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测度
——差异性、相关性与协调性

王韶华，刘 晔，何美璇，张 伟，赵暘春

（1.燕山大学a.经济管理学院；b.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河北 秦皇岛066004；2.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经济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

一、引 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在“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下，京津冀工业发展面临的供给侧约束加剧，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京津冀工业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京津冀工业协同发展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然而，京津冀工业发展十分不平衡，因此在协同推进工业部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必须兼顾差异性。

已有研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析视角主要包括：①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胡鞍钢（2016）认为长期任务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标［1］，洪银兴（2016）指出不能将这些任务归结为目标，建立有效供给的体制机制才是目标［2］。②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体制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产业、要素、制度三个层面解决供给问题，其中重中之重是制度供给，这必将体现为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改革［3］。王赫奕、王义保（2018）通过辨析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关系，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关键的是深化市场制度改革［4］。③基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科技创新、制度五大要素［5］，罗良文、梁圣蓉（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对供给端要素的结构性调整化解经济难题，其中创新驱动是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内核动力［6］。④基于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从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来分析，企业层面深化国企改革、降低成本，产业层面化解过剩产能，区域层面注重差异化［7］。

虽然国内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已经获得了丰富的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还存在一些不足：①前期成果多为规范性研究，缺乏实证研究；②前期成果多集中在企业和产业层面，缺乏对区域层面差异性的研究；③前期成果虽认识到区域间关联性的存在，但缺乏空间相关性及协调性的量化研究。基于此，本文以京津冀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依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供给侧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剖析其差异性、相关性与协调性，以期为促进京津冀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协同推进提供量化参考。

二、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测度

（一）区域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人民日报》权威人士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这种拆解，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进行了解读。黄群慧（2016）认为这种拆解正好对应了“问题—原因—对策”，即问题突出表现在供给侧，本质是结构性矛盾，对策是改革［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政策框架》课题组（2017）认为：“供给侧”意味着生产函数；“结构性”意味着问题所在；“改革”意味着制度供给［8］。贾康（2018）认为新意表现在供给侧，着力点落在改革上，改革离不开制度供给，制度供给首先涉及结构性［9］。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要素的有效供给，激发企业活力，通过创新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为要素层面、产业层面和制度层面，涵盖了微观、中观和宏观。

在遵循系统性、科学性、数据可获性等原则的基础上，依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参考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3、10-12］，本文从要素、产业和制度三个维度构建了包括3 个二级指标10 个三级指标的区域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所列。

（1）要素效率。要素市场扭曲与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1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扩大要素的有效供给［3］。供给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与自然资源、科技创新等［5，14］。其中，劳动力要素利用人力资本指标，以各学历受教育年限与就业人员各学历总人数所占全社会就业总人数比重的乘积之和加以表示；资本要素利用投资率指标，以总投资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加以表示，该指标主要体现工业“去产能”效率；土地与自然资源要素利用工业能源效率指标，以工业能源消费与工业增加值比值的倒数加以反映；科技创新要素利用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授权量加以表示。

（2）产业效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和优质性，实现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协调，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3］。其中，服务业比重与工业比重之比反映工业化进程；高技术产业比重利用高技术产业利润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之比表示，反映工业企业提供优质产品能力；成本费用利润率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与成本费用之比表示，反映工业企业经营效益。

（3）制度效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制度供给，通过深化国企改革，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3、8-9］。其中，制度安排利用城镇国有经济就业人数与城镇就业人数的比值表示，反映国企改革进程；环境规制强度利用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投资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除以工业增加值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所得数值表示；政府调控利用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反映“去杠杆”效率。

表1 区域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二）评价模型构建

计算指标权重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选择粗糙集知识约简理论，该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根据信息的不确定性约简相对不重要或不必要的指标。具体步骤如下［15-16］：

（1）将各指标视作等价关系（R），对所有评价对象进行分类，形成等价类（U/R）。

（2）约简指标。若U/ind（Bi-｛Bij｝）= ind（Bi），则表示Bij不必要，删除该指标；若U/ind（Bi-｛Bij｝）≠ind（Bi），则表示Bij必要，保留该指标。

其中，ind（Bi）表示同一层所有等价类的交集。

（3）计算指标权重，公式如下：

其中：θBij表示Bij的重要性表示ind（Bi）能够准确划分到ind（Bi）的指标个数；表示去除Bij后能够准确划分到ind（Bi）的指标个数。

（4）将不同评价对象各指标的标准化数据与对应的指标权重加权求和，得到各评价对象的测度值，即

其中，正向指标的数据标准化公式为：

逆向指标的数据标准化公式为：

（三）实证分析

基于科学性、数据可得性等原则，本文选取2001—2017 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评价指标数据对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1.数据收集与处理

（1）人力资本。可通过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直接获取就业人员各学历受教育总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假定未上过小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受教育年份分别为0、6、9、12和16。

（2）投资率、能源效率、服务业/工业、专利申请量、制度安排和政府调控。京、津、冀服务业比重、工业比重、工业能源消费、工业增加值、城镇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数、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地区生产总值可分别通过历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和《河北经济年鉴》直接获取。为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工业增加值以2000 年不变价进行折算。

（3）成本费用利润率。京、冀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可分别通过《北京统计年鉴》和《河北经济年鉴》直接获取，天津2001—2016 年规模以上成本费用利润率可通过《天津统计年鉴》直接获取，2017 年数据需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之和的比值表示，相关数据可从《中国统计年鉴》直接获取。

（4）高技术产业比重。京、津、冀2001—2016年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可分别通过历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直接获取；北京2017年高技术产业利润可通过《北京统计年鉴》直接获取，津、冀2017 年数据需要将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加总得到，相关数据分别通过《天津统计年鉴》和《河北经济年鉴》直接获取；京、津、冀2001—2017 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可分别从历年的《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和《河北经济年鉴》中直接获取。

（5）环境规制强度。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可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直接获取，工业增加值占地方生产总值比重可分别通过历年的《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和《河北经济年鉴》直接获取。

2001—2017 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评价指标数据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2.计算结果及其分析

借助SPSS16.0 统计软件K-Means 聚类功能将各指标数据分成4 类，依据粗糙集知识约简理论计算权重的步骤，依次得到各三级指标的重要性和单层权重、各二级指标的重要性和权重、各三级指标的综合权重，限于篇幅，计算过程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京、津、冀各三级指标综合权重见表1 所列。根据公式（1）可得到2001—2017 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要素效率、产业效率、制度效率等测度值，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2001—2017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变化趋势

（1）北京市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分析。2001年以来，北京市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10 年以来上升趋势明显，年均上升约10.46%，主要得益于要素效率和产业效率持续稳定的提高，以及制度效率上升趋势趋于稳定；2007—2010 年逐年下降，年均下降约7.73%，主要原因是制度效率的下降幅度较大。要素效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年均上升约53.61%；产业效率在2002—2005 年经历了下滑后，自2006 年开始上升势头显著，年均上升约15.78%，且在2009 年超过了制度效率；制度效率在2001—2005 年经历了波动上升后，2006—2011 年快速下降，年均下降约16.31%，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和后期环境规制强度产生的促进效应不断上升，2011 年开始在波动中缓慢上升。

（2）天津市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分析。2001年以来，天津市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波动频繁，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其中，2005—2009 年以年均约10.01%的速度不断下降，主要原因是制度效率和产业效率的同步下降；2009 年以来总体上呈缓慢上升态势，年均上升约7.34%，主要得益于要素效率和产业效率的明显上升。要素效率在2014年以前变化平缓，人力资本、能源效率和专利申请授权量产生的促进效应被投资率上升产生的抑制效应所抵消；自2014 年以来投资率下降产生的促进效应明显，使得要素效率自2014 年开始上升趋势显著，年均上升约21.01%。由于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自2001 年以来波动频繁且对产业效率的影响较大，使得产业效率的变化趋势不明朗，但2008 年以来服务业/工业产生的促进效应快速上升且占据主导地位，使得产业效率呈上升趋势。2002年以来工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政府调控产生的促进效应波动频繁但总体上均呈下降趋势，使得制度效率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年均下降约3.54%。

（3）河北省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分析。河北省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在2012年以前呈波动下降趋势，2012—2015 年以年均约26.66%的速度快速上升，得益于要素效率、产业效率和制度效率不同程度的上升，但2015 年以来制度效率出现明显下降，且大于要素效率和产业效率的上升幅度，使得供给侧效率略有下滑。2005年以前能源效率的下降和投资率的上升，使得要素效率有一定下降，但自2006 年开始能源效率大幅度上升、人力资本的促进效应持续上升且占据主导地位、专利申请授权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使得要素效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年均上升约17.03%。2001 年以来产业效率和制度效率波动频繁，其中产业效率自2012 年以来的上升趋势明显，年均上升约42.84%，主要得益于高技术产业比重和服务业/工业持续上升产生的促进效应高于成本费用利润率下降产生的抑制效应；2012—2014 年制度效率以年均约36.7%的速度逐年上升，主要得益于制度安排降低和环境规制强度上升产生的促进效应高于政府调控上升产生的抑制效应，但2014 年开始环境规制强度明显下降。

（4）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差异性分析。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及要素效率、产业效率、制度效率存在明显差异：①供给侧效率差异。2001年以来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波动频繁。2001—2009 年制度效率对北京市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影响最大，2009 年以后产业效率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01—2011 年制度效率对天津市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影响最大，2012年以后要素效率和产业效率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04—2014 年河北省工业部门制度效率占主导地位，其余年份产业效率占主导地位。②要素效率差异。2006年以前京、津、冀工业部门要素效率变化平缓，2007年以后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年均上升分别约为12.55%、11.02%、17.03%。人力资本和专利申请授权量对北京市工业部门要素效率的影响最大，投资率次之；2009—2017 年能源效率对天津市工业部门要素效率的影响最大，其余年份投资率的影响最大；在大多数年份能源效率对河北省工业部门要素效率的影响最大，人力资本次之。③产业效率差异。2007 年以前，高技术产业比重和成本费用利润率交替领先且波动频繁使得北京市工业部门产业效率出现了下降，2008 年以来服务业/工业开始稳居主导地位，且成本费用利润率的不断上升使得产业效率持续稳定上升；天津市和河北省工业部门产业效率波动频繁，变化趋势不明朗，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在大多数年份对天津市产业效率影响最大，而河北省大多年份以高技术产业比重为主导因素。④制度效率差异。环境规制强度的下降和政府调控的上升决定了2006—2010 年北京市工业部门制度效率的不断下降；天津市工业部门制度效率总体上呈波动缓慢下降趋势，2009年以来制度安排的贡献显著；河北省工业部门制度效率波动频繁，后期呈波动下降趋势，2001—2010 年政府调控的影响最大，2014 年和2015 年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凸显，其余年份制度安排的影响最大。

三、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相关性与协调性分析

（一）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相关性分析

全局空间相关性是从整体角度描述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使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工业供给侧效率是否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公式为：

其中：yi表示区域i的工业供给侧效率测度值；yˉ、s2分别为测度值的均值与方差；Wij为空间权重距离矩阵元素。由于京津冀两两相邻，0-1矩阵无法准确反映地理相对距离，本文采用k= 2的邻近规则确定空间权重矩阵，反映京津冀之间的地理邻近关系。

全局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该值趋向于+1，表示测度值的低值和高值在空间上分别聚集，空间正相关性越强；该值趋向于-1，表示测度值的低值和高值在空间上相互聚集，空间负相关性越强；该值趋向于0，表示测度值在空间上随机分布。

局部莫兰指数是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几个区域单元后，从局部角度描述数值之间的空间分布特征，其公式为：

其中，yi、、s2和Wij与式（2）中同义。局部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该值趋向于+1，表示测度值的相似值（高高-低低）在空间上聚集；该值趋向于-1，表示测度值的非相似值（高低）在空间上聚集。通常使用Lisa 图分析局部空间分布情况。

借助Geoda 软件分别计算出2001—2017 年京津冀供给侧效率、要素效率、产业效率、制度效率的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见表2 所列和图2至图5所示。

表2 2001—2017年京津冀供给侧效率全局莫兰指数及检验结果

图2 2001—2017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空间格局

1.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见表2所列，2001—2017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莫兰指数均小于-0.2，并且全部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具有显著的负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三地的供给侧效率此消彼长。从图2可以看出，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具有显著的两阶段特征，在2006 年之前出现了不稳定的低值集聚显著区，且河北省和天津市领先于北京市，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河北省和天津市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规模化效益显著；另一方面在于北京市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将部分工业企业向河北省和天津市转移，随着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天津市和河北省变得相对落后，虽出现了不稳定的高值集聚显著区，但北京市尚未形成对天津市和河北省显著的促进作用。

2.京津冀工业部门要素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见表2所列，2001—2017年京津冀要素效率的莫兰指数均小于-0.2，并且全部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京津冀要素效率具有显著的负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京津冀的要素效率此消彼长。从图3可以看出，2001—2014年京津冀工业部门要素效率经历了“津冀领先—京津领先—北京领先”的过程，也反映了伴随着工业企业的空间转移要素流动的过程，但最终没有形成高值集聚显著区；2015 年以来，随着京津冀工业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尤其是京冀间产业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了京冀工业部门要素效率的高值集聚显著区。

图3 2001—2017年京津冀工业部门要素效率空间格局

3.京津冀工业部门产业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见表2所列，2001—2017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产业效率的莫兰指数均小于-0.2，并且全部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京津冀工业部门产业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产业效率此消彼长。从图4 可以看出，2001 年以来，河北省大致经历了“低值区—高值区—低值区”的过程，北京市大致经历了由低值区到高值区的过程，而天津市在大多数年份稳定在高值区；2001—2003 年出现了京冀低值集聚显著区，2008 年和2014 年出现了京津高值集聚显著区，2011 年和2012 年出现了京冀高值集聚显著区。可见，京津冀工业部门产业效率还没有形成稳定的高值集聚显著区。

4.京津冀工业部门制度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见表2所列，2001—2017年京津冀工业部门制度效率的莫兰指数均小于-0.2，并且全部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京津冀工业部门制度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京津冀的制度效率此消彼长。从图5 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年份，河北省处于低值区，其中在2004 年、2015 年、2012—2014 年形成了京冀低值集聚显著区，而在2001 年、2003 年、2008 年、2016 年形成了京津高值集聚显著区。制度效率主要受政府行为影响，相机抉择，变化具有随机性，与供给侧效率、要素效率和产业效率无明显一致性，三地的制度效率没有形成相互促进作用。

图4 2001—2017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产业效率空间格局

图5 2001—2017年京津冀工业部门制度效率空间格局

（二）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协调性分析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来计算耦合度［17］。m个评价对象间的耦合度可表示为：

由于上述模型包含了评价对象间耦合度高但同步发展较差的情况，因此加入衡量整体发展水平的因子进行规范，得到耦合协调度模型［18］：

分别将2001—2017年京津、津冀、京冀的供给侧效率、要素效率、产业效率和制度效率等测度值代入式（4）和（5），令m=2、α1=α2=1/2，可得到相应的耦合协调度，如图6a 至6c 所示。分别将2001—2017年京津冀的供给侧效率、要素效率、产业效率和制度效率等测度值代入式（4）和（5），令m= 3、α1=α2=α3=1/3，可得到京津冀供给侧效率、要素效率、产业效率和制度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如图6d所示。参考相关研究［18］，依据耦合协调度的数值大小，将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协调度由失调到协调划分为9种类型，如图6所示。

图6 2001—2017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协调性分析

1.京津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协调度变化分析

2001—2014 年京津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协调度基本在初级协调区间波动，2009 年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均上升约5.95%，2014 年开始进入中级协调区间并跨入良好协调区。2001—2009 年京津工业部门要素效率协调度从极度失调区上升至严重失调区，2010 年开始进入中度失调区并逐年上升，年均上升约10.8%，2016 年开始进入濒临失调区。2001—2010 年京津工业部门产业效率协调度基本在中度失调区上下波动，2008 年开始上升趋势明显，年均上升约14.61%，2011 年开始进入轻度失调区，2015 年跨入濒临失调区。2001—2005 年京津工业部门制度效率协调度基本在濒临失调区波动上升，2006—2011年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约9.84%，由濒临失调区降至中度失调区，随后在该区间边缘轻微波动。

2.京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协调度变化分析

2001—2011 年京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协调度徘徊在初级协调区，2012—2015 年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均上升约8.34%，2013 年进入中级协调区，2014 年开始跨进良好协调区，并在2017 年达到优质协调区。2001—2010 年京冀工业部门要素效率协调度基本徘徊在严重失调区，2011 年开始稳步上升，年均上升约7.74%，并在2015 年跨进轻度失调区。2001—2014 年京冀工业部门产业效率协调度在中度失调区和轻度失调区之间不断波动，2012 年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均上升约17.37%，2014 年进入濒临失调区，2017 年进入勉强协调区。2001年以来京冀工业部门制度效率协调度基本上一直在轻度失调区和濒临失调区之间不断波动。

3.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协调度变化分析

2001—2012 年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协调度在勉强协调区和初级协调区之间小幅波动，2013年开始上升势头良好，年均上升约8.84%，并在2014年进入中级协调区，2017年跨进良好协调区。2001—2012 年津冀工业部门要素效率协调度稳定在严重失调区，2009年开始上升势头明显，年均上升约13.41%，并先后在2012年和2016年进入中度失调区和轻度失调区。2001—2008 年津冀工业部门产业效率协调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由轻度失调区降至严重失调区，2009—2014 年稳定在中度失调区，2012 年开始上升较快，年均上升约16.35%，2015 年跨进濒临失调区，接近勉强协调区。津冀工业部门制度效率协调度除2001—2015年一直在轻度失调区和濒临失调区之间不断徘徊，变化平缓，2016年下降至中度失调区，2017年回升至轻度失调区边缘。

4.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协调度变化分析

2001—2014 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协调度一直保持在中级协调区和良好协调区之间波动，2009 年开始上升势头稳定，年均上升约3.74%，2014 年跨入优质协调区。2001—2010 年京津冀工业部门要素效率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并稳定在中度失调区与轻度失调区边界，2011 年开始跨入轻度失调区，并以年均约7.67%的速度不断上升，2015 年跃至勉强协调区。2001—2008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产业效率协调度呈下降趋势，年均降低约6.27%，2008 年开始稳步上升，年均上升约8.68%，并在2014 年进入勉强协调区，2015 年跨入中级协调区。2001—2008 年京津工业部门制度效率协调度一直在初级协调区徘徊，之后呈逐年波动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约1.41%，一直在勉强协调区与濒临失调区边界处不断波动。

四、结 论

京津冀工业协同发展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为量化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差异性，参考已有研究，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本文从要素、产业和制度三个维度构建了包括3 个二级指标10 个三级指标的区域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粗糙集理论计算权重，并分别对2001—2017 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01—2017 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在前期波动频繁，在后期上升趋势明显，河北省的上升速度最快，北京市次之，天津市最慢。其中，制度效率对前期京津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影响较大，随着制度效率的不断下降，服务业/工业和成本费用利润率主导的产业效率成为后期影响北京市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主要因素，能源效率主导的要素效率成为后期影响天津市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主要因素；而河北省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主导因素在产业效率和制度效率之间不断变换，高技术产业比重主导的产业效率、人力资本和能源效率主导的要素效率在后期稳定上升。

探究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相关性，厘清京津冀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实现协同发展。本文通过莫兰指数探究京津冀工业部门的供给侧效率、要素效率、产业效率和制度效率的空间相关性。结果显示：供给侧效率、要素效率和产业效率变化均具有两阶段性，2006 年之前天津市和河北省位于高值区，之后北京市位于三个效率的高值区，河北省位于要素效率高值区，天津市位于产业效率高值区，制度效率总体无规律。另外供给侧效率、要素效率和产业效率都尚未形成相互促进的效果。

明确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差异性，为量身定制提升对策提供了参考，从而有利于促进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协调性。结果显示：2001 年以来，京津、京冀、津冀及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协调度基本均处在协调发展区，其中，京津、京冀、津冀在前期基本均稳定在初级协调区，后期上升势头明显，均跨入良好协调区。京津、京冀、津冀工业部门要素效率协调度在前期均稳定在失调区，基本在严重失调区和中度失调区之间徘徊，在后期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并跨入轻度失调区；产业效率协调度在前期基本处在中度失调区，在后期不断上升，均已跨入过渡调和区，其中，京冀进入勉强协调区，京津和津冀均进入濒临失调区；制度效率协调度在2001—2005 年均经历了一个上升的过程，进入了过渡调和区，其中，京冀跨入了勉强协调区，京津和津冀均处在濒临失调区，但之后下滑至轻度失调区频繁波动。京津冀要素效率协调度和产业效率协调度在前期均处在失调区，后期上升趋势明显，均升至协调区；制度效率协调度在前期徘徊在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之间，后期在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间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