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对疫情期间经济复苏的特殊作用***

郑尚植 常晶

〔 DOI〕 10.19653/j.cnki.dbcjdxxb.2021.02.002

〔引用格式〕  郑尚植，常晶.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对疫情期间经济复苏的特殊作用[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1，（2）：16-26.

〔摘要〕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可以解释目前资本主义制度下因疫情导致的经济滑坡，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基本经济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本质区别，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市场体制三者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分别起到了激励与促进恢复的作用，以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恢复的制度基础，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是分配改善与消费红利优势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发挥更加离不开交换过程。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是相互关联的整体，是根植于中国大地的经济制度基础，疫情期间中国的经济复苏离不开基本经济制度优势。

〔关键词〕基本经济制度优势;经济复苏;生产关系;疫情;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21）02-0016-11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升华和完善了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基于改革实践积累的丰硕结果，新中国建立之初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在工业化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付出了沉重代价。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所有制结构为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制度方面更加注重多种要素参与分配，鼓励要素参与市场竞争，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与政府的协调配合。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与经济体制被统一纳入基本经济制度是经验与历史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体现了历史逻辑与理论基础的统一。

基本经济制度内容更加丰富合理，实现了从所有制理论到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的统一^[1]，准确全面地把握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基本性质，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2]的研究逻辑相吻合，也就是说，基本经济制度不是单一的所有制与生产关系问题，而是涉及到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三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以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着生产资料的归属，也决定了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即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和必然条件;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优化和巩固了所有制结构，同时分配制度的实现要通过市场机制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公经济趋于多元化和充分发展的基础和结果，经济体制的双重特性是形成按劳分配为主分配方式的特征表现，而市场经济也决定了社会主体按要素进行分配的合理性。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中国优势。

基本经济制度包含的三个方面是统一的整体，这三个方面也决定了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性质与内容，并且對这四个环节起着重要的激励和主导作用，尤其是疫情期间基本经济制度对经济复苏的影响体现在四个环节的恢复上。本文从分析疫情期间中美经济复苏差异着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具体表现，突出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复苏中的优势和作用。

二、基本经济制度差异是导致疫情期间中美经济复苏差异的重要原因

疫情暴发后，党中央迅速成立领导小组应对这场艰难的战役，在协调疫情与复工复产的关系方面，谨慎平衡其中的损失，虽然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经济下滑严重，但从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开始恢复。如表1所示，2020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6.8%，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速已经上升3.2%。三大产业增速也有所回升，第一产业同比增速上升3.3%，第二产业同比增速上升4.7%，对经济拉动作用也最大，第三产业同比增速上升1.9%，对经济拉动作用最小。整体来看经济变化趋势呈现“V”型的上坡路线，并表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预估全年GDP同比增速也会为正。美国在疫情期间的经济表现，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上升0.3%，从实际疫情发生时间点看，美国发生疫情时间晚于中国，也说明疫情对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影响较小，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9.0%，达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水平。在应对疫情防控方面，美国选择以疫情扩散为代价赢得暂时的经济发展，面对市场供需不平衡与政府不作为，从长期来看会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可调和。反观中国在面对疫情与经济发展问题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且中国独特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复苏方面也发挥了特殊作用，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从2020年4月开始美国受到疫情影响出现了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相类似的情景：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倾倒牛奶的现象，而类似的一些易腐食物如番茄、生菜等也被大量销毁，美国失业人口与领取救济金人口不断增加。在疫情期间这些状况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斯大林说过：“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么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3]。事实上，可以利用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理论解释目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问题。第一，生产商品的二重性必然伴随经济问题。马克思认为商品内部包含着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胚芽，在研究商品的社会属性即价值问题时抛开了商品的自然属性使用价值，认为价值孕育在商品之中并且进行交换的是价值本身。因此，商品的二重性既是统一的也是矛盾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交换进行解决，但私有制下的商品交换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激化，并且商品一旦生产矛盾便会随之而来。第二，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贫富差距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贫富差距表现在生产资料分配与收入分配两方面的分配不公平，经济实力雄厚的资本家优先占有生产资料，通过垄断地位不断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小生产者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中要脱颖而出就要付出更多智力与体力劳动，并且要遭受资本家降低工资水平的境遇，劳动者的工资只能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贫富差距的增加最终的结果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第三，在流通领域中产生的买与卖即商品交换过程隐藏着经济矛盾。随着货币的出现商品交换出现了买与卖时间与空间上的分离，正是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孕育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时间上的分离表现在信用买卖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信用制度催生出大量的商品剩余，当过多的商品无法兑换成货币时必然埋下经济危机的隐患。空间上的分离体现在买与卖的相互依赖关系上，商品的买与卖不能顺利进行就会导致经济危机的萌芽。第四，资本家生产商品过剩与工人消费需求不足的错配表现出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在私有制条件与无政府状态下，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会使生产者或部门不能在合理范围内安排生产。因此，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生产往往是盲目无组织的，生产者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过度生产或随着需求的减少而紧缩生产，不可避免地造成商品的大量浪费、工人失业等问题。

目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在疫情防控与助推经济复苏中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中国的生产资料是人民共同占有，这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因此，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容与性质必然与资本主义不同。第一，生产是无产者在有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生产资料的生产，而非在市场条件下以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形式盲目生产，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关系，由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有组织的生产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基础。第二，分配方式不存在剥削雇佣工人的形式，也就是不存在多数产品由少数人占有的情形，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初次分配，并且存在更公正的再分配形式，国家控制收入差距并且更加关注社会公平，这种分配模式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复苏的保障。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需要货币进行商品交换，资本主义制度下交换关系的弊病不能完全消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本质差异，社会主义制度是国有企业占主体地位并且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生产的产品多是社会需要的必需品，并且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与消费者进行交换时必然会考虑消费者利益。第四，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经常发生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却能够调控市场失灵，政府干预能够引导市场积极消费与正确消费，能够定位市场的需求目标、方式与能力，把握市场上的宏观变化。此外，疫情期间大数据、互联网模式的普遍应用也是应对疫情的关键，且新模式催生出了新的生产方式，而新的生产方式又会导致新的分配、交换、消费方式，“由此在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形成：生产+互联网，消费+互联网，交换+互联网，分配+互联网的模式”^[4]。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模式会促进经济极大发展，如果不加以调控仍然会出现垄断并走向极端，所以在调控过程中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目前国家提出“新基建”战略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例子，形成的成果由人民共同享有，这确保了生产资料不会因互联网+的新模式导致垄断与私人占有，“互联网+的新模式促进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合理”^[5]，疫情期间也给更多人提供了一定的收入渠道，并且“数字化销售能够洞察消费需要、促进供需匹配与联动在生产资源配置”^[6]，为目前市场消费提供更多活力与动力。

三、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生产恢复的特殊作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要“消灭私有制”，中国共产党选择以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形式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继承也是根植于中国大地的制度创新，疫情期间经济复苏离不开中国特殊的所有制结构优势，而以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环节之间关连密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对生产环节的恢复起着主导性作用。

（一）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生产恢复的理论基础

物质生产是一切活动的前提，也是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基础，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环节不仅包含单纯的生产过程也涉及人与物质、人与人的关系。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关系是狭义的生产关系，而包括生产和分配、交换与消费总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是广义的生产关系^[7]。第一，单纯的生产涉及到生产资料的占有与支配，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阶段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从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到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阶段及其过渡阶段，会衍生出不同的生产模式和生产能力，不同阶段下生产力又会反作用现存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第二，劳动者参加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占有形式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有是以保护私有制为基础、以垄断形式为攫取手段，衍生出少数人占有掠夺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形式，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形式，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人也是生产资料占有的主人，生产的产品由劳动者共同支配使用。第三，生产过程也会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表现在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掠夺关系，资本家在占有生产资料之余为了获得更多剩余价值会强制剥削雇佣工人，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只会任人宰割，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立、镇压与反抗，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是无产阶级，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工并非“异化”的形式，而是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协作生产，劳动者在有组织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生产，并且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动。

中国选择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制经济契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符合发展的实际需要。第一，《资本论》开篇讲的就是商品，商品经济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社会早期的物物交换、目前以货币为基础的商品交换、至未来形成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计划配置经济，不同阶段是唯物主义的客观性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交换与货币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普遍形式，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形式。第二，小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不发生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属于一种自由私有的简单劳动形式，他们会按照等价原则进行劳动的等价交换，并且不会像资本家一样利用自身优势发生垄断市场、操纵价格、囤积居奇、剥削雇佣工人等不平等行为，个体经济的存在使市場上商品日益丰富，满足不同人民的生活需求，是解决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基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更加离不开个体经济的发展。第三，从阶级和国家的角度看，列宁曾表达既要承认阶级斗争也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迈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社会中存在工人、农民阶级也会存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等，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允许的。但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本质、特征与资本主义时期不同，因为生产资料归集体、国家所有，国家的任务要保证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并且国家的经济作用表现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充分协调好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尽可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保证人民能够公平地分配到各种权益。第四，所有制形式要适应生产力的变化，近现代中国历经封建专政、变法改革与革命派的资产阶级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形式，都没有改变中国落后的命运，很大程度在于所有制结构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以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适应中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能在现存的环境下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决定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就决定了中国特殊的生产过程和关系。特殊的所有制结构的大前提是公有制为基础，这也决定了生产资料是人民共同占有并生产，人民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是拥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国家、集体只是进行生产管理和调节的组织者，并不是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公有制为主的计划形式拥有的优势是可以调动生产资料集中、有序、有组织地协同生产，生产的内容既能满足国家调度保证基础设施建设、临时性或特殊性等不可抗力状况，也能保证人民的基本公共分配权利，并且当社会突发临时状况，生产方向会在追求社会福利与获得利润之间进行平衡。另外，多种所有制形式结构促成了社会上大量私人占有部分生产资料，这种占有形式是一种补充、不占主导作用的形式，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与所有者是一致的，生产的本质并没有实质的垄断性和权威性，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不足，完善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市场乏力、疲软的状态，激发生产商品种类、数量、品质的能力与创造，在特殊时期能实现满足不同市场群体、提供适当就业、调整市场活力等需要。

（二）所有制结构对生产恢复表现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两个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它必然要面临特殊的历史任务，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与职能要能够调控全部的生产资料，在替代私人垄断结果的基础上发挥积极协调一切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建国初期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经济形式，亦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目前疫情期间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以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都能充分利用好一切资本、技术、人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次疫情期间国有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国有企业的目标是双重的，既存在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又存在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疫情期间面临经济下滑压力，发挥公益性的指导作用才是社会的诉求。一方面，国有企业是经济平稳运行、率先复工的主力军和先锋队，从2020年2月12日开始，在国家积极正确的指挥下，全国陆续复工复产，不到一个月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所属4.8万户子企业的复工率已经达到91.7%，远好于民营企业的复工率;率先复工也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生产，可见国有企业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控股国民经济命脉，利用自身的规模经济优势创造出巨大生产利润的同时依然坚定公益性导向的目标，大批国有企业的目标是保证人民享有充足的食品、稳定的市场价格、安全的出行交通、通畅的电灯网络等，而目标实现的基础是巨大的成本支撑，如果没有国有企业牺牲巨大的利益，人民生活的平稳性可能会变差、经济复苏时间可能未知，国有经济对这场战疫的后援保障是经济复苏的稳定剂。

民营经济在疫情期间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表现在国家的宏观要求、市场的中观需求与人民的微观诉求三个方面。从国家的宏观要求来看，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过程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认为前者是后者发展的必要条件，后者无法只依靠国有经济而失去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既是对民营经济在经济贡献上的肯定，也是对坚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鼓励。疫情期间广大民营企业在全国各地工商联的倡导下迅速修改生产线，部分劳动者加班加点生产口罩及防护服，同时如富士康、比亚迪等民营企业能够灵活生产各种医护物资，为一线医护人员送去了大量的物资和医用药品，最关键时刻做到了“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捐赠什么”。在助力复工复产方面，民营企业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很多责任和义务，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的如淘宝、京东等平台公司以“线上带线下”的形式带动了实体店的运营;民营企业在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与防护中心的建立也功不可没，从侧面上看也为企业带来了不少利润，为经济复苏带来了生机。

从市场的中观需求来看，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互相竞争促进了人才、知识、技术的普及应用，在疫情期间能够及时、准确、广泛地应对经济状况，并且弥补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创新不足，促进市场效率的提高。民营企业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对复工复产与抗疫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天猫与淘宝为例的电商平台、快手与抖音为例的网上直播平台为部分劳动者提供就业渠道，也扩大了部分企业的收入来源;以线上教育、线上医疗、AI智能服务为例的技术使用阻断了病毒的传播，并且促进了相关产业与就业生产的发展;以菜鸟、顺丰等为主的物流服务业开通国内与国外的物流运输通道，确保医用物资及时传递到一线人员手中，普通的生活必需品也及时、精确地传递到千家万户，民营企业的创新精神是这个时代的需求也是市场的需求。

从人民的微观诉求来看，一方面，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变成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加之疫情期间人民消费不便利，仅以公有制为基础进行国有企业生产很难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民营企业处于多种行业、拥有多种生产条件、生产的产品丰富多样，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多种需要，尤其是智能化产品与服务更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劳动者对就业与收入的需求上，由于在疫情期间个体经营者往往受到的影响最大，为了解决部分家庭与个体经营者的就业要求，国家出台了“地摊经济”政策，价格合理、品种齐全、文化背景等复杂因素影响下促使消费者偏爱“地摊产品”，而人民对“地摊消费”的倾向又给更多个体经营者带来了额外收入，也为他们增加了更多的就业渠道，双向因果互惠互利的模式形成了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四、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对分配与消费恢复的特殊作用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劳动所得”问题进行探讨并分析了按劳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形式的形成条件与背景处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如前所述，所有制结构决定了生产过程，而生产过程又决定了分配形式。因此，目前要牢牢坚持和把握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的局势，按劳分配为主的优势更加凸显，并且稳定的分配制度可以激发消费潜力和能力，对经济复苏贡献非常大。

（一）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对分配环节的影响

不同分配方式受到“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經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8]影响，也就是说，要受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制约，从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有其特殊的特点。第一，按劳分配的制度形式要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条件下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是不同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的生产资料由人民共同占有并形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形式，以私有制为基础形成的分配形式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形式，其结果就是分配内容与分配结果的不均等，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土地与劳动力都会参与到生产中并形成以利润、地租与工资的分配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与土地只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以在公有制条件下资本、土地只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虽然它们与劳动力共同参与生产，但不会以利润、地租与工资的分配形式表现出来。第二，按劳分配不会发生商品交换，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情形下每一位劳动者提供自己的劳动进行生产，社会中以个人付出的劳动时间为依据，生产活动结束之后根据扣除标准获得等量的物质资料凭证，劳动者按劳分配的这种形式不经过市场交换，排除了市场隐藏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并且也能获得属于劳动付出的公平结果;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劳动力是属于商品参与生产，生产结束后需要进行商品交换，换回工资的表现形式，而这并不属于等价交换，雇佣工人只是在为资本家打工。第三，按劳分配形式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一方面，劳动者是在集体拥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生产，他们贡献给社会的总产品一定会扣除包括补偿生产资料、追加扩大再生产及特殊情况产生的不必要的消耗，这些抵偿是经济发展的必需品，但如何衡量扣除标准、扣除数量显然是不确定的。此外，作为生产者在为社会生产做出一定贡献后，他们会按照等量的劳动贡献换取等量的产品消费，这种等价交换与私有制下的等价交换存在形式与本质上的区别，劳动者是基于生产资料共有的情形进行劳动而非其他形式的交换，生产者给予社会的劳动量会在消费时换回同样多的数量，但这种等量形式的交换只是平均意义上的交换，平等交换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就是不公平的交换了。另一方面，交换的不平等权利还表现在个人禀赋、家庭状况的差异上，如果一个人相较于其他人劳动效率高、劳动时间长，先天存在高智商、良好的身体等能力，会让他在社会分配时获得更多的产品，而这时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会被认为不平等，如果未来强调绝对的公平也不能意味着绝对平等。此外，家庭状况的差异包括一个家庭提供正常成年劳动力数量的差异与儿童数量的差异等，能够提供更多成年劳动力的家庭相比于单亲家庭、有残疾人的家庭来说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消费产品，而儿童数量少的家庭相比于儿童数量多的家庭会有更少的产品耗费，家庭状况的差异造成了收入分配与权利的不平等。

按劳分配的不平等问题根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8]，这时候的社会形态在经济、社会的物质基础层面与文化、精神等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够成熟，达不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因此，马克思提出在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形式。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分配制度的实践经验不断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也适应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在这次疫情期间体现出巨大优势，尤其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分配制度的调整，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且避免了部分人民因疫情重新陷入贫困，稳固了大部分企业与个体的就业和收入，进而保障了人民生活水平与企业基本生存状况，对复工复产与抑制经济下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一，在初次分配方面提到“坚持多劳多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疫情期间提高一线劳动者或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表现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思想，无论是身处前线的抗疫战士还是工作在战疫后方的劳动者都拥有无私奉献的美德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为了支持、鼓励劳动者就要给予充足的物质保障，同时，以医护和科研人员为例，他们在智力和体力方面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在抗疫中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所以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比例，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除了按劳分配还涉及到要素分配问题，疫情期间如数据、技术、知识等要素的广泛应用，表现出要素合理配置的红利优势，要素的合理利用有助于拉动国内市场需求，比如：新冠疫苗在临床上一次次的突破，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产品的更新改进，企业云操作和智能化管理等，稳定了国内市场部分企业的盈利能力、促进就业提高、增强世界市场的竞争力。第二，再分配更加关注结果均等。医疗保障方面，国家确定部分医疗物品与服务项目纳入相关医疗保险中，从普通患者到重症患者的治疗费用都由国家公费治疗，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医疗检测费用很低、部分药品费用报销比例高，并且将疑似患者的治疗费用纳入国家公费治疗中，这些措施保障了普通人民的医疗权利和生命安全，减少了因重大疾病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失业保险保障方面，因疫情原因造成很多中小企业无法正常开工、部分企业裁员及停发工资等现象，多数无法获得工资的人民因疫情使生活陷入困顿，继而受灾严重的部分地区出台了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障金、中小企业部分退还失业保障金、物业租金等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人员的生活压力，避免因失业造成的相对贫困。第三，要重新看待第三次分配对疫情的重要影响，即重新认识发展慈善等公益事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慈善事业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慈善事业有很大区别，中国慈善事业往往会受到国家政治需要与出台政策的制约。因此，慈善事业的目的与结果必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差异，随着社会发展国家会更加重视慈善事业的管理，出台相应措施发挥慈善事业的优势，并且会更加注重慈善事业的公益性。自疫情发生开始，慈善群体对这次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累计慈善捐赠占各级财政部门抗疫物资的1/3，成为这次疫情的重要救助力量，同时，国家对这次公益捐赠出台了相关政策：对企业与个人捐赠的现金与物品免除税费，体现出国家对公益捐赠的政策导向。除了物资上的捐赠，志愿者服务也给这次疫情提供了重要的人力支持，政府、社会组织、志愿者层层对接，慈善组织为社会带来了巨大活力。

（二）疫情期间人口红利的消费优势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与共同富裕的手段需要经历两次不同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下给予的分配形式，其优势是能够避免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虽然存在相对不平等现象，却体现出实现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最有效的手段，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按劳分配为主分配制度的实践经验不断完善，探索其理论的演变趋势可以发现，分配制度形成的主线就是完善效率与公平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是以巨大利益牺牲为代价，而利益的牺牲却带来经济的快速飞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此外，国家越来越重视“蛋糕”分配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对调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做得越来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也更加合理，这也体现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市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旺盛，“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自2014年以来，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占比最大的部分，消费的增加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分不开，改革开放后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直接结果表现为消费观念升级与消费需求增长，虽然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与消费水平有所下降，但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仍达到15 666元，且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达到13 347元，增长0.5%，如果疫情控制平稳，即使短期内消费水平下行压力较大，长期来看消费仍然蕴藏巨大潜力。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拉动经济增长手段逐渐从依靠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循环，更加注重国内市场的经济需求与消费红利，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为了应对低迷的经济状态，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格局是目前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是“危机中育新机”的重要机制。因为中国拥有人口14亿多人，人均GDP突破1万亿美元，中产阶级超4亿人，受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术人口超1.7亿人，消费群体基数非常大。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虽然在疫情期间市场主体的消费能力比较保守，消费潜力却依然存在，关于消费环节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认为中国存在第二人口红利优势，Mason和Lee^[9]通过对第二人口红利优势的界定认为政府的强制性政策会增加人力资本与养老储蓄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政府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殊分配形式;高建昆^[10]也赞成第二人口红利优势，并根据劳动力质量模型推测出虽然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但人口红利没有结束。在疫情期间分析第二人口红利优势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人民存在较高的储蓄水平，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传统节俭思想依然存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储蓄水平相对较高。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民会有强烈的养老储蓄动机，而其储蓄的内容包括人身养老保险、股票基金投资、住房资产储蓄等方面，并且目前中国是80后、90后为主的消费主体，他们的消费能力与水平很高，疫情期间的低迷消费倾向过后依然会很快恢复。与美国相比，根据美联储调查数据可知，2019年大约37%的成年人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应付400美元的意外支出，这就意味着失去工作的美国人会面临贫困，而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更会面临严重的困难。第二，中国的制度优势尤其表现在应对疫情提出的相应措施，比如：将新冠治疗费用纳入医保、解决就业问题、减税等政策有助于第二人口红利优势的展现，这些政策避免人民因疫情陷入相对贫困，保障了人民的消费能力，尤其在2020年3月疫情得到初步控制时，出现了报复性消费的现象，同时方便且安全的线上交易减缓了消费交易数量的下降，这些现象体现出人民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与消费动机。因此，即使目前中国受到疫情影响经济下滑，但第二人口红利优势依然能够促进储蓄率的增长，进而促进投资的增加，从长远看经济的后发优势比较大。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交换中的特殊作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1]，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马克思交换理论具有一般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特殊性，中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道路上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制度理论的升华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助于战胜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恢复经济增长动力。

（一）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交换环节在市场经济中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交换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12]，交换环节处在一个枢纽位置，衔接着生产与分配、消费整个过程的实现，缺少交换环节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无法顺利进行，交换肩负着调节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对商品生产、物质资料分配与商品消费都会产生影响。生产中没有交换依然可以进行简单生产，而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者生产商品并为获取存在的价值就要进行交换，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交换包含于生产之中或者由生产决定，同时交换对生产的反作用也不能忽视，那么，生产与交换的具体关系如何表现呢？第一，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交换或为了直接消费发生的交换，实际上是生产活動过程本身，交换只能算作生产的一部分，比如：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中，为了满足自己与家人需要进行生产的农民或纺织工，在生产粮食过程中发生的交换或制衣过程发生的交换是包含于生产中的，因为生产者并不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第二，当产品为了消费而发生的交换是独立于生产过程的，并且这时的生产决定交换过程，其中“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12]，比如：城市之间的交换较乡村之间交换层次更深且范围更广，这主要是由于城市里生产工具更机械化、分工更细致、生产与消费结构更复杂。第三，交换的发展反过来也会刺激生产的进步，从乡村交换、城乡交换、城市交换甚至到国家层面交换的发展，演变的结果是市场上的交换规模扩大刺激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循环的加快，并且交换的另一方消费也会更加多元化，交换对资源配置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资源配置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交换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为重要的环节，其演变过程、性质内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互相适应的，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遵循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变革与历史发展过程的逻辑变化。因此，从生产方式与历史演变两方面也能推断出中国特殊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

“广义地理解社会基本矛盾还包括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生产力与交换关系的矛盾”^[13]。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必然会改变交换关系的性质与内容，二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从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来看，交换关系不仅涉及到物物交换也涉及到人与人的交换活动。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形式会导致不同的生产关系，从而形成不同的交换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交换关系是不具有排他性、剥削性的相对公平等价的交换方式，交换主体也变成了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民，生产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交换关系的变化，并且交换关系对生产关系也具有反作用并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另一方面，从生产力与交换关系来看，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推动产生的社会化生产力无法相适应，經济危机频繁发生成为必然结果，恩格斯提出为了解决这样的事实就要“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11]，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进步，为适应生产力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就要突破原有的生产方式，也要产生适应生产力的交换方式，相互适应的关系会令生产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恩格斯提出“政治经济学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11]，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条件下生产和交换的性质不同，存在各自的运动规律，为了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交换关系的合理性，可以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理解交换关系与生产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社会上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可以进行适当的市场交换，当时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与战后经济复苏。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中国开始逐渐向单一公有制转型，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具有矛盾性，生产资料开始逐步变为统一的计划配置，同时交换关系也慢慢消失了，虽然计划经济带来了经济发展优势，取消交换关系产生的局限性与消极性的代价却只能由国家和社会承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基本国情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才最适合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同时借鉴汲取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西方经济学都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要将其进行改良变成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理论基础。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目前既需要社会主义背景也需要交换环节，既需要计划经济调节也需要市场经济配置，既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也需要市场的微观调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符合中国实际与理论的需要。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复苏的优势体现在“市场、政府、党”三个方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疫情下的经济复苏带来了转机，这一体制以社会主义性质为基础实施市场配置资源，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筹兼顾，也表现了资源在约束条件下的有效配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表现在“市场、政府、党”三个方面的协调配合与统筹上。市场与政府在调节资源配置过程中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在特殊时期避免因市场绝对主导造成的市场失灵，更好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注重党领导一切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分析这三个方面有助于理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意义。

市场经济在疫情期间经济复苏起到了以下作用：第一，市场经济存在的交换关系能够满足市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相互需求，无论是线上交易还是线下交易都存在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稳定的市场经济能够满足消费者基本的生活需求。通过消费端形成的消费模式，可以统计和预测消费者需求水平、商品种类与消费偏好，经过市场经济作用得到测算结果可以传输给生产者和政府，从而对测量完成的商品进行合理的生产与交换，比如：疫情期间多数生产者开始关注“互联网+”的各类生产与出口活动，为应对经济复苏创造了更多机遇。第二，市场经济对宏观调节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是市场经济规律最重要的手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平衡，并表现为供给方价格的涨跌幅度，自发的调节作用能够减少交易成本、调高市场交易效率，根据价格变化生产者应对商品生产、消费者进行商品与商家的选择，协议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个环节，对经济复苏有很大帮助。第三，市场经济能够刺激生产者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者为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会采取改变生产技术、引进人力资本、改善管理理念、完善生产模式等措施，以适应市场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在同行业或同部门中做到适者生存、避免淘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进一步恢复市场活力。

虽然稳定和发挥市场作用对经济复苏有很大帮助，但从前面分析也可以看出，疫情期间单纯的市场经济会导致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自发调节导致资源大量浪费、私有制导致劳资矛盾与贫富差距增加。因此，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六稳”“六保”政策，是政府在疫情期间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与稳定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六稳”“六保”政策的提出利于经济后发优势的形成，虽然国内疫情已得到初步控制，国外疫情却依然严峻，各种不确定风险导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受阻，只有政府进行有效的干预，采取积极稳定的政策，引导、支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发展，才能消除不良的经济态势，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政府积极有为让人民了解到国家经济已经开始恢复，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存在优势。另一方面，政府的举措对稳定社会和谐产生重要影响，比如：中国提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维护中小企业经营、保护低收入者就业等政策，是国家稳定社会、增强人民信心提供的政策保障，国家抓住了经济下滑的关键点，了解到人民的需求与经济复苏的发展方向，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进而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面对疫情，中国共产党迅速做出总体部署与战略，充分调动社会一切资源和力量，彰显了集中统一领导的能力，对化解目前疫情危机产生了核心优势，并最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思想。党引领经济复苏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国内经济方面存在市场配置资源失灵与政府干预缺位越位现象，将市场与政府相互结合、经济与政治相互统一需要党的集中领导。因此，政党在微观领域要协调好各主体的有序运行，做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个体经济的渐进恢复与相互扶持;宏观方面更要协调好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个环节，将资源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分配在不同领域与不同环节，并且疫情期间党的首要目标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国内经济与人民安全既要两手抓也要重点抓，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与生产恢复不仅不矛盾而且互为因果。目前国际经济层虽然面临多重压力，但危机中必然孕育新的机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国际互惠互利政策，积极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利用国际上的市场与资源优势实现良性发展，比如：进行贸易谈判改善国际贸易营商环境，推动防疫物资出口发挥产能优势，以5G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在全球推广促进数字时代转型等，这些战略措施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国内历史背景与当下世界矛盾形成的战略创新，并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进合作共赢战略体系，是促进全人类发展的理念需求。

六、结  语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逻辑关系，为解释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复苏的制度优势提供了理论框架，并且回答了以下问题：第一，目前形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因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也是源于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实践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固守教条主义，基于历史与实践形成的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统一整体是更完备更高效的制度体系，能够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谋发展、为国家谋未来。第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生产环节的关系更加丰富，由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方面涉及领域更广、范围更大，必然会对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产生更深层次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必然对经济产生更深刻影响。第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疫情期间对经济复苏的优势表现显著，以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模式，并且做到了集中力量有组织、有计划生产;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保证人民的基本权益，合理的分配制度避免更多家庭因疫情陷入贫困，也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提供保证，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与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交换环节密切相关，尤其是市场、政府与党的相互配合对目前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实践和指导作用，并且会进一步成熟与完善。因此，要深入学习体会并把握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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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Effects of the Advantages of Basic Economic System on Economic Recovery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ZHENG Shang-zhi，CHANG Jing

（College of Marxism ，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In contrast to Marx's four links of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process—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which can explain the current economic downturn caused by the epidemic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China's economic recovery lies in the advantages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There i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production process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particular，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the market system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play a role in stimulating and promoting the recovery of the four link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dominated by public ownership i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production recovery， and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dominated by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distribution and the advantages of consumption dividends.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re more inseparable from the exchange process. The content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is an interrelated whole， and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rooted in the land of China. China's economic recovery during the epidemic could not have been achieved without the advantages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basic economic system advantages;economic recovery; production relations; epidemic; distribution system;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責任编辑：韩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