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白花石刻美学特征及成因解析*

黄彬 陈桦

一、历史与现状

女皇故里，川北广元，早在北魏年间，当地艺人就开始石刻工艺的探索，隋唐时期形成的千佛崖、皇泽寺、观音崖、石窑摩崖造像就在当地引起世人的注目。据《辞海》艺术分册记载，四川广元地区有一种细密柔润的石料，在猪肝色和墨绿色的石块中，呈现出白色、灰白色、淡绿色的石层。当地艺人利用这种俏色石料雕刻各种形式的砚盒、文具等实用品，称为广元白花石刻。

据《广元县志》文化卷记载，清咸丰年间，民间艺人采县北太平乡的白花石刻制石砚出售。[1]光绪末年，巴中新文乡人魏喜先、魏礼先来广元跟白花石刻第一代艺人魏宗清学艺。1912 年开铁笔斋，因材施艺，雕成砚台、笔筒、花钵、鱼缸等文玩工艺品，受到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的高度赞扬。后因与广元著名国画家苏懋修为邻，遂请苏将所采白花石按色层绘出花鸟、人物、风景等画面，然后精心刻制，因绘图精妙，刻艺高超从此名声大震，作品供不应求。因此，第二代传承人魏礼先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全国能工巧匠群英会，曾受到朱德委员长的亲切接见，一时传为佳话。

如今，白花石刻的技术和艺术更加成熟，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第五代传承人唐骏先生，既立足传统，又推陈出新，在作品内容、雕刻技艺等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喜上眉梢》 《苏武牧羊》 《剑门雪霁》 《蜀道春早》等多件作品获国际国内金奖，多次参加国际文化交流、艺术邀请展，赢得业内同行的赞誉和肯定。白花石刻，因其独有的艺术特色，曾被作为官方高级礼品赠送国际友人，与浙江青田石刻、福建寿山石刻、湖南菊花石刻并称中国四大石刻。以其雕刻技艺精湛、作品独特高雅、传续谱系清楚等因素，在2008 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9 年11 月，白花石刻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

二、主要艺术特点

中国四大石刻中，白花石刻历史最短，成名最晚，与其他三大石刻有相近之处，也有天壤之别。相近的是产品类别，主要是文玩用品和装饰摆件。但白花石刻在色彩、器型、技法、内容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白花石刻色彩淡雅而朴素，以白色夹层为雕刻基础，称之为“俏色”，以层状分布，界线明显，这是白花石刻的显著特征，也是与其他石刻最大的区别。寿山石刻和青田石刻，颜色多种多样，有纯色石，也有彩色石，其中纯色的田黄较为名贵。菊花石与白花石颜色相近，但是分布不同，白花石是有规律的“色层”，菊花石是有形状的“色花”。

白花石刻器型精巧，以“砚盖”闻名，大多作品雕刻在砚盖之上，作品多为文房用品，易于收藏和展示。寿山石刻和青田石刻，以“印石”闻名，有“印石三宝”的美誉，器型大小不等，易于手中把玩，在唐宋时期已经开始开采，到清代更有“易金十倍”的价值。菊花石刻，以“菊花摆件”独立于世，成名于清代，比白花石刻略早，器型较大，有的花朵直径达到50 厘米。

白花石刻技法以浮雕、平雕为主，辅以圆雕、镂空等手法，这是“俏色”石层决定的。菊花石刻的菊花分布不均、方向各异，主要使用圆雕和镂雕技法，围绕菊花的朝向展开雕刻。寿山石刻和青田石刻，材料名贵，艺术创作“因势而为”，以圆雕和镂雕见长。另外石材硬度也影响雕刻技法的施展，白花石莫氏硬度到达5，菊花石4-4.5，寿山石和青田石2.5 左右。石材莫氏硬度到达4 以上，手工雕刻非常困难，因为这已经接近铁的硬度了。浮雕和平雕降低了石材硬度对雕刻带来的困难，也与白花石刻“因色施艺”的创作特征相印证。

白花石刻雕刻内容以传统故事、蜀道文化等为主，《苏武牧羊》 《蜀道春早》等为其主要代表，地域特征比较明显。寿山石刻和青田石刻，以文房用品为主，印纽雕刻名传古今，青田石刻兼顾吉祥饰品和摆件雕刻。菊花石刻主要围绕菊花造型来展开，装饰性摆件居多，人物故事类作品较少。

三、“天、地、人”因素的影响造就“雅致”的美学特征

白花石刻的艺术特点综合和“天、地、人”等多方面的因素，成就了其“雅致”的美学特征。何以为雅？汉王充《论衡·自纪》：“以圣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说丘野。”“小雅”即小伢，是对小孩子的称呼，古作“牙”。[2]川北方言“咪娃儿”也指的是小孩子，“咪”指小巧而乖，透露出浓浓的人性情感。白花石刻的“雅致”综合了“乖”的情感特征和“巧”的物理特性，受“天、地、人”三道因素的同影响，造就了白花石刻“器型巧雅、文韵高雅、神识灵雅”的美学特征。

（一）石材先天色层的影响

石料先天的“俏色”，造就了白花石刻作品“器型巧雅”的美学特征，巧用“俏色”是白花石刻顺天道之合生“巧雅”之美的重要手段。白花石刻的材质坚硬，雕刻难度极高，石材的“俏色”层厚度约2 厘米，面积小而不均，难出大料。只有“巧”用这个“俏色”，遵循石料的自然属性，才能创作出完美的作品，这是白花石刻显现“巧雅”美学特征的先决条件。

受先天“俏色”影响，在雕刻创作中“因材施艺”更多地体现为“因色施艺”，这个“色”决定了作品的形式和雕刻的技法。艺人对石料的“再造之美”重在一个“巧”字，为“色”而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器型设计要 精“巧”。每一块石材都有独特的个性，艺人要根据材料的特点以及自己雕刻的经验设计最佳的器型，文玩用品多为平面造型，装饰摆件多为立体造型，器型决定采用合适的雕刻手法，所以器型设计的“巧”是“因色施艺”的关键。其次，构图构思要奇“巧”。构图造型不但要充分利用这薄薄的“俏色”，而且还要应对色彩分层与衔接对雕刻形体的影响。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白花石刻代表作《苏武牧羊》花屏（图1）就很好运用了奇“巧”的构思，白黄色的俏色不但表现远处的雪山还营造了光影效果。同时利用了色彩分层优化艺术表现力，苏武全身深色，仅有一丝背光，突出了“苦难中坚守”的主题思想。其三，雕刻技法要妙“巧”，平雕、浮雕、深雕是白花石刻最常见的雕刻技法。《苏武牧羊》作品中，羊身上的白光赤影就是对技法妙“巧”的最好解释，去留看似随意，却是“巧”妙施艺。由此可见，白花石刻运“巧”是围绕石料先天“色层”而展开的。

（二）地缘和传统文化的影响

受地缘文化的浸染和传统文化的熏陶，白花石刻显现“文韵高雅”的艺术品格。“高雅”一词出自《三国志·魏志·崔林传》:“禀自然之正气，体高雅之弘量。”意指高尚雅致而正气，恰是白花石刻艺术品格的体现。地缘环境和历史人文为白花石刻的发展提供了地道之利，成为高雅之气诞生的沃土。广元处蜀道之要冲，文化交流频繁，人文积淀丰厚，地域文化的浸染奠定了白花石刻文韵高雅的早期“基因”。其一，千佛崖精妙的技艺熏诱，为白花石刻的诞生植入“艺术巨人”的基因。千佛崖摩崖造像历经千年沉淀，以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精湛的艺术、丰富的人文闻名于世。[3]在作品《故乡秋月》（图2）中，可以品评到摩崖造像的技艺承续。其二，女皇文化的浸染，让白花石刻自带几分高贵典雅的皇家气度。在作品《蜀道访友》中，透露出简约高洁雄辉大气的艺术造型，深得唐代建筑的遗韵，形体饱满而不臃肿，惯修盛唐审美之精华。其三，蜀道文化中历代人文的禅意影响，为石刻平添几分清禅文化的意蕴。皇泽寺的众多碑刻，特别是颜真卿为利州刺史时所写《心经》一卷，为白花石刻萦绕淡雅的禅意氛围。在很多石屏石砚作品中（如《蜀道早春》 《故乡秋月》《剑门雪霁》等）透露出借景咏怀，叙事明志的艺术情感，充满淡雅闲适，与世无争，修心修身禅韵意景。其四，党和国家的重视。很多领导人曾专门接见了广元白花石刻艺人魏礼先、张礼云。我国领导人还将白花石刻作品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如此厚重的人文和高规格的礼遇，都间接地成就了白花石刻文韵“高雅”的艺术品格。

图1 《苏武牧羊》

图2 《故乡秋月》

另外，传统文化熏陶成为白花石刻“高雅”品格的必要条件，其作品饱含了丰富的人文修养和独特的“士夫画”品格。其一，人文修养塑造白花石刻当代的“古韵遗风”。古语云“近朱者赤”，铁笔斋曾与广元著名国画家苏懋修为邻，受苏懋修艺术思想和国学修养的影响，白花石刻提升了自己的人文修养，众多作品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从此奠定现在白花石刻古风遗韵的艺术风貌。在《故乡秋月》《剑门雪霁》等作品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和审美观。其作品创作既遵循张璪所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美学理论，又参循谢赫《画品》的“六法”。其二，文人画气质促成了白花石刻“高雅”的精神表征。受此影响，白花石刻形象刻画注重神似，强调“意在笔先”，以控制“俏色”的厚薄来营造“笔墨”的浓淡，以体积的凹凸来增强虚实对比，艺人用铁錾在石料上雕刻出新的“笔墨意蕴”。陈衡恪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4]在白花石刻作品中，观众能轻松地解读出文人画的情趣、灵性和意境。不为物役,不以法拘，作品抒发个人“性灵”，使人感悟到石涛所言的“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的精神净化。

（三）手工的坚持和人性情感的注入

手工技艺的坚持和人性情感的注入，使白花石刻呈现“神识灵雅”的美学特征。任何一件白花石刻作品都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符号,带有素雅而质朴的肌理和手工的温度，精湛的手工技艺创造出“灵动”的艺术造型，是我们可以触摸到的质朴的“灵雅”。随着加工技术的发展,许多艺术创作变得愈发轻易而草率，机器雕刻和模具复制使艺术作品愈发的冰冷，失去了鲜活的生命表征。殷双喜先生认为：自然材料到艺术创造，是一个解构和重构的过程，解构是手工艺的，而重构是艺术化的提升。[5]白花石刻的“俏色”变化拥有不确定性是无法预知的特点，讲究“量料取材，因色施艺”的手工制作才能更好地解构和重构。由于材料的特殊性，手工雕琢才能够细腻地感知色彩和纹理的变化，及时调整雕刻的形体和内容，使得每件石刻都是孤品，这也成就了作品的灵动和生气，成为白花石刻“灵雅”美学特征的重要因素。如《喜上眉梢》（图3），灵动的造型是手工对情感和生命的塑造，圆雕、浮雕、镂雕的手法结合，把形体、色彩、动静、虚实处理得恰如其分，作品给人清新的空灵之感。这是技艺和心灵的清修，是机械雕刻无法替代的美。

人性情感的介入赋予白花石刻以人类的“神识”，使其饱含“灵性”，从而散发人性的光辉，达到“物我通灵”的精神境界。灵，神也、巫也。灵本是楚方言中对跳舞降神的巫的专称，《楚辞·九歌》王逸注：“灵，巫也，楚人名巫为灵。”连言之则为灵巫。[6]白花石刻灵巧的造型如巫师灵动的舞姿，作品所包含的灵性如巫师沟通天地的神识一般，是可以通灵的。作品的灵性表达来自于精细的手工雕刻和温润的情感世界。在《蜀道早春》（图4）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灵雅”之韵，创造出“身心入画、物我通灵”的艺术效果。通过作品,艺人可以酣畅淋漓地表达其心灵与自我意识，反之,观众也可以透过作品的意境表征,体会到艺人的情感转移，这就是“灵性”所承载的情感世界。

四、结语

一石、一桌、一椅、一方锤、一套錾，构成了白花石刻全部的艺术世界。白花石刻在材料局限中探索创作特点，在地缘文化中修炼艺术风格，在手工技艺中锤炼人性情感，在较短的历史中创造出巨大的辉煌，体现出对“自然、文化、人性”的极高尊重，展示出“器型巧雅、文韵高雅、神识灵雅”的美学特征。在方厘之间的“俏色”层中修炼塑造出惊艳而独特的艺术世界，饱含了丰睿的哲学思想和高雅的美学修养。白花石刻“尊道不拘道，法道不唯道，循道而变道”的艺术历程应证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今天，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示出对美的表达，值得更多的探讨和研究。

图3 《喜上眉梢》

图4 《蜀道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