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知识基础与热点问题

熊艳青 徐丹

摘   要：文章运用Cite Space可视化科学计量软件，对2009—2019年教育管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5种SSCI期刊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年度发文量呈现先平稳后急剧增加最后逐渐回落的波动趋势。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发文数量和质量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目前大致形成了三大主要的学术机构合作凝聚子群。安东尼·布莱克等学者及其文献颇具影响力。研究的基础知识集中在学生学习、管理学习、系统评价、管理教育等9个方面。热点问题聚焦在组织承诺、学校反种族隔离、领导力预备、学术干预项目、学校管理机构5个方面。

关键词：国际教育管理 学术期刊 知识图谱

19 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一批归国留学生将教育管理学从西方引入中国，当时的学科体系及内容主要以效仿德国和日本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教育管理学才开始建立与发展。经过70年的发展，教育管理学科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深化学科发展，提高国际话语权是新的使命与挑战。本研究拟对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现状、基础知识、热点问题等进行梳理，以期拓宽研究者的视野，为国内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及借鉴。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开发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数据库是目前国际上人文社科领域权威的科学引文数据库，其发表的文章反映了国际研究的主流和前沿。基于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以及期刊刊载文献与教育管理领域的匹配性，本文选取了收录在SSCI中教育管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5种期刊，分别是《教育管理季刊》（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教育管理行政与领导》（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Leadership）、《管理学习与教育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以及《教育领导力》（Educational Leadership）。据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2018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of Citation Report），上述期刊国别、影响因子及总被引频次如表1所示。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信息源，按出版物名称检索2009—2019年SSCI数据库收录的上述5种期刊，共检索到3645篇文章。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效度，笔者排除了评论（editorial）、书信（letter）、新闻（news）等性质的数据，只保留了文献类型为文章（article）的数据，共计2335篇，在分析阶段，笔者进一步清洗数据，剔除重复文章后剩余2328篇。

笔者采用的主要分析工具是Cite Space， 相较于以往的文献研究方法，这种文献数据可视化分析可以消弥以往文献研究偏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问题，减少研究者个人阅读偏好、思维方式等因素对结论可靠性造成的影响[2]。借助此工具，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数据进行分析：第一，通过分析文献的年度刊载量、国家分布、研究机构分布等外部特征从整体上把握研究现状;第二，基于文献共被引分析揭示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的基础知识;第三，通过对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呈现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分布。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年度刊载量分析

对文献数量随时间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时间延伸的角度了解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的发展历程和该领域被关注的程度。图1呈现了2009—2019年国际教育管理领域文献刊载量。为了更准确地呈现国际教育管理领域年度刊载量变化，笔者同时呈现了出版文献总量与文章总量两类数据。研究显示：两类数据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用文章的变化趋势作为整体文献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在所选取的年限内，2009—2014年，国际教育管理的研究文章数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2015年开始文章数量激增，2017年甚至达到260篇，2018年以后有所回落，但均值也保持在180篇左右。由此可见，教育管理是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热点。

（二）研究国家分布

数据显示，2009—2019年，共有70个国家在本文选取的5种期刊上发表文章，按照发文数量进行排序，本文选取了刊载量排名前十的国家（见表2）。从表中可以发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的发文数量位居前三。其次，各国之间的发文总量差距非常明显。具体来说，2009—2019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的发文总量占据全球发文总量的74.27%。美国的发文总量达到了1280篇，占据54.82%，是排名第二的英国（275篇）的近5倍。显示了美国教育管理领域在全球显著的学术地位及影响力。第三名和第四名分别是澳大利亚（179篇）和加拿大（71篇），发文量占比分别是7.67%和3.04%。中国排名第五，累计发文总量为67篇，占比2.87%。第六名至第八名分别是南非（47篇）、以色列（46篇）、新西兰（42篇），三者之间的差距比较小。荷兰以及德国分别发文34篇以及28篇，排名第九、第十。

（三）研究机构分布

研究机构是研究者开展研究的重要依托，对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反映国际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研究力量布局。数据显示：共有1633所学术机构关注教育管理领域，本文根据发文总量对上述机构进行了排序，发文总量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如表3所示。由数据可知：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中，有7所来自美国，分别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弗吉尼亚大学（第二位）、斯坦福大学（第三位）、伊利诺伊大学（第五位）、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第六位）、范德比尔特大学（第九位）、密歇根州立大学（第十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香港教育學院在2009—2019年间共发表了26篇文章，排名第四。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大学以及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分别位居第七和第八。

为了进一步探究学术机构间合作情况及聚焦的研究主题，本文进行了研究机构合作图谱分析，研究显示：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目前大致形成了三大主要的学术机构凝聚子群合作图谱。第一大类是以布朗大学、华盛顿大学、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哈佛大学、悉尼大学等为中心的凝聚子群，主要聚焦于校际运动、女性参与教育管理、教育领导研究等方面。第二大类是以麦考瑞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格里菲斯大学、莫纳什大学等为中心的凝聚子群，核心议题包括领导力效能、校长教学管理评价等方面。第三大类是以诺丁汉大学、曼切斯特大学、昆士兰大学等为中心的凝聚子群，主要关注教学领导力、教学质量、学校发展等主题。

（四）基于文献共被引的基础知识

知识基础是由一系列共被引频次高的文献组成，是研究的“共引轨迹”。本文利用Cite Space进行了文献共被引分析及聚类分析，呈现了文献共被引图谱聚类以及排名前十的高频被引文献（见表4和表5）。

根据图谱的分析结果，本研究涉及的2328篇文献共有64407篇参考文献，包括896个结点、1005条连线。图谱的分析模块值Q=0.8373，大于0.3，说明划分的类型结构明显。2009—2019年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的文献共被引图谱聚焦的主题（采用LLR算法得出的标签值）主要包括学生学习、管理学习、研究证据、校长视角、管理教育、素养训练、系统评价、学生公民以及社会创业者。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整理，表4列出了9类主要的聚类以及各聚类的大小、轮廓值、平均发表年份和不同算法标签值等信息。以聚类0为例，该聚类共有75个节点，轮廓值为0.792，平均发表年份为2006年。

为进一步探索和挖掘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知识基础和研究前沿演变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高被引文献，本研究选取了排名前十的文献进行深度解读。突现性高的节点代表着文献在相应的时间区间里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10篇高被引文献中有7篇是高突现性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具体而言，2009—2019年，文献被引量最高的是安东尼·布莱克（Anthony Bryk）2010年出版的《组织学校改进》（Organizing Schools for Improvement），被引频次达到49次。布莱克是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第九届主席（2008—2020年），也是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学校研究联盟（Consortium on Chicago School Research，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前资深董事，目前是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该研究始于如下背景：从1990年开始，芝加哥477所小学获得了学校管理权，并增加了可自由支配的资金，用来改善学生的学习。尽管从整体上来看，学生的平均成绩显著提高，但是学校发展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有的学校取得了迅猛发展，有的学校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为了探讨背后的缘由，布莱克率领芝加哥学校研究联盟研究后发现：学校的组织方式以及学校与社区的合作方式对学校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改善学校质量需要五种基本支持，即连贯的教学指导系统、专业能力、强有力的家长—社区—学校纽带、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气氛、推动变革的领导力。在这些支持方面较强的学校比较弱的学校更有可能改善。[3][4]

奥克兰大学的维维亚娜·罗宾逊（Viviane Robinson）教授2008年在《教育管理季刊》上发表的《领导力对学生成绩的影响：领导力类型差异效应分析》（The Impact of Leadership on Student Outcomes：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Leadership Types）被引频次42次。该研究通过对27项已发表的关于领导力与学生成绩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进行元分析，探讨不同类型的领导力对学生学业和非学业能力的相对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领导者越是将他们的人际关系、工作和学习重点放在教学的核心业务上，他们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就越大[5]。该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

伦敦商学院战略与国际管理专业的苏曼德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教授于2005年发表的《糟糕的管理理论正在摧毁良好的管理实践》（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estroying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被引频次34次，排名第三位。作者认为糟糕的管理理论正在摧毁良好的管理实践。他将这种不良现象的根源归结为两种趋势：一方面，学术界日渐采用狭隘的实证主义和相对简单的科学方法来探索事物的因果关系和检验理论;另一方面，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这两种趋势在过去几十年中对商学院研究的性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6]

紧随其后的是詹姆斯·斯皮兰（James Spillane）的《分布式领导力》（Distributed Leadership），被引频次33次。作者以西北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学院2004年的一项小学领导力研究为基础，阐述了其对分布式领导力的理解，讨论了如何在一个由个体和情境组成的互动网络中分配领导力，研究在给定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键情境（包括组织惯例、结构和工具）中，领导力如何在领导者和他们的追随者之间分配。[7]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南希·阿德勒（Nancy Adler）在2009年发表的《当知识取胜：超越学术排名的意义与荒谬》（When Knowledge Wins： Transcending the Sense and Nonsense of Academic Rankings）一文的被引量达到25次，排名第五。阿德勒团队反思了当今的学术排名制度，质疑目前用于学者、大学和期刊的評估系统是否破环而非促进了重要的学术研究。作者号召世界各地的学者相互交流，创建新的有利于知识进步的新系统。[8]

多伦多大学肯尼斯·雷斯伍德（Kenneth Leithwood）发表的《关于成功的学校领导力的七个强有力主张》（Seven Strong Claims about Successful School Leadership）一文的被引频次同样是25次。该研究通过总结领导力领域已有的实证研究，归纳了成功的学校领导普遍坚持的7个主张。[9]

奥克兰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约翰·哈蒂（John Hattie）团队的《可视化学习：综合800多项与成就相关的元分析》（Visible Learning： A Synthesis of over 800 Meta-analyses Relating to Achievement）包括了800多个元分析，5万多个小型研究，囊括的学生群体包括8000多万人。该研究致力于总结和综合各种教育影响和干预措施对学生成绩影响的实证研究，试图找到“什么是最有效的影响因素”[10]。该研究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好评，在2009—2019年被引24次。

被引频次排名第八位的是哈佛商学院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教授的著作《从高目标到平庸的目标：美国商学院的社会转型和管理职业化承诺未实现》（From Higher Aims to Hired Hand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 Schools and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Management as a Profession），该研究围绕“管理是否是一种职业？是否应该是？是否可以是？”展开思考，揭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问题如何推动了商业教育，并塑造了美国的管理和社会。这本书也呼吁改革，库拉纳认为，如今商学院在专业主义的战斗中基本上已经“投降”，它们仅仅成为工商管理硕士（MBA）产品的供应商，忽视学生的道德伦理的培养。他呼吁加强未来商业领袖的智力和道德培养。[11]

沃伦·班尼斯（Warren Bennis）发表的《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How Business Schools Lost Their Way）与库拉纳的主题类似，同样反思商学院存在的问题，该研究被引22次，排名第九位。班尼斯认为商学院太注重于服务教师的研究兴趣和职业目标，很少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如教师传授的知识实用性有限，无法有效解决当前企业领导者面临的实际问题。库拉纳同样呼吁将商科教育发展成为职业教育。[12]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发表的《美国顶尖商学院MBA核心课程：失败的研究？》（The MBA Core Curricula of Top-ranked U.S. Business Schools： A Study in Failure？）一文关注理想的MBA核心课程在顶尖商学院的实施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在许多学校，理想课程更多是一种规范的建构，而不是一种积极的再现。基于此，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建议。[13]

（五）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研究热点分布

词频共现分析属于内容分析方法之一，其基本原理是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它们在同一组文献中出现的次数，通过这种共现次数来测度它们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分析特定学科的热点内容、主题分布以及学科结构等[14]。运用Cite Space对文献进行关键词被引共现，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2），图谱由235个节点、664条连线组成，图谱的分析模块值Q=0.4411，大于0.3，说明划分的类型结构明显。

图2所示，2009—2019年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研究前沿大致可以分为5个主要的聚类：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学校反种族隔离（school desegregation）、领导力预备（leadership preparation）、学术干预项目（academic intervention program）、学校管理机构（school governing bodies）。

1.組织承诺

组织承诺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成为热门领域之一[15]。目前仍然是教育管理领域的热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样本的组织承诺主要指教师的组织承诺。近年来，教师流失问题在诸多国家凸显，教师高流失率给学校和学生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影响了学校的整体效益[16]。组织承诺在解释教师诸如离职意愿、旷工、工作满意度、绩效、留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重点集中在组织承诺的维度、影响教师承诺的因素、教师承诺作为前置变量与重要结果（如教师职业发展、教师流动等）的关系探讨。2009—2019年，与组织承诺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包括职业教师（vocational teacher）、管理（management）、变革型领导力（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认同（identity）、组织（organization）、办学绩效（school performance）等。

2.学校反种族隔离

种族问题在美国由来已久，早在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就已推翻了此前实施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原则，宣告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违宪，并要求各地方法院监督种族合校的进程。至此，就有一批研究者开始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探讨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实行种族融合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这一议题在2009—2019年间再次引起学者们的热议，并与2007年的家长参与社区学校（非营利性团体）上讼西雅图第一学区教育委员会（Parents Involved in Community Schools V. Seattle School District No.1，PICS）紧密相连。布朗案以后，为了弥补早前的种族歧视政策给少数族裔群体带来的伤害，促进种族平等，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照顾少数族裔的特殊优惠政策。2007年西雅图案对种族优惠政策合理性提出了挑战，认为其是一种“逆向歧视”。西雅图案最终判定西雅图第一学区委员会的行为违宪。该案的终审裁决引起了学者们对“逆向歧视”的谨慎思考[17]。与该主题紧密相关的关键词包括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视角（perspective）、学校改进（school improvement）、种族（race）等。

3.领导力预备

与该主题相关的关键词包括校长（principle）、领导力（leadership）、新的培训计划（new coaching program）、评估（evaluation）等。随着人们对高质量领导力如何影响办学条件和学生学习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领导力预备项目，如领导力项目的标准、设计原则、有效性等。在近十年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来自米歇尔·D. 杨（Michelle D. Young）团队[18]。杨是美国大学教育行政委员会（UCEA）的执行主任，同时也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育领导和政策专业的副教授。他率领教育领导与政策领域的专家分别在2009年、2017年出版了《学校领导教育研究手册》（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of School Leaders）第一版与第二版。第一个版本首次对领导力准备各维度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也对领导力准备的重要改革趋势进行了介绍等[19]。2017年的版本着重探讨了领导力准备、项目特性和项目评估的影响。正如其在序言中所言：该手册描绘了领导力准备研究的图景，既提供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基于证据的知识库评估系统，也为绘制未来工作蓝图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工具。[20]

4.学术干预项目

学术干预项目主题包括学生（student）、培养信任（cultivating trust）、中学（secondary school）、行为反馈（performance feedback）、成就（achievement）、成果（outcome）、学生学业成就（student achievement）等方面。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学生群体在入学前的学业基础、需求期望、学习动机等方面呈现异质化特征。越来越多学业准备不充分的学生进入大学，为了提高保有率，保障教育质量，学术干预项目应运而生。学术干预项目的对象包括各层次学生，如高中生、大学生等。项目内容包括学术指导、辅导、咨询等。在本文选取的样本中，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探讨学术干预项目的成效上。

5.学校管理机构

该主题包括问责制（accountability）、权力（power）、社会经济环境（socio-economic context）、南非学校（South African schools）、决策（decision making）等方面。2009—2019年，有关英国以及南非地区的学校管理机构备受关注。20世纪末，基于更多的学校自主权有助于提高学校效率这一前提，英国的教育政策改革呼吁增加学校的自主权。这一改革最终赋予了学校管理机构实质性的权力，也为学校管理机构吸纳公众参与提供了基石。如今的学校管理机构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包含多重利益相关主体，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学校管理机构的功能、角色职责、面临的挑战等是研究的焦点。如克里斯·詹姆斯（Chris James）团队探讨了英国学校管理机构在不同社会经济和绩效环境下的性质和职能[21]。南非地区的学校自我管理始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人们同样期许自我管理的学校能够为当地社区提供更好的教育质量，然而近几十年来的研究显示，自我管理与更好的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尚无获得强有力的证据支撑。因此，研究者们将视角集中在学校管理机构的运作与积极的办学效果之间的关系上。如简·海斯特（Jan Heystek）探讨了南非的学校管理机构在民主原则和学校资金缺乏的双重压力下，如何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教育，实现《1996年南非学校法》（South African Schools Act 1996）的期望。[22]

三、研究结论、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信息源，基于Cite Space计量软件，从文献刊载量、国家分布、机构分布、共被引文献、关键词共现等方面对2009—2019年国际教育管理领域2328篇文献进行了分析。研究結果显示：近十年来，教育管理领域备受研究者关注。从国家分布来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的发文量遥遥领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发文量排名第五，但是就质量和数量而言，与前三者差距仍然十分显著。从学术机构分布来看，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目前形成了三大主要的机构合作凝聚子群。遗憾的是，我国并未进入机构合作凝聚子群。文献共被引显示：基础知识的主题集中在学生学习、研究证据、校长视角、管理教育、系统评价等方面。其中，办学质量、领导力的效用、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领导力的类型、学术排名评估系统的争议、商学院改革等内容被引频次颇高。从热点分布来看，近十年来，与教师组织承诺、学校反种族隔离、领导力预备、学术干预项目、学校管理机构相关的议题深受研究者青睐。

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取得了显著进步，站在新的起点，对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的知识图谱进行分析，有助于反思和审视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中的问题，为深化学科建设，提高国际话语权提供参考。

第一，跨越学科地域壁垒，加强交流合作。从学术机构合作分布可见，在笔者选取的样本中，目前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机构合作凝聚子群，遗憾的是，我国尚未与域外相关机构建立具有高影响力的合作凝聚子群。与此同时，国内研究者之间跨学科、跨地区的深度交流也很罕见，大量的研究还存在单打独斗的状态[23]，这不利于学科的创新与突破。教育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教育管理问题也错综复杂，集合不同学科视阈的力量开展集成性研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与根治。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鼓励跨学科、跨机构、跨地域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学术共同体，实现优势资源互补与共享，提升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整体实力。

第二，重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综观国际教育管理的知识基础与热点主题分布，不难发现在国际教育管理领域占据学术话语权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其研究关切现实问题，注重对教育管理实践中的新矛盾、新现象、新问题等进行积极回应、探索，建构和丰富了大量教育管理学知识内容。回顾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理论与实践结合松散、理论创新不足是当今教育管理的重大问题[24]。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我国未来的教育管理应注重现实与理论的互通性，加强理论建设的针对性与实践性。如研究者的研究可以与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从问题与现实需求出发，坚持学科自身属性，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管理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