介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网络文艺、自媒体文艺、短视频文艺大量出现，掀起了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一股新浪潮，在舆论引导、社会稳定、心灵抚慰，以及凝聚精神、动员力量和真相澄清方面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可以说，疫情期间，传统文艺集体性融入新媒体阵营并肩作战，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刻都创下了历史新高，网络抗疫文艺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态势，文艺的大众化特征、人民性特质、战斗性品格充分显示出来，抗疫文艺的创作和传播实现了有效互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灾难时的抗疫文艺多属“即兴式”创作，在疫情战斗中无法进行反复细致打磨，远不及灾后“沉浸式”创作更为缜密和周全，良莠不齐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这些瑕疵不会深度影响我们对新时代文艺大众化实践的探究和总结。笔者试图以抗疫文艺的创作和传播实践为窗口，分析和前瞻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特征与趋势，并对抗疫文艺大众化的努力做出合乎事实的客观社会历史评价。

一、自媒体为抗疫文艺大众化拓展新空间

在抗击疫情期间，以新浪微博、微信、短视频为代表的个性化自媒体空前活跃，这些自媒体既有新闻媒介属性，又担负着文艺传播功能，既是抗疫文艺的个性化生产车间，又是文艺作品的搬运工和消费场。同时，一些网络抗疫文艺具有新闻宣传的作用，发挥了国家机器本身难以企及的特殊功能，彰显了灾难文艺特有的人文属性和救赎特质，以世俗审美缝合了主流审美的裂缝，及时弥合了主流宣传的软肋和盲区，为有效反映民意、疏导情感和抚慰人心，尽快打赢疫情阻击战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如有的文化学者指出的那样，“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①。例如，作家池莉在《新民晚报》发表经网络转载后走红的《封城手记》最为典型，这种日记体文学本身并不陌生，具有原初性、纪实性、情感性、通俗性、亲民性等大众化传播潜能，属于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形态之一。然而，一场源于公共卫生危机的灾难日记文学，缘何成为抗疫文艺传播的现象级代表作？反映了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哪些新趋势？这些问题和现象都值得我们深入考察和探究。

抗疫文艺的大众化传播实践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其一，创作主体深谙微博体文艺的大众传播规律，既通俗易懂，又娓娓道来；既慷慨悲歌，又情意绵长；既悬念迭出，又环环相扣，传播主体对传播技巧的拿捏和掌握炉火纯青，文章的情感温度、纪实力度和思想深度和谐共振。例如，池莉在日记中深情呐喊：“这个时刻，唯有保卫生命是最高准则。因此我们能做一件事情，就做一件事；能帮一个人，就帮一个人；底线是我们首先做好自己。这个时刻，真正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时刻，我们得靠每个人点点滴滴的力量汇聚成人类的强大意志，把我们生命夺回来！把人类荣耀夺回来！”可以说，这些呼唤字字句句力透纸背，恰当表达了灾难时期的悲壮与崇高之美，以坦诚相见的肺腑之言拉近了和大众的心理距离，善于在顿悟静观中构建新的人文精神，将灾难面前个体生命的困境进行了形而上的反思追问。告诉我们，灾难文艺的本质不是灾难本身，而是凝视灾难中的人和人类到底活成了什么样子，这种富含哲理的抗疫文艺，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完全没有那些表演派“灾难文艺腔”的油腔滑调和不痛不痒。其二，文艺创作主体拥有现场优势。面对各种谣言和杂音的干扰和影响，诗人弱水吟的《请不要打扰》扮演了理性思辨的主心骨角色，于是有良知的文艺家以一人之力在自媒体上扛起了“民间拯救者”②的重任，及时阻止了非理性力量对抗疫秩序的冲击，以文艺的形式实现了传闻流量的最大化，用透明信息取代了模糊信息，打通了公众和武汉疫情现场的沟通渠道，客观上为还原事实、提振信心、减少恐惧做出了卓越贡献。倘若说，本次疫情危机中有两个战场，一个战场是生理疾病的救治战场，另一个战场则是心理疾病的拯救战场，以《请不要打扰》和《封城手记》为代表的抗疫文艺，无疑承担了前后方战场联袂互动抗疫的重任，这些作品是传递温暖和守望人性的一场及时雨，两个战场的互相支撑是抗疫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或许就是文艺无用之大用的生动体现，因为，“灾难文艺尤其和民族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息息相通，常常被赋予民族反思、人生终极关怀的深刻意味”③。其三，创作主体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池莉是有名望的作家，多年在文坛耕耘拥有自己的粉丝号召力，与互联网时代网民的消费趣味心有灵犀一点通，池莉冷静客观、理性引领、笃定前行的文风引发了网民的强烈共鸣，著名诗人王久辛、黄亚洲、梁平和吉狄马加等诗人的抗疫诗歌同样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这些作品极大地契合了危机传播中的国民宣泄心态，满足了危机时期的公众知情权，客观上是民间稳定人心、疏导恐慌、树立信心的镇定剂，成为了公共危机中新闻的替代品，发挥了宣传品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在公众群体中肩负起了“社会守望者”的特殊职责。这是本次疫情危机下文艺传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比危机中的传闻更具有纪实性和建设性，很好地规避了不负责任的谣言对社会撕裂的潜在风险，为减少危机对社会和人心的损毁程度做出了个体性的努力，是融媒体时代借船出海的典型案例，是媒介融合对社会建构产生正向作用的鲜活案例，也是文艺在社会特殊时期发挥“粘合剂”效应的生动体现。一句话。文艺媒介融合的合力功不可没，为信息时代突发公共危机的“民间自救”打开了一扇窗户，具有开拓性与示范性的重要价值。其四，文艺接受对象具有精准性。微博和微信聚集了大量的青年群体和白领阶层，他们的思维最为活跃，整体学历层次和文化素养较高，具有独立的认知能力和思辨能力，对信息真相的需求比蓝领阶层和老年群体更为迫切，他们是《封城手记》等抗疫文艺最为忠实的读者、阐释者和传播者。一篇作品刚刚出炉，点击量和阅读量就急剧飙升，网络受众的强大号召力不可小觑，将网络文艺创作者一夜间推上了“意见领袖”的位置，对民间赈灾力量的组织动员效果比较明显。其五，人际传播助推文艺大众化。《妹妹，今夜我羞于赞美》《日常》《元宵夜》等抗疫诗歌的广泛传播，再次证明以微博、手机微信、短视频为载体的人际传播渠道强势崛起，对电视、报纸、广播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形成了有力支撑，“新媒体+文艺”的人际传播平台和路径，为新时代文艺大众化开辟了广阔空间，就连美术、快板和书法这些传统艺术，也纷纷搭乘文艺媒介融合平台各显神通。

在抗疫期间，不仅日记体文学格外走红，其他文艺种类在个性化自媒体上也异常活跃。一批美术家创作了系列钟南山画像、其他抗疫英雄群像，这些作品在网络和朋友圈广为流传，为拓展“自媒体+美术”的大众传播空间做出了新探索，掀起了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热潮，浩然正气的主人公彰显了无穷的人格魅力，鲁迅笔下的民族脊梁式人物再次回到生活中间，成为了抗疫危机中全民的精神偶像。尽管这些作品的艺术质量与经典还有距离，但在审美理想上与埃贡·席勒的《死神与少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人文力量震撼人心，深情礼赞人类的抗争精神和倔强灵魂，为亿万大众直面灾难和拷问灵魂提供了文艺港湾。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诗歌介入赈灾的良好传统，杜甫和李商隐都是其中的代表，“自媒体+诗歌”的形式使得方舱护士弱水吟的诗作备受关注，这些诗歌没有歌颂体或作秀体诗句的矫揉造作，以人本情怀和民本主义引发了强大共鸣，当今有点落寞和边缘化的诗歌，在自媒体的助推下，为抗疫成功发挥了巨大的鼓舞和战斗作用，堪称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典型缩影。“自媒体+摄影”的逆行者画面和医生脸部损伤特写镜头，定格了疫情期间白衣天使的伟岸身躯，这种充满纪实主义的摄影画面，既有历史沧桑感，又体现了时代风骨，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美感。陕北民间艺人贰强自创抗疫评书《特殊时期多保重》，是“自媒体+评书”的代表作，以朴实的民间语言和乡土情怀在新媒体平台走红，作为底层文学的民间评书艺术，取道新媒体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为基层社会的抗疫动员发挥了文艺的规劝和警世作用。

抗疫文艺除了在个性化自媒体上各显身手外，一些专业化自媒体也不甘示弱。拥有团队力量的自媒体利用对口渗透的大众化优势，在抗疫作品传播中弥补了个性化自媒体有广度缺深度的弊端，积极挖掘稀缺文艺内容资源，轻松越过个人自媒体无法逾越的创作门槛，成为了抗疫文艺大众化实践的中坚力量和根据地。以二次元文化社区哔哩哔哩网站（俗称B站）、快手、抖音、视频网络日记（Vlog）、云合唱为代表的专业化自媒体，在本次抗疫文艺传播中功不可没。例如，由回形针团队推出的抗疫科普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出手不凡，短短几天时间全网播放量高达1亿次，为防控知识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科普文艺的大众化传播是社会危机中的减震器，创造了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奇迹，抗疫文艺借助新媒体进行分众化传播成效显著，各大平台“忘利崇义”，从昔日的赚钱动机转向了为大众服务的人道自觉，为拓展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路径披荆斩棘。譬如，短视频平台几乎将民间文艺搬上了网络，戏曲、三句半、顺口溜、说书、扭秧歌、道情和二人转等民间抗疫文艺应有尽有，尽管质量参差不齐，雷同模仿之作不在少数，但创作热度一路高涨。这些短视频文艺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以微视角、微表情和微思想记录了白衣天使的无数感人瞬间，具有将瞬间变成永恒的优势，即兴捕捉的生命情感足以令人心头一震，很快就覆盖和占领了各大微信群和朋友圈，可见，“艺术是情感的体现，情之所至，人人都能理解”④。总之，民间文艺借力专业化自媒体平台，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传承发展，创作者深入网络中间和网民打成一片，为文艺大众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从创作形式到立场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为新时代文艺的大众化趟出了一条新路子。

二、抗疫文艺的政治话语修辞和大众化可能

新冠病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这是网络抗疫文艺创作的背景和土壤。“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⑤，也就是说，话语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话语的内容，审视网络抗疫文艺的大众化问题，离不开对其政治话语修辞的探究，剖析新媒体语境下抗疫文艺话语修辞的内容风格和互动关系，才能够触及抗疫文艺的文本精髓，也直接关乎新时代文艺的大众化可能成因。

抗疫文艺的创作景观主要由主流阶层、精英阶层和民间阶层三方面构成。主流阶层的抗疫文艺带有各种协会动员的性质，创作动机具有任务性、歌颂性和鼓舞性特征，话语修辞略显机械刻板生硬，严肃性有余、情感性不足，因为浓烈的意识形态话语属性，以及拿腔拿调的任务性驱动话语，有的被赞扬为信念和姿态，但更多的被大众诟病为作秀和表演，难以和大众打成一片，在公众和网民中的美誉度不高，在抗疫文艺大众化过程中比较被动。最具影响力和文艺研究价值的当属精英阶层和民间阶层的作品。处于精英文化阶层的作家群体无疑是最为耀眼的风景线，这个创作阵营中当属池莉的《封城手记》最为典型，其大众化程度可能最为广泛，其中的编码和解码系统值得深入咀嚼。

网络抗疫文艺巧妙编织“世俗系统”。一批作家以日记体形式记录疫情灾难，日记这种文艺形式本质上是闲谈体，聊天、唠嗑、侃山、自嘲、批判和即兴随感叙述是其主要特征，民间口语化风格浓重，带有泥土味和草根性的特质，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句式上以短句为主，短小精悍的句读既反映了前方疫情十万火急的状况，又彰显了匕首和投枪般虎虎生威的战斗风格，将亲民性和客观性耦合的天衣无缝，将“表层符号修辞”策略拿捏的恰到好处⑥。池莉在2020年2月3日的手记《隔离时期的爱与情》分别这样写道：

终于！终于！终于实施隔离了！疫情爆发以来，我一直紧紧揪着的心，终于放松了许多。流行病防治的基本以及根本要义，就是“四早”——曾经是流行病防治医生的我，上大学时候，就把四早背得滚瓜烂熟。隔离就是战争！战争必须让愚蠢无知廉价的爱与情走开！唯有将严格隔离坚持到底，人类才有可能赢得胜利！

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这些日记话语都具有亲民、质朴和通俗的风格，迅速博得了网民的认同感，与“网生代”的自媒体趣味颇有几分情投意合，就像一位拥有绝对知情权的邻家大娘和你娓娓道来一样，画面镜头感极为传神，在掏心掏肺中直抵心灵深处。这些习以为常的话语将支配性藏匿在伦理下之下，能够产生“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⑦的系统性传播效果，其中的话语表述既客观冷静，又具有批判力量，既温暖贴心，又携带希望曙光。这些话语情景经大众再加工后就会支配大众行为，灾难时期大众守望相助的依偎力量油然而生，对于凝聚人心、触动应急机制快速完善起到了积极效应，依托文艺的大众化能量发挥了粘合剂和强心针的作用。文章叙述视角丰富多样，有医生朋友转述的一线数据，有自己小区门口亲眼目睹的画面，有亲自做志愿者的所思所想，很好地承担了灾难现场代言人的角色。冷静审视，池莉手记的思考性和引领性尤为突出，在含蓄内敛中不失战斗激情，以理性沉思和悲悯隐忍情怀引领公众穿越灾难迷雾。这些文章犹如战场上的战地日记，来不及打磨和反复考究，火速将热乎、滚烫的战斗场景端出来温暖灾民和大众的心灵。

网路抗疫文艺积极建构“宣泄系统”。重大公共危机中大众的情感很脆弱，尤其是下层和底层社会大众更是如此，这些没有地位、权势、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一旦遇到共鸣性的倾诉者，压抑的情感犹如火山爆发，倾诉的冲动恰似飞瀑激流，一股脑瞬间奔涌而出。一方面，将新冠疫情期间民意沸腾的有害情绪获得及时疏导，通过文艺大众化的方式给大家提供宣泄平台。另一方面，文艺作品的话语政治修辞拿捏的有理有据，分寸感和宣泄度恰当好处，既不过度挑战主流红线，又能将民意情绪急速抵达权力机构，促使他们相互坦诚面对。这种话语修辞既没有故意击穿道德底线，又能让大众怒发冲冠后重拾信心和勇气，虽然极度紧张恐惧，但宣泄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在重大公共危机下一种本能的救赎行动，情感波涛越是汹涌澎湃，越说明地方部门应急存在瑕疵，抗疫文艺试图在主流和民间构筑起相互信任的钢铁长城，也许网络抗疫文本最有说服力。池莉分别在2020年2月12日的手记《对不起！添麻烦了》；2020年2月21日的手记《第28天隔离了，这个时刻！》似乎有些出离愤怒。

昨夜有视频，有些医疗队抵达机场后，甚至对接迟迟不到位……这个时刻，不仅仅是我，感到万分抱歉和羞惭……恨自己骂自己没能接待好这些最了不起的人。

太急人也太恨人了!事实非常清楚，如果不彻底阻断人传人，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我们看见小女孩子的母亲被病毒夺去了生命，小女孩子追在后面哭嚎，这也不再是世间一般的生离死别，而是需要我们第一时间冲上去，搂过小孩子……我们就是小女孩的母亲，而不仅仅只是拍视频的看客。

普通护士弱水吟的诗歌《请不要打扰》《妹妹，今夜我羞于赞美》《日常》同样显得有些忍无可忍。

如果可以，请你们去看看/那些灭顶的家门/是否升起了炊烟/火葬场那些流浪的手机/有没有找到主人

妹妹，今夜不能赞美/所有的赞美诗都有罪/所有被蒙蔽的良心/都要为你下跪

深夜，我最想做的/是给藏在洞穴里的蝙蝠/穿上钢铁盔甲/刻上武汉两个字/让所有的刀刃无处下手/让所有的牙齿难以啃噬

从话语政治建构的角度看去，池莉和弱水吟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宣泄不满，表达了对地方抗疫组织低效的愤怒之情，依托现场狼狈处境暴露疫情的人为祸端，这些文艺无疑是揭露疫情战况的最佳武器，文艺家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和笔法及时反映了疫区人民的焦虑，将身处其中的羞愧感和无力感充分呈现出来。这种由感同身受和现身说法视角编织而成的政治话语修辞，在贴近事实和灾难的同时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民间蓄积的不安焦躁也因此获得了发泄口，这种宣泄的过程本身也是抗疫力量和信心建构的过程，这些都是疫情过后我们补上防疫体制漏洞的最佳历史备忘录，也是对人类健忘症和贪婪症的愤怒鞭挞，人类已然忘记了恩格斯百年前的警世恒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⑧。考察这些抗疫文本，在“修辞贵在立其诚”方面各有优长⑨，他们以母爱与人性的光辉给寒冬季节送来温暖，一句“我们就是小女孩的母亲”，将疫情恐慌和宣泄的心理影响转变为行为驱动，保护底层和呵护弱者是所有人的责任，这些“去粉饰、留纯真和昭人道”的政治话语修辞，彰显了抗疫文艺的人道主义力量，在解构某些地方治理和应急乱象的同时，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机构的再度建构集聚了正能量。

网路抗疫文艺努力寻找“真相系统”。俗话说，“流言蜚语止于阳光”，真相是疫情期间消除大众恐慌的最好稳定器，对于凝聚民心和温暖人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壁障，往往导致真相还没有穿鞋，谣言已经满街跑的尴尬屡禁不止，真相和谎言之间“躲猫猫”的现象，几乎是重大公共危机时的常态。如何寻找真相和如何剖析真相，就成为了抗疫文艺的本分和职责，事实上，寻找真相的声音贯穿于抗疫文艺创作始终。例如，弱水吟的诗歌堪称“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良心之作，以反讽的话语修辞表达了对真相的不满：媒体，记者/请不要再来打搅我/所谓的真相、数据/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关注；李文亮医生回答记者的那句话，被网友奉为经典名言，“是否平反不那么重要，因为真相比这更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这些充满自由体诗歌气息的话语修辞同样发人深思，表达了对真相蒙尘的强烈谴责和无限忧伤。纵观上述文艺作品，我们发现，娱乐消遣不是网络文艺的专属标签，批判反思也是网络文艺的强项，这些既通俗易懂，又充满思辨哲理的话语，似乎承担了主流媒体“危机公关”的功能，⑩激发了大众在疫情期间的巨大政治参与热情，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抗疫文艺冲锋陷阵，我们将会失去多少只发现真相的眼睛。大众以谴责、反讽和追问的方式，表达对疫情信息混乱的强烈不满，反映大众对信息公开、事前预警、伤亡透明的强烈渴求。由此可知，公共危机爆发时公开透明的信息，对于灾难时期的大众，比阳光、空气和水分更为弥足珍贵。同时，这种通俗化的政治话语修辞属于深层符号修辞，携带着隐蔽而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指向，能够激发舆论的监督力度，为后来疫情的公开发布、防控措施的及时跟进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对于降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对疫情与大众的危害，发挥了良好的监督作用，这也是抗疫文艺在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社会价值。

三、抗疫文艺对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启示

客观而言，新世纪到新时代前后，文艺大众化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和误区。或是过度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文艺家的个性悬浮于生活和创作之上，难以和大众真正融为一体，深入生活流于浮光掠影，文艺大众化可能就成了孤单芭蕾；或是在迎合和媚态市场中迷失了方向，打着大众化的旗帜却为实现资本最大化苦心经营；或是以文艺下乡的方式，在年俗节庆才“光临”农民家门口，距离大众化的充分性尚有不小差距，从形式的大众化、内容的大众化到立场观念的大众化都存在偏差和折扣。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看到传统的文艺大众化似乎一夜间回来了，网络抗疫文艺在正本清源中重新抵达了大众化的现场，以活泼的形式、通俗的内容和真诚的立场，引发了强大的社会共鸣，文艺的自信和魅力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文艺的公信力和感召力一时风光无限，如何延续和深化抗疫文艺大众化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我们不妨回到大众化的早期源头取经寻宝。“五四”文学革命开始前后，为了将文艺从少数人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从改造文艺媒介入手，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了“平民文学”“国民文学”⑪的主张，提倡文学到人民中间去，文艺界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鲁迅就是早期文艺大众化的忠实倡导者和践行者，他精辟指出：文艺创作“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着眼于一般的大众”⑫。先生朴实的话语一针见血道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天然使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对大众化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⑬。这个概念讲清楚了文艺的结合对象和服务对象，两位先哲的论断，对于解决新时代的文艺大众化问题颇有启发价值。斗转星移，昨天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兵今天在哪里？也许有人说，工农兵依旧在田间和车间劳作，没有错，但工人和农民在闲暇时间都上网了，广大农民和工人是短视频平台“快手”和“抖音”的主要光顾者。据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19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为8.5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手机网民约为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率约为99%。⑭这些数据本身就是重要信息，启示我们：大众在哪里，文艺就应该奔向哪里，大众站立的方位，就是文艺大众化的方向，这就是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主要坐标。今天，文艺大众化固然要为网下的约5亿多大众服务，但更应当盯紧网上的大众群体，这些网民就是当今人民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因此，今天离开网民和网络谈文艺大众化，只是抽象空洞的大众化，离开网络文学、短视频艺术、网剧这些民间本位的个体性艺术形式，讨论文艺大众化就是缘木求鱼，这些民间性的个体本位文艺形式，其实就是赵树理推崇的“文摊”文化的当代延续，⑮网络文学和自媒体文艺即是当代民间个体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对中国大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塑造作用。也就是说，新时代文艺大众化必须反对空谈，在神州大地上生活的文艺家，应当联系新时代的实际去研究和践行文艺大众化。抗疫文艺取得的瞩目成绩，与其说文艺家抓住了创作的火热生活，倒不如说精准抓住了网民和网络更为准确，那些反响强烈和大众认可的抗疫文艺皆源于网络和自媒体，来自传统印刷品、线下诗歌唱和并为人熟知的作品少之又少。可见，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应和网民真诚打成一片，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大多数，抓住了大多数也就抓住了文艺的主要服务对象，这应当是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主阵地和主战场，只有将主阵地做大做强了，才能辐射和感召更多的线下大众踊跃参与进来，这样才会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落到实际当中。

在搞清楚了文艺大众化的服务对象之后，如何进行大众化创作？如何转变文艺家的思想情感立场？就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梳理网路抗疫文艺中的活跃之作，它们普遍具有口语化、通俗化的特征，也具有民间化和网络化的品相，与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公开性、民主性和草根性传播媒介高度吻合。为此，新时代文艺大众化创作首先应向民间学习通俗化表达形式，毛泽东在1942年的《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⑯类似这样妨碍大众化的文艺家在我们的创作队伍中有没有？表面大众化而骨子里依旧我行无素小众化的有没有？以大众化挂羊头，却在卖小众化狗肉的有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和人数比重恐怕不容乐观。由是观之，新时代文艺大众化应再次虔诚地向民间艺术学习，一些诸如“不服周”“蛮扎实”等湖北民间话语在抗疫文艺中特别出彩，在自媒体平台上广为流行，成为了抗疫文艺中最为通俗有力的表达形式。历史地看去，文艺大众化潜藏着这样一个规律：每当大众化走不下去的时候，回到民间就会找到源头活水，每一次从民间传统再出发，大都能迎来中国文艺的新未来，中断了民间传统，也就中断了文艺大众化的根脉，从《诗经·国风》、“五四”文学再到赵树理文学，一般都会遵循这个规律和定律。

鉴于此，新时代文艺应大力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俗语、谚语、歇后语、口头禅、方言土语中汲取文艺大众化的营养成分；从传统叙事的原生态、纪实性、评书体、章回体中寻找源头活水；从民间的曲艺、段子、酸曲和家长里短中寻找文艺创作的灵感；从地摊文化、地方戏曲、堂会文化、民俗仪式、婚丧嫁娶审美中寻找创作资源，有了这些营养成分的滋养，新时代文艺大众化就会找到正确的表达形式。例如，池莉的《封城手记》其实就有民间评书体的味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悬疑手法尽在其中，许多网友读后欲罢不能；陕北艺人贰强的《刮大风》《劝世篇》评书短视频在网上倍受欢迎，央视短视频《两地书》以“短视频+书信”的方式走红，东北二人转短视频在疫情期间也异常活跃，农村硬核防疫标语和村长喇叭喊话段子同样饶有趣味。此外，短视频“快手”和“抖音”之所以短时间内赚得盆满钵满，就胜在抓住了“从民间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创作战略。这些案例都证明了民间表达形式的强大生命力没有过时，民间性的文脉没有断流，今天网络的草根性就是昔日民间性的当代延续。我们只要搭上恰当的民间性个体媒介快车，民间文艺资源就会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形成文艺与媒介相互依存的“寄生关系”，它们各自以对方为媒介，既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可见，这些传统民间表达形式具有大众化的内在潜能，与互联网民间性的个体表达一脉相承，许多传统民间文艺形式，都能在网络文艺中找到踪影和脉络。例如，互联网语言具有幽默诙谐的特点，网络文学的故事表达具有简洁明快的风格，网络文艺的行文往往杂取种种最后合成一种，其创作灵感、表达技巧与民间文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脉联系，民间表现形式搭载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快车，恐怕是今后文艺大众化绕不开的超越路径。

文艺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具有功利性，“文学家不能空口说谎”⑰，大众喜欢能帮助他们解决生存困境的文艺作品，纾困解难是文艺的本分职责；另一面文艺具有非功利性，能够发挥精神超拔和灵魂荡涤的引领净化作用，论及文艺大众化的创作和立场，这两方面均无法回避。可以说，以池莉的日记、弱水吟的诗歌为代表的抗疫文艺，在反思疫情、揭露真相和安定人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文艺的力量间接促进了应急机制高效化运转，这些创作内容、思想观念和创作立场，与中国传统文艺“文以载道”“道济天下”的精神相一致。同样，以音乐《生命之歌》、漫画《中国人活得有气势》、评书《钟院士，百姓心中的一座山》等为代表的抗疫文艺，发挥了凝聚力量、抚慰人心和鼓舞士气的引领作用，为打赢疫情阻击战构筑起了一道“精神长城”。由是观之，新时代文艺大众化，不只是表现形式的大众化，也是一个思想情感和实践立场转型的问题，需要将“知行合一”联动起来，将情感和实践统一起来。创作者要特别注重创作内容和文艺家立场的大众化，要将屁股带着感情认同主动坐到大众一边来，站在大众的立场取舍内容和讲述故事，创作故事要与中国现实和大众生存紧密结合，在活泼生动、与民同乐、寓教于乐中走出网络时代大众化的新路子，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⑱。回首望去，文艺家应充分借鉴抗疫文艺的实践经验，应将“大众中有市场，社会上起作用”作为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主攻方向。文艺家应深入征地拆迁、城镇化、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城市就业、信息社会转型等重大社会历史现场进行文艺创作，以应有的批评精神、介入意识和改造情怀进行大众化创作；以守护公平正义、追求真理思想和敢于说真话的态度立场为大众服务；以大众身份、大众气质和大众主体性助推文艺和社会进步，因为，“文学发展的原因，不单在文学本身，更在于文学与社会的交互作用”⑲。惟其如此，才能克服当代文艺大众化的一些弊端，扭转过度强调文艺独立性和悬浮性带来的大众化困局，改变娱乐文化浪潮席卷下带来的“伪大众化”困境，“治艺术者不应把目标紧紧盯在娱乐价值上，更不应把娱乐性仅仅作为赚钱的手段”⑳。最终，推动文艺从轻视灵魂、内容和价值，尊崇市值、增值和资本的错误陷阱中挣脱出来，从崇尚“欲望书写”，打压“理性书写”的迷惘中冲决出来，走出普及和提高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困境，在守正创新中重新确立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随着疫情的根本好转，“即兴式”的文艺写作暂告一段落，“沉浸式”的抗疫文艺创作才刚刚开始，期望在百年不遇的大疫之后，能够诞生诸如《穆斯林的葬礼》《鼠疫》《十日谈》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由网络抗疫文艺考察新时代文艺大众化的传播路径、创作修辞和未来方向，实际上是在接续传统文艺和新时代文艺的根脉源流关系，不是要走“五四”文学、延安文艺或解放区文艺的老路，而是着眼于思考文艺大众化的继承和创新关系，是在探究网路信息时代，文艺大众化如何实现转型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打通网络文艺和传统民间文艺的联动姻缘关系，切实将创作情感和实践立场融入网民大众，从而在高起低落中促进新时代文艺大众化行稳致远。

①[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②一般在重大社会公共危机爆发时，倘若社会的应急机制不畅或新闻功能失真，文艺就会扮演危机时刻非正常状态下自我拯救的角色，灾难时期文艺的广泛传播，反映了赈灾机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在社会力量整合和人心稳定方面的公信力受到了严峻考验。

③何志钧、卞友江《灾难主题的艺术表现》[N]，《人民日报》，2011年9月6日。

④[英]毛姆《月亮与六便士》[M]，徐淳刚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5页。

⑤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

⑥刘迎新《论政治话语通俗化修辞传播》[J]，《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9期。

⑦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附词语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页。

⑨王希杰《略论“修辞立其诚”》[J]，《苏教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⑩喻国明《变革传媒：解析中国传媒转型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⑪早在“五四”前夕，陈独秀和周作人等人开始倡导“平民文学”、“国民文学”，呼吁将贵族化的文学转变为平民文学，为扩大面向底层社会的文学创作和传播而努力，主张将文学从少数人的垄断和专属中解放出来，文学大众化的思潮由此而来。

⑫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⑬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⑭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本《报告》对2019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梳理。

⑮赵沂旸《赵树理纪念文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页。

⑯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2页。

⑰沈从文《沈从文哲思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127页。

⑱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页。

⑲周绍曾《文艺大众化：作为一股潮流》[J]，《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⑳郝亦民《当今通俗文艺与文艺大众化》[J]，《文艺与理论批评》，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