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大疫与建安时期人文精神的兴起

谢元鲁

摘   要：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空前惨烈世纪大瘟疫，对汉末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导致社会心态与文化出现重大变迁。在连年瘟疫的威胁下，对疫疾医学的研究出现重大发展的《伤寒杂病论》，以及体现文人群体人生目标升华的建安风骨，成为建安时期人文精神兴起的代表和集中体现。

关键词：世纪大瘟疫;社会心态;伤寒杂病论;文学群体;建安风骨

一、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世纪大疫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爆发了空前惨烈的世纪大瘟疫。这一时期的瘟疫爆发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烈，都是我国历史上所少见的。仅在《后汉书·五行志》中记录的重大疫情，从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三月、熹平二年（公元173年）正月、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春、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正月，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大疫发生就有六次之多。

尤其是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多次发生大疫，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是历史上少见的。东汉末年的瘟疫爆发极为频繁。据学者统计，从灵帝时期至曹魏初期，瘟疫的发生频度从近三年一次上升到近一年一次。[1]而且出现瘟疫的区域遍及黄河中下游的宛、洛阳、南阳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荆州、扬州。普通百姓和士族丧亡甚众，即使豪门士宦之家亦不能幸免。著名的文学之士“建安七子”中，便有五人死于此难，所以瘟疫對汉末三国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瘟疫发生的原因，首先是与东汉后期水灾、旱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饥荒及人口大量死亡有密切关系。据学者对《后汉书》和《三国志》中记载统计，从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献帝建安末年（公元220年）的113年间，共发生水灾34次，旱灾35次，蝗灾19次。[2]其次是汉末三国频繁的战争造成伤亡与瘟疫。据学者统计，其时仅参战兵力在5万及以上的大型战役就有92次之多，平均一年一场大战。中小型战役的频繁，更是难以计数。[3]战争常与瘟疫相伴，当时军营生活环境恶劣，行军条件艰苦，更容易诱发瘟疫。战争最频繁的地区往往也是瘟疫频发的区域。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二月，在赤壁大战中，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4]曹操在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出征孙吴时说：“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5]。王粲在《七哀诗》中说，当时“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6]。可见战乱过后，积尸蔽野，由于不能及时掩埋处理，使瘟疫易于发生和传播。

二、大瘟疫对汉末三国社会与文化的影响

1.导致汉末到三国时期人口锐减

汉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到三国时期，多次发生的大瘟疫导致的死亡率惊人。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提到当时瘟疫情况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7]可见当时瘟疫死亡率之高。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宛许大疫，死者万数”[8]。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孙权派兵征讨海南岛，发生大疫，“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9]吴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吴兵包围魏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10]。史籍普遍记载疾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率高达一半以上，可见瘟疫造成了当时大量的人口减损。

大瘟疫的反复发生，一直延续到西晋时期和东晋初年。在西晋咸宁元年至二年间（公元275—276年），北方爆发大规模疾疫。《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元年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太半……咸宁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据《宋书·五行志》载，这次大疫中，都城洛阳的死亡人数竟达十万人。[11]《晋书·惠帝纪》载：“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十一月，大疫……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十一月，关中饥，大疫……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七月，雍、梁州疫。”《晋书·怀帝纪》载：“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十一月，襄阳大疫，死者三千余人……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是岁大疫。”《晋书·元帝纪》载：“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冬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晋书·明帝纪》说，在明帝太宁年间（公元323—326年）“时兵凶岁饥，死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艰虞”。可见这一时期大瘟疫发生甚多，破坏力极大。

频繁发生的瘟疫和战乱造成人口锐减，据统计，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人口为5649万人;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一数字急剧下跌至1616万人。公元263年左右，在受瘟疫打击最严重的曹魏和孙吴境内，曹魏人口为443万人，孙吴人口为230万人，两国人口总共也仅有673万人。[12]其中战乱是一个重要原因，瘟疫反复爆发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2.严重打击了当时的文人群体

汉末献帝建安时期（公元196—220年），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环境。刘勰描述当时文学发展的情况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13]当时的文学士人多聚集于邺都，他们创作的情景可称风流雅逸：

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4]

建安文人群体创作出许多反映时代特色，展现时代风貌的优秀文学作品，成为秦汉以来文学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建安时期的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是对汉末三国初社会真实的反映。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但这个成就斐然的文学群体，却遭到瘟疫的沉重打击。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冬，北方发生大瘟疫，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15]可见当时即使是社会的上层人士也有很大比例感染瘟疫，甚至因此而灭族。

建安二十二年瘟疫流行时，在邺都的徐幹、应玚、刘祯、陈琳均感染疾疫而亡。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16]王粲虽然在建安二十一年冬随曹操军伐吴，暂时避开了疾疫猖獗的邺都，但仍然在次年春夏之交，在返回邺城的途中感染瘟疫而亡。“建安七子”之中有五子全都死于这一次的大瘟疫。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使鄴都文人群体受到重创。建安五子疾疫病亡时大都正值壮年，如刘桢生于汉灵帝中平三年，去世时只有三十岁;徐幹生于汉灵帝建宁三年，病死时四十七岁;王粲和应玚生于汉灵帝熹平六年，病亡时都是四十岁，都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建安五子的同时陨落，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损失，其创作随着离世而终止，直接导致了汉末文坛的凋敝，使建安文学迅速由盛转衰。

三、疫情导致的社会心态与文化变迁

1.对生命脆弱无常的忧伤

频繁的大疫对社会经济的打击和对社会心理的冲击非常严重。建安时代的文人，经历战乱和疾疫的打击，忧伤于生命的脆弱，使疫病的描写与感伤也随之大量进入文学作品中。瘟疫对生命迅速而无情地吞噬，尤其是经常密切接触的亲友之丧，更是使幸存者情感难以忘怀，如曹丕回忆当年他与“建安七子”相聚时情景：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17]

对当年游宴赋诗的欢愉，疾疫打击下生命的凋零，以及对逝者的追思之念，使文中充满感伤之情。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还回忆说：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18]

然而在瘟疫的打击下，文友们相继逝去，昔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交往记忆，却变成为内心深沉的悲伤。疾疫死亡威胁的存在，使幸存者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短促和悲凉。曹丕《与王朗书》说：“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19]又说：“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20]吴质《答魏太子笺》中也表露出同样的情感说：“昔侍左右，厕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21]吴质目睹昔日好友纷纷因疫病而逝，对自己生命的脆弱无常同样感到无奈与悲伤。

2.及时行乐的心态

既然生命短暂，脆弱无常，那么及时行乐就成为了疾疫残酷打击之下的必然思潮。面对人生的短暂和无常，邺下文人把现世的欢乐当作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以及时行乐的洒脱企图超越人生的悲惨命运。他们或秉烛夜游，或锦衣玉食，或追求情爱，或狂放旷达，在稍纵即逝的人生中赢得欢乐和心灵的充实。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价值取向，在东汉末即已出现。如《古诗十九首》中的《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又如《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22]这种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纵情享乐，实质上是畏惧死亡的表现。到建安时期，及时行乐的心态更为普遍，正如孔融所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23]。在建安文人的游宴诗中，有许多描写当时文人聚会欢乐的情景。

及时行乐是不可抗拒的时代灾难与悲痛在汉末士大夫行为中激起的无奈之举。但儒家根深蒂固的入世的理想，使他们一旦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必然要想一展平生所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复兴汉室，重新统一天下为己任，显示出平定乱世的决心与手段。而他采用的任人唯贤的政策，更使士大夫们受到极大的鼓舞，由此纷纷汇聚到邺都，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

3.驱除疫鬼的民间信仰

由于缺乏对疾疫大流行的有效治疗方法，疫病造成社会各阶层大量的死亡，导致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兴起，以及巫祝信仰在民间的普遍化。疾疫对当时社会的每个阶层都有极大的威胁。社会上层虽可以求医问药，但效果很差;而极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一旦患疫，则往往只能坐以待毙。瘟疫的难以治愈与不断复发，使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鬼神信仰作为民间的心理替代因素兴盛起来。由于认为瘟疫大兴是鬼邪作祟，因此要举行驱除疫鬼的仪式。东汉时期，朝廷每年都要举行以驱除疫鬼为主要内容的大傩礼来祈福禳灾。由此以驱邪除病为手段的巫师方士在民间日益活跃。既然巫师方士认为引起瘟疫的原因是厉鬼妖邪作祟，那么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道教教派，都不约而同地把驱邪除疾作为传教的手段。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咒，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24]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以治疗疫疾为手段，在民间聚集了巨大的势力。

除了驱邪除鬼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在应对瘟疫挑战的过程中，还创立了以养生学和丹道学为主的道教医学，其虽未能正面对抗疾疫，却在中国科技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建安时期人文精神的兴起

在连年瘟疫的威胁下，感叹人生无常，生命短暂不能解决面临的危机;及时行乐的思想与行为，仅仅只能暂时缓解或麻痹生命中的焦虑;而信仰巫祝或道教的驱除疫鬼，也证明是虚无的骗术。于是致力于医学的发展和人生目标的升华，就成为建安时期人文精神兴起的代表和集中体现。

1.疾疫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创新

在这个疾疫肆虐的时代，出现了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他以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创新发展来对抗瘟疫的蔓延。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人。他出身南阳大族，但在瘟疫的蔓延下，其家族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疾疫而死亡。建安年间，张仲景被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并坐堂行医。他痛惜于家族遭遇疾疫打击的悲惨，亲眼目睹了瘟疫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看到患者“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25]！其时疾疫医治为庸医所误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面对瘟疫造成的灾难，张仲景潜心研究诊治的医术。当时“伤寒”一词概指包括瘟疫等在内的各种外感病。张仲景认为当时的瘟疫是“伤寒”引起。如何救治瘟疫，是那时医学面临的最大挑战。面对这一现实，张仲景迎难而上。他在行医过程中，把自己多年来对伤寒病症的研究从理论到治疗方法付诸实践，写成了名为《伤寒杂病论》的医学典籍：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26]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提出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为瘟疫的救治提供了理论上的分析和治疗中的实践。《伤寒杂病论》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经过当时救治疾疫的实践检验，是中国古代医学第一部临床治疗方面的巨著，至今仍为中医药学必读的宝典。

张仲景描述当时的社会弊病，面对瘟疫的无知与末世的浮华风尚说：

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27]

张仲景严厉批判了面对瘟疫灾难的蒙昧和逃避现实的无为——这两种流行于士大夫中的不良趋向。张仲景以“进能爱人知人，退能爱身知己”的精神，潜心医学，以其特立独行的人格，在大疫中治病救人，总结经验，精深研究，所以他才能顺应时代需求，以数十年之力完成《伤寒杂病论》的不朽大作，体现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时代人文精神，为治疗瘟疫，发展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以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

正是因为对时光易逝，生命短暂的清醒认识，建安时期的文人对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在此基础上开始思考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和对生命痛苦的超越。他们認识到忧伤悲苦与及时行乐，都无法解决生命意义与人生价值的问题，于是如何通过建功立业、文章著述来超越短暂的生命，就成为建安文人的终极思考。

曹操作为建安文学群体的代表，建安诗风的开创者，其建立功业的精神是非常突出的。在汉末建安时期的战乱与瘟疫中，曹操目睹的当时悲惨情况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28]这种末世般的情景，引起他强烈的忧民之心。曹操南征孙吴时在长江之上赋诗，体现出心灵中深刻的忧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诗中感叹生命的短促，似乎要通过沉醉美酒来解忧;但随之以建立功业为目标的人生追求，取代了内心的忧思。诗之末尾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抒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慷慨豪迈之气和求贤若渴的情怀。曹操在《龟虽寿》诗中感叹“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时，也没有沉浸在生命短促的悲哀之中，而同样是抒发老当益壮，建功立业的壮志激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9]这种对生命迅速流逝产生的强烈的恐惧与紧迫，向建功立业以实现人生价值意识的转换，不仅是曹操，也是建安文人的共同意识。疾疫灾难造成的恐惧与紧迫，不仅没有挫伤他们的情绪，反而激励着他们积极探寻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尽可能发挥人生的更大价值。

乱世现实与疾疫无情，使建安文人认识到生命有限、光阴易逝，唯有把握当下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曹丕《与吴质书》中说，自己“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寐，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30]，说自己内心焦虑，形貌已老。曹丕当时不过三十余岁，就已经感到光阴流逝的迅速。

即使悲忧感叹最多的曹植，建功立业的要求同样十分强烈。他虽然看到当时中原大地“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31]的劫后悲惨景象，但心中涌起的是“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32]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33]的慷慨意气。他虽长期身处逆境，感叹“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但仍然“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34]，同样愿以建功立业来超越短暂的生命。对人间苦难的忧思难忘，向高怀远志，奋发有为，建功立业转化——这已是建安文人的普遍心态。除三曹之外，“建安七子”中的王粲流寓荆州，登临高楼，极目所见“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一派战乱瘟疫横行后的凄凉景象，使之心情悲怆，无限伤感;但他的内心却是“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瓠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35]，希望自己的才能被明主赏识，为天下复归太平贡献自己的力量。“建安七子”中的陈琳在遨游饮宴时想到的也是：“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36]这同样是念念不忘建功立业，希冀能一展自己的平生抱负。

3.以文学创作求得生命的不朽

如果说曹操、曹植等人是以建立功业确立人生价值来抗衡瘟疫的无情，那么曹丕则认为可以用文学的撰述来求得身后的不朽。《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说：

帝（文帝曹丕）初在东宫，疾疫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疾疫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所谓立德扬名，著书立说可以不朽，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因大疫对生命的威胁，使曹丕深切感受到人生无常，故而通过著书立说，以文学立言达到不朽，来抗衡生命的短暂与死亡的降临。东汉思想家王充说：“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37]王充认为鸿儒的特点，是能够“精思著文连结篇章”，所以境界最高，能够超越所有文人之上。曹丕以著文学篇籍而求得不朽，实际是东汉以来通过文学撰述追求人文精神超越的升华。

曹丕《与吴质书》说：“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造述否？”[38]是文表达了努力奋发，在短促的生命中创造更多作品的意愿。曹丕目睹昔日文友因疾疫肆虐而亡故，深感遗憾与痛惜，遂作《典论·论文》来纪念他们和发扬文学大业。文中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指出，在瘟疫的威胁下，“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39];但投身于文学创作可以留下身后声名，通过文章的流传后世而获得永恒的价值。让文学作品成为作者思想精神的载体，“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40]，是个体超越有限生命的最佳途径。《典论·论文》还开启了盛极一时的魏晋文学批评风气，在文学批评史上成为开创先河之作。

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流行，是曹丕思考文学创作意义的直接动因。曹丕面对疾疫之下诸多故友的辞世，尽管充满对人生的无奈与焦虑，然而，他对疾疫的态度并未止步于惶惑与畏惧，而是升华为思考生命的意义。他在如何珍惜生命、实现生命价值的问题上，把对生命的忧思投射于对文学功能的思考，由此去寻找出答案。

与此相应，打破世俗传统，独立特行，便成为建安文人用以挑战世俗的人文精神、舒解瘟疫威胁生命焦虑的方式。如在王粲的丧礼上以曹丕为首的文人行为：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41]

王粲因疾疫去世后，曹丕与“建安七子”中的刘祯、陈琳、应玚、徐幹等人一同为王粲送葬。曹丕想起王粲生前爱听驴叫，于是就建议大家每人学叫一声来悼念死者，于是王粲墓前便响起了一片此起彼伏的驴叫声。这种反传统的独立特行精神，为稍后的竹林七贤等所传承。

建安文人群体由于受到疾疫的打击，多人英年早逝，未能完全实现曹丕“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以求声名不朽的主张;不过这一主张在建安时代以后得到历代文人的传承，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理论体系。近五百年后，唐代的陈子昂还以提倡汉魏风骨为己任，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毎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42]陈子昂由是开创了盛唐一代詩风。

空前的疾疫灾难是对人类的重大考验。疾疫造成的死亡，使生命显得愈加珍贵。建安时期的文人直面人间惨烈，在心灵中强烈体会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但他们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并未消沉，而是将后来以“建安风骨”为名的人文精神蓬勃于世。建安风骨是在历史的大转折时代，在战乱与瘟疫的双重打击下，当时文人的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忧怨与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融合于文学之中的反映。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建安文人的凋逝，“建安风骨”逐渐向以清谈老庄玄学的“正始之音”转变;但“建安风骨”的人文精神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中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而建安时期也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体现人文精神的代表性时代。

注释：

[1]参见王文涛：《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秦妍：《汉末三国之际瘟疫探略》，《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12期。

[2]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3]方北辰：《三国名将：一个历史学家的排行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5]《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

[6]王粲：《七哀诗》，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见刘渡舟主编《伤寒论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

[8][11]《宋书》卷三十四《五行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9]《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全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孙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14]刘勰：《文心雕龙》之《时序第四十五》，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5]曹植：《说疫气》，《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二《疾病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

[16][17][30][38]曹丕：《与吴质书》，萧统编《文选》卷四十二。

[18]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萧统编《文选》卷四十二。

[19]曹丕：《与王朗书》，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卷二十四《魏文帝集》。

[20][39][40]曹丕：《典论·论文》，萧统编《文选》卷五十二。

[21]吴质：《答魏太子笺》，萧统编《文选》卷四十。

[22]《古诗十九首》，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九。

[23]孔融：《孔北海集》，四库全书本。

[24]马永易：《实宾录》卷九《太平道师》，四库全书本。

[25][26][27]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见刘渡舟主编《伤寒论校注》。

[28]曹操：《蒿里行》，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二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29]曹操：《龟虽寿》，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五十四。

[31]曹植：《送应氏》，萧统编《文选》卷二十。

[32]曹植：《杂诗》，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九。

[33]曹植：《白马篇》，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七。

[34]曹植：《薤露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

[35]王粲：《登楼赋》，萧统编《文选》卷十一。

[36]陈琳：《游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

[37]王充：《论衡》卷十三《超奇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41]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下之《伤逝第十七》，中华书局2011年版。

[42]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陈拾遗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