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菌、基因与文明——传染病如何影响人类社会》

[英]戴维？P. 克拉克 著

邓峰 张博 李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0.10

[英]戴维·P. 克拉克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博士，曾先后在耶鲁大学与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81年进入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现为该校微生物学系教授。他不仅关注微生物学和公共健康方面的研究，更注重从长期角度考察微生物对人类个体和人类历史的塑造。主要作品包括《通俗分子生物学读本》《生物技术》《病菌、基因与文明——传染病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等。

本书着重探讨了两个主题，一个是传染病对人类基因的自然选择，每一场传染病的暴发都会导致人口减少，同时，疾病对人类基因的选择也在发生；另一个是传染病是如何塑造与改变人类历史的，罗马帝国的兴亡、基督教的兴衰、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与清教运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由病菌导致的传染病流行。

5世纪初，阿提拉麾下的匈人横扫欧洲，他们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世间曾经最伟大的文明，罗马帝国，此时风雨飘摇。再狠狠来上一下子，它就要分崩离析了。但诡异的是，就在即将摧毁罗马之际，阿提拉撤退了。这是怎么回事？

许多个世纪里，官方解释都说是上帝在冥冥之中保护了教廷所在地、上帝之城罗马。直到近现代，这类超自然的答案失去了魅力，这个问题才再度浮现出来。有人说，是罗马的神圣震慑了阿提拉。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异教徒统帅要敬畏一个基督教中心？阿提拉不是什么无知的野蛮人。他曾邀请罗马和希腊的工程师前往匈人领地安装盥洗设施。他对罗马文明的尊重显然是基于现实主义而非宗教的。另一个理论是，阿提拉害怕无人照管自己位于现今匈牙利境内的新国土。那他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罗马去，晃悠了好一阵子才返回？无论怎样，所有解释都基于同一点，那就是阿提拉确实应该是抱着征服罗马的念头出兵的，只是最后半途而废。

越来越多的现代证据表明，阿提拉是折戟于一场严重的流行痢疾，或是类似的疾病。他的多数将士病得无法骑马，还有大批士兵死亡。一句话，救了罗马的是细菌。古人不知道有细菌这种东西存在，所以多数古代文明相信，流行病是天神们表达自己不悦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圣经》中，瘟疫通常是对恶行的惩罚，被罚的对象既有违逆上帝指示的以色列人自己，也有外来的侵略者。例如，一场流行病把圣城耶路撒冷从亚述入侵者手中拯救了下来——这仿佛是阿提拉罗马城下退兵的预演。于是，上帝拯救罗马这种早先的解释被现代科学重构了。

在急于把细菌登记成罗马的荣誉公民之前，我们还要考虑事情的另一面。阿提拉能进军罗马，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早先发生的瘟疫让罗马败落到了这步田地。在匈人冲进欧洲之前，罗马就已经历过数次灾难性的流行病。所以，这些微生物到底站在哪一边呢？

今天这个时代，洪水、地震、火山爆发都被视为“天灾”——至少保险公司是这么想的。这种说法暗含的一个意思是，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需要为灾难负责。这其实是不诚实的说法，执意要把家安在洪泛区或是地震带的人，至少是有部分责任的。类似的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流行病不会随时随地、平白无故地落到某群人头上。无论是席卷罗马的瘟疫，还是战胜阿提拉匈人大军的病灾，都不是随机暴发的。更重要的是，两者的来源是有关联的。

在阿提拉之前，罗马也曾侥幸逃过蛮族部落的劫掠。有那么几次，看起来罗马人已经穷途末路了，但他们总能逃过一劫。这里自然有罗马人自己的功劳，他们有非比寻常的坚定意志，不会轻易投降。不过，悄无声息、无影无踪的微生物军团的功劳也不应被忽视。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一个过度拥挤、缺少卫生设施的古代城市为什么会持续暴发瘟疫。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疾病会如此频繁地插手战事，在一次又一次的蛮族进攻中保护同一座城市。

我们不妨想象一个正走在城市化之路上的古代社会，比如巴比伦、雅典或者罗马，这种扩张中的城市会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规模远远大于周边的群落。就传染病的传播而言，通常传播效率在拥挤的城市要比在人口稀疏的村庄和偏远地区更高，所以城市出现瘟疫只是早晚的事情。届时这座城市的人口会大幅减少，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它会易受攻击。但如果这座城市能恢复元气，它的大部分人口就对同样的瘟疫有了抵抗力。换言之，率先对当地某种传染病形成抵抗力的是更为密集的人群。等战乱再次爆发的时候，调拨的军队和迁徙的难民就会在战区四周散播传染病。和城邦相比，乡村或小城的人群抵抗力较差，所以瘟疫总是站在大城市那一边。

一旦某座大型城市遥遥领先于其竞争对手，瘟疫就会使其固若金汤。古罗马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在罗马早期，一连串人们至今也搞不清名字的流行病让当地哀鸿遍野。后来，但凡蛮族部落逼近，这些侵略者就会被大流行病击垮，而同样的疾病对罗马人影响轻微。假如匈人保留游牧生活方式，他们受流行病的影响会很小。即便偶有劫掠者在拥挤的定居点患上传染病，瘟疫也很难在分散的、规模不大的游牧群落中传播。可一旦匈人集結成军，处于集中领导之下，那么形势就会发生巨变。一方面，先前没接触过瘟疫的匈人缺少抵抗力；另一方面，他们现在又聚集在一处，给微生物扩散搭建了温床。从某种程度说，介于游牧与城市化两者之间的脆弱处境，才是阿提拉悲剧的根源。

凭借早先感染而形成抵抗力的社会，会得到瘟疫的优待。这是一条对人类历史有着广泛影响的原则。它不仅在旧大陆上导演着帝国的生死存亡，还在欧洲入侵者占领美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