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缓解城市相对贫困的机制研究

裴婷昊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贫困发生率降至0.6%，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开展，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1)《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5月22日，http：//www.gov.cn/premier/2020-05/22/content_5513757.htm，2020年5月24日。我国贫困属性和贫困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对贫困将成为2020年后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农村贫困为主的状态也将转变为农村和城市贫困并存(2)叶兴庆，殷浩栋：《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中国减贫历程与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改革》2019年第12期。。相对贫困是与时俱进的贫困概念，指出了贫困与特定社会的常规生活水平相挂钩，描述了收入、消费和实际生活水平达不到社会常规水平的贫困状态。(3)关信平：《论现阶段我国贫困的复杂性及反贫困行动的长期性》，《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1期。而那些日常生活难以达到一个城市常规生活水平的人群便是城市相对贫困群体。上述背景对直接作用于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出了转变要求，传统的依赖被动式减贫逻辑已不再适应新贫困的治理，更加积极主动的救助方式才是应对未来贫困挑战的有效策略。这种积极的社会救助要求回归救助对象自身，通过个体的能力建设来增加他们摆脱贫困的机会，提升他们面临风险的抗压性，从而实现永久性的脱贫。

在各种关系交织内嵌的社会生活中，个体的能力要素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还包含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匮乏与社会不平等(4)参见Mogues T. , Carter M. R. ,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Polarized Societies,”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05,Vol.3,No.3,pp.193-219;Cleaver F. , “The Ine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hronic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2005, Vol.33,No.6,pp.893-906;赵剑治，陆铭：《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1期。、家庭低收入的密切联系(5)参见Zhang X. , Li G. ,“Does Guanxi matter to Nonfarm Employment?” EPTD discussion papers, 2001, Vol.31,No.2,pp.315-331;Yue Z., Li S., Jin X., et al.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s： A Migrant-Resident Tie Perspective,” Urban Studies, 2013, Vol.50,No.9,pp.1704-1723;徐戈，陆迁，姜雅莉：《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与农户贫困脆弱性》，《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2期。也被多数学者所证实。在社会不平等和疏离感较为突出的城市，缺乏社会资本已然阻碍了个体人力资本效应的充分发挥，而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相对贫困者则难以积累高质量的社会资本。受限于社会排斥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劣势，城市相对贫困者的社会网络价值低下，且在收入、权利机会等方面均受到不平等待遇。(6)高帅，郭铖，张琴：《社会排斥、人情支出与农民工多维脱贫》，《财经科学》2018年第6期。本文要探寻的是如何提升相对贫困者的社会资本以破除他们面临的结构劣势，进而缓解城市的相对贫困。

二、社会资本的经济价值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关系型构造体，具有明显的生产性功能。(7)参见Bourdieu P. “Forms of Capital，”in Richardson, J. G.，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3,pp.241-258;Coleman J.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upplement：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Structure, 1988,Vol.94,pp. S95-S120;Putnam R.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Vol.6,No.1,pp.65-78;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布迪厄与科尔曼均论述了社会资本对物质资本的维持和积累作用，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 (embeddedness)思想阐述了社会关系中的信任、期望、规则等因素对经济系统的独立影响(8)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 Vol.91,pp.481-510.。社会资本的经济价值在罗伯特·帕特南对意大利南北地区经济差异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论述，其中信任被认为是关系塑造、有效合作与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9)Putnam, R.D., Leonardi, R. & Nanetti, R.Y.,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这些论证揭示了社会资本的经济效益功能，但存在将社会资本泛化的倾向，将信任、规则、文化等集体产品都归为社会资本而忽视了其原始的关系性质。真正将社会资本作为资源本身讨论，分析其经济回报特性的是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10)Coleman J.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upplement：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Structure, 1988,Vol.94,pp. S95-S120.。由于行动者个体资源的有限性，个体为了生存和延续会采取理性的目的性行动，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得剩余资源，而后者包含的资源囊括了从物质形态到象征形态的各类财富。(11)Putnam R.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Vol.6,No.1,pp.65-78.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所有权不会发生变化，却在客观上直接或间接促进了个体所有资本的形成与积累。从资源属性来看，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本可以粗略划分为财富、权力、声望、人脉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资本将直接或通过中介机制来扩充个体拥有的经济性资源：财富具有的经济属性使其直接增加个体的经济资源；权力赋予个体从事某种生产性活动的合法性资格或者优先权；名声是在群体中得到认可的函数(12)Putnam R.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Vol.6,No.1,pp.65-78.，个体借声望可以赢得他者的认同与信任，使其以更轻易的方式达成目的；人脉则给个体带来更为广阔的行动机会，以获取其他三种资源。以上可见表1。

表1 社会资本的四种类型

不同产品均具有转换为经济资源的潜能，但由于初级回报形态的差异，最终的经济资源类型也不尽相同。社会关系网络中更多的财富意味着个体物质资本的扩充，展示出了社会资本最直接的经济价值。生产活动包含能够产生收益的各类行动，无论是参加工作还是经营贸易，都给个体带来一定程度上可预期的经济回报。便利性带给个体的经济资源隐蔽而普遍，它减轻了个体为某一行动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时间代价，降低了机会成本，节约了更多能够产生经济资源的资本。人脉作为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为独特的资本，呈现出关系网络的再生产或扩散的特点，它的经济价值在于其构造了获取其他具有经济效益资本的途径和机会，呈现出渐进的闭合性。当然，一类资源也可以产生多种回报，例如个体从关系网络中获取的财富既可以用作直接的物质积累，也可以被当作资本投入经营活动之中进行再生产，此处仅选取了其中最为原始的回报进行论证。

三、相对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现状

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不一，布迪厄将其与制度化的网络关系联系在一起，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中的资源，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嵌入并获取社交网络或社会结构中资源的能力，林南则将其定义为社会结构中可动员的资源，帕特南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出发将社会资本归为社会组织的特征。(13)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从这些概念中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涵盖范围较广，包含了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与社会关系中的资本。因此，衡量社会资本的多寡具有宏观、微观双重逻辑，既可以考察单元系统内依托于关系存在的资源数量，也可以观测个体社交网络中可动用的资源。当以个人为研究客体时，其社会关系网络中蕴含的资本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与网络特征、网差、网顶等网络变量相关，网络规模越大、网络趋同性越小、网络异质性越大、网顶越高则包含的资本越多，(14)贺寨平，曹丽莉，张凯：《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32页。这些变量分别反映了个体通过社会关系能够接触到的资源的多样性、资源的纵向幅度以及可获取的最好资源。一般而言，“求职网”、“借贷网”、“讨论网”等社会网络常被用来衡量个体的社会资本。根据2017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中的中国社会交往职业、工作日接触人数层级，对计算网络规模、网络差异与网络顶端进行因子分析(见表2)，可以看出网络规模对社会资本的负载相对较小，网络差异和网络顶端与社会资本的联系更为紧密。根据因子分析结果，第一个因子可以解释网络规模、网络差异和网络顶端三个变量中60.963%的总方差，采用主成分法提取一个因子，命名为社会资本。

表2 社会资本情况表(15)将“工作日接触人数”按照0-4、5-9、10-19、20-49、50-99、100以上的类被记为1-6分，得出网络规模数值；计算“亲戚、朋友、熟人从事的职业”中的类型数，得出网络差异数值；计算“亲戚、朋友、熟人从事的职业”中最高的职业声望分值，得出网络顶端数值。因子负载表示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顶端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

选取ISSP中的家庭人均收入数据，参照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五等份(16)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五等份划分，高收入户：77097元；中等偏上收入户：45163元；中等收入户：33781元；中等偏下收入户：24550元；低收入户：13723元。和关信平将人均收入转化为收入组边界的做法(17)首先做出某年城市或农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各组平均收入的数据结构图，然后再从图中不同收入组人数的上线处读出对应的收入数即可。，将个体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5个经济收入水平群体。根据各组平均收入的数据结构图(见图1)，得出从高至低的经济收入水平4个组间值大致依次为：60000元、40000元、29000元、20000元。

图1 2017年城市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各组平均收入的数据结构图

表3展示了不同经济收入水平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状况，这种经济水平的多层次划分体现出了相对贫困的理念。首先，就网络规模(工作日接触人数层级)来说，可以明显看到个体经济水平与社会网络规模正相关，这表明当个体的经济地位处于较低层次时，其社会关系网络也较为狭窄，而较低的社会资本水平会进一步导致个体低水平的资源俘获能力(18)周玉龙，孙久文：《社会资本与农户脱贫——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4期。。处于社会资本匮乏的关系网络当中，相对贫困者失去的不仅有潜在的发展机会，还有在城市中继续发展和努力奋斗的志向。

网络差异指的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程度，它与同质性构成了倒U型曲线，体现了网络资源的丰富程度。较大的差异表明网络能够为个体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源，而这种差异性多以网络成员的教育、收入、社会位置为衡量标准，同一指标的多层级分布展示了社会资本的多样性。(19)Lin 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9, Vol.25,pp.467-487.从表3的网络差异指标(职业个数)来看，富裕群体明显高于其他层级群体，是社会资本结构中最为悬殊的指标。从贫困的相对视角来看，相对贫困者社会关系网络的职业类别异质性低于非相对贫困者。较广范围的关系网络无疑增加了个体获取资源的丰富性和机会。相比于非相对贫困者，相对贫困者更多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开展生产性活动，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异质性不高，社会资本的同层级聚集性较为明显。

网络达高性即网顶，代表了个体获取资源的最高可能性。职业类别往往预示着个体的整体资源占有水平，被认为是社会分层的依据之一。(20)仇立平：《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尽管职业阶层划分的标准与理论依据尚未达成统一定论，但上中下层级所包含的职业类别却十分相近。(21)谢立中：《当代中国的阶级或阶层结构：两种不同话语系统的“真实性”辨析》，《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表3根据李强等人对北京职业声望分值的实证调研(22)李强，刘海洋：《变迁中的职业声望——2009年北京职业声望调查浅析》，《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对不同的职业进行赋值，展示了不同经济层级群体的网络达高程度。总体而言，网顶分值呈现出依经济收入水平的下降而逐渐降低的趋势。下层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达高程度明显低于其他层级。相较于非相对贫困者，相对贫困群体能够接触到的资源水平整体偏低，无法为其提供较高的帮助。

表3 经济收入水平与社会资本(23)按照经济收入水平划分不同阶层，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阶层在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顶端及社会资本上的区别，可以发现四个维度上的p值均小于0.001，则不同阶层的社会资本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无论是从社会资本的分解还是从整合状态来看，城市相对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都处于匮乏状态，这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24)王志刚，张璟，蒋亚敏：《社会资本对城镇减贫的影响——基于CGSS微观数据城镇样本的实证分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一方面，相对贫困者在扩宽社会关系网络上具有无力感，他们无法在现有条件下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这一局面；另一方面，相对贫困与社会资本匮乏之间存在某种结构性机制，致使陷入相对贫困的群体往往也面临构建并积累社会资本的难题。

四、相对贫困者的结构性劣势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能否获得较好的社会资本与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自我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自我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性质、网络中关系的位置。社会结构内含了一系列位置的等级次序，位于不同层级的个体可获得的资源质量不同，初始位置较高者能接触到更多优质的社会资本。网络优势包含对社会关系网络中成员间强弱关系的判断，关系紧密性的高低会增大或减小不同行动的实施机会与目的达成概率。网络中关系位置与等级性不同，它关注同一群体中个体与“桥梁”成员的距离远近，桥梁连接了两个关系丛，因此那些与桥梁接近的个体有更大可能获得来自不同群体的丰富资源。(25)Putnam R.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Vol.6,No.1,pp.65-78.

(一)较低的等级次序

相对贫困群体在社会关系的等级次序中处于较低水平，而社会交往是一种强调互惠与补偿的规范性互动，较低的初始位置使个体难以接触到并担负起与具有高价值社会资源群体互动的代价。自我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源于个体的初始位置，包括先赋位置和自致位置，前者多与父母有关，后者由自身通过某种途径获得，前者为后者积累了资本。贫困代际传递论指出，贫困是一条恶性遗传链，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会在代际延续。(26)Bird K. ,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 Overview,”in Shepherd, A. & Brunt, J.,eds.,Chronic Poverty,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3,pp.60-84.雅各布·明瑟尔的明瑟尔工资方程进一步阐释了个体在人力资本缺失的情况下实现较高收入的无力感(27)方芳：《明瑟尔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与经济》2006年第2期。。这两种因果论证的贫困理论能够说明贫困者的先赋与自致位置都不具备优势，其逻辑性在于当前者会引发后者时，后者的出现在大概率上也伴随着前者的存在。与绝对贫困群体相比，相对贫困者的初始位置或许会有所提升，但在整体社会结构中他们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具体表现为相对贫困者在收入水平、社会声望、身份认同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他们微弱的人力资本减少了通往更高位置的机会，使得他们自致位置不高的同时也难以提升。

(二)强关系网络突显

互动可分为表达性行动与工具性行动，分别被个体用以维持已有位置和谋求特定目的的实现。相对贫困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了明显的强关系性质，这种特点有助于个体表达性行动的成功，却阻碍了其开展工具性行动以获取更高质量社会资本的步伐。林南依据拉萨斯菲尔德等人提出的同质原则(似我假设)(28)同质原则，即似我(like-me)假设来自对友谊和联系的关系类研究的一个理论归纳——假设社会互动倾向于在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个体之间发生。，扩展了霍曼斯情感与互动的正相关关系，形成情感-互动-资源假设，说明社会结构中那些地位彼此接近的个体更有可能发生互动(29)⑤Putnam R.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Vol.6,No.1,pp.65-78,pp.65-78.。这种交友趋向具有非亲贫性，它的取值呈现出左开右闭的状态，富人群体可凭借自身丰富的资源向下扩充互动边界，却限制了相对贫困者向上的动力。当相对贫困者与同样缺乏资源的群体进行更多的互动时，他们之间高度的互惠与承认会提高这种交往的频率和程度，形成具有高强度关系的社交网络。在缺乏异质性和弱关系的网络中，相对贫困者有很多实施表达性行动的机会，但很难开展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工具性行动。

(三)位置强度不足

桥梁是两个关系丛之间的弱关系链接，弱关系的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与桥梁的距离，进而表明个体的位置强度，因此相对贫困者的位置强度可以间接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弱关系强度来衡量。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提出弱关系比强关系在找工作等实质性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前者有着低成本、高速度和高效能的传播效率，并且能够充当跨越关系丛去获得新鲜信息和资源的桥梁。(30)格拉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5页。林南对纽约的实证研究支撑了这一结论，他指出个体网络中桥梁的距离会影响其异质性资源的获取，个体越靠近桥梁越能从工具性行动中获取更好的社会资本，当然这种优势具有相对性，当桥梁连接的行动者处于高等级位置上时，这种优势最为明显。⑤位置与等级的交叉说明，弱关系不等于更好的社会资本，但却无法否认弱关系是丰富网络资源种类、提升工具性行动中社会资本质量所必不可少的媒介，这种效应在国内一些创新扶贫的项目中也得到了证明(31)匡立波，黄渊基：《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本“弱关系”与脱贫路径创新研究——基于湘西北“微善风”民间助学慈善组织的考察》，《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3期；马宏，张月君：《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类型对农户借贷收入效应的影响分析》，《经济问题》2019年第9期。。相对贫困者社会关系网中强关系凸显、弱关系稀薄使其位置强度不足，并阻碍了获取更高质量社会资本行动的开展。

社会网络的结构性因素将相对贫困群体置于不利地位，并妨碍他们发展自身的社会资本，最终导致了相对贫困者社会资本在范围上的狭窄、在类型上的单一以及在纵向上升空间中的局限。可见，在结构的约束下，相对贫困者缺乏的不仅是智力或志气，“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机会的欠缺同样值得注意。因此，面对发展型贫困，以能力提升为本的策略不仅应包括身体健康水平提升和知识技能提升，还应囊括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即社会资本的建设。(32)关信平：《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的新特点及社会救助改革的新方向》，《社会科学辑刊》 2019年第4期。

五、社会资本的提升机制分析

中国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后，探索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机制将成为反贫困行动的主要战线，而相对贫困的剥夺感、发展性和人口规模较大的特点，使得贫困治理中应更加注重机会公平性和贫困者自身的能动性。一般而言，富裕群体可能获得更加体面、更高收入、更加轻松也更具自我价值实现的工作，与其拥有的各种有利的资源密不可分，而穷人却往往因为资源的欠缺而不得不接受就业质量较差的岗位。(33)关信平：《论现阶段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目标提升的基础与意义》，《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4期。两者面临的结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质与量的社会资本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上述资源的差异。面对这一情况，调整内里因素以挖掘社会结构的弹性，同时发挥多元主体的推动作用来促进不同层级之间的流动，是提升相对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缩小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有力武器。

(一)增强结构的流动性能

社会资本蕴含在一个多层级结构的关系网络当中，个体获取资源的难易程度与层级数量以及其中的资源差异和人口规模密不可分。具体表现在：层级数量与位置效应呈反比，层级划分得越密集，越能够降低各层级之间资源的不平等，并增加搭桥的机会，减少相对贫困群体面临的较低等级位置中的劣势。等距的资源差异可以增加富裕群体发起异质性互动的机会，打破相对贫困群体面临的资源障碍。根据布劳的二群体互动规则，相对贫困群体间相对规模差异的缩小能够增加相对贫困群体与富裕群体互动的机会，降低弱关系稀薄对相对贫困群体资源连接的影响。(34)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Vol.6,No.1,pp.65-78.筛选2017年ISSP中在职群体的职业类型，参照李强等人的职业声望分值，将职业等份三类，并与其之前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尽管我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呈现出逐渐由“倒‘丁’字型”向以中间阶层为主的“橄榄型”转变的趋势(见表4)，但下层职业群体仍占据多数，且在中层职业中有部分职业，例如“营业人员”、“推销展销人员”等，尚难以达到国外“中产阶层”的水平。(35)⑤李强，王昊：《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由此来看，现阶段我国城市的整体社会结构应呈“金字塔”形式，上层群体规模小，中间阶层群体次之，下层群体规模最大。

表4 我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差异(36)表格中的百分比表示各职业阶层人数在总体职业人数中的占比。

上述划分粗略以50、60的职业声望分值为界限作为职业层级节点，没有考虑不同层级之间资源差异的不均等可能性。按照李强的99种职业分数排序(37)李强，刘海洋：《变迁中的职业声望——2009年北京职业声望调查浅析》，《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对职业阶层进行五等份，并计算五层社会等级(38)陆学艺等人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社会经济地位等级： 上层含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含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含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含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 底层含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参见陆学艺：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7期。平均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可以看出不同层级之间的差异具有非等距性(见表5)。

表5 城市职业声望阶层差异

富裕群体占据多数资源，而人口规模较大的中间收入群体和相对贫困群体的职业声望与上一层资源差异较大。这种结构会导致多数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固定在同等层级中，相对贫困群体在获取更高资源的行动中会面临众多障碍。与此同时，同一层级人口的聚集与非等距层级差异还阻碍了更多阶层的形成，当大多数个体由于资源的短缺挣扎在中下层而难以自拔时，社会的分层会日益明显且简单。因此，调整社会结构与舒缓中国当下社会不平等具有相宜性。

要清除贫困群体提升社会资本质量的结构障碍，首先要从塑造公平的教育环境入手，拉近不同层级群体的社交距离，打破社会资本的循环恶化效应。社会资本存量是个人积累的结果，一次成功的合作可以建立起联系和信任，并为将来的合作奠定基础。(39)Putnam R.D.,“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American Prospect, 1997, Vol.13.好学校为父母所青睐的原因不仅与教学质量有关，还与其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建立社会网络的机会相关，而差学校由于资源有限则无法提供较好的环境与机会。(40)唐·科恩，劳伦斯·普鲁萨克：《 社会资本：造就优秀公司的重要元素》，孙健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6页。学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直接加剧了先赋位置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造成“教育贫穷孤立”并拉大了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起跑线差距。洛伊斯·韦斯伯格的艺术培训班实践表明，包含不同收入层级的活动更可能创造新的社会网络，而那些导致贫困学生聚集在一起的专项助贫活动则意义有限。(41)Gladwell M. ,“Six Degrees of Lois Weisberg,”New Yorker, 1999, Vol.74,No.41.

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在追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立足于整体，实行以公平性为基础的教育方针。既要注重各学校教育资源投入的均衡性，也要在考虑各阶段教育需求的前提下进行适当比例的投入。均衡性可以增加贫困学生获取资源的机会，促进不同收入层级同一年龄段群体间的交流与合作。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性质说明教育初始阶段公平的重要性。世界各国反贫困模式的儿童中心转向以及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资助，例如美国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学前教育“先行计划”、新加坡的幼儿园援助津贴计划等都体现出从儿童教育入手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理念。(42)林闽钢：《缓解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政策体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在反贫困目标进入以生活型贫困为主的阶段，教育扶贫也需要转换绝对贫困思维，扩大福利覆盖面，更加注重教育资源分配的普惠与公平。

(二)倡导交往的关系理性

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将交易理性视为人类在交往活动中寻找能使自我收益最优化的伙伴的本能，而关系理性是一种人性法则，追求社会中的团结与情感因素。(43)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交易理性在古典经济学的交换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后期科尔曼与霍曼斯的交换思想虽冲破了单一的经济理性假设，但仍强调交往行为的交易性质与利益至上原则。这种“单一理性”满足了人类对财富的追求，却不能适应更高历史发展阶段中人类的生存特性与发展诉求。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经历“人的群体本位”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独立性”的阶段之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应成为人类新的发展要求。该阶段生存于共同体和关系中的逻辑表明，个体价值的实现和延续不是孤立自我的“私人性”活动，而是依赖于人们“共在”的社会关系和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生存条件。(44)③Putnam R.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Vol.6,No.1,pp.65-78,pp.65-78.

我国对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全面发展的追求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45)《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2019年10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0/31/c_1125178024.htm，2020年5月24日。表明了今后社会发展方向的共生性，而关系理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关系理性彰显了对实体资源短缺群体的友好性，关系理性强调社会交换中的关系维持，它以认可和名声为一般报偿，以群体生存和损失最小化为解释逻辑的特征，(46)③Putnam R.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Vol.6,No.1,pp.65-78,pp.65-78.毫无疑问能为处于经济收入水平结构较低层级的个体打开向上交往的渠道，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质量。另一方面，关系理性内含对群体生存的追求，体现出其固有的社会性和团结感，这种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文化”相契合的精神有利于区域内共同体概念的建立、友善氛围的形成以及共建发展任务的完成。

在实践中，需要依托社区网络来培养社交行动中的关系理性思维。就社会资本的反相对贫困机制而言，更加依赖于个体层面的社会关系网络与资源的间接影响，这种下沉于社会微观系统的关系无法单独依靠政府，对于缺乏高质量社会资本的群体，以基层组织为平台发展社会资本尤为必要。(47)Kraus M.W., Piff P.K. , Mendoza-Denton R., et al.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Psychological Review, 2012, Vol.119,No.3,pp.546-572.社区是一个生活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共同利益使社区具有了一种天然的、有效的合作动力，(48)胡晓芳：《公共性再生产：社区共同体困境的消解策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这种合作动力有助于在社区内开展公共性活动。但开放型社会、个体频繁流动与较低的公共活动参与度，大大减弱了公共利益与个人的关联性，社区的共同体意识也日渐淡薄。(49)陈友华，佴莉：《社区共同体困境与社区精神重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4期。所以，发展社区中的关系理性，需要构建并开展具有连接公私利益和体现个体价值的关系网络与集体活动，以维护社区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资源为出发点来建立或扩大业主委员会，从而吸引更多居民参加社区管理并生成熟人关系网络。首先，可定期举办与不同年龄群体相对应的兴趣活动，从而拉近居民间的距离，在此基础上开展具有互助性质的服务活动，实现个体间优势和资源的互补。其次，从社会资本建立的长期积累过程来看，社会关系网络和集体活动必须具有持续性、发展性与主体性，要避免形式工程，赋予每个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并表达自身意见的权利，重视公共事务决策的正规化和透明性。最后，尽力做好互助活动价值的宣传，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和主动性，在推动关系建立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培育居民对社区和关系网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引导他们不但能够参与活动而且愿意主动维系其中的关系。

(三)提升个体的能动技巧

无论社会交往背后的理性出发点是什么，都无法完全脱离布劳提出的社会交换必备条件：“一是该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才能达到；二是该行为必须采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50)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与交换》，孙非、张黎勤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5页。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都以他人为指向，不同的是，前者的互动对象大都处于同一阶层，而后者却需要跨越界限，寻找更高阶层群体。对于处在经济收入水平结构中下层级的相对贫困群体而言，开始并实现有效回馈与持续互动的工具性行动实属不易。然而，结构对个体的限制性作用并不能抹杀个体的能动性。新功能主义指出了个体行动能够在环境的制约下通过生产和再创造来反塑造环境。(51)J. C. 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及其后》，彭牧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相对贫困群体同样可以通过策略性的行动来调适自身所处的结构。这些策略性的行动反映了相对贫困群体在制约性结构中的应变能力，具有资源目的性和跨界实践性的特征。

资源目的性更多表现为对自身稀缺的社会资源的追求，对于相对贫困群体而言倾向于实体性或物质性资源。这种交往目的不同于交易理性，而应是一种以关系理性为基础的对自身发展的诉求，目的的达成有赖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维持和稳定。跨界实践性意味着个体影响结构的行动在于工具性行动而非表达性行动，因为前者更多与定义社会结构的因素相关。在工具性行动中，相对贫困群体往往需要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来保证双方交往的平衡。这种积极性不仅指主观心理的积极，即树立向上扩大交往圈的观念，也指客观行动的积极，即以充分和有效的能动性开展工具性行动。

实践过程中需要提升相对贫困者社会交往的行为能力，减少躲避思维和消极心理对个体扩展社会关系网络的负面影响，同时培养富裕群体的互动积极效能。社会交往中相对贫困群体面临信心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能力弱化的自我双重障碍，因此，引导个体发掘自身优势与资源、掌握更为有效积极的交往技巧是打破结构劣势和激发相对贫困群体扩展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由于富裕群体在群体共情性、社会亲和性以及社会网络互助的沁入性等方面的缺乏(52)Kraus, Michael W. & Dacher Keltner, “Sig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 Thin-Slicing Approach,”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Vol.20,No.1,pp.99-106；Kraus M.W., Piff P.K. , Mendoza-Denton R., et al.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Psychological Review, 2012, Vol.119,No.3,pp.546-572.也会加大跨层级社会交往的结构障碍，所以通过社会宣传与政策倡导养成并强化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十分关键。具体而言，首先，可利用各类社会组织的协调号召优势来进行能力建设与积极社会互动品质的宣传推广工作；其次，依托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和技巧，从优势视角出发开展针对相对贫困群体社会交往信心的建立与巩固活动，同时开展包含社区、单位、互联网在内的多种社会支持网络的交往技巧训练；最后，以政策倾斜的方式鼓励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提升行为的社会效应对个体的价值。

增强贫困对象的自主性和发展性能力是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中的关键组成因素，而个体的能力建设不仅包含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提升，还应当包含以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主的社会资本的扩充。就社会资本而言，社会阶层结构整体形态、社会交往行动中的主导理性和个体的能动性策略都会对相对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积累产生影响。因此，促进相对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积累首先要改善现有社会结构，从教育系统出发增加不同收入层级之间的交往互动机会；其次，充分发挥社区共同体的优势，将私人与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发展关系理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减弱结构障碍对相对贫困者工具性行动的负面影响；最后，提升相对贫困者自身向上社会交往的积极性和策略性，增强富裕群体的亲社会理念与行为，拉近双方在交往过程中的心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