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钦县达日生态移民村的生计转型研究

窦 薇，杜发春

(云南农业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01 )

达日生态移民村位于金沙沿线的干热河谷地带，平均海拔1700米，年平均气温17℃左右，由六个村民小组构成。①2011-2012年，政府对达日村进行综合开发，将德钦县羊拉乡海拔在3 000米以上部分的村民小组搬迁到奔子栏镇金沙江沿线，按照“山地城镇”的理念实行集中连片开发，项目分习龙通和色贡通两个移民新区，搬迁规模156户898人。至2021年，搬迁近十年，搬迁移民的生计现状如何？搬迁带来了什么改变？搬迁是否成功，影响何在，有何借鉴意义？是本论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移民”在中国是一个显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从分类和成因上看，可分为经济、工程、灾难、生态以及扶贫移民。生态移民与扶贫移民具有交融性，中国“反贫困”发展史与生态移民史往往交织在一起。中国的生态移民史从20世纪80年代“三西建设”和吊庄移民到20世纪90年代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再到2000年以后的“三江源”以及2010年以后的易地扶贫搬迁，“反贫困”主题一以贯之。到目前为止，关于生态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与分类、政策及实践的反思、安置模式、社会适应性、后续发展、效果评估。比如：包智明(2006)，徐婧、冯雪红(2014)，檀学文(2019)，任善英(2014)，孟向京(2011)，贾耀锋(2016)，等。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多从搬迁移民的生活、生产、社会交往、文化融入乃至心理适应等层面展开，其中，生计方式的研究就是社会适应的生产层面的问题。

生计方式(means of livelihood)是族群基于生存需要的基础上采取的生计手段，生计变迁是族群面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所采取的生计适应，族群的生活变迁往往会导致生计方式的转型。早期古典进化论、播化论、功能学派、文化相对论等，都对“变迁”理论有独特见解，变迁话题一直存在于人类学语境中。由变迁产生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适应”，基于生计问题的“适应”，人类学家孔恩(Yehudi Cohen)提出“适应策略”(adaptive strategy)，用于描述一个群体的经济生产体系。近年来，由于脱贫攻坚“五个一批”工程的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成为了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移民搬迁的实施价值除了部分涵盖生态保护的功能外，还兼顾了扶贫的重要职责，因此，易地扶贫搬迁成为生态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计问题则成为了移民搬迁的核心。

二、迁出地与迁入地生计方式的比较

本研究的迁出地羊拉乡位于德钦县东北部，金沙江西岸，东与四川省巴塘、得荣县隔江相望，西北和北面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接壤，南接德钦县奔子栏镇和升平镇，处于“鸡鸣三省”的特殊地理位置。迁入地达日生态移民村位于德钦县东南部，东接羊拉乡茂顶村，西与奔子栏镇叶日村相连，北靠白马雪山，南与四川得荣县隔江相望，位于金沙江沿岸的干热河谷地带，是通往羊拉乡的必经之地。奔子栏是通往梅里雪山的必经之地，也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贸易点。由于地理位置的显著差异，迁出地与迁入地在生计方式上差别很大。

(一)农牧经济

20世纪50年代，托尔斯托夫，列文与切博克萨洛夫和林耀华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用于描述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之上的民族生计。[1]云南迪庆藏族属于高山草原畜牧型生计模式，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高山、平坝、河谷生计各有不同。

迁出地羊拉乡下属的四个村藏民们居住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区坝子，饲养牦牛以及犏牛。牦牛饲养在4000-5000米之间的高海拔山区，分夏季牧场以及冬季牧场。由于海拔较高，羊拉乡常年气温较低，冬季漫长，牧民放牧一年两迁。10月至次年6月圈养，6月以后夏季草场放牧。基于放牧需求，藏民们一般都会转移居住。冬季和农忙季节长居砖房，夏季在高山草场搭建简易毡房。农牧混合经济主要生产牧业产品，比如奶渣、酥油以及农作物小麦、荞麦、玉米、青稞、洋芋等，此外有少量经济林果，苹果、犁、核桃。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R.弗斯认为：“任何一种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总要迫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接受一种物质生活方式”。[2]与迁出地相比，迁入地干热河谷的地理环境以及严重压缩的耕地面积，使得养殖与种植数量锐减。因集中居住，平均每户只有1亩地，只能舍伺养畜，每家养殖数量在3-5头之间，种植结构也有所改变，青稞的种植数量减少，增加了油橄榄、石榴、黄果等一些经济林木。

(二)采集业、猎捕业与农村商贸

迁出地羊拉乡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森林主要分布在海拔3 000米以上的高山，林下资源有羊肚菌、松茸；也有高山草甸，可采集到当归、贝母、知母、虫草、雪莲等药物资源。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外来商贩开始到羊拉乡收集药物资源，部分较有生意头脑的本地村民开始到香格里拉售卖中药材。调研组于2019年4月25日在甲功村委会对阿江主任的采访中了解到当时商品经济的状况。

“1988年有人开始到村里收购松茸，日本人办的公司，1992-1993年是德钦民贸公司收购，为了方便保存，可把多余的松茸煮一下再腌制，这种加工过的可卖200元/斤；虫草和贝母可买60-80元/斤，虫草最好是100元/对，也有60-70元/对，50-60元/对。当时，一般是50-60元/对，海拔越高，虫草越好。虫草一般是在5月至7月之间，松茸一般是在7月至10月之间。也有芝母和贝母，当时芝母是200-250元/斤，贝母是400-500元/斤，都是在7月至10月之间。”

采集收入是季节性的，一般从从5月开始直至10月，2000、3000至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不等。羊拉乡也有较丰富的动物资源。在察里雪山、润子雪山、甲吾雪山的林带以及南仁青沟、甲午青沟、里格顶清沟密林中有豹、熊、鹿、小熊猫、雪鸡、红脚鸡，还有濒危物种滇金丝猴。

“除了收购松茸、虫草、芝母、贝母之外，我还打猎。88年，打獐子与狗熊。公獐子卖蛇山，2700-2800元/个，一年可卖30多个，此外獐子还可卖皮到供销社，做垫子。熊胆是5000元/个。”

由于交通不便，猎捕物资大部分通过当地供销社换取现金收益，只有少部分经营马帮的藏民能够直接到县城进行交易，作为乡土社会的精英，成为了当地的有钱人。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开始禁止猎捕野生动物。1998年迪庆州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在全州境内禁猎的公告》和《加强野生动植物管理办法》，狩猎经济划上了时代终结符。

迁入地，部分藏民依旧会在每年7-10月间重返迁出地采集松茸和药材，但虫草经济已不是商贸经济的唯一来源。由于交通改善，在由最早搬迁户形成的达日新村，住房沿公路两边建造，形成了一个小型商圈，部分藏民还增加了固定资产出租。藏民们对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对餐饮与服务的需求推动了商贸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务工经济

2000年羊拉乡通公路以后，部分藏民外出务工，但因路途遥远，一般选择在家附近参与短期零工，政府以工代赈提供了部分就业机会。比如：羊拉公路的修筑，丹达河电站、格亚顶电站、茂顶河电站的修建。2003年云南铜业集团公司与迪庆州共同开发羊拉铜矿，引进2500万元资金对羊拉里农铜矿进行加密勘探，2005年破土动工。工程主要惠及铜矿开采地段周边的里农、路农两个村民小组。

在迁入地，由于交通改善，当地85%的藏民均外出务工，务工经济成为当地主要经济来源。与迁出地相比，长期性务工增加，藏民每年春节过后陆续进城，在次年春节前返乡。政府在香格里拉市专门成立了羊拉乡劳务输出中心，负责安置和培训外出务工的羊拉藏民。迁出地与迁入地生计结构的变化。从表1可知，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生计方式由农牧经济为主向务工经济为主，农工商贸多元发展的混合经济转型。

表1 迁出地与迁入地生计结构比较表

三、生计变迁动因分析

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推动、道路交通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促成了生计变迁。

(一)易地扶贫搬的推动力

迁出地羊拉乡是集“老、少、边、穷”为一体的深度贫困乡。2014年羊拉乡全乡建档立卡户423户2379人，贫困发生率高达59.3%，2017年全乡建档立卡户366人2 053人，贫困发生率仍高达21.82%，高于四省藏区、其他民族地区以及全国平均水平。[3]党中央对云南涉藏地区的制度性帮扶从1958年迪庆解放后一直持续至今。其中，作为民族特困乡的羊拉，在1996-2000期间被列为云南省506个扶贫攻坚乡之一，政府投入专项资金266万元进行扶贫建设；2001年，省政府明确了羊拉乡10类23项帮扶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极大改善；2000年以后，羊拉乡在教育、医疗卫生、产业发展方面均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自2013年精准扶贫以来，羊拉乡的扶贫工作与中央同步推进。作为中央脱贫攻坚“五个一批”重要工程的“易地扶贫搬迁”，是政府通过制度性权利治理贫困的一项重要举措。

羊拉乡的移民搬迁在2010至2018年期间，共进行过三次。2011-2012，羊拉村及归吾村部分村民小组搬迁至奔子栏，建成达日生态移民村；2016-2017，茂顶村两个村民小组乡内搬迁；2017-2018，归吾村整村以及甲功村部分村民小组搬迁至香格里拉市雅瑞安和社区。2011-2012年的第一次搬迁开始于中央精准扶贫工作之前，2012年之后的搬迁，是对中央“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积极响应。2016年9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羊拉乡的易地扶贫搬迁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得以顺利开展。王晓毅指出“生态移民是达到生态保护和扶贫双重目标的有效手段，易地搬迁为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群提供了脱贫途径”。[4]羊拉乡的易地搬迁与生态移民密切相关，生态移民是易地扶贫搬迁消除贫困的一种重要手段，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基本方略的重要举措，是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2020年7月，德钦县包括羊拉乡在内的32个贫困乡全部出列。搬迁是促使羊拉乡生态移民生计转型的直接动因。

(二)交通扶贫促务工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类学者认为“道路是传统的封闭社区实现与外部世界接轨的途径，道路的修建使得边远地区能卷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5]从迁出地到迁入地，道路和交通的改善促进了务工经济的兴起和小商业圈的形成，并带来两种变化：其一是迁入地村民到达香格里拉的距离缩短促进务工经济的发展；其二是迁出地形成集散地，加剧商品流通与人员流动以及经济的发展。

作为迁出地的羊拉位于滇、川、藏三省的交接地带，是云南的“北大门”，也是全省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地方。羊拉乡通乡公路的修建始于1999年，在此之前一段很漫长的时期内，羊拉交通处于人背马驮的人马驿道阶段。从羊拉到达县城德钦，有三条重要要的交通路线。这三条路线在1999年以前承担了羊拉历史上人马驿道的主要道路功能，见表4。

表2 1999年以前羊拉乡至德钦县城常用路线表②

本表结合2017年1月10-20日羊拉乡调研资料以及陈蓓撰写《羊拉乡交通扶贫的利益相关者研究》，云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7年，整理而来。

1999年以后，羊拉通乡公路开通，起止地点为羊拉乡政府甲功村所在地到德钦县城这一段公路。在此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羊拉通乡公路经过了两次改道，见表5。

表3 1999年改道以后羊拉乡通乡公路改道情况②

由于羊拉与德钦不在同一方向，奔子栏成为了两地的连接点。第二次改道以后，羊拉通乡公路沿金沙江行进，与州府香格里拉的距离缩短了74公里，因为曲宗桥的修建，从羊拉到达香格里拉的距离远小于从羊拉到达德钦的距离，因此，香格里拉成为了通往羊拉的最佳入口，而达日生态移民村就是从香格里拉进入羊拉的必经之地。由此可见，道路的修建以及移民搬迁，促进了迁出地务工经济的发展。

羊拉乡到达香格里拉的线路开通之后，西藏、四川的藏民都由此前往香格里拉采购生活用品，其间，达日生态移民村就成为了必经之地。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达日生态移民村的小商圈形成之后，连续有几家规模较大的超市开业，西藏、四川与羊拉接壤的部分村落的藏民就会到达日小商圈采购商品。由于达日又是达到羊拉乡的必进之路，很多到羊拉的藏民或者公务人员、生意人以及采购商等，都会到达日住宿，由此服务业的发展，宾馆、餐饮店渐次兴起。

“四川巴塘银行每次提取现金要到州府甘孜，历时3天，但到迪庆只需1天，从98年开始，迪庆德钦承担了这项业务，达日是必经之地；09年，成都、宣城、稻城的银行取现都在迪庆，这说明了迪庆包括达日在内的地理位置的有利条件。四川盐津、得荣修公路、电厂，账户都设在德钦，这些地方到达德钦都要在达日进行中转”(2019年1月28日在达日生态移民村村委会对达日驻村工作队队长zjc)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达日已成为一个商品交换、采集，住宿、餐饮的集散地。这种经济功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是迁出地村民生计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生态环境改变的影响

云南藏区经济发展类型可分为三种：[6]高山经济发展类型，分布在海拔在2800-4300米的高寒山区；山区经济发展类型，分布在海拔2200-2800米的高寒山区与河谷地区；河谷地带经济发展类型，分布在海拔1480-2200米的河谷地区。迁出地羊拉乡四个行政村分布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寒山区，是高山经济与山区经济的混合体。羊拉乡地广人稀，土地资源极为丰富，但可耕地面积较小，总耕地面积为9840亩，其中水浇地5663.5亩，旱地4093.5亩；人均水浇地为0.93亩，旱地0.67亩。③自然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年平均气温4.7度，无霜期仅120天左右，冬长夏短，四季不分明，土壤发育程度差，农作物光合条件差，牧草生长速度慢，自然灾害频繁。全乡森林面积60 000多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4%，森林蓄积量为600多万立方米，经济林造林246.67公顷，2003、2005年两次退耕还林共133.33公顷，保护区土地面积为4 839公顷。③羊拉乡森林资源均属天然林保护区、生态公益林区，全乡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矛盾十分突出。

迁入地达日生态移民村分布在海拔1700米左右的干热河谷，年平均气温17℃，为河谷经济带。全村耕地总面积802，人均耕地0.86亩。从迁出地到迁入地，海拔和气温改变，耕地面积锐减，由大面积种植青稞变为种植油橄榄。由于远离了高山牧场，居住空间有限，迁入地村民饲养牲畜数量也大为减少，由此，带来农牧业占比的锐减，生存需求迫使村民寻找其他替代经济，务工与经商成为必然选择。

四、生计变迁产生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 H 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研究提出“生计技术与行为模式”的思想，并认为“行为模式影响文化其他因素的程度”。[7]搬迁移民由于生计方式的改变，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

迁出地羊拉传统社会主要以农牧经济为主，产品结构单一。1958年解放以前，羊拉乡属于封建农奴制经济，地域封闭，只能通过马帮与小中甸、奔子栏、西藏集市的贸易点联系，通过以物易物进行商品贸易。改革开放前，羊拉取消了商品贸易，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公社组建马帮，商品统一销售，剩余产品统一分配。20世纪90年代以后，商品经济再度兴起，私人马帮又开始活跃，收购皮毛、松茸、知母、贝母、虫草。1995年公路通车以后，部分家庭购买机动车辆往返于乡镇和县城，为同村人带货，适当收取费用，在固定时段会有商贩到村委会驻地销售商品。2000年道路全面开通以后，羊拉乡形成两个商业中心：村委会所在地甲功以及矿山。由于交通闭塞，羊拉社会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闭空间，由于相同地域产生的产品具有同质性，社会分工程度低，劳动从业差异性小。

迁出地奔子栏历史上为茶马古道贸易网点，解放前通过马帮运送物资，商品实行以物易物，在解放后一段时期内也一度取消商品贸易。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再度兴起，地方土特产品通过马帮交换，木材经济成为当地经济收入的一大来源。上个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旅游经济逐渐兴起，奔子栏成为到达梅里雪山的中转地，酒店餐饮繁荣，对奔子栏周边村镇产生辐射影响。新村附近逐渐形成商业中心，出现宾馆、超市、农贸市场、贸易经营的小商户、KTV、酒吧。由于交通位置的便利，商品经济发育程度相对较好。羊拉乡村民搬迁之后，迅速从农牧经济过渡到了商品经济。

(二)收入结构的变化

迁出地村民的农牧收入占比50%左右，转移性收入占比20-30%，务工收入仅占0-10%之间。搬迁之后，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笔者选取色共通30户，习龙通18户2019年收入情况作为统计对象，探讨迁出地移民的家庭收入结构，见表4。色共通30户中，包括羊拉乡归吾村的罗多小组16户，羊拉村玖顶和拉青卡小组8户，奔子栏娘觉顶小组5户；习龙通18户包括尼吾小组5户，白书小组5户，尼龙堡小组2户，角拉小组1户，青龙小组5户。样本涉及2012年移民搬迁工程的全部搬迁户，见表4。

表4 2019年色共通与习龙通村民小组农民家庭收入结构统计表④ 单位：元，%

统计表来源于达日生态移民村经济测算表，由达日村委会提供。习龙通18户中，有一户是养殖大户，养殖牦牛，全年养殖收入50余万元，本样本取平均数，故习龙通移民户养殖收入较之色共通占比较高。

由表4可知，搬迁后移民生计结构中，务工经济占比较大，已近50%，种养殖收入锐减，转移性收入占比变化不大，部分村民小组增加了固定资产出租收入。

(三)消费结构与生活开销的变化

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生计变迁促使消费结构与生活开销发生很大变化。迁出地居民的消费构成有生产资料支出，包括：农业机械、工具，种子，地膜，化肥；饮食支出以畜产品为主，衣物部分自制；家庭设备与服务支出主要是家用电器、家具、家用车辆购置以及电费；文教与服务支出主要是国家义务教育之外的学杂费、文具、交通、生活费；医疗保健支出主要是国家医保政策之外的个体消费；人情往来主要是婚礼礼金；宗教性支出主要包括请活佛相关费用(念经、取名、做法事)，转经，朝拜；休闲娱乐支出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的集体性活动。

迁入地在生产资料支出上与迁出地基本相似，但比列下降；饮食结构中，畜产品比重下降，米、面、粮油、蔬菜、水果消费增加，衣物消费增加；电器消费、车辆购置消费明显增加，电费明显增加；文教服务与迁出地基本相同，费用增加；人情往来除婚礼礼金外，亲友聚会增加，费用逐年上涨；宗教支出与迁出地情况基本相同，但迁入地村民经常回迁出地进行宗教活动或者请活佛到迁出地进行法事活动，交通费用增加；休闲娱乐除春节集体性支出外还包括旅游，棋牌、麻将，KTV，等，消费明显增加。

(四)价值观念的转变

“文化是民族在改造和利用其生存生境的基础上由民族成员世代积累发展起来的完整体系”。[8]高山草原形成了藏族特有的高原畜牧文化，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独特的信仰模式。迁出地藏民们对宇宙、自然、人生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他们长期生活在高海拔山区，有特殊的神山崇拜情结；重视家庭伦理、村落情感；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佛教，精神世界中神圣性较强。

在迁入地，由于地域环境的变化，藏民们远离了神山以及他们长期供奉的寺庙，因此到神山和寺庙朝拜的机会大大减少，宗教活动受到一定影响。随着生计方式的变化，商品经济意识逐渐增强，价值观念也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价值观的多元化是由价值主体意识的多元化和价值客体意识的利益化导致的。”[9]迁出地是一个组合型社区，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藏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种养殖的经济收入仅能作为部分生活必需品的补充，除日用品消费而外，藏民们的消费结构逐渐丰富，尤其是年轻人的娱乐消费，因此，商品经济意识逐渐抬头。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藏民价值观逐渐向多元化、个体化方向转变，神圣性以及精神性的价值意识也部分向世俗性和物质性转化。

总之，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西藏和四省藏区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突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扎实解决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问题，尽快改善特困人群生活状况。”[10]国家生态移民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促进了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羊拉乡的精准脱贫。迁出地达日生态移民村的生计变迁，是由搬迁所导致的生计方式的改变。藏民们从交通不便的散居山区搬迁到的河谷坝区进行集中居住，搬迁促使了当地藏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它是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一种体现，更是国家治藏方略在民族地区决战全面小康过程中的重要体现。

注释：

(1)达日生态移民村的六个村民小组分别为升达、达日老村、新村、沙色通、色共通和习龙通。其中，升达16户，达日21户，均为奔子栏镇原住民社区；新村26户，由奔子栏以及羊拉乡部分村民小组以及一些散户组成；沙色通44户，由奔子栏部分村民小组以及羊拉乡茂顶村的南仁、撒荣小组组成；色共通93户，由奔子栏部分村民小组和羊拉乡羊拉村的玖顶、拉青卡村民小组以及羊拉乡归吾村的则木、顶主、罗多、中农村民小组组成；习龙通63户，由奔子栏镇达日和叶日的部分村民小组组成。涉及到2011-2012年羊拉乡搬迁的主要是沙色通和色共通两个村民小组。

(2)本表结合2017年1月10-20日羊拉乡调研资料以及陈蓓撰写《羊拉乡交通扶贫的利益相关者研究》，云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7年，整理而来。

(3)数据来源于羊拉乡政府内部资料。

(4)统计表来源于达日生态移民村经济测算表，由达日村委会提供。习龙通18户中，有一户是养殖大户，养殖牦牛，全年养殖收入50余万元，本样本取平均数，故习龙通移民户养殖收入较之色共通占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