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

2021-04-30 19:13李潇翔刘爱莲
江淮论坛 2021年2期
关键词: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凝聚力

李潇翔 刘爱莲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具有重要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巩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以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消费主义为代表的错误认知却消解着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影响了社会凝聚力的形成。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相结合的致思理路,应当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巩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通过返本与开新相结合、做实与做强相结合、增量与提质相结合、明道与优术相结合,深入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活化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增加优秀传统文化产品的服务供给、遵循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普遍规律,不断优化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方式方法,提升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

关键词: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社会认同;观念共识;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A81;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編号:1001-862X(2021)02-0093-00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11这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着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47。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十四五”时期文化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之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3]31

当今中国社会思潮复杂多样,不仅包括传统文化中优秀和落后的思想,也包括外来文明中积极和消极的思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发布实施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核心思想理念,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4];二是中华传统美德,如“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4];三是中华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4]。基于此,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审视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机理,进而提炼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巩固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具体路径,可裨益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

重要作用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伴随着文明的演化汇集而来,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产物,不仅能够显著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习俗、文学艺术、思维模式、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等文明形态,更能够集中反映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的“弘扬”在《辞海》中的含义指“大力发扬,使之广泛称颂和传播”。这种“称颂和传播”其实就是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认同与观念共识。何谓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5]15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脱离社会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都是虚假的幻想,从社会日常生活过程中“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5]152。这一“反射”和“反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形成观念共识和社会认同。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以观念共识的达成为主要标志,其立足点在于“认可、接受”。它能够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5]181,进而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使得社会成员从被动遵循到主动维护。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主要表现在心理认知、行为方式和价值信仰三个层面:在心理认知层面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社会大众对意识形态蕴含的立场与观点的认可及其引发的情感共鸣,在行为层面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社会大众对意识形态原则的自觉践行与方法的自发运用,在价值信仰层面表现为社会大众为意识形态内蕴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追求而不懈奋斗、矢志坚守的内生动力。

由上可知,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与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具有内在相关性。其一,共同的评判标准。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都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都围绕人,依靠人,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创造性作用。都观照人的价值与利益,把人民群众的接受与遵守当作评判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效果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程度的首要标准。其二,共通的发展规律。优秀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社会职能都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并同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相适应。社会认同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能,其所呈现出的“认知、接受、遵守和维护”的演变规律更是同“大力弘扬、使之广泛称颂和传播”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要求相契合。其三,统一的实践特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135。无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还是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都以实践为统摄,都有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土壤和实践根基,其实践功能都聚焦于凝聚、整合社会共识进而引导、规范社会大众的心理与行为。其四,相融的价值理念。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以文化价值观念为核心,意识形态社会认同以政治价值观念为核心,二者在社会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层面相融交织。[6]32-39而观念共识的达成是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关键连接点。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文化因素,作为观念形态的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其凝聚的观念共识更是尤为深刻的意识形态力量,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行为和信仰选择。从这个层面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是巩固和增强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过程,也是观念共识达成的过程。正是因为这种内在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发挥巩固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作用。

新时代的中国,建设好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意识形态,必须最大限度地在社会层面寻求最广泛的价值共识与观念认同,而绵延相传、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对巩固和增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价值,这种价值在任何时代都“永不褪色”,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巩固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7]143。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致力于广大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信仰、价值和行为取向,进而夯实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基础。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8]93意识形态是一套抽象的思想逻辑体系,比如,意识形态强调的对虚假意识与拜物教批判、对权力合法性的辩护、对统治阶级利益普遍性的说明等等,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是阳春白雪。文化,尤其是日用而不知的社会意识、习惯與风俗,是让意识形态融入社会大众日常生活逻辑表达的桥梁。优秀传统文化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集中表达和呈现,能生成意识形态社会认同所需的主体意识。意识形态要想实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就必须从观念上建构一套人民群众自己理解和掌握的思想体系,使得意识形态从纯粹的理论形态转变成文化形态,让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取向成为社会大众普遍追求的心理态势。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具有中国底色和民族特色,更具有现实适应性和实践合理性,更契合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9]28-38比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追求的“以人民为中心”“爱国主义”“公平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阐释和实践运作中借鉴了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位卑未敢忘忧国”“和无寡”“利天下”等内容。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中国大众的文化心理,符合中国大众的价值预设,是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的精神坐标。

二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应对影响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7]143。而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治国理政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致力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进而防范意识形态风险。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假借“现代文化”或“时代文化”的外衣,试图将西方价值观念上升到人类的“普遍价值”。它们鼓吹自己的文化是最科学、最合理的文化,并以此评价、诱导、改造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进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销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社会把“中国梦”污蔑成“宪政梦”、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诋毁成“新殖民主义”、把“中国移民潮、留学热”现象归结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失败论”,最后上升至“中国崩溃论”。美国的蓬佩奥还污蔑孔子学院“不是文化机构,而是招募间谍的机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驳到:“美国自己文化与价值观信心哪去了?”[10]当代中国面对着各种意识形态风险,尤其是西方错误思潮的渗透与西方舆论场的污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够使中国始终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底色与主体特色,更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抵御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侵袭的免疫力,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11]40-45

三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益于将其内蕴道德追求升华为社会核心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7]143。《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19)指出: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中华传统美德,不仅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更“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志”。[12]而“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志”,其实就指向了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重点任务,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12]等传统美德更好地植根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选择之中,从而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任务。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种内化的非正式规矩,并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守与认同发挥教化作用。而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必然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其内蕴的崇高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与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相融交织,往往能够整合社会共识,弥合价值分歧,形成共同信仰,引导人民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个人品德,从而达成不同群体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可,并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检视尺度。

二、警惕错误认识对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消解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3]313当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在增强和巩固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过程中取得了突出成绩。新时代的中国,互帮互助、无私奉献、勤劳致富等优秀传统文化观念深刻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以大众话语的形式常态性地出现在高校、社区、企业、学术界、网络空间等领域。“撸起袖子加油干”“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忘初心”更是成了时代流行语与中国人民的精神坐标。中国传统文化产业日益勃兴,呈现高产值、多样化、集群化、IP化的显著特征,如故宫博物院、西安博物馆等各大博物馆都开发出了高效益的文化创意产业。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有力地促进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巩固了意识形态社会认同所需的物质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浅层次的文化元素“走出去”逐渐升级为深层次的核心价值“走进去”,不断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共同价值理念,激发了国际社会公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折射的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更加全面和深入。[14]136-143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15]101当前,必须警惕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及其对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负效应。

一是文化保守主義倾向容易增加对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干扰。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简单复古,照搬传统文化追求的某些做法,却忽视了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弘扬。一些国学班过于追求穿汉服、行拱手礼等重形式轻内容的仪式。其二,以古代今,把传统文化视作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部分人披着“新儒学”“传统文化复兴”外衣鼓吹以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其目的在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9]28-38,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三,盲目排外,排斥他国文明的有益成分,忽视了不同国家文明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与存在共通之处。这种非此即彼的看法是错误的,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性与社会思潮的复杂多样性并不矛盾,忽视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忽视了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不仅容易故步自封,也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沟通和互鉴,更冲击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影响了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效果。

二是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容易削弱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根基。文化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去中国化、去主流化和肆意改造。有的高举着“国际化”和“与世界接轨”的口号,痴迷和崇拜西方文化,甚至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和唯洋是从。他们力图阐释和分析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症状,并试图“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质就是“以西代中”。面对西方鼓吹“非意识形态化”“淡化意识形态”等诸多或明或暗的挑战[16],有的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存在共通之处”的科学观点片面地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同质性”,不能分清二者在文化发展道路上的“关系与问题域”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选择逻辑。有的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虚无,肆意歪曲能够支撑本民族文化自信的史实、事件、人物或作品。比如,认为岳飞、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主义者。[17]26-28当代中国,文化虚无主义肆意解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意涵和核心要义,片面地崇媚和追逐西方文明,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长此以往,会消解中国人民的民族品格、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动摇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发展与重焕活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更会带偏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价值导向,进而削弱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根基。

三是文化消费主义倾向容易加大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难度。文化消费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功利化和过度娱乐化。为迎合市场需求、流量或收视率,过度商品化包装一些非遗项目,将传统文化中的特定价值理念“心灵鸡汤化”。部分文艺作品更是存在过度娱乐化现象,其真实文化内涵与基本旨意却逐渐消失。需指出的是,文化消费主义伴随着商品符号系统的文化解码,将人们不断发展的精神文化需求歪曲为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其实质是一种“虚假意识”。文化消费主义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拉动经济,但这并不代表能够有效、持久、健康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文化消费,会腐蚀意识形态社会认同所需的主体人格与精神力量,其蔓延的本位主义与功利主义价值观,带给人们的是文化狂欢中的精神失落和文化消费后的思想寂寞。它无形之中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裹挟在消费至上的价值系统与资本逻辑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之间的情感共情、行为共意与价值共识,更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日渐式微。

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巩固

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

面对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意识形态效用日益凸显和意识形态认同日益重要的新形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之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积极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善于“以文化人”[15]104。而社会认同的实现程度则是评判“以文化人”成效大小的核心标准。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巩固我国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应有之义。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返本”与“开新”相结合。既尊重传统,厚植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又注重创新,活化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使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更具活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过程中,“返本”就是指在厚植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不断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巩固中华文明的探源成果。更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结和提炼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传统文化为依托,构建包含传统文化课程的学科体系、根植于中国文化并能够聚焦中国发展的学术体系和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并能够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尤其要推动大中小学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活化”是指活化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相结合,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拓展传播载体,健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制度,着力打造“文化中国”的国际文化名片,办好文化博览会、国际进口博览会和北京冬奥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突破文化保守主义的狭隘取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变为创造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驱动力,进而为巩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提供源源不竭的力量来源。

二是“做实”与“做强”相结合。不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更好地融入社会日常生活,加强文化强国建设,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坚持文化反思,使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更加坚实。“做实”就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更好地融入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着力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促使书法、戏曲、国画、民乐等进校园、进课堂,讲好优秀传统文化公开课,抓好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培养立场正、信仰坚、业务精、表达强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者,能够在“线上+线下”“事前+事后”和“国内+国外”阐释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意涵。坚持并完善党管文化阵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让意识形态社会认同更加坚实有力。“做强”是指做好文化强国建设。为此,要始终坚定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前进方向。要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找寻中国人民的普遍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鸣”。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涌现出来的人民至上、众志成城、舍生忘死、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就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也是中国抗疫取得显著成效的秘钥。要始终坚持文化反思,不走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邪路,使我国“文化强国”形象在国际舆论场具有强大的辨识度和好感度,筑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基石。

三是“增量”与“提质”相结合。增加优秀传统文化产品的服务供给,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优秀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质量,以避免陷入被资本绑架的“流量消费”陷阱,使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更加有效。“增量”解决的是传统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旨在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传统文化产品的供给侧改革,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为思路,注重市场导向和群众需求相结合,加强传统文化产品与现代工艺生产流程的衔接,提升传统文化产品生产的效率。政府要加大优秀传统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资金补助、政策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扩大生产,鼓励建设一批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品生产基地和体验街区。运用好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提升资本在优秀传统文化产品生产与服务中的正效能。而“提质”聚焦于提升优秀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质量。一方面,着力推出优秀传统文化精品。在传统文化产品的创作、传播、展示、流通的各环节都要强调高标准。主动适应时代审美变迁,多出“颜值”和“内涵”并举的精品,大力推出讴歌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传统文化精品,而不是片面地追求“网红化”。另一方面,着力打造传统文化知名企业。鼓励传统文化企业数字化管理和品牌化运营,不局限于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肩负起传播中国价值、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的责任。

四是“明道”与“优术”相结合。既遵循一些传统文化弘扬的普遍规律与基本原则,又重视优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使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更加长久。马克思认为,传播媒介是思想传播与精神交往的中介,源于生活又指导生活。[18]“明道”指遵循弘扬传统文化的普遍规律与基本原则。要坚持人民立场,把准群众脉搏,依托社区、景区、公园、文艺培训机构等场所,建设开放的、免费的、常态化的非遗传习所、传统体育锻炼馆、经典文艺充电站等,与人民共建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紧跟时代步伐,感受时代脉络,适应新时代传播特点,找准切入点。比如,《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广受好评,就在于它能够找准定位,以感人至深的诗句为切入點,呼应中国人民追求真、善、美的普遍情感。“优术”指优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善用多元载体,除了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媒介载体之外,通过传统文化遗址、博物馆、文化节活动、国风音乐、园林建筑、美食武术、传统节日等打造多样化的传播平台。聚焦网络平台,将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融入网络文学、网络电影、网络音乐、网络剧集、网络直播,努力达到“即看即熏陶,即悦即收获”的状态。融合数字技术,延伸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场域,重塑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形态。比如,“数字敦煌”就利用VR、大数据、虚拟空间等技术改进展陈方式,全景式展现了百态千姿、迤逦妖娆的飞天形象。它不仅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提升了社会大众参与感,让人们在立体、逼真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及其精神内核。由此,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度与喜爱度日益增加,以文化人的功能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自然将日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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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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