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消逝的一种方式

袁菁 夏商

上海—纽约  微信语音访谈

2020年8月17日—9月7日

袁菁：2020年是浦东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所有关于浦东的叙事调门都高亢、宏大。但在您的长篇小说《东岸纪事》里，浦东幽暗、暧昧、混杂，能够明显感受到城市与乡村的观念上的不同。根据媒体报道显示，《东岸纪事》似乎动笔于2010年前后，2016年左右再次修订。是怎样的驱动力，让您感到开发前的浦东需要被书写，而且值得被书写？

夏商：说到浦东书写的缘起，2001年，我32岁，搬离浦东，来到浦西的北京西路石门路居住。之后再去浦东，发现跟我青春期的记忆越来越不像了，城市化摧枯拉朽的速度把当年乡村地理的浦东都摧毁了。在《东岸纪事》问世的2012年之前，我最后一篇小说在刊物上发表，大概是在2000年，也就是说，有长达10多年没发表小说，这么长时间停笔，一来是因为我对先锋派文本实验产生了困惑，觉得技术层面的花拳绣腿也就那么回事，二来作为一个“野生动物”也要觅食谋生。笔虽然停下来了，脑子没闲着，一直在琢磨写作的突破口。2006年左右，在陌生感、追忆感的驱动下，我试图把记忆中的老浦东书写出来，这一次，回归现实主义传统，扎扎实实地写好一个故事成为我的追求，前后写了六年。

《东岸纪事》有别于我早年的先锋小说注重形式感——地理和空间甚至人物都呈现符号化的书写特征，也就是往虚里写。它采用一种“照相机式”“工笔画”的方式，但不是美国小说家卡波蒂写的《冷血》那一类非虚构作品，我个人更愿意把它定义为“混合着地理志和编年体”结构的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具有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事件，就像我挺喜欢的美国作家多克托罗的小说《拉格泰姆时代》。

《东岸纪事》里的“浦东故事”主要横跨了四个政治地理的空间，当时的浦东沿江狭长地带分属于杨浦区（大致位于洋泾-东昌路）、黄浦区（大致位于东昌路-塘桥）和南市区（大致位于塘桥-周家渡，包括南码头），所以浦东并不完全是郊区，不都是说浦东土话的土著乡下人，也包含了一部分说“上海闲话”、拿市区户口的居民。

除了杨浦、黄浦和南市，浦东还有一部分沿江地带比如三林塘，属于当时的上海县——后来，上海县逐步拆分，今已撤销，成为了徐汇区、浦东新区、闵行区、长宁区的一部分。另外，小说也涉及到南汇县的周浦和横沔等村镇的人事。

六里桥、浦三路、浦东南路是小说的核心地带，就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一张邮票大的地方。是典型的城镇混合体或者说城乡结合部，地理位置让它呈现双面性：面朝浦西的南码头，属于南市区，这个区域有很多市区户口的住户，也有不少隶属于各局委办的下属企业;我家位于离南码头不远的周家弄，则属于川沙县域。浦东南路是一条分界线，把市区和郊区分开。那些家在南码头，单位在我家门口的上海航天局或化工局下属企业的职工，作为市区户口，骑车上班七八分钟就进入川沙县域，在工资以外可以拿到一份“郊区津贴”。

这样一个内部充满诸多差异的浦东，长期疏离于一般人理解的“上海”之外。世人对上海的印象贴满了“十里洋场”“外滩”“法租界”“奢侈品旗舰店”等等浮夸的标签。围绕上海的文学创作很少有乡村和农民，最多只有老城厢或石库门弄堂场景。浦东那些蛮荒的、泥沙俱下的气质对外部社会来说非常陌生，我也是在《东岸纪事》出版之后，才从读者的反馈中得到了这样一种认知。

袁菁：您曾在《东岸纪事》时说“我的青春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生命经验让您把浦东塘桥、六里、艾镇、南码头、浦东南路这些空间地图串联起来？

夏商：我出生于1969年，两岁起就住在沪西奶奶家，直到九岁回到浦东。浦东上世纪的乡村教育总体水平一般，像我所在六里公社的六北小学的班级，后来考上大学的只有两个女生，一位副班长后来考到行知师范——那时能考上中专就算不错了。很多年以后在路上遇到她，她说在临沂二村小学当老师，我才知道临沂二村小学就是母校六北小学，更准确地说，六北小学是临沂二村小学的前身。记得我还开玩笑说，绕了一圈你又回到六北小学了。那次邂逅说起来也有小二十年了，后来再没见过她，如果還在临沂二村小学任教，过几年也该退休了。

其他的学生，不是考技校，就是干脆不读了。我初二就没读完。许多年后，有一次在徐家汇打的，那位司机竟是我初中同学，我没认出他，他倒还认得我，送我到目的地后执意不收车费，推了几下我嫌难看，就随他去了。他想留微信，我借口不用，就没留，不是不念旧，实在是没什么话题了。短暂的车程中，他说知道我成了作家，以我为荣。我说，我辍学时还不叫夏商，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学校搞过两次大的校庆，有些同学去了，在杰出校友名录里有你。他问我当时为什么突然转学了，校庆也没见我在场。我笑笑。

告别后勾连起不愉快的回忆：我就读的浦东中学坐落在六里桥旁，是一所没落的民国名校，我不算优等生也不算差生，算偏科生。语文课和书法课都不错，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川沙县的作文比赛。初二上半学期的一个下午，地理课上我做小动作，这虽然不对，但那位教地理的五十多岁老宁波冲过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我那时跟镇上一个南拳武师学散打，又正是看《七侠五义》的年龄，男子汉怎可以被抽耳光，立刻就和他对打，无奈力气小被打得鼻血直流，当然他也中了我几拳，不久我就离开了学校。同学们不知道以为我转学，其实是被勒令退学。所有体罚的老师都不会是初犯，一定是惯犯。就像去年社交平台上曾流传一个短视频，说外省一个年轻人，在马路上殴打一个老者，结果问下来老者是年轻人的小学老师，曾经常对他体罚，我非常理解那个年轻人的愤怒。

言归正传，过了若干年，当初喜欢我的那个语文老师告诉学校我成了青年作家，校庆办就有人电话邀请我，我谢绝了。又过十年，好像是百年校庆，又转弯找到我，我还是谢绝了，并且希望不要再把我印在杰出校友录里。我不是杰出校友，只是一个被斥退的学生，如果真的坐在主席台上，和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呢？从内心来说，把当年的弃生放进杰出校友录这个举动，显得市侩。既然当初一别两宽，那就往后各生欢喜。

辍学后，我就开始混社会了。之后很长的一段日子，活得很像上海版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你说的塘桥、六里、艾镇、南码头这些地方，既是现实中真实的地名，也是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都是我熟悉的青春期宣泄“力比多”的地方。

那时交往一些离经叛道的年轻人，从世俗的角度看，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小流氓，当然我也可以算其中一员。可什么是世俗，世俗难道是不可冒犯的吗？年轻人不冒犯世俗和秩序，那多没劲啊。我从没觉得那些无所事事的、看似荒唐的日子是“污点”，相反，对一个未来小说家而言，那是一段精彩的人生，我有个武断的结论，能够写出好小说的必须是“坏”小孩，或者曾经是“坏”小孩，“乖”孩子是写不好小说的，这个观点不允许反驳。

随着朋友增多，骑着自行车不停扩大版图，活动的疆域也会扩大，不再局限在塘桥、六里、艾镇、南码头，会去更远的陆家嘴、十八间、三林塘甚至周浦、高桥等浦东腹地。整天东晃西晃，对浦东的细节了解也会深入。这些细节不是每个浦东人都了解的，而那些外省来沪的新浦东人就更不知道一些事物的来龙去脉。比方现在陆家嘴的滨江大道，亲水平台竖着一只船锚，固定在大理石基座上，游客会以为是锚形雕塑，其实是一只真锚。亲水平台所处的区域，以前是立新船厂，立新船厂不是造船厂，而是修船厂。我玩得最好的一个哥们是这个船厂的电焊工，有时我们约好去溜冰场，我就在他下班前去找他，顺便蹭一把澡。坐82路公交车，终点站下来就是立新船厂，旁边就是发生1988年踩踏事件的陆家嘴轮渡站。

陆家嘴要搞金融城，立新船厂就搬走了，沿江的部分做了绿化带和亲水平台，厂房和船坞悉数拆尽，唯一就保留了这只船锚，算是船厂遗迹。浦东沿江一带，除“立新”之外，还有其他船厂。规模较大的是沪东船厂，除了浦东大道旁的总厂，在南码头轮渡站旁还有分厂。这几家船厂都是公开单位，还有一家船厂就比较神秘，对外挂牌叫“申佳船厂”，可熟悉它的人都叫它4805工厂，我有哥们的父母就在里面上班，说4805是番号，属于军工厂，修军舰的，这样的保密单位其实也不算太保密，住在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它底细。还有一家周浦的玻璃厂，对外挂牌叫“上海平板玻璃厂”，其实是上海监狱局下属的周浦监狱。1980年代严打刮台风，我有个哥们就作为最后一批“流氓罪”案犯被“刮进去了”，他被捕后不久，流氓罪就被取消了。我坐郊区公交车去看他，探监不能从工厂的正门进出，而是穿过大片庄稼地，从一堵高墙的小门走进去，高墙有岗哨，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路途往返三四个小时，探视只有15分钟，中间有铁网隔开。这些关于浦东的细节和我的青春紧密相连，大量鲜活的人生穿插其间，如果让我敞开说，可以说半年。

袁菁：浦东开发，对你产生了怎样具体的影响？

夏商：其实在1990年浦东宣布开发之前，我家所在的浦三路一带就开始动迁了。动迁之前，我和妹妹随我母亲属于川沙县农业户口。动迁后，自用房和宅基地被征用，失去了土地，农民身份自然就名不副实了，户口也就变成了“农转非”。从现实生活来说，户口的变化意味着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国家拿走了自留地，作为代价，得安排你一份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征地工。我家私房被拆那年，我被浦东中学勒令退学没多久，作为一个懵懂的半文盲少年——半文盲不是玩笑话，我接受的应试教育比较熟练掌握的也就是拼音吧，这个技能让我后来自学时可以查字典——觉得农村户口换成市区户口挺好的，周家弄那些邻居也挺高兴，因为可以去工厂上班了，还可以住进有煤气和抽水马桶的新工房，不用生炉子倒马桶了。

等到我读了点书，明白了一些常识道理，才知道户口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荒诞的，人生而自由，也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把户口再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更是荒诞之荒诞，等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慢慢开始发表作品了。

从民俗的角度说，户口在大部分时候是隐性的，口音才是显性的，它代表了你是“上海人”还是“乡下人”，口音的差异可以让市区小孩和农村小孩玩不到一起，成为身份差异的活态标签。我虽是农业户口，但很小就住在沪西祖母那儿，那是个苏北人集聚的穷街，家里除了祖母和小姑，还有二叔二婶，二婶的娘家是宁波人，上海话是以宁波话音调为基准的，所以上海的宁波人后代都能说字正腔圆的上海话，说上海话的二婶嫁给了说苏北话的二叔，自己却从不说苏北话，也反对二叔和我说苏北话，非让我们跟着她说上海话。所以我小时候就在浦东土话、苏北话和上海话中来回穿梭，三种方言都说得很溜。因为上海话说得好，还滋生了莫名其妙的优越感，那时喜欢过一个三林塘姑娘，人很漂亮，可三林塘的浦东土话比周家弄还要土，一张嘴就是“个板板，伊板板”（大意：这边边，那边边），我就觉得对方很土气，揶揄过她几次，她似乎也被我流利的上海话搞得有点自卑，可见上海话对沪郊土话而言确实是一种权力。

1985年12月15日前夕，我妈通知我“可以去上班了”。为什么对这个日子记得那么清楚，因为那天刚好是我16岁生日。单位分配在半年前就完成了，我已经知道要去哪个厂上班，但有个硬性规定，征地工不能低于16足岁，否则就是童工。我在家里等了半年多，直到生日那天才去报到。我妈还给我买了件粗纺面料的灰色西装，这是我第一次穿西装。

我进的是上海市化工局的下属单位上海助剂厂，老厂厂址在白莲泾莲南路300号。它属于“全民企业”，大部分是市区户口。我们这些被征地的农民工是被摊派的“指标人”，是这家企业运转经营之外的额外存在，换言之，工厂本不需要这些工人，也没多余的岗位。还有一个问题，征地农民工老弱病残皆有，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也无法胜任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助剂厂是化工企业，就算最基層的化学操作工，好歹也是读了三年的技校生，掌握了化工操作的应知应会，而征地农民工连PH试纸都读不懂。于是，厂里就有了“一国两制”：农民工属于大集体性质，工资奖金津贴等待遇属于“二等公民”。

为了安置这些游兵散勇，厂部也是煞费苦心，将食堂、后勤、仓储、园艺作为安置岗位，同时新增、延伸各种岗位，拉长生产环节，比如把原本外包给乡镇企业的化学塑料桶清洗工作收回来，交给大集体清洗;再比如厂里本就需要塑料袋用来装产品，就买了吹塑机，自行采购塑料粒子交给大集体加工，再以采购的方式卖给厂里。这个大集体后来成立三产公司，好像叫“上海天泰化工总公司”，天泰和天坛发音接近，天坛是助剂厂的产品商标。总公司下属还有后勤服务公司、化工贸易公司等子公司，看起来牌牌很多，其实加起来也没多少资产，这种形式也不是上海助剂厂一家在搞，凡是有征地农民工的企业都这么搞，无非是企业所从事的行业不同，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助剂吃助剂，靠钢铁吃钢铁，靠纺织吃纺织，以此类推。

当然，老是寄生蟹一样依附于助剂厂也不是长远之计，大集体领导也想去市场探探路，记得他们搞过一个精细化工小厂，生产的第一个产品是洗碗用的洗洁精。助剂厂有一种原料叫表面活性剂，是洗洁精的主要原料。洗洁精是千家万户都用得着的快消日用品，虽然市面上有大名鼎鼎的白猫牌，但市场竞争并不充分。助剂厂作为母厂，原料价格比较优惠，从当时来说，选择这个产品进入市场算是不错的决策，大集体领导让我设计包装。在他们眼里，大集体只有我看上去有点文化，因为我经常在报纸上发点豆腐干文章，还被厂部宣传科借过去编过厂报，大集体的黑板报也是我的分内事，所以设计洗洁精包装对我来说一定也是小菜一碟。时间久远，我已记不清那洗洁精叫什么牌子了，可能就叫天泰牌，反正我画了几稿后就交差了，也没给我设计费，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吧。

那个洗洁精后来销路如何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主要的岗位是在车间，厂部选择了一部分大集体农民工，经过培训后进入生产车间，安排我去的工段，生产的是造纸和印染用助剂，甲醛和冰醋酸是重要原料，气味很呛人，恶劣的工作环境令我对未来产生焦虑，直觉上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就开始努力起来。工友上夜班打瞌睡，我的夜读时光就开始了。那时出现了大量西方小说和人文社科类书籍的译本，我读了不少，虽然我目前最高的学历还是小学，可在工厂的那几年，算是读完了属于自己的中文系吧。之所以尝试写小说，离开工厂就是驱动力，可对农村户口出身的我来说，能当上工人已是鲤鱼跳龙门，真辞职了父母还不把我骂死。

后来有个事让我下定了决心：我工伤了。那是一个冬天的夜班，因为疏忽，冰醋酸喷在了我脸上，左脸的皮肤几乎全被腐蚀。结冰天，我把头放在自来水龙头下猛冲，这是“应知应会”教给我的防护知识，用水稀释冰醋酸的浓度。当晚，我被紧急送往上海市化工职业病治疗中心——多年以后，我搬去浦西静安区生活，发现这个医疗中心就在成都路和南京西路交汇处，距离我住的大田路步行五分钟的样子。

今天想起来依然后怕，幸亏冰醋酸是弱酸，如果是硫酸或硝酸，就成了《夜半歌声》里的宋丹萍了。我们厂还真有硫酸和硝酸，这么大面积的硫酸或硝酸腐蚀，再用自来水冲也无济于事，左眼瞎了，左脸也成骷髅了。兄弟我不是那种身残志坚的人，怕是就跳黄浦江了……即便冰醋酸是弱酸，皮肤也蜕了三次，两个多月整张脸都用纱布裹着，换纱布的时候我也不敢看镜子。听我妈说，第一次换肤是焦黑色，第二次换肤是褐色，第三次才基本恢复原来的肤色。皮肤恢复了，视力还是受到了影响。

照理说这么严重的事故应该算工伤，厂部来了领导，可能是工会主席也可能是副厂长。找我谈，希望我不要算工伤，因为一算工伤全厂的年终奖就受影响，这关系到全厂一千多职工的切身利益，希望我以大局为重，这个厂领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听他这么说当然只能答应了。答应完了总觉得哪儿不对，觉得是离开的时候了。又怕父母不开心，就跟厂部提了个要求，理由也很充分，化工车间这么危险，我有心理阴影不敢上班了，让我停薪留职去社会上找找出路吧。

厂部很快就同意了，二十歲出头的我再次成为社会人，说是停薪留职，其实是为了安慰父母，就没准备再回去，三年后回厂办了正式辞职手续，野生觅食，直到今天。

虽然一直有离开工厂的打算，一旦停薪留职回到社会这个旷野，一下子迷途了。一没学历，二没资金，三没人脉，家里也不能提供任何社会资源，虽然今天我依然喜欢自称野生动物，可那时的我，别说老虎狮子，连郊狼都算不上，只能算野兔松鼠，处于食物链的最底部。

虽然采取的是看似有“退路”的停薪留职方式，父亲还是非常不理解，觉得我放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虽然是大集体，但毕竟是全民企业里的大集体，以后退休有保障的。我那时才二十出头，他已经开始考虑我的退休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母的思维方式，找到一个单位，然后一眼看到老，安稳一辈子。其实那时候，下岗这个词已经开始流行，最让职工有安全感的所谓“劳（动）保（障）”，也开始以买断工龄的形式不再兑现。说是买断工龄，其实是非常低廉的赔偿。下岗这样的词也显出了中文的博大精深，明明是失业，却说得跟待岗似的。反正父子闹得很不愉快，甚至一度要断绝关系的程度。

当时能想到的创业项目就是开一个熟食店，还去做了市场调研，很快就打了退堂鼓。单单我们周家弄老街就有三四家熟食店，竞争已经非常激烈。那段日子真是百无聊赖又忧心忡忡，刚好有个编辑朋友想开广告公司，想拉我入伙，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块料，先试试吧。之后，我就策划了一个企业标志的展览，规模很小，但应该是上海第一个关于企业标志的展览。

袁菁：这也等于把你带到了当年的浦东经济商业涌现的现场，深入参与其中。

夏商：算是误打误撞吧。虽然说广义上也是“广告人”，但业务其实更偏向于“平面设计”，直到今天我移居美国，仍在上海保留了一个设计工作室，就是当年延续下来的。我应该算是上海，甚至是大陆接触到平面设计较早的一批人，也用它作为谋生的手段之一。之所以第一个项目会想到做企业标志展，是由于无意中接触了企业形象识别系统，也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CIS。

前面说过，我在工厂上夜班时，如饥似渴地读书，除了文学和人文学科，也读一些杂书。买书是我一笔比较大的开销，幸好我有稿费收入，现在回想起来，我算是工友里的有钱人，1990年代初我已经在《文汇电影时报》开专栏，在《新民晚报》《劳动报》虽然不是专栏但也差不多，基本能保证一个月各发两篇，所以当时每个月200块稿费是可以保证的，这是我工资奖金的三倍，所以和工友吃排档一般都是我买单。

我去得最多的是南码头路上的新华书店，和一个方脸店员小闵成了朋友，他经常会推荐一些新书给我，有时还神秘兮兮地推荐内部发行的书，比如作家出版社的“作家参考丛书”，版权页印着“内部发行”几个字。说内部发行，其实也公开卖，但估计发行量会小一些。我就买过这套丛书里的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杜拉斯的《情人》。小闵告诉我，他们店是上海市省版书店在浦东的一个门市部，品种少，有时候紧俏书不一定轮得到，我就隔段时间骑自行车去位于老西门的省版书店。后来又听说大世界斜对面也开有书店，石门二路南京西路口、静安寺对面都有书店，一听说有书店就跑去看，每次总会买几本。

有一次跑到延安西路的上海图书进出口公司。一楼卖中文读物，二楼有很多海外书籍，有各种广告创意、电影海报、图书装帧、标志设计的画册。因为是外版书，人民币定价是手写的，用小标签贴上去，每本动辄上百元，目标读者可能是美院老师、美术编辑、导演或摄影师。我虽然有稿费收入，买这么贵的画册还是肉疼，当时很少见到这么精美的画册，又有点爱不释手，心想今天非得买一本回去，不死心每本标价看过去，有一本辞海那么厚的硬皮封面的标志设计画册，标签上写着人民币58 元。粗略翻了一下，喜欢得不得了，想到当初给大集体设计洗洁精包装，绞尽脑汁不得要领，要是早点看到这本标志设计画册，得提供多少启发呀。就咬咬牙买下来了。这本设计画册里有可口可乐、肯德基、宝马等欧美著名商标，当然也有一些不怎么著名但设计得很好的標识，当然，对那时的我来说，包括可口可乐、肯德基、宝马在内的海外商标都是比较陌生的，这些品牌正处于刚进入大陆市场或即将进入大陆市场的状态，有些标识还用方格子框了起来，因为是全英文的，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有些方格子里还有弯曲线条，猜测是画标识的辅助线，后来对平面设计了解多了一些，才知道它有一个专门名词叫“九宫格”。

倒回去看，1949年前，作为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的广告业已非常发达，各企业有自己的主打品牌，店招和商标设计都非常出色了，平面设计那时已经比较成熟，作家鲁迅就是很好的平面设计师，他设计的很多图书封面放在今天仍很耐看。195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城市有计划委员会，乡村有供销社，国家统购统销，物质匮乏时要用各种券来运转日常生活——粮油猪肉都是凭票供应，粮票还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买缝纫机自行车都要用券，农村还有粪券，妇女例假竟然还需要月经带券。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老百姓手里没有余钱，市场上所有的日用品都供不应求，买都买不到，哪里还需要品牌和商标，更不需要广告了。

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把上海企业的识别度下降到可有可无的地步，比如章华毛纺厂变成了上海第一毛纺厂，阮耀记袜机袜针号生产出飞人牌缝纫机，后来变成上海缝纫机一厂。商店也一样，从南京路的市百一店，一路数到长风公园的市百十二店，一串阿拉伯数字编号，彼此之间毫无个性可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意味着在停顿半个多世纪后大陆的市场经济重启，企业之间恢复了竞争意识，商标和品牌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所以说，历史应该少折腾，更不能开倒车。可惜的是，历史不是开往春天的火车，它有时候更像一只陀螺，转啊转啊又转回原点。

袁菁：您还记得浦东出现有商品房是什么时候？我翻阅1990年代中期的《浦东开发》杂志发现，时任主管浦东开发事务的赵启正会在把汤臣集团的老总喊做“汤·浦东”，而类似汤臣集团当时拥有的土地已深入到川沙东部的合庆等地。1994年，对比当时的收入，浦东远郊的房产价格有不少在1000多/平方米，您当年是否也在浦东置业？

夏商：还真问对了人，1990年代中期，我曾在浦电路张家浜河边买过一套三室一厅，商住两用房，用作办公室。那栋楼叫众鑫大厦，现在看很一般，当时还是“弹眼落睛”的。不说是浦东最早的商品房，也是最早之一。为什么会买这个房子呢，有个插曲。赚了点钱之后，我经常买东西孝敬孝敬父母。他们看我突然出手阔绰，很惶恐，怕钱来路不正，后来知道是辛苦劳动所得，我爸就吐槽说，这是你运气好，我们那时候，母鸡下个蛋去菜场卖掉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听了当然不开心，就怼他，那我要是出生在美英法德，做生意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个权利曾经被剥夺了，然后又还给你，就要感恩戴德，就要说我运气好，是不是有点奴性呢。说完又找人喝酒去了。

因为青少年时在社会上瞎混，沾染了所谓江湖义气，赚了点钱就变得像宋江，仗义疏财，三天两头叫一帮狐朋狗友胡吃海喝，作为朋友眼中的新晋暴发户，当然都是我买单。去得最多的是浦电路南泉路上的一家本帮菜馆，好像叫“跃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反正那段时间挥霍掉不少钱，父母看在眼里，又不好说什么，毕竟钱是我自己赚的，但不开心写在脸上，我妈没事就在我耳边说“天好防落雨”。这是浦东民谚，意思是备点余粮以防饥荒，也可以引申为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

刚好，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房产广告，抽空跑到驻外滩的开发商办公室，他们说工程地址就在“张家浜边上”，离我家不过20多分钟。我一想，买个房也好，不用借办公室了，公司有个安稳的办公地点，也没闲钱请客吃饭了。抽空跑过去一看，大楼真的在造，还没封顶，搭了工程电梯上去的。尽管还贷了点款，父母还是特别支持，“脱底棺材”终于没钱“瞎污搞”了。

当时，我还住在动迁安置的临沂三村，5楼的一室户，父母与妹妹住在同一栋楼二楼的一套一室半里。小青年有这套独立一室户，当时已经不得了。我有几个特别好的哥们，平时在浦东厮混的据点有这么几个，一个是东三里桥的深夜排档，喝啤酒，吃三黄鸡毛豆螺蛳。一个是昌里路上钢新村的沪南文化宫，有落弹室、录像厅、猜谜室，一个是东昌电影院附近的浦东文化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一室户——那时候轧女朋友，哪有地方开房，住旅馆和招待所还需要单位开介绍信，所以这个一室户就成了免费钟点房。

当年商品房楼盘少，没比较，泥腿子上岸的思维，懵懂得很。对这个商品房唯一的感受就是“大”，房型其实一塌糊涂也没概念，装修好搬进去，从窗口往外看，是刚合拢没几年的南浦大桥，东方明珠电视塔像个光杆司令矗立在陆家嘴，电视塔周遭一片灰蒙蒙的，那时候上海的空气质量已经不太好，影影绰绰中，有很多脚手架和建筑吊车，当时有个夸张的说法，全世界一半的脚手架和建筑吊车都在这块巴掌大的土地上。

我买房时，售楼处在外滩的一个老楼里，墙上贴着一张售房进度表，卖掉的在格子里贴个纸质小红旗，待定的在格子里贴个小黄旗，余下的是空格，我交完订金后，他们就在我那个单位的空格里贴了小黄旗，我问我都买了怎么不是小红旗，他们说小红旗是付了全款的，小黄旗是要贷款按揭的，按揭会有变数，银行有可能不放贷，所以只能算待定状态。因为是在造期房，大概一年后我才入住，入住后还在报纸上看到众鑫大厦的通栏广告。入住的同时，隔壁有个新楼盘奠基，叫京城大厦，开发商是北京城建。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个楼盘在张家浜旁边拉了很多横幅，写着：2700元/平方米。今天来看，小陆家嘴板块里的住宅才这个价格，岂止是白菜价，简直是白菜帮子价。但这个价，时人都嫌贵，需要开发商大量做广告推销。

1990年代中后期，浦东的房地产业还是开发商“求卖”阶段。浦东包括上海的房地产价格并不是一开始就飞涨的，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一步步诱导出来之后的结果。1998年6月，时值亚洲金融危机，上海市出台购房退税政策，为期5年。我妹夫当时在IBM工作，外企薪水高，退税后有一笔抵扣额度。他在花木看中一个楼盘叫牡丹苑，怂恿我一起买，那时我刚把众鑫大厦的按揭还清，手里略有余钱，心想自己刚结婚又有了儿子，不妨改善一下，有贷款是压力也是动力，就跟着买了一套。牡丹苑在牡丹路上，距离地铁二号线步行十分钟。那时二号线还在建设中，吃过晚饭，把儿子骑在脖子上闲逛，有时也去看地铁的进度，工地附近都是泥泞和杂砖，也不用围栏围起来遮丑，左拐不远，是建设中的世纪公园，大概过了两年，二号线通车了，好像差不多时间，世纪公园也竣工开放了。

袁菁：《东岸纪事》里有对浦东日常生活空间的描述，除了菜场、市集和商店，还有上钢新村长青服饰市场，这个服饰市场的存在意味着浦东人对“行头”的追求，它和浦西的华亭路有什么区别？关于长青服饰市场的描述在其他地方较少看到，想知道它卖些什么，以及它的受众？

夏商：小说里提到的长青服饰市场，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浦东版的华亭路。它位于浦东最繁华的昌里路商业街，昌里路之所以繁华，是因为附近有上钢新村和上南新村两个工人新村，昌里路的位置现在属于世博板块，当时浦东最大的企业上海第三钢铁厂就在那儿。计划经济时代的万人大厂基本就是一個小城市，我有一次去长春，特地去一汽。朋友开车在厂区行驶，完全就是一个独立社会，从幼儿园到火葬场什么都有，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一汽从生到死。上钢三厂规模当然赶不上一汽，但好像除了火葬场，其他从幼儿园到三钢医院也是一应俱全，还开了当时浦东体量最大的百货店三钢商场。浦东人买东西如果不愿去浦西，三钢商场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可我去昌里路很少进三钢商场，而是去它隔壁不远的长青服饰市场，那是追求时髦的浦东年轻人的潮地。款式基本和浦西的华亭路同步，有几个小老板就是华亭路有摊位，在这里又开了一个分店。不少摊主是“山上下来”的刑满释放人员，是上海最早的一批万元户，也是上海最早一批买摩托车的人，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上海第一批买摩托车的人都车祸死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长青服饰市场有很多港版时装，女装不去说它，男装有横竖条的T恤、200多元一双的宝狮龙运动鞋，还有喇叭裤牛仔裤，但我们这种社会青年瞧不起那些“骚包”款式，我们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搭配：解放军服样式的“黄皮”和警察警服样式的“蓝皮”，只是缺少肩章，这是小流氓最“懂经”的行头，穿上“黄皮”和“蓝皮”，就说明自己路子野，比较有“立升”。到了冬天，上身穿精纺呢的中山装，或对襟织锦缎棉袄，棉袄外面要套一件蓝色布褂，下装穿黄色军裤，脚上是老棉鞋，在浦东街头晃荡，在正派人眼里，就是所谓的“打桩模子”。

记得每次从长青服饰市场出来，总要去对面一家清真点心店吃牛肉锅贴，那个锅贴至今想起来还“馋吐咝淌淌滴”，真的“邪气”好吃。

袁菁：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您觉得浦东还保留了哪些独有的特色？在什么时间节点会让你生出“浦东真的有点变化了”的感受？

夏商：相比青春期的岁月，浦东地理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彻头彻尾的乡村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城市，道路基建、枢纽节点和出行工具的变化，让区位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世纪公园所在的花木地区，今天已经算好地段，而我家动迁时，花木还非常“落乡”，通行极其不便。1993年，我家拿到了临沂三村的动迁房，那时装修流行贴墙纸，市场上有个华美牌墙纸口碑不错，我妈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生产华美墙纸的厂家就在花木乡，直接去厂门市部买的话，只要市场价的一半，我和我妈早上六七点出门，坐上郊区公交车，经过土路野河，颠颠簸簸，七绕八弯，中午才到了工厂。现在从临沂三村开车去花木，大概一刻钟就够了。这不是说自然距离突然消失了，而是地貌被改变了。当初的土路、机耕路、断头路、断头河……填埋的填埋，改道的改道，拉直的拉直，简单说，不再绕了。这种地貌的变化引申出其他变化，比如说周家弄是六里乡的一个自然村，后来六里乡变成了六里镇，前几年，六里镇周边的几个镇或街道办事处，比如艾镇、塘桥、花木、严桥，都陆续合并了，这是因为以前交通不便管辖困难，设立乡镇比较多，现在空间感压缩了，五六个乡镇合并，辖区也没觉得有多大，当然，对个人的感受来说，现在的浦东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就像一段遥远的初恋，再也回不去了。

这次回纽约，把几千册藏书运走，可能很长时间不会回上海了。竟生出一丝伤感，我上海的家在静安雕塑公园对面，我喜欢夜跑，沿着苏州河往外滩跑，站在外白渡桥看陆家嘴，觉得这个光鲜而陌生的浦东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也许只有距离会产生乡愁，也许只有站在哈德逊河畔才会更逼真地回忆起那个往昔的浦东吧。

【作者简介】夏商，旅美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东岸纪事》《乞儿流浪记》《标本师》《裸露的亡灵》，另有四卷本《夏商自选集》及九卷本《夏商小说系列》。现居纽约长岛。

袁菁，《城市中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