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度研究

王细语

摘要：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促进黄河流域经济-生态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為我国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本文以经济、生态为指标，构建了黄河流域经济-生态指标体系，系统评价了2008—2017年我国黄河流域7省2区的经济-生态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沿线各省市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存在异质性;随后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经济-生态子系统内部协调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类型较差，但逐渐向更好的协调类型演进，协调度同样存在较大异质性。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参考。

关键词：黄河流域 经济-生态 耦合协调度

一、引言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多民族聚居、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经济地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黄河流域的开发治理取得瞩目成就，但受生产力水平、管理体制的制约以及人为破坏，黄河流域仍面临脆弱的生态环境、低质量的发展模式及短缺的水资源保障等严峻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18日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将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为黄河流域各不同区域的建设模式和路径提供了战略性指引。

早期有关黄河流域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开放利用状况及可持续问题（尹国康（2002）[1]、柴成果（2005）[2]、张晓涛（2012）[3]），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刘宁（2008）[4]、王玉梅（2009）[5]），旅游资源整合开发（薛宝琪（2007）[6]、曹新向（2009）[7]）以及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彭荣胜（2010）[8]、张金萍（2012）[9]、张鹏岩（2017）[10]）。2019年9月以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成为研究热点，任保平（2019）[11]、张贡生（2019）[12]等学者分析了黄河流域不同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和路径选择问题;马静怡（2019）[13]研究了黄河流域的金融、贸易等经济活动的发展状况。金凤君（2019）[14]、夏军（2019）[15]等学者分析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存问题及推进策略。陈超（2019）[16]、佟成元（2019）[17]等学者将黄河流域地区的经济和生态以及文化和旅游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从复合角度研究了该地区的生态文化、生态经济、旅游经济以及文化旅游问题。

目前，学者对于黄河流域发展的研究多是基于单一视角的测度和推进策略方面，尽管有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将经济及生态、文化及旅游结合起来对其进行评价，但涉及角度较少且仍未形成较全面、成熟的评价标准及评价体系。本文结合我国实际及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延续性和演化视角，基于“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的相关论述，从经济-生态角度评价黄河流域沿线省市的高质量发展状况。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基于“经济”“生态”视角建立高质量发展多维评价指标体系;二是从整体水平和各子系统之间内部协调度两个层面对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态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系统评价。

二、研究设计与测评方法

（一）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对黄河流域经济-生态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评价，摸清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是推进该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因此，构建科学、合理、全面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成为黄河流域经济-生态发展评价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目前这一工作还处在初步阶段。本文在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总体布局框架下，结合十八大以来有关“五位一体”各方面的论述和演化，构建了黄河流域经济-生态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兼顾了学术性和可操作性。具体来说，将经济、生态设立为一级指标，并在一级指标下选取17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中，经济类指标11个，生态类指标12个。经济类下的二级指标包括GDP、居民消费水平、国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资本形成率、按总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生态类指标包括人均水资源量、人均能源消费量、城市天然气供气总量、自然保护区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废水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文章中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年鉴数据》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除此之外，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页。

（二）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为保证权重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利用熵值法分别求出各二级指标的绝对权重、二级指标的相对权重和各一级指标的绝对权重。考虑到经济发展建设阶段的差异，本文基于每年的不同数据分别计算权重，以便更加准确地进行评价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为了避免数据标准化时出现“0”和“1”的情况，在计算过程中将各指标数值的最大值增大0.05倍，将最小值减小0.05倍，用以得出标准化之后的指标数值。

（三）研究方法

1.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使用Ec以及En来分别表示黄河流域各省区经济、生态系统的发展水平;用表示黄河流域经济-生态的发展水平，Wi为各一级指标的权重，存在：

2.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耦合度衡量两个实体间相互依赖于对方的量度，通过借鉴发展可以计算多个实体间相互作用的量度。基于耦合度计算出来的耦合协调度衡量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的发展水平和协调度，可以通过计算得出各系统之间发展的资源利用状况。本文利用耦合度C研究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五位一体”子系统相互作用方式以及大小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计算耦合协调度D来衡量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程度。

根据研究目的，将耦合协调度D划分为三个层次：可接受区间、过渡区间以及不可接受区间，再将其详细分为10种基本类型：优质协调发展型、良好协调发展型、中级协调发展型、初级协调发展型、勉强协调发展型、濒临失调衰退型、轻度失调衰退型、中度失调衰退型、重度失调衰退型、极度失调衰退型。

三、黄河流域经济-生态整体水平测度

（一）整体及各子系统水平测度

根据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的测算方法，可以得到我国黄河流域经济-生态的整体发展水平及各子系统发展水平。整体层面，我国黄河流域的发展水平变动趋势较为平稳，幅度较小，且在观察期内的10年间实现了绝对增长。在经济-生态体系各子系统层面，各个子系统的变动均较为波动，两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存在差距。

2008-2017年间，“经济”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较高且变化平稳，持续位于0.4000左右，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其发展水平于2009年位于10年之间的最低水平，之后我国政府适时提出了4万亿元刺激的财政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创新驱动战略以及高质量发展战略等政策措施，对“经济”子系统的发展都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促使“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较高。2014年之后，受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方针影响，“经济”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开始下降。“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在观察期内位于整体水平之下，黄河流域的环境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短板。由于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位于生态环境脆弱区和资源开发区，固体污染物存量大、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复杂，“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也持续处于波动状态。

综合而言，应该保持并不断发展“经济”子系统的建设模式，实现“经济”子系统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同时加强对“生态”子系统的建设，提升环境质量水平，通过环境质量的提升实现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二）各省份经济-生态发展水平分析

黄河流域沿线各省区的经济-生态发展水平波动变化幅度不一，区域间差异明显。其中，青海省发展水平持续位于最高位，已稳定达到0.5000以上，山东省和四川省的发展水平大致位于0.4000—0.5000之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发展水平持续处于0.2000以下，其余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大致处于0.2000—0.3000之间。

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生态发展水平较高的青海省的子系统发展水平中，“经济”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此外，山东省经济-生态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差距也较大，但山东省“经济”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优于“生态”子系统，其间差距较青海省大。整体发展水平位于第二位的四川省的经济-生态各子系统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相对较小。除宁夏回族自治区外，黄河流域其他省份“生态”子系统的低发展水平说明环境保护仍然是这两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总体而言，黄河流域几个省区由于落后的经济水平而缺乏发展其他方面的物质资本和经济环境，因此，应该在保持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从发展经济着手，在稳定夯实物质水平的基础上，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全面提升发展水平。

可以看出，除青海省外，其他各省“经济”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均高于该省其他子系统的水平，说明各省区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是以经济建设拉动其他系统发展的模式，山东省除“生态”子系统外，其他4个子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当，环境问题的解决是提升山东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点。综上而言，黄河流域沿线地区9省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模型的异质性，因此各省区的高质量发展驱动政策也应存在异质性，山东省应保持各子系统的高水平增长，同时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五位一体”子系统的均衡发展。其他省份则要大力发挥“经济”子系统对“生态”子系统的带动作用，提升经济水平，找到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宜的经济发展模式。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以及青海省三个省份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及各子系统的水平均较低，追溯论文相关数据，三个省区“经济”子系统高质量发展水平最大值远低于其他省份的最低水平，宁夏回族自治区及青海省“文化”子系统、甘肃省“社会”子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远低于其他省份相应子系统，处于0.187-0.270之间，但这三个省区“生态”子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其他省份持平。这三个省区由于落后的经济水平而缺乏发展其他方面的物质资本和经济环境，因此，应该在保持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从发展经济着手，在稳定夯实物质水平的基础上，提升社会基本服务及文化教育活动等软实力以全面提升发展水平。

四、黄河流域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分析

（一）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子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根据黄河流域经济-生态子系统的内部耦合度状况，可以看到，各子系統之间协调性较差，资源分配利用效率较低，属于轻度失调衰退型。整体而言，黄河流域经济-生态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变动较为频繁，但波动幅度较小，维持在0.0009—0.0300之间。2013年是耦合协调度的一个分水岭，2013年之前耦合协调度呈现增长趋势，2013年之后有所下降。参照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可以看到，2013年之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降低主要是由“生态”子系统水平降低所致，经济-生态子系统之间的发展失衡和差异性是导致黄河流域整体发展失调的重要原因。

（二）各省区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分析

黄河流域沿线各省区的协调类型整体较差，各子系统高质量发展同样存在内部失衡状况。

根据2008-2017年9省区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可以将黄河流域沿线省区高质量发展内部协调度分为四类：一是濒临失调衰退型的省份，包括山东、四川、青海三省;二是中度失调衰退型的省区，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三是轻度失调衰退型的省份，包括了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自治区、甘肃5省区。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黄河流域9省区的区域间经济-生态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差异性相对较大，特别是最高的山东省和最低的甘肃省之间差异较大。

五、结论与建议

黄河流域各省区发展水平测度是制定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基础，对黄河流域沿线各省份经济-生态系统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的测度是切实提升黄河流域发展质量的依据。本文基于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两个视角构建了黄河流域经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并从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和“五位一体”子系统耦合协调度两个方面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生态整体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经济-生态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9省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青海省、四川省、山东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五位一体”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倒“U”形趋势，2013年达到最高值;9省区高质量发展“五位一体”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四川省、青海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河南省、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根据文章结论，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经济-生态体系，本文提出以下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发展的政策参考：一是以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子系统高质量发展，以带动“生态”子系统的全面提升。通过人才积累、技术革新和体制创新，不断驱动本地区经济数量的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集成发展，以创新驱动促经济全面发展，为“生态”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实现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提供物质保障。二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升“生态”子系统高质量发展水平。遵守各项环境法规、严守生态环境红线，减少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问题，解决好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保障和水土流失及工业污染问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生态环境的短板补上。此外，黄河流域沿线9省区还应建立联动机制，优势互补，相互借鉴发展经验、研讨发展路径，共同推进整个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除经济与生态子系统的建设之外，还要注重提升黄河流域其他方面的建设，例如提高文化科教水平，提升居民文娱环境，同时切实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水平。各级政府要做好教育保障工作，通过投资、税收等优化政策积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断完善各类文化基础设施，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空间，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结合各省当地文化特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软实力的建设发展切实提升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态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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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