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与“时代感”： 《花繁叶茂》脱贫攻坚的荧屏抒写

王棋君

电视剧《花繁叶茂》改编自作家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其中花茂村村长唐万财，在电视剧中充分展现其心系农村、敢作敢为、勇于担当、机智幽默的人物性格，同时还搭配了“活宝”似的会计何老幺，为电视剧增添了轻喜剧色彩，赢得观众喜爱，并在哔哩哔哩受到青年观众热议，获得9.3分的高分[1]。《花繁叶茂》之所以受到热捧，不单是因为其弘扬主旋律，更主要的是因为其真实再现了农村基层扶贫遇到的典型困难，例如部分贫困户性情懒惰、依赖思想严重;移民搬迁过程中，一些移民因就业问题、生活习惯问题大批返乡;少数村民思想观念落后、保守愚昧甚至聚众闹事等，欧阳黔森将众多现实问题写进了剧本。不仅如此，《花繁叶茂》与之前的扶贫电视剧相比，更加突出了在科技发展新形势下，农村脱贫攻坚工作必须依靠科学和知识的力量，紧跟社会发展趋势，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摆脱旧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生活的小康转变，达到经济和精神都富起来的目标，这是贵州乃至全国脱贫的必要条件。

一、科学发展与生态发展

欧阳黔森的脱贫书写在早期《绝地逢生》中就有一定描绘，而生态意识始终是其作品中具有的主题。在《十八块地》《水晶山谷》《穿山岁月》等小说中，他都控诉了人类保护自然环境不力的后果，“揭露和批判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谱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之歌”[2]。科学发展与生态发展是《花繁叶茂》整部电视剧的主线，电视剧中的欧阳采薇具有农学背景，致力于将花茂村打造成为“生态美”的美丽乡村，同时也是“百姓富”的模范村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地方村和保海村，“石漠化严峻，山陡土薄，不适合农作物生长，不要说水田，就是旱地也要看天收获。”[3]作为到村扶贫的第一书记王隆学发动山羊养殖为村民带来效益，却忽视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山羊啃食山坡植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导致水渠被冲出缺口，使原本石漠化程度严重的山体泥土流失加剧。作者通过对比意在表明：生态环境保护必须要符合科学规律，即便是脱贫攻坚也要打造符合科学发展的道路，才能实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纸房村的养蜂事件也是科学致富的又一证明。马老三等养蜂农的蜜蜂不明原因地大面积死亡，经过专家实地考察，主要是因为未按照县农办主任的建议在山上种刺梨树，蜜蜂只有翻山越岭去更远的地方才能采到蜜;加之山里气温和湿度变化大，蜜蜂不是冻死就是累死。由此可见，即使是不会破坏生态环境的蜜蜂养殖，也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科学的饲养方法作为依托才能成功。从花茂村、纸房村、大地方村三个地方的发展情况来看，科学与生态密切相关，生态环境治理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否则就有可能南辕北辙。要拒绝以环境换发展的老路，注重可持续发展，才能打造美丽乡村，实现脱贫致富，这是当下扶贫工作所展现出的新特征。

在对待项目工程上马的态度方面，枫香镇也更加看重生态和条件，虽然苟坝的煤矿每年创造1000多万的税收，镇党委书记石晓峰依然坚持摒弃污染与落后产业，同时不断寻找新的项目代替旧产业，废弃酒糟循环产业园和农业产业观光园就是在此思路下引进的新兴产业。当陈永林问能否将废弃酒糟循环产业园建在花茂或者苟坝时，石晓峰明确提出此项目的具体要求：土地相对平整、交通公路便利、水源充足，最终决定将废弃酒糟循环产业园建在土坝。在讨论农业产业观光园落地时，面对大地方村大方支书的质疑，石晓峰提出扶贫工作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引进项目要尊重科学，邀请专家进行考察。无论引进任何项目，石晓峰自始至终都在强调“科学”这一关键词，充分说明当下扶贫干部知识素养与科学意识较高，这与国家多年来对基层干部科学素养的培训密切相关。近年来，“各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制定了关于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工作规划，并相应地对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时间、地点、内容和形式作了具体部署和安排。”[4]在全国范围内，培训均取得显著成效，“在江苏省沛县杨屯镇，由于推广绿色无公害稻米种植，仅2006年稻米销售收入就达10亿元。又如山东寿光三元朱村的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在科技兴农上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树立了榜样，他带领大家进行了惠泽中国北方大地的种植业绿色革命，使中国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结束了‘北方冬季无鲜菜的历史，寿光也因此成为‘中国蔬菜之乡。”[5]通过《花繁叶茂》能看到脱贫攻坚工作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生态发展为根本，实现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不但能脱贫，还能有效阻止返贫，使农民实现长效富裕。

二、扶志与扶智相结合

《花繁叶茂》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经常提到一句话：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帮助老百姓树立致富信心以及向村民普及科学知识是脱贫致富的必经之路。农村贫困的直接原因是物质水平低下，而造成物质水平低下的原因往往是精神贫困。贫困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6]：物质贫困比较容易鉴定，可以评估其经济收入、消费能力、居住条件、生活水平等，而精神贫困需要扶贫干部长期接触，通过对话、走访、动员等各种帮扶手段才能有所认知，若被帮扶对象意志消沉、思想落后、“等靠要”依赖性严重，则难以通过自身劳动走出困境，即使暂时脱贫也会很快返贫，使扶贫工作功亏一篑。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说道：“在对应‘精准扶贫之‘精上，精神扶贫更能发挥不可替代的非物质作用。”[7]而精神扶贫的关键就在于“扶志”和“扶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多次会议中，都明确提出要注重扶贫与扶智、扶志之间的关系，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帮助农民树立脱贫信心、坚定脱贫决心、更新思想观念、学习知识文化、掌握科学技术，提升贫困人群的自我素养和综合素质，使其拥有致富能力。

《花繁叶茂》中花茂村的杜师傅、纸房村的马老三与大地方村的王富贵就是精神贫困的典型。花茂村的杜师傅有做陶罐的精湛手艺，却对做陶罐能否挣钱心存疑虑，欧阳采薇建议他开土陶店铺，他却不愿意投入资金，而是向欧阳采薇提出去产业园当门卫的想法;纸房村的马老三也是习惯“伸手要”的一位村民，煤矿老板欠薪，他就去镇里跳楼，养殖的蜜蜂死了，他就要村委和镇党委赔钱，在贫困户名单中被除名，他又去村委会大闹一场;大地方村的王富贵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当王隆学和大方支书给他送米和油时，他不但没有一丝感激之情，甚至还对扶贫物资送得晚而耿耿于怀，并要求下次直接發钱。面对上述难题，枫香镇的扶贫干部积极响应“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号召，不断对村民进行思想鼓励与精神扶持，亲力亲为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花茂村的欧阳采薇作为第一书记，除不断对杜师傅做思想工作外，还为他和其他村民跑银行贷款，去高校为杜师傅借来第一台机器。纸房村的赵子奇与刘红民支书为解决马老三等人的生计问题，邀请专家对他们进行蜜蜂养殖培训，蜜蜂产出后又向花茂村寻求帮助，找来一间门面房作为销售门店。大地方村的王隆学和大方不仅苦口婆心地劝说王富贵，还自掏腰包送钱给王富贵的孩子，帮助他护理花椒树苗。从《花繁叶茂》中的花茂村、纸房村、大地方村的实践中可以见出，对于深度贫困的人民，物质资助只能帮助其暂时渡过难关，要想帮助其从根本上脱贫，必须进行精神扶贫，提升村民知识水平，解决村民文化水平低、主人公身份认同意识薄弱、眼界与见识狭窄等问题，帮助其树立致富信心，培养技术水平，重视农民主体性参与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才能长效持久地维持脱贫攻坚成果。《花繁叶茂》里的杜师傅、马老三、王富贵作为精神贫困的典型，代表习惯“手心向上”的“等靠要”群体，经过扶贫干部的一系列帮助后，实现了脱胎换骨，积极投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成为乡村致富大军中的一员，其变化过程正体现着“扶智”与“扶志”在重塑贫困户主体性和主动性过程中的重要性。

三、树立新观念，紧跟新时代

与已有的扶贫电视剧相比，《花繁叶茂》同样以“代表时代先进性的扶贫干部深入到贫苦乡村，与当地村干部互相碰撞、磨合，最终克服各种困难带领村民走向脱贫致富道路”[8]作为叙事结构。但《花繁叶茂》的不同之处是：电视剧中展现出更为主动迎合时代变化的姿态，从作品人物设定就能窥见一二。三位下乡的第一书记都是非常年轻的干部，符合当下中国年轻“第一书记”的时代特点，尤其是欧阳采薇和赵子奇都是农学专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们与机智幽默又有些陈旧观念的唐三草和憨厚老实的刘红民，组成扶贫事业上的临时搭档，充分表明创作者意图：打破旧观念、学习新知识、更新老思想、拥抱新时代。欧阳采薇与唐三草的人物搭配正显示出外部新观念对旧思想的带动作用，唐三草总能凭借多年扎根农村工作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巧妙解决农村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这是作为第一书记的欧阳采薇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但唐三草的缺点在于思想守旧，对外界新事物接受程度不高，以至于他对欧阳采薇的很多意见都持否定态度。当欧阳采薇建议潘梅开农家乐时，他觉得女人抛头露面不太好;当欧阳采薇提出要扩大花茂村农家乐规模时，他又担心没有客源;当欧阳采薇提出种植荷花和养稻田鱼时，他又固执地认为还是种水稻的收益更高。而事实证明，唐三草每次的反对意见都是错误的，因此只有及时转变观念，抛开陈腐的教条，开创新局面，才能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谋求到一条发展之路。与唐三草形成对比的还有他的儿子唐多多，电视剧中安排二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是旧思想与新见解之间的矛盾。唐多多在省城学习计算机相关专业，非常熟悉网络平台与网站建设，也了解当代消费模式的转变与经济增长热点的转移，有意回到花茂村构建乡村网络销售平台，但唐三草执拗地认为儿子只有去大城市才会有出路，在农村的经济收入不可能赶上城市，表明唐三草自身對农村致富的信心不足，也暴露了他眼界狭窄、对当今网络经营模式认知不足的短板;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唐三草与欧阳采薇、唐多多的矛盾实质上是旧思想与新思想矛盾，《花繁叶茂》通过这一矛盾的起承转合表现出对新生事物的肯定和紧跟时代发展的态度。

在寻找村民致富方法的道路上，《花繁叶茂》所给出的答案非常丰富，提供了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结合的多路径、多方式的良好思路。与欧阳黔森早期的《绝地逢生》相比，《花繁叶茂》的致富方式更加多元化，就算是热度很高的《山海情》在创业项目的种类上也不如《花繁叶茂》多元。电视剧中的花茂、苟坝、大地方村是扶贫电视剧的典型贫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道路交通不便、配套设施落后、信息闭塞、思想落后，具有贫困地区的普遍特征，但在扶贫干部的帮扶下实现了华丽转变，创造出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其中既有开办农家乐、种植经济作物、养殖经济动物、完成产业升级、引进产业园等传统方式，又有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发挥本土特色与优势，建设民俗体验店、农耕文化体验项目、红色文化旅游项目、搭建网络购物平台、引进物流公司、修建美食文化产业休闲街等方法，借乘旅游发展大会的东风，将曾经的贫困山村变成现在花繁叶茂、处处生机的新农村，这是电视剧《花繁叶茂》的剧情，更是当下整个中国脱贫攻坚的现状。欧阳黔森通过深度考察农村脱贫工作，完整还原扶贫手段紧跟时代发展的特征，再现扶贫道路上繁荣的风景。

《花繁叶茂》作为一部展现脱贫攻坚的电视剧，虽然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例如叙事者经常借镇党委书记之口到剧中宣讲政策，使人感到教化成分过多;剧中潘梅、小翠、孙大嫂的形象稍过靓丽，与其他村民相比，演戏成分较为明显;乡村干部往往很难独立解决问题，只有依靠上级部门和领导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等，但总体上看依然瑕不掩瑜，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花繁叶茂》电视剧将现实中的花茂村搬上荧屏，进一步扩大了它在全国的影响力，可谓新时代农村脱贫攻坚的缩影。”[9]其显现出当前脱贫攻坚过程中，在党的领导下脱贫事业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注重科学发展与生态发展，将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两手抓”，启用青年人、发展新产业、紧跟新时代，通过多方面、全方位的手段使原来的贫困农村变成“百姓富、生态美”的现代乡村，谱写一曲决战脱贫攻坚的时代赞歌，书写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使命，为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景象留下宝贵的时代影像。

参考文献：

[1]陆青剑，赵相康.《花繁叶茂》拍红三个村庄[ J ].当代贵州，2020（24）：54.

[2]谢廷秋.从《水晶山谷》到《绝地逢生》——贵州作家欧阳黔森生态文学解读[ J ].当代文坛，2012（02）：138-140.

[3]欧阳黔森.花繁葉茂，傾聴花（開）的聲音[ J ].人民文学，2018（1）：009.

[4]刘兰.对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现状与对策的思考[ J ].人才资源开发，2020（01）：29-30.

[5]戚艳萍.试论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 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1-5.

[6]张爱凤.“精神扶贫”的破与立——论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的文化立意[ J ].中国电视，2020（10）：12-17.

[7]程肇基.精神扶贫：一个亟待关注的精准扶贫新领域[ J ].江西社会科学，2016，36（11）：210-216.

[8]李金秋.“扶贫叙事”的创新和“出圈”[N].中国艺术报，2020-06-03（004）.

[9]颜同林.《花繁叶茂》：新时代农村精准扶贫的历史影像[N].文艺报，2020-06-0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