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国乐学脉 立中国学术
——《中国古代音乐典籍精诠》序①

史学可谓“国学”之根基；音乐史学亦是中国音乐学之根基。“国学”自上古经典“六艺”始，“乐”一直是其中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内容。音乐文献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历来是国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其中包括分类编目、版本考辨、校勘文字、撰写提要、精诠阐述等多项内容。

汉代刘向的《别录》，是我国第一部汇集经传诸子诗赋叙录的专书。刘向受命校理国家所藏群籍，“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②《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并将每部书的提要从原书中抽出，编成《别录》。其子刘歆摘取《别录》以分类，编成《七略》（有“六艺略”等）。《汉书·艺文志》则据《七略》著录汉皇家所藏典籍，后世诸多文献学家以此为宗，撰写了不少类似著作。如清江藩所云“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研究古文献的学者主要通过撰写此类著作，帮助读者了解古籍文献。这方面的成果，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以降，文献典籍可谓“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术愈精”，解题类著述与日俱增。

清乾隆四十七年（1872年）编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是基于对国家典藏文献的鉴别、考订、评价，由总纂官纪昀等带领纂修的文献解题类著作。当时参与纂修《四库全书》和撰写提要的，多为有成就的学者。关于《四库全书》的补修，清嘉庆阮元撰《四库未收书提要》，可视为开端。清光绪年间翰林院编修王懿荣曾上书提议“重新开馆，续纂前书”。“五四”之后，亦有续修建议。1928年，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曾拟利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为基金做续修之事，但因侵华战争等原因逐步停息。只有在北平（北京旧称）的中国学者70余人，撰写了以乾隆以后著述为主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197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曾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部分提要油印件，编印此《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约占原稿总数三分之一（原稿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93年，北京中华书局曾出版该馆编纂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1994年，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批准的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正式启动，由深圳南山区人民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举使续修《四库全书》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此次续修，一是补辑乾隆以前因遗漏、摒弃、禁毁诸原因未收，但确有学术价值之古籍；二是系统辑集乾隆以后至民国元年（1912）各类有代表性的著作，共收书五千余种。有关乾隆以后近二百年间的学术积累，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评价，近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③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载《王国维集》（第四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清代经学、史学以及哲学、思想与人文著作，既有清中期的乾嘉之学，又有后期的新学；既有对经书文字、名物制度的解释、考订，对前代各史的补志、补表，又有地理、金石考古之学，更有对先秦诸子的再研究。此次续修，在对全国存世古籍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邀请各学科专家直接参与拟订选目，再广泛征求意见并论证，确定选目，可谓集全国各专业古籍研究专家之力。《续修四库全书》版本上所选，皆可谓善本。

有幸作为《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特邀编纂委员”参加盛世续修，我深知拟订选目之事责任重大，亦知此事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科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契机，并且可以成为推动中国音乐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动因。选目的设定、取舍，既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考量，又要抓住续修的机遇，尽可能多收乐类著作。有关选目的学术价值问题，对于明清时期乐律学著述的评价，除极少数著述，历来评价并不高。如杨荫浏先生就曾说：“明、清两代出现了很多乐律学著作，其共同之点，是脱离物质，逃避现实，贩卖神秘主义，说得玄而又玄，则毫不能解决什么问题。”④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1012页。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多是文人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我在选目时，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去考虑。不仅力求做到重要的不遗漏，对过去缺失的能有所补，还要从整体上反映明清时期的乐律学主要成果。就选目的实际成效来说，可以说是基本做到了，但受限于选目数量，以及对学术价值认识的见仁见智，当时乐律学研究的进展与认识程度，直到今天，对于这些遗产，我们还做不到学术史意义上的全面、系统且深入地评价。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乐类的一些著作，已经陆续进入学者专题研究乃至学位论文研究的视野。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乐类的选目，共有34种，177卷。其中，唐、宋著作各1种，明代7种，清代25种。与《四库全书》相比，经部乐类的著作中，更换四库版本的有1种，原为四库存目现已收录的有8种，四库未收的有2种，属于四库之后的著作有23种。可以说，与《四库全书》原来的选目量相比，此次续修选录的乐类著作，其成效还是较为显著的。

在编纂《续修四库全书》之时，编纂委员会已提出要撰写入编著作的提要，除介绍著者生平、版本外，还拟对思想内容与学术源流作扼要评论。2002年，当《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终于圆满地画上句号时，我已经萌生以《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所收经、史、子、集四部乐类著作，以及其他乐论、琴论、曲论和所录乐事较多也较有价值的各类著作（如笔记小说等）作为史料基础，取中国音乐学术史的研究视角，在对各类乐书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部既能够反映中国历代乐书专题研究的系统成果，又具有中国音乐学术史研究意义的学术成果。这样一种研究成果，就不是编纂一般意义上的，具“提要”性质的音乐文献工具书，而是成就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以“精诠”方式呈现的历代乐书研究成果汇集。作为同类著作性质判断的参照，本人曾参与撰写的《中华名著要籍精诠》一书，其“前言”对该书的性质和定位是“概括地阐释我国名著要籍的论文汇集”。此亦是本书的性质和定位。

就书中的撰写内容而言，虽然包括版本源流、作者生平等客观信息，但是其中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的是撰者对历代乐书的学术研究成果。撰者需针对不同的乐书，分别从音乐史学、乐律学、音乐美学、古谱学、音乐文献学等多种学科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由此产生体现撰者个人学术见解的认识成果。其撰写，大多建立在对相关文献史料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并要求有较为深入且集中地阐发。书中对历代乐书的“精诠”，主要体现的是专题性并具有一定前沿性的研究成果。

编纂《中国古代音乐典籍精诠》，最初是作为2007年我所承担的《中国音乐学术史》研究项目的重要内容而启动的，并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国内各院、校、所专家组成的课题组。该项目结题后，由于整体上还需要有一定的增补和修订，故又以原成果为基础，在2011年申报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历代乐书研究》并获批准。历经数年，终于完成。要编纂这样一部能够称之为“精诠”的文献研究成果，需要以专题研究成果以及长期的积累为基础，才可能为之。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课题组每一位成员的奉献和支持，是难以完成的。

本书的入选篇章及相关内容的“精诠”，就其整体性意义而言，已构成并呈现了中国音乐学术史（古代部分）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面貌。对于中国音乐学术史的研究而言，这是基础性的研究成果。

以“精诠”而非一般的“提要”篇幅来撰写本书，其学术特点在于，其撰写必须以相关音乐文献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为基础。本书的正文部分包括110个条目，如书名所示，属于“精诠”类的内容，每篇字数多在两三千字以上，有的甚至达五六千字。远非一般提要类辞条所能相比。所附“提要”类辞条，计61条，每个辞条平均500多字。由于撰写对象以及相关学科的不同，除了字数上的要求，成篇文字的撰写体例也有所不同。如二十四史中乐书、乐志、礼乐志的撰写，因其内容与一般著作不同，故在撰写体例上，是根据其需要随文加注或脚注。每篇的“参考文献”，根据出版要求，在书后统一列出。

本书的撰稿者，多为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这些专题研究中，形成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较深入的认识，并达到“精诠”的基本要求，完成这些条目的撰写。由于撰写者对原著有较为深入地研究并形成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因此允许述其己见，文责自负，也可以在体例相对统一的前提下，允许有各自的写作风格。并且，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精诠”可以有不同的侧重。有的撰写对象属于辑佚书，其撰写侧重于辑佚文字的征引、录载甚至考据，以及在后世文献中的转述；有的属于乐论著述，故其撰写侧重于对其音乐观念、音乐美学范畴、命题的说明和分析。另外，有的篇目虽字数并不多，但其撰写内容实基于研究之深和撰述之精，故仍列入“精诠”类。而有的条目字数虽不少，但仅为对版本、作者、章节的一般介绍或罗列，故列入“提要”类中。“精诠”是个总体要求，是一个相对于一般辞条撰写所达程度和字数范围的大致概念。虽然从总体和平均值上看，“精诠”与“提要”不同，但对每篇的具体字数，一般不作硬性的规定，在编撰过程和最后定稿中，会适当地控制字数。“精诠”或体现在对一书内容的深度认识，或体现在对一书内容的全面把握，皆视具体的研究程度和撰写情况而定。这本书中的许多篇目出自多年前的撰写，这方面的认识也必会随着学术的发展而不断深化。要系统地编纂、精深地诠释我国历代乐书及其内容，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前人所为以及本书所为，都只是阶段性成果，要达到理想的目标，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书后所附“提要”，其主要意义在于和正文的“精诠”内容一起，为读者提供历代，特别是由宋至清乐律学著作的大体面貌，同时还可以作为日后进一步充实的依据。

君子志学。为学者，当以立志为先。当代中国音乐学在学科基础理论和知识系统新的构建中，固然需要有海内百川之胸襟、放眼世界之眼光，但是中国音乐学如何构建起当代具有国学根基的学理基础并拥有自己的术语、认识方法和话语权，在“中”“西”“马”纵横交错的学术、文化大格局中，构建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延承百年学术成果的学科基础理论和知识系统，正是当代学人的使命所在。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的要求，给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艺术学科的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当代中国音乐学建设的紧迫任务，正需要中国音乐学术史研究的支持，同时也意味着必然要从诸多方面重新反思百年、面向未来。本书所包含并业已形成了的，以及可以再作深入探讨和总结的学术研究成果，正可以为这样一个新的学术目标的真正实现，提供认知乃至创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