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袁大总统发现被合伙蒙骗时，入戏已太深

文/陈忠海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这场革命的胜利成果最终被袁世凯窃取。谁也没想到，窃国大盗旋即称帝，最终身死名裂。以袁世凯的精明，不难看出天下大势与人心所向，为什么干出了这种愚蠢的事情呢？在内外一片反对的声浪中，袁世凯的“迷之自信”从哪来的？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为何看上其貌不扬的他？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了3个月就宣告结束。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于1913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初次接触袁世凯的人，第一印象一般是：此人其貌不扬。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称：“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纽约时报》这样形容：“矮小结实，有着粗脖子，身形微胖。”

袁世凯的坚定支持者莫里循则在《泰晤士报》如此描绘其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情景：“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但正是这样一个人，才是列强所公认的中国强人，是继李鸿章之后中国人中最适合打交道的人。袁世凯既不同于因循守旧的晚清官吏，也不同于革命党，在列强眼里，他综合了二者的优点，做事周密，懂得妥协，因而可以合作。

早在1908年，美国《纽约时报》就发表过一篇题为《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的专稿：“在大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展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才能，即详尽而精当地重组和指挥了朝鲜的军队，并且在前不久，他还作为清国官员居住在汉城。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袁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

有钱，腰杆子更硬了

袁世凯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之前南京政府所面对的难题仍然摆在他面前：如何走出经济、尤其是财政困局？

这时，列强伸出了援手。

北洋政府成立后，欧美列强一改模糊立场，马上旗帜鲜明地表示承认。当然，北洋政府也得承认清政府与这些国家所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巨额战争赔款和各种借款。

1913年4月26日，北洋政府与汇丰、德华、东方汇理、道胜和横滨正金等5家外国银行组成的银行团正式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

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善后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借款期限为47年，即截止于1960年，年利率为5%，届时本息合计将达到67893597英镑。债券按9折发售，再扣除6%作为佣金，借款方实得2100万英镑。

借款合同签订时，新国会已经组成，国民党在新国会中占有主导权，国民党质疑如此重要的事项为何不提交国会审议，袁世凯以“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迁延”搪塞。

国民党随即通电全国，号召社会各界反对这场借款，一时间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以《数袁世凯十大罪布告国民》《誓死万不承认大借款》《拒款救国》等为标题反对袁世凯。

然而，这些举措最终都没能阻挡住这笔借款，一方想借、一方愿意借，反对无效。

袁世凯陆续从善后大借款中开始接收资金，扣除清偿外债、赔偿外国人损失等项，最后实收资金不到1000万英镑，但在当时仍是一笔巨款。手里有了这笔钱，他的腰杆子更硬了。

应该说，袁世凯是个有本事的人，军事上弹压对手，政治上翻云覆雨，外交上左右逢源，就连抓金融也搞得令人刮目相看——以善后大借款为依托，整理了混乱的金融体系，成功发行了统一化的银币“袁大头”，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为其加强经济控制打下了基础。

权力的基础是军队，军队的基础是经济，北洋政府直辖和依附的军队此时达到了33个师、97个混成旅、33个混成团，总兵力达120万人。其中，袁世凯的嫡系部队超过半数。

传闻，“密约换帝制”

正当袁世凯雄心勃勃完成天下统一大业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造访。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未按照外交惯例，在没有邀约的情况下直接闯上门来，当面向袁世凯递交了一份文书。

银元“袁大头”

日置益走后，袁世凯打开这份文书，发现书写文书的纸张很特别，上面有些水印，经过仔细辨认，发现水印是日本无畏舰和一挺机关枪的图案。（无畏舰是日本当时最先进的战舰之一，一共有两艘，分别是河内号和摄津号，均于1912年建成。）

显然，这些都是精心设计的，目的是给袁世凯制造心理压力。

袁世凯再看这份文书，共有5大项，合计21条，即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逐条看完，就连袁世凯也彻底震惊了。据袁世凯的秘书夏寿田回忆，当时袁世凯“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愤怒”。

当晚，袁世凯召集会议逐条研究，一边商量着对策，一边在条文下进行批注，尤其是第五项所列的第7条“中国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最让袁世凯无法接受，分别批下了“握我政权”“握我警权”“握我械权”等语。

最后，袁世凯在卷宗的封皮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各条多有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之处，实难开议。”

第二天，袁世凯召见其日本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怒道：“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决不作朝鲜第二！”

应该说，袁世凯一开始反对“二十一条”的态度十分强硬。但奇怪的是，这种强硬并没有保持多久，当年5月9日，“二十一条”正式签订。

袁世凯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正在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群众措手不及，愤怒之余，深深不解。

有一种说法不胫而走：日本人与袁世凯达成了交易，在签订“二十一条”的同时还另外签订了一份密约——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则答应帮助袁世凯称帝。

一开始，袁世凯强烈否认这个说法。

但据白蕉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二十一条”谈判期间，日置益曾对曹汝霖讲：“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另据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日置益在递交“二十一条”时亲口对袁世凯讲：“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

成立不久的中华革命党坚信此事与袁世凯称帝的图谋有关。1915年3月10日，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发布了一份通告：“据个中消息，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相当之报酬，要求夫己氏，夫己氏隐许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夫己氏”指某人，不欲明指其人时之称。）

故宫太和殿

坚决否认，谣言不实？

一时间，对袁世凯是否会复辟称帝，国内议论纷纷。

就连袁的嫡系、江苏都督冯国璋也深感忧虑，他于1915年6月专程赴北京当面了解情况，袁世凯坚决否认。

冯国璋向梁启超转述了谈话内容，梁建议其把谈话内容发表在报纸上。于是，“袁冯对话”出现在《亚细亚报》上。

据张国淦《洪宪遗闻》转载，此次谈话内容如下：

冯言：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

袁言：华甫（冯国璋的字），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

稍停，袁又言：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

冯言：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则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勃然变色言：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以此事逼我，我只有径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从此不问国事。

此事见报后，袁世凯不仅没有责难，还于次日命总统府以公文形式发布了同样的内容。冯国璋这才相信袁世凯确实没有称帝的打算。

同年7月，《申报》发表了一则北京专电，以冯国璋的口气称：“总统所语甚多，而综合大概，皆极决绝之词，观此可知，谣言不实。”

不仅如此，同年11月，在接受美国《独立周刊》记者采访时，袁世凯表示：“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

剧情逆转

话说得很坚决，也很恳切，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

一个月后，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国会、高校、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劝进”，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建年号“洪宪”。

袁世凯下令，拟将1916年定为“洪宪元年”，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颁布《新皇室规范》，恢复亲王、郡王等爵位。

接着筹备“登基大典”，袁世凯让手下制定过一个经费预算，总数590余万元，包括：祭典费26万元，修理大殿工程费105万元，调度费117万元，飨宴费22万元，接待费51万元，犒赏费69万元，大礼关系费166万元，以及其他。

实际花下来，这个预算被远远超支了。

比如，袁世凯下令修缮紫禁城里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分别将其改名为承运殿、体元殿、建极殿，整修之后，又嫌原宫殿的黄色不符合本朝“火德”，下令把大殿内的装饰一律改漆朱红色，殿中央的8根大柱加嵌赤金，饰以盘龙彩云，这样一来105万元的修缮费远远不够了。

再比如，为感谢美国顾问古德诺在“学术理论”上对帝制的支持，袁世凯很大方地拨付给他50万元作为“润笔费”，为了获得舆论界支持，袁世凯还向《亚细亚报》《国华报》等鼓吹帝制的报刊提供了30万元的赞助。

据说，袁世凯为登基还专门定做了两件“龙袍”，用真金丝织成，上面镶嵌着大大小小的珍珠宝石，花费60万元，袁世凯的“后宫娘娘”们的服饰花费高达200万元。

为纪念登基大典，袁世凯下令发行了一套刻有其本人头像的纪念金币，还派人到景德镇督造了一批“洪宪御瓷”。

这一番操作下来，大典的预算高达2000多万元！

不过，1916年3月，袁世凯在各方面的强烈反对下取消了帝制。

3个月后，袁世凯在极度忧惧中死去，时年57岁。

匆忙称帝，留下一个大大的谜团。

那个时候，袁世凯的权力已达顶峰，在国民党被赶出国会的情况下，总统的权力已无限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冒着千夫所指的风险复辟帝制，换来的只不过是一个称呼的改变而已，并无太多实际利益，以袁世凯的精明理应看到这一点。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称帝呢？

那种“迷之自信”是从哪来的呢？

特制报纸，“欺父误国”！

从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所著《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我们似乎能找出一些答案。

按照袁静雪叙述，袁世凯平时最喜欢看的刊物叫《顺天时报》，是日本人所办的中文报纸，当时在北京发行量很大。

袁静雪17岁那年，一天，身边有一名丫鬟要回家探望父亲。袁静雪喜欢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让对方回来时捎些。

第二天，这个丫鬟用整张《顺天时报》裹着一大包蚕豆回到袁府。袁静雪吃蚕豆时，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论调有所不同，不禁心生疑惑，赶忙寻到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发现虽然日期相同，但是内容大不一样。

袁静雪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

袁克文说：“我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父亲说。”

袁克文接着问：“你敢不敢说？”

袁静雪答：“我敢。”

当天晚上，袁静雪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其父。袁世凯看罢询问来源，随后立即明白：平时看的《顺天时报》是专门“特制”给自己看的。

袁世凯“眉头紧皱”，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

第二天早晨，袁静雪看到大哥跪着求饶，袁世凯用皮鞭把袁克定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骂他“欺父误国”。

连吃二十多个馒头无知觉

袁静雪的记述被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在其1926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所印证。

根据戈公振的记述，袁世凯平时要看什么报纸，都由梁士诒、袁乃宽等人先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的“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然后再拿给袁世凯看。

一天，赵尔巽来见，袁世凯正在看报纸，赵尔巽无意中随手取来一张报纸，稍看几眼，“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袁世凯问怎么了，赵尔巽说：“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

袁世凯立即命人去赵家，把报纸取来，看完大怒，马上叫袁乃宽过来质问，袁乃宽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袁克定、梁士诒、袁乃宽等袁世凯身边的亲信，为什么要伪造出一份专门给袁世凯看的报纸呢？

原来，袁世凯并非莽夫，他固然想当皇帝，可也知道要看清形势，看看国内外有多少人支持自己。而袁世凯身边的一帮人，“帝瘾”比袁世凯还强，他们无非是想沾“皇帝”的光。

这帮人收买各方，组织各种请愿团，如京师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情愿团、孔社请愿团等，制造声势。

但是，当时主流声音是反对帝制的，报纸上也常有反对的声音，为蒙蔽袁世凯，他们就通过伪造报纸把袁世凯“孤立”起来，让袁世凯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听不到真实的声音。

一个被真实信息隔绝、被假信息日夜洗脑的人，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迷之自信”。

鲁迅先生在《扣丝杂感》一文中说，袁世凯做皇帝时“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等蔡锷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袁世凯“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