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曲阜二师的学生运动

文·颜巧雅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党的革命队伍日渐壮大，广大青年学生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纷纷加入了革命队伍，实现了从革命运动的旁观者到参与者的实质性转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逐渐形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清朝末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强虏侵扰、外患迭起，为挽救垂危的封建统治，清政府不得不推行一些“新政”改革。其中，在教育改革层面，施行“废科举、停八股、设学部、立新学”的具体措施，在此背景下，1905年，“曲阜县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创立，所谓“四氏”，是指学生大都来自孔、孟、颜、曾四姓子弟，因此又俗称“四氏师范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该学堂随国体变更，易名为“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1914年春，学校同兖州、沂州、曹州、济宁四所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习称“曲阜二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学生运动高潮迭起。曲阜二师，受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环境以及特定的受教育对象的影响，因此，在与其他教育机构的相较之下，学校在教育传统、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对象方面的“封建”思想则更加深厚、集中和顽固。然而，尽管二师的学生运动受到孔府封建旧势力、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等多重反动势力的镇压和摧残，但他们始终坚韧不屈，依然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进着，谱写出二师进步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爱国主旋律。

一、兴起：“五四”新思想与封建旧思想的冲突

辛亥革命后，曲阜二师贯彻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观念，学生来源突破原有“四氏”的限定，因此，学校中开始渐渐滋生了一些具有叛逆性思想的苗头，学生在思想上有了些微觉醒。1912年祭孔时，“为表现出对尊孔的不满，学生们一反常态，非但不恭敬肃穆，有的甚至在行礼时直腰不跪或‘反跪’。”更有甚者，“在一次祭孔典礼正按部就班进行时，一个学生以借看究竟为名，走上前去晃倒了杏坛前的石香炉，结果被孔氏家族当场抓走，当天，学生们便自动聚集起来到孔府门前逼迫孔府放人，不得已之下，孔府才放人息事宁人。”由此可以看出，二师学生与当时孔府所代表的封建旧势力之间已经开始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积怨，这也为之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萌芽的出现埋下了种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传到曲阜时，积聚在二师校园里的激情和愤懑终于爆发，学生们奋不顾身、揭竿而起，响应北京、济南等地的学生运动，开始了学校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一面在学校里举行集会，高呼“严惩卖国贼，还我山东主权”等口号，另一面推选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要求学校允许学生罢课示威，下乡宣传。然而，面对这种正义的要求，校长孔祥桐却受到孔府的制约和指派，对学生们的行为严厉斥责，并规定：“只允许学生周日才可出校门，其他时间一律不许外出，也不准在校内故意聚众闹事和进行社会宣传。”这一规定随即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愤怒，他们群起包围了校长办公室，并砸烂了校园内代表封建教育制度的考棚。次日，学生们自发集合上街游行示威，“在孔府门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孔家店’，并将这些口号写成标语条幅，贴到了孔府大门对面的照壁上。”与此同时，“一部分学生下乡宣传，号召群众抵制日货，加入抗日活动，还有一些学生北上与省城济南的学校取得联系，表示要协同他们共赴北京情愿斗争，以此回应北京和济南的学生运动”。为控制局面，校长孔祥桐愤然开除了六名发动此次运动的学生，结果不料事态反倒再次加重，学生们又掀起了更大的学潮。最终，此次运动以孔祥桐引咎辞职，远走他乡而告终。

可见，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二师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响应中，受到相对更加顽固的封建旧势力的打压，校长孔祥桐以及孔氏家族所代表的封建旧思想与学生心中的民主革命思想之间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学生心中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种子破土萌芽，进而引爆了二师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二、升涨：范明枢的开明教育理念与共产党的引领

当学生革命思想的萌芽已然破土而出之时，校长范明枢的到来，使长期倍受封建思想打压的二师如久旱逢甘霖一般，开始成为了学生革命思想滋长的一片沃土。1920年春，北洋军阀统治者迫于五四运动后的形势和二师学潮的压力，不得不选聘著名的进步教育家范明枢接任曲阜二师校长一职。范明枢多年致力教育，在山东教育界深孚众望，他与鞠思敏、于月龄、王祝晨被誉为“齐鲁四大教育家”。在二师长达8年的任职时间里，范明枢秉持开明的教育理念，实行了许多有利于学生民主思想发展的教育措施，也为二师学生运动的开展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

在五四之后的思想大解放大变革时期，范明枢坚决地支持和拥护新思想新文化，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观念也大为支持。在治校方略上，他尤为推崇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做法，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理念，其本人不仅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中华教育改革会，同时，也聘请了蔡元培到校开展过学术报告。学校学风为之大变，思想自由的民主氛围充满了整个校园。在师资选聘方面，由于他自身十分支持学生的进步运动，因此，特聘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员来二师任教，如山东胶东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辛成智，其思想觉悟高，富有革命精神，范明枢即聘请他来校担任图书管理员，也曾多次邀请黄炎培、梁漱溟、美国教育家杜威等教育界名流到校进行学术报告和演讲，极大的鼓舞了学生民主自由思想的提升。此外，他还特别注重利用图书来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迪，不顾当局禁令，大量购进五四后出版的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新书刊，供师生阅读。在他的支持下，学生们集资创办了“黎明书社”，专门宣传售购《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一时间，校园内思想活跃，学习氛围浓厚。

这些举措的开展，使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浸入人心，二师学生运动的开展此起彼伏。1924年，学校《校刊》刊登了学生牟培森所作的《英雄》一诗，诗中写道：“岁寒知松柏，乱世出英雄。伯升一罪犯，亡命受贫穷。振旗讨新莽，怒杀洛水红。刘季只亭长，沉糜酒色中。奋足逐秦鹿，振气群贼空。今又值纷纭，平民易为功。仗剑斩荆棘，顾盼臻大同”。字里行间的诗文中，无不充斥着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雄心大志，足以见当时学生的革命思想之深。1925年，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消息传到曲阜时，在范明枢校长的支持下，二师的学生们停课半月，纷纷走向街头举行反帝游行示威，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抵制日货、下乡宣传，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在当时的曲阜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和广泛的影响。

1926年7月，随着北伐战争的开启，学生的革命情绪持续高涨，中共认为二师已经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成熟条件，便相继在此组织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立二师支部和共青团二师支部，成为当时曲阜县境内唯一的中共党支部。此后，在中共的领导下，学生的革命运动变得更具组织化，他们定期组织开展党员活动，召开进步学生会议，进行公开演讲等，使得革命活动成为日常，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全校弥漫着进步风气。

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二师学生已经萌生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萌芽，那么，范明枢校长对学生革命思想的培育以及革命运动的支持，则为学生革命思想的成熟创造了条件，直至共产党在二师建立了党、团支部，标志着学生的革命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三、高潮：《子见南子》案与兖州截车斗争

国民党统治时期，曲阜二师学生的革命运动在动荡与坚持中开展，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期间，就曾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子见南子》案和兖州截车斗争。

1929年6月8日，由二师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起并策划的独幕话剧《子见南子》，在学校礼堂演出。《子见南子》原为现代戏剧家林语堂的作品，取材于《论语·雍也篇》中记载的孔子拜见卫国国君卫灵公夫人南子的一段史实，林语堂先生在作品中对此事进行了真实记述，但在二师学生的话剧演绎过程中，却对史实中的孔子进行了贬低和丑化。如，在相关情节中，“学生演员故意增加孔子与南子‘胸腹嘴脸两相接触’，共同吟唱‘桑中’之诗，相媚相悦的动作。”演出虽教育和鼓舞了广大群众反封建的革命意识，但却深深地激怒了孔府的封建势力。6月18日，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和国民党中监委、西山会议分子张继前来曲阜“朝圣”，深居孔府。在招待犬、张二人的酒席上，谈及二师演出之事，张继甚为激愤，主张孔府应上控教育部，并决定找同为孔氏族人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商量对策。经策划，“犬养毅、张继二人以演讲的名义，带宪兵闯入二师，他们在‘演讲’中鼓吹‘旧礼教不能反对’，威胁学生要‘安分守己’‘严防赤色分子活动’，结果却遭到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抗，遂在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西山会议反动分子张继’的口号声中被轰出了学校。”在他们离开的四天后，孔府又以“孔氏六十户族人”的名义，越级控告了当时的二师校长宋还吾至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并通过孔祥熙将此事转呈至蒋介石，蒋介石遂命教育部严查，之后教育部专门向山东教育厅发出了“八五五号训令”，并派张渝光、朱葆勤至曲阜查办。因二人皆为进步人士，所以调查以“查无实据”而告终。对此结果，孔府封建势力不服，再次上告，并调集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一起，声称要血洗二师，后经县政府出面阻挠方才无事。最终，该事以校长宋还吾的调离而告终。一时之间，此事成为国内外的热点事件。

图1 1929年8月《申报》对曲阜二师《子见南子》案的报道

图2 1929年8月《申报》对曲阜二师《子见南子》案的报道

《子见南子》案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以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为主力军，以孔府封建旧势力为主要斗争对象的反对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进步学生运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二师进步学生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诚然，学生们在表演中的某些言辞及举动亦不无过激之处，但这是基于对当时以孔府为代表的腐朽封建旧势力的憎恶而发，是对国民党当局“尊孔”丑行的愤怒声讨。由《子见南子》一案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当时并未对封建旧势力进行彻底的铲除，以孔府为代表的封建旧势力仍然有着较大的权势，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及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共同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然而，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却始终支撑着他们与各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反动势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山东乃至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同年12月，北平学生南下抗日请愿，“在全国反帝高潮下，尤其是在北大示威团第一批南下时，山东学生受到绝大的刺激，因之反帝高潮在山东有日益升涨的趋势”。在此情势之下，山东省委便着手布置了党组织基础较好的青岛、济南、曲阜、济宁四处学生联合前往南京请愿，但曲阜二师却因临时重大变故而改变原有计划，未按省委部署行动，校长张郁光以“赤化”嫌疑被省政府彻查。12月12日，中共泰安中心特支负责人批评了二师此次行动散漫，并指示他们就地要车以回应山东学生的南京请愿活动，因此，二师学生以学生会名义邀约省立三中、曲阜明德中学等鲁南七所学校联合向省政府索车，要求南下抗日情愿。12月16日，二师学生徒步向兖州火车站进发，与其他学校学生汇合。面对学生提出的索车要求，铁路当局请示南京铁道部回电：“把车砸了，也不能让学生去南京。”学生们遂决定夺车南下，恰巧一列特快车驶来，在共产党员马宗俊的率领下，几百名学生纷纷卧轨截下了列车，最终致使津浦铁路中断四昼夜之久。

图3 1931年12月18日《申报》对津浦交通中断的报道

图4 《申报》对鲁南七校学生即将南下抗日请愿的报道

兖州截车斗争是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攘外必先安内”反动策略的尖锐斗争，它虽未达到南下的预期目的，但却震惊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起到了宣传抗日反蒋的作用，学生们饱满的爱国热情和英勇顽强的斗争，也为二师的进步学生运动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四、暗战：日寇高压统治下的抗争

抗日战争时期，曲阜二师先后经历了国民党统治和日寇统治政权下的交替办学，当政对学校的高压控制，使进步师生倍受摧残，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也在学校的艰难生存中长期处于沉寂状态。1937年10月，日寇入侵山东，为保护教育力量，山东省教育厅下达通知，要求各中等学校迅速组织学生南迁。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将曲阜二师南迁，12月，日伪攻陷曲阜，遂将学校占领，教学楼被作为日军办公楼。直至1938年，日伪山东省公署教育厅才开始着手恢复山东原来的五所师范学校。但此时，学校的管理体制却与战前有着极大的不同，在教育领导与管理方面，除校长外，日本侵华部队额外在学校增派一名日藉教官，名义上虽以“教官”称之，实则暗中对二师实施严格的监管控制；在教学内容上，学校遵令实施奴化教育，具体通过增设日语为必修课，军事训练中大讲日本“武士道”精神等措施。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严厉监控措施。1940年春，伪装于学生中的特务分子在侦得二师共产党组织的详细情况后，秘密传告了兖州宪兵队。5月27日，日本驻兖州特别警备队来到曲阜，会同日伪曲阜县警队包围了二师，共逮捕了35位进步师生，被捕师生在兖州被关押了58天，遭受了一系列非人的残忍酷刑。据记载，1939年至1945年间，日伪以各种名目先后对二师进行过不下十余次的肆意逮捕，学校的进步力量也因此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然而，尽管日伪对学校采取了种种手段欲实现奴化镇压，但长期以来有着光荣革命斗争精神的二师学生却未被日寇的严酷打压所吓倒，相反，他们顶着白色恐怖，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阅读进步书刊、宣传进步思想等，潜伏于隐秘之处与敌人展开着斗争，英勇的抗争精神触动人心。

在五四爱国民主思想的浸润和共产党的影响与领导下，曲阜二师的学生运动从反帝爱国到爱国民主再到抗日反蒋，渗透着反帝反封、爱国民主的核心思想，其自然具有顺应潮流的一面，但就其滋长于封建旧势力和传统道德格外浓重的环境土壤来说，则显示出更加强烈的思想转型和更加自觉的革命性特征，因而在学生运动史、青年运动史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都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