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皇城司兴衰

2021-05-19 07:48班布尔汗
东西南北 2021年7期
关键词:皇城宋太祖皇帝

文/班布尔汗

威势赫赫的皇城司只能压制内部,面对外来入侵之敌时,数千皇城司逻卒竟毫无用处。

若说起中国古代的特权特务部门,受影视剧影响,人们首先想到明朝。

明朝确实是中国古代特权特务部门集大成的时代,把“缉事衙门”的权限和能力推到最高水平。既然是“集大成”,就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传承。三国时期魏、吴两国都有校事,北魏有内外侯官,唐代有不良人、丽竟门和“察事所子”,五代有武德司,即使看似最为文治的宋代也有皇城司,都是直属皇帝,以“广布耳目”来“摘发幽隐”的特务机构。有了这些前辈,明朝才会厚积薄发,出现了让人津津乐道的锦衣卫以及后来的东西二厂。

宋朝尤其是北宋前期,给人的印象是文治斐然、君安臣乐,有着“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祖宗之法,让人难以和“特务政治”联系起来。那么,宋朝的皇城司是什么样的机构,在宋朝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从武德司到皇城司

宋朝的皇城司,前身是五代时期的武德司。

五代乱世,秩序伦常荡然,子弑父、臣弑君都是家常便饭。五代历朝皇帝除了十分重视军权,还需要有自己直属的特务机构,以期能侦查事机,防患于未然。于是,武德司便从处理皇宫日常事务的机构发展成皇帝的特务机构。其长官武德使虽然只是正七品,却由皇帝身边的贴身心腹担任,或者干脆就是皇帝的贴身宦官担任,品低而权重,可以“威福自我”,让朝臣“胁肩低首,曲事不暇”。

到了后晋、后汉时期,武德司更是与侍卫亲军和枢密院并立,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三大势力。皇帝要靠他们侦缉朝臣不轨、武将反叛,甚至操办诛杀重臣。例如后汉隐帝要诛杀枢密使杨邠、中书令王章、三司使史弘肇、枢密使兼侍中郭威等重臣时,便是“用武德使李业等谋”。

五代毕竟秩序太过混乱,皇帝的安全还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对军队的掌控。也许正因为如此,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两代帝王对武德司都不甚重视。尤其是柴荣,正常的父死子继,且自己文武全才一代英主,有充足的合法性和能力掌控内外。武德司的重要性,便随之式微。

而当柴荣英年早逝后,其不重视武德司的弊端便暴露了。赵匡胤陈桥兵变前,“都下哗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可后周宫廷是“惟内廷宴然不知”。结果赵匡胤兵不血刃政变成功,轻而易举地从孤儿寡母手中夺走柴荣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建立了北宋。

有了前车之鉴,宋朝开始着力重视、加强武德司。

宋太祖赵匡胤首先把大批精锐部队划归武德司,建立起了一支独立于殿前和侍卫两军之外的新军。官兵均由皇帝亲自挑选,六千之众皆为由不得任何人插手的皇帝亲兵。他们负责保卫皇宫,“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

除了保卫皇宫之外,武德司更大的职能便是伺察、探事:“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武德司的侦查人员,由宋太祖“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让他们“周流民间”,以便“密行伺察”。所察之事,如官员、军人的非法、阴谋活动,官员的经济问题以及民俗异事及谤议朝政等等,无所不包。因此,武德司虽然是皇帝亲军,宋朝人却都直接称之为“探事司”,而侦查人员“俗呼为察子”。

至于武德司的执掌者武德使,自然是皇帝的绝对心腹。第一任武德使,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幕府旧僚”王仁赡。王仁赡为人阴险,精于手腕,迅速扭转武德司无所作为的局面,成为“中外益畏其口”的恐怖所在。即使权势颇重的宰相赵普,一见到宋太祖单独留王仁赡说话,也惊惧不已,从而上奏:“仁赡奸邪,陛下昨日召与语,此人倾毁臣。”宋太祖不得不下诏安慰他:“我留王仁赡说话,见我教谁去唤来,你莫肠肚儿窄妒他,我又不见是证见,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你莫恼官家。”

王仁赡之后,先后又有刘知信和王继恩被任命为武德使。刘知信是宋太祖的姨表弟,其母是宋太祖母亲杜太后的亲妹妹。刘知信年幼丧父,三岁时就寄养在宋太祖家中,和宋太祖如兄弟一般。王继恩则是宋太祖最宠信的宦官,“特承恩顾”,名字都是宋太祖的御赐。

为了让武德司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宋太祖还规定其不隶属于政府系统,完全秉承皇帝个人的意志行事,不受官僚集团的掣肘。所谓“依祖宗法,不隶台察”,任何监察都无权对武德司置喙。

于是,宋太祖耳聪目明,朝野上下大事小情无不了然于胸。许多宋人笔记曾经称颂宋太祖能够“采听明远,每边阃之事,纤悉必知”,便是武德司察事的功劳了。

976年,宋太祖去世,其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宋太宗。宋太宗继续重用并加强武德司,太祖时期的官员继续发挥作用,如王仁赡就为宋太宗清洗了其本最亲信的“上南府时勋旧戚里用事吏”十余人,充分展现了无论皇帝是谁都惟皇命是从的特色。武德司也完全成为了集侦查、缉捕、鞫讯、收监等一系列行政职能于一身的特权特务部门。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

不过,武德司一味逢君之恶,也使得其被朝野侧目,声名狼藉。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宋太宗于981年将武德司改名为皇城司,执掌官员也由武德使改为“勾当皇城司”,并规定皇城司的长官就是“勾当官三人”。之后历朝都有增减,少时三人,多时能达到十几人之多。

虽然改了名,但新瓶装旧酒,皇城司仍是皇帝专属禁卫武装和特特权特务部门,且权力还有所扩大。两宋三百年,皇城司一直是皇帝手中的维稳利器。

皇城司的“勾当”

“勾当”一词在古文中本无贬义,是主管、料理的意思,“勾当皇城司”也就是皇城司主管。可今人理解的勾当,便是不光明正大的事情,而这正与皇城司的职责相匹配。

皇城司的“察子”即密探,都是有着正规编制的士兵,要真想调查出隐秘,就不可能如电影中锦衣卫穿着飞鱼服招摇过市,而是要“变服觇逻”,穿便衣隐藏身份秘密侦查。可宋朝的士兵又称“黥卒”,都是要在脸上或者手臂上刺字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并展示部队番号,这样一来即使穿便服也会被人认出。皇城司的士兵便有了特殊优待,在“髀间雕青”,即在大腿上刺字,可放心地身着便服进行秘密活动。

察子的工作有着严格要求,不但有“每日差入内探及抄札班次姓名”的考勤制度,而且要求其所探之事力求广泛详细,不厌繁琐。哪怕无关紧要,也要禀报,如果一连十天没有收获,可就要“若十日不探到事,即决杖”了。

从皇城司(武德司)建立之日起,其职能已确定。无论皇帝如何更迭,职能都不会改变。但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不同,皇城司的“工作重点”会有所侧重。

北宋太祖、太宗时期,天下尚未统一,五代“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惯性还未消除,皇帝的主要任务是统一,并分相权,收军权,以建立一个“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的统治体制。这一时期的皇城司的目标,主要是对官员、军队的监察刺探以及整肃,不过于关注其他。

从宋真宗开始,中原统一,与北方辽朝媾和,内部的拆分相权和强干弱枝的改革已完成,进入承平时代。皇城司的“察事”就开始扩及方方面面,相比开国两朝,天眼无处不在的感觉越发明显了。

宋真宗时,宋朝内部最大的事便是“天书”和“封禅”闹剧,让延续千年的泰山封禅从此丧失神圣性,也使得朝野谤议丛生。皇城司一般性的侦查已经满足不了皇帝的需要,宋真宗曾亲自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收集街谈巷议,以防民怨。对于官员的监视,也无孔不入。名相寇准被罢为河南通判时,临行前去宰相王旦家告别,王旦设宴款待。次日,王旦上朝,真宗突然言道:“昨日知有客甚欢。朝廷无事,大臣和睦,诚可喜也。”不仅王旦,在场众臣“闻者莫不悚然”。

宋真宗毕竟是被后世评价为“英悟之主”的帝王,虽然用皇城司监察内外,但对臣下管理甚严,皇城司也不例外,他毫不纵容皇城司勾连朝臣和地方豪强。其宠信的内侍雷允恭因交通宰相丁谓,欲为勾当皇城司一职,真宗知道后立即将雷允恭下狱。勾当皇城司张耆与洪州豪强赵谏交游,受其贿赂为其求官,被宋真宗降职贬官。

到了宋仁宗朝,虽然仁宗是被后世极为推崇的仁厚之主,但毕竟是皇帝,且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作为官家利器的皇城司自然不会因官家仁厚而形同虚设。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上书弹劾宰相吕夷简而被贬饶州,亲友送行时不敢多言,随即散去。唯有王质在邮亭“独留数夕,抵掌极论天下利弊”。归来后,王质的朋友警告他,他与范仲淹的“一笑语、一樽俎”都会被皇城司察子“采之皆得其实”,要大祸临头了。王质却说:“果得觇者录某与范公数夕邮亭之论,条进于上,未必不为苍生之幸,岂独质之幸哉!”王质光明磊落,不怕密探,仁厚的仁宗没有打击其“论天下利弊”的言论。但范仲淹其他亲友在送行时不敢多言,足见仁宗朝皇城司的威慑力了。

仁宗朝皇城司比之前朝,因仁宗的宽厚,各种擅权乱法的行为逐渐增多。例如“皇城逻卒吴清诬奏富民杀人”,有司审理,发现不实,要求吴清对证。皇城司却庇护不遣,仁宗亦默许。监察御史专为此事上疏道:“陛下虽惜(吴)清,恐不复闻外事矣。”但皇城司有祖宗之法“不隶台察”,御史的上疏自然无用。

群牧判官李寿朋是一位“击断甚敏”的能吏,得罪了皇城司,被“皇城逻卒其纵游无度”,结果被贬至汝州。三司副使陈贯手下的胥吏欲陷害他,借口为他筹办家宴,故意在闹市售卖少女,声称是奉命为之,其事被“皇城密逻者俾潜以闻”,陈贯因此被革职。宦官罗崇勋因索要官田被拒绝,便唆使皇城卒诬告陈留知县王冲“市物有剩利”,致使王冲被流放雷州。

官场上如此,对于民间舆论的管控也无所不至。

皇城司鼎盛时期,是从宋神宗开始。因为王安石变法,朝堂之上党争激烈,宋神宗面对朝野汹汹的反变法浪潮也要一力压制,皇城司的作用便大为彰显。皇城司察卒的人数增加到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神宗心腹宦官苏利涉、石得一先后任勾当皇城司。苏利涉比较保守,还是遵循皇城司的老规矩“循故事,逻者报事,不皆以闻”,也就是虽然事无巨细都要侦查,但会有所取舍,凡是认为不重要的便不向皇帝汇报。这种做法自然不能满足神宗的需要,于是石得一将之取代,“事无巨细,一皆奏御”,乃至到了“纵遣逻者,所在棊布,张穽设网,以无为有,以虚为实”的程度,“民间往往以飞语受祸”。

被皇城司侦缉到的所谓犯人,会被以“内降公事”的名义直接交于大理寺处置,名为“诏狱”。而大理寺也会速审速办,“知所告不实,事或微末,不度是非,一切询报者之语,委成狱吏,不复亲听……锻炼罗织,必致以罪”,朝臣百姓往往因一句牢骚,或是被仇家诬陷便获罪,“被其阴害,不可胜数”,以至于“都人惴慄,不敢偶语,兢兢朝夕,莫能自保”。

直到神宗去世,有了“元祐更化”,这种恐怖气氛才得以缓解。执政的高太后“减皇城觇卒”,又“黜降中官石得一,使居闲地”,并且“寻又置司理诉,辩明幽枉”。审查神宗时期皇城司所办的“坐数万人之狱”,结果“凡所平反十至七八”。

虽然有这一番“小阳春”,但毕竟熙宁变法使得宋朝“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士大夫集团党争愈演愈烈,朝局不断在新政、旧政之间摇摆,君臣之间的互信与和谐大为削弱,各种暗流涌动,作为皇帝维稳利器的皇城司自然不会因一蹶而不振,只会不断壮大。

例如宋哲宗朝,皇城司便又“添广察逻人数”。因为一次彗星出现,为了压制朝野议论,皇城探事卒“散之通途永巷”,即使“夫妇丑诋之言,仇隙怒传之语”都要侦缉上报。这使得“人人跼蹐,各各疑虑,亲戚不敢诚,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视,手不敢直指”。

甚至,皇城司都可以主办废黜皇后。哲宗孟皇后因为女儿福庆公主生病,不顾宫中禁忌“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结果被指用厌魅之术诅咒哲宗。皇城司奉命将孟皇后身边“宦者、宫妾几三十人”逮捕审讯,审问过程中“榜掠备至,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屈打成招后,侍御史董敦逸复查,发现犯人们都已经“气息仅属,无一人能出声音”,根本无从查问。董敦逸在被胁迫之下只得“以奏牍上”,于是“诏废后,出居瑶华宫”。

有效制内却不能攘外

北宋末年,末代皇帝宋徽宗的皇权集权达到北宋时期的巅峰,作为皇帝专属特权特务部门的皇城司水涨船高。徽宗在勾当皇城司的基础上特设提举皇城司一职,并打破“宗室不领职事”惯例,让皇三子赵楷担任此职,欲以之代东宫而继任新君。想要易储,则让心仪的皇子担任皇城司长官作为预备,皇城司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宋真宗

因为皇城司权力过大,神宗曾下诏“兵察皇城司”,将皇城司置于台察之中,以加强管理。但在徽宗朝,借口皇子提举皇城司,“因人废法”,再次让皇城司“不隶台察”。于是,皇城司侦缉办案更为肆无忌惮,一个卖菜翁在都城宣德门下迷迷糊糊说了几句话,都能被逻卒“捕之下开封狱”,最终“于狱中尽之”。

虽然皇城司威势赫赫,但只能压制内部。当面对外来入侵之敌时,数千皇城司逻卒竟毫无用处。到“靖康之变”时,皇城司不但没能保护得了徽、钦二帝,其所在反而成为金人处理宋朝的场所。靖康二年(1127年),金朝要挟宋改定都城时,让百官“于皇城司议迁都之地”。

保卫赵宋皇帝的皇城司,成为外敌议定赵宋存亡的地方,这可算是绝大的讽刺了。

南宋建立后,皇城司仍然没有被抛弃,反而再经历了一次辉煌。宋高宗称帝之后,第一时间重建了皇城司,并不断壮大。当时有大臣上疏建请御史台监督皇城司,而高宗驳回:“皇城司系专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隶台察,已降指挥更不施行。”从此再无人提出将皇城司由台察监管,皇城司彻底解绑。

在皇帝的培植保护之下,虽然江山只剩下了半壁,皇城司却比北宋时期还要威风,权力更大。察事卒“游于市间”,一旦听到有人“言其奸者”,便可“即捕送大理寺狱杀之”。神宗时代,倒霉鬼被皇城司查到,会被“锻炼罗织,必致以罪”,已经让人“不敢偶语,兢兢朝夕”,但还会有关押、审讯过程,即使定罪也大多不是死刑。而到了南宋高宗时期,倒霉鬼竟然会被直接“杀之”,可想而知其恐怖氛围会让人何等窒息了。

高宗之后,皇城司又经历了一些周折,但始终存在。可正如北宋的皇城司面对金军铁骑毫无作用一样,南宋皇城司面对元军时也是既不能侦察其军情,又不能抵抗其武力。当南宋灭亡时,皇城司也随之一起毁灭。

正如此前几朝一样,皇城司的衣钵自然也有后来人继承,那便是在明朝,集前代经验而大成的锦衣卫和厂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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