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围城》中的女性形象管窥

2021-04-28 11:27郑光强杨超佟明玮刘治兵武思雨
青年文学家 2021年6期
关键词:博弈围城女性形象

郑光强 杨超 佟明玮 刘治兵 武思雨

摘  要:钱钟书在《围城》中所描写的大多是文化女性,父权体制的压迫,男性在“世袭领地”中扮演着精英地位创造者的角色,这些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算是“先进”的女性以或悲剧或喜剧的方式对传统男性围圈做着无声的反抗。大历史背景中,个体的生存遭际在整体的历史格局中打乱错位,女性在男性围圈里一次又一次挣扎突围。

关键词:圍城;女性形象;博弈;婚姻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6-0-02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道,“女性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女性是第二性,是附庸者。在当时处于女性服从的文化体系中,是否应该以消失个性特征为代价获取个人幸福呢?女性应如何实现自身需求,奋力摆脱男性附属品的身份。钱钟书先生以方鸿渐为中心,以极其幽默讽刺的笔调描绘了一系列知识女性在当时社会现实下的心理活动、思想行为。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照射出当时中国知识女性在特定时期带有一定思想解放下的生存状态和命运。

一、虚伪与残缺

在小说的开篇,首先出现的是船上的鲍小姐,“绯霞色的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看似前卫时髦的装扮,却无声的传来肉体最原始的呼唤,甚至被称之为“局部的真理”。在如此有滋有味的调情手段下,不经世事的方鸿渐自然成为了她的消遣伴侣。鲍小姐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在寂寞旅途中随意寻求着喧闹一时的消遣对象,就算没有方鸿渐,也许还会有下一个陈鸿渐,李鸿渐……男性不过是她打发寂寞与发泄情欲的玩物。但在以男性为首,引导女性“三从四德,逆来顺受”的三四十年代里,以如此自伤的方式做出的反叛姿态,何尝不是一种畸形的思想解放呢?在经历了fiancé的真实面貌后,当鲍小姐旁若无人扑向未婚夫“黑胖子”怀里,方鸿渐才从如酥的肉体里惊醒过来,宛如一只被阉割的公鸡。女性与男性第一次交锋以胜利告终,受尽屈辱的方鸿渐只能报之一句陈腐得发霉的真理“女性是最可怕的”。不得不说,鲍小姐反映了一类人的病态心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剖析女性的生存状况,传统女性除了结婚以外,并没有其他可以开展的空间;传统社会的男人在父权体制中是“超越”或“先验性”的化身,女性的功能则是“内囿”或“内在性”。造成女性知识分子奋不顾身的主要因素是男性的力量与资源,鲍小姐这种新时代女性也不免落入俗套,贪图享受,毫不犹豫选择了舒适的生活与高人一等的地位,选择了一个其貌不扬且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妇产科医生当未婚夫。这是女性面对虚荣身份的选择,对光鲜生活、金钱、名誉、地位等的追逐,男性前的妥协,步入围城的必然,在船上的露水情缘也算是对传统意识的反叛,就如昆虫掉入流动的树脂用仅有能动的尾须做着徒劳无功的挣扎。

与之呈现出截然区别的是苏小姐,法归博士,自律庄重。但她在这种优越的环境里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自持“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她认为自己应被众多男士仰慕有加。但在方鸿渐这儿却视若无睹,苏小姐因他略微帅气的外表与稍稍了解的家世对方鸿渐倾了心,却被鲍小姐的引诱调情抢了先,“将爱情视如珍宝,不肯轻易给予”的她感到气愤、悔恨与嫉妒,却以高姿态与方鸿渐相处,甚至背地里嫌恶同舱的鲍小姐,唾弃这两人的无耻。及至鲍小姐走后,又发现方鸿渐与她还算合适,继而围绕他进行“围捕”行动,开始极尽太太对丈夫的小义务,尽力施展她的柔情俘获她中意的男人。然而她在别人眼里名贵的才学在方鸿渐眼里不过是渣滓,并不能成为增添魅力的砝码。众人眼中的才女千金小姐,在处理爱情时竟显得如此笨拙与生硬。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她,不甘于爱情浮光飘浮而成的旖旎泡沫这样被打破。在较高的战略思想与自以为掌控大局的才能下,举行“沙龙”主持,忽然改口不叫“方先生”而叫“鸿渐”,将自己身边的男人进行布控,成功使赵辛楣单恋自己十多年,有意让姓赵的知道自己跟方鸿渐亲密,激发鸿渐的勇气,其间又不忘与诗人曾元朗进行纠缠,矜持自负的她不肯把爱情“轻易”交与人,而不愿意过早分出胜负,强烈的虚荣感使她挖空心思导演了一场争风吃醋的戏,好再让“她再像圣母一样从天而降”,借以牢牢锁住他。张爱玲曾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是爱情。她丢弃女博士的尊严,耍小心计改变原有孤傲的性格与男士周旋,处于女性本能渴望爱情的她沉醉于男人的喜爱与争斗的气氛中,似乎要以男士的肯定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现代女性意识的她意图与传统婚姻宣战,这种女性骨子里是让男人望而却步的,方鸿渐也不例外,上演的各处闹剧在热闹喧哗后落幕,一切又归于岑寂。苏小姐的个性太过鲜明,以至为了鸿渐怎么改变自己都变得拙劣,固执的爱一个人,结果变成了咄咄逼人,承载了传统女性精神中的无限麻木和痛伤。然而,她却损失了自己原有的作为女博士的个性,这种天然个性在女性中是多么弥足珍贵,大社会背景中的浮华喧嚣还是影响了她。最后的苏文纨由爱生恨,知晓方鸿渐爱上自己表妹唐晓芙后,产生了病态心理,不肯成全表妹,亦表现出女性在父权体制压抑下的复杂心理,女性之间相互倾轧,倘若进行深一步探索,就会发觉男性并不是出于“隐身”或中立地位,女性将心思都放在男性身上,仍自陷于宗法制父权社会影响下的政治关系中,女性依恋、依附于男性,对同性却产生敌意,一个女性被另一个女性击败,连欲望和尊严也被之取代。[2]因此为了取得同属边缘地带更优越的心理生理环境,女性往往采取对男性认同、对女性排挤的方式,就如有大多数女性形成了“压缩型人格”,为男性忍辱善妒,不断地压缩自己的原有个性,结果导致人格某种程度的断裂。或是孙柔嘉设法捕猎男人作为维系虚荣与安身立命的手段,以至获得虚妄的婚姻。往后看则是苏文纨对孙嘉柔的有意傲慢轻视,以及后者对苏的背后辱骂。这些是女性在父权社会的围圈里蒂固的劣根性。最终优秀的女性也在边缘挣扎与围圈的突围中回到原点。

二、勇敢与博弈

唐晓芙,一个作者与鸿渐都偏爱的女子,摩登社会里的“罕物”,有这麽一句话“我爱的人,我要占有他的整个生命,他在碰到我之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着我。”[3]对待爱情,她有自己的思考,不受当时社会思想的控制与安排,可如此天真执拗对爱情有着理想主义向往的人,遇到了熟于情爱的方鸿渐。几封“鸿雁传书”,假意安慰自己说是与表姐较劲,其实她心里已然依恋上他,不然,何以打最后一通电话想听鸿渐辩解,盼望着他能在雨中多停留一秒。但这样的女子太过于保有自尊乃至没有牺牲自己一直以来奉行的信条,这样的挣扎以至二人结果终归是悲剧。同时,也表达出人物在诗性的理想生活与现实围城之中,与风搏斗,与自我搏击,抖不掉焦虑的羽毛。[4]

与之相较的是孙柔嘉,女性追逐婚姻的胜利者,才情家世方面不如苏文纨,纯情美丽不如唐晓芙,但他对男性现实心理却捉摸熟悉,从小不受重视以及等级观念浓厚的家庭影响了她的性格,使她知道在现实面前应主动努力。一步步实施自己的小诡计,小心谨慎、先发制人,利用自己伪装出的软弱,以及巧妙地利用造谣写信等计策给鸿渐施加压力,“伸手拉他的右臂,仿佛求他保护”,一步步把鸿渐引入她的爱情圈套中。她摆脱了传统婚姻父母包办的体制化,用自己的千方百计与方鸿渐一同走入了围城。在去三闾大学的路上,过险桥照顾方的面子,不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足以看出其温柔体贴以至鸿渐想“女性这怪东西要是关心体贴起人来,真是毛孔里也能温存到”。 但孙柔嘉对方鸿渐的爱是真情而又痛苦的,面对爱情尽管费尽心计,也难以摆脱传统女性一辈子陷于家庭纠纷与苦难浸润出的特征:专横,善妒,刻薄的特质,作为普通人的缺陷是可以理解的,张爱玲不讳言自己是个俗人,并感到“自己胸前配着小市民这样的红绸字条”想把持家政以此约束好她自己的男人。孙柔嘉对方鸿渐的爱情有很多自私成分,但她对他的爱衍生出了妒忌、敏感等情绪,由于女性自身生理、心理的特点,她们支配着男性,而女性也依赖男性对其的承认。深知鸿渐怜惜自己,用柔情作为主要手段。波伏娃提出:“女性的‘温存、‘柔顺及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观念和产物是社会性构作,而不是由生理特点决定的。”同时,善妒、排他性、自私也是女性在后天所衍生的。二者方面都是在爱情博弈中的选择,前是理智,后是情感。孙柔嘉固然勇敢,但仍无法打破女性对男性过于心理束缚的婚姻状况,她不能容忍对方的现状,她的占有欲、甚至有些蛮横的性格与无力改变自己的方鸿渐性格相抵觸,以至于在围城中被外力推了出来。但孙柔嘉仍显出了自主谋事有奋斗挑战精神的现代女性品格。

包括离经叛道的汪太太,清明理性的头脑,反叛一切,表达了对自以为是的男性群体的不满和反抗。最后决然从幕后太太伪装成离经叛道者,汪太太是最决然与男性反抗的当代女性角色,然而她的所处领域处处受到男性世界的封闭,不管把自己抬的多高,头上总有一块天花板,四周总有围墙拦住她的去路。只能发出“阵阵失常的尖笑”,表达她对命运的不屑与徒然的抗争。

三、结语

女性冲出围城的战役一次次失败,承受着多方压力的挣扎与痛苦,女性的本质不是自己造就的,而是被预定好无法成为主体,只能在主体权威下异化,其主观能动性渐渐丧失,被禁锢于男性物质精神上给定的存在。小说中这些女性与传统体制观念做着或悲剧或喜剧的博弈,每个女性形象都是既个体又共性的诠释。小说以男性视角观察感悟而写,更多表露男权意识,对女性批判的精神,塑造了最终还是无法实现冲出生存围城战役的时代下的悲剧,引起了对当时文化背景大格局下女性生存心理与精神状态的反思。三四十年代这些女性能有先进意识与反抗精神,揭竿而起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女性解放必须建立在社会解放的基础上,不然只是披着思想解放的外衣,内里却是腐朽传统的继续。女性终归还是应重塑自我,破除精神“围城”,努力从“男权主义”中挣脱出来,从狭仄的生命格局中挣脱出来,在广大的社会和浩浩汤汤的时代中追求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实现自我的真正追求。[5]

注释:

[1]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朱莉莉.芭比的哭泣——论《围城》中的女性形象[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6):89-91.

[3]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杨超,郑光强,宋汶阳,李建武.诗性生活与精神围城——浅析爱丽丝·门罗《逃离》的生命哲学理论[J].青年文学家,2019(36):145.

[5]杨超,郑光强,宋汶阳,李建武.诗性生活与精神围城——浅析爱丽丝?门罗《逃离》的生命哲学理论[J].青年文学家,2019(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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