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城镇住宅环境初探

关浩淳

(华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21)

和平解放前后的西藏城市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处在大工业降临前的传统社会，以住宅环境为代表的城镇物质形态受到当地自然、社会以及宗教因素的深度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对西藏建筑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很多成果是基于建筑学方法，立足于具体建筑形制、格局乃至内部构成要素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增进对西藏建筑的认知；然而，在关注具体建筑空间单位、功能构造中，却无可避免遇到忽略具体历史时间、居住人等困境。针对该问题，基于历史材料的发掘与利用，对历史场景中各类建筑使用情况和特点的关照，对于深入揭示其多重丰富面相有着重要意义。此外，从西藏建筑或民居的内容看，研究者或从农区、牧区、林区、城市等不同角度考察(1)相关研究参见：次多.西藏民居建筑刍议[J].中国藏学，2004(1)；邓真，何一民.论高原环境、民族特性及宗教信仰对西藏城市建筑的影响[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关浩淳，冯兵.差序与等级:民国时期拉萨的城市空间与人居[J].中华文化论坛，2020(3)等。，或从文化思想层面解读(2)详参：张亚莎.西藏近代建筑艺术概述[J].中国藏学，1996(4)；徐宗威.西藏的传统建筑文化[J].城乡建设，2004(9)；徐宗威.古代西藏五大建筑思想[C]//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建筑研究论文汇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等。，或从寺庙、宗堡等具体建筑切入探究，鲜有对西藏城镇居民的住宅环境作专门讨论。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城镇住宅环境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虽出现零星的现代建筑形制，但整体上带有浓厚的传统特色，仍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等级以及宗教文化的广泛影响。对该时期以住宅为代表的城镇居住环境的考察，有利于确定西藏城市发展的历史方位，认清当地城市居住环境几十年的发展演变轨迹，为未来城市发展和住宅规划提供独特参考系。

一、自然环境影响下的西藏城镇居住景观

和平解放前后的西藏城镇住宅环境受到自然地理要素的强烈制约。西藏幅员广大，不同区域气候和地理环境存在巨大差异。藏西北地势高峻，受高山阻挡，沿海湿润空气难以进入，“空气干燥，雨水稀少”，“全年夜间温度常在冰点以下，荒山穷谷，阗无居人，土地荒凉，植物绝鲜”；地处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藏东南，受印度洋季风气候之影响，“天时较宜，雨泽亦多”，气候舒适[1]27。自然地理上的差异，深刻影响到西藏不同区域的自然景观，形成高原气候下不同地带错落有致、风格多样、类别迥异的城镇环境与住宅景观。

因自然环境的作用，西藏城镇多聚集于藏南和藏东河谷地带，城区面积不大，住宅颇具代表性。据载，1952年以前西藏城镇住房“不足30万平方米”，且“多为土木、石木结构”，“标准低、条件差”，集中于拉萨和日喀则的城区[2]29。以拉萨为例，民主改革前市区建筑面积“仅有22万平方米”[3]36。老城区是拉萨起源、发展的缩影，主要是“以大昭寺为中心方圆1平方千米的古建筑群”；居民住宅较多，“都是石木和土木结构”，墙体“以花岗石、土坯等地方建材为主”，普遍“低矮、昏暗、潮湿”；类型上有“贵族家院”“地方政府公房”“三大寺等寺庙公房”“商人或富裕居民私房”等区分，但都以转经道布置，“呈不规则，多层次”排列[2]35、50。房屋高两层或三层，“涂以白垩，门窗则涂黄色，屋顶扁平，称藏地特色”[1]43。当然，拉萨也有部分建筑布局设计带有内地与藏地的混合特色，如拉萨汉族、各单位公务人员和商帮等聚会的“联欢社”即是此类[4]105-106。然而，因城内“街道狭窄”，加上“垃圾、粪便处理困难”，致使拉萨城镇环境“低下”[2]35。 与拉萨类似，昌都1950年时城镇面积“不到0.3平方公里”，城内“多是平房和土木结构石木结构的藏式碉房”[5]473。民用建筑主要“采用片石木架结构”的藏式平顶碉房，大都“只有一二层，少量民房高三四层”[5]476。另外，昌都境内“公房极少”，各县城房屋“绝大多数为私房”[5]487。位于边境的下司马镇居民也多住在“窗小、门矮”的房屋内；帕里镇的住宅也是“挤做一团”，鉴于地势高、温度低，出于保暖考虑，许多屋顶中间设计一个洞口，既能“让烟散发出去”，还方便“引进日光”；也有房子“建在地下”，人与牦牛、骡子“挤在一块”[6]51。藏东因多山之故，中小城镇的民居“多独院”，随地势“自由布置”，彼此错落，不相联系，“左邻右舍，既不接山也不连墙，背户而居，只隔数尺”；但因缺乏公共设施，居住环境也较差[7]53。

图1 林芝民居 图2 门巴族民居

受海拔低和东南亚暖湿气流影响，藏东南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大，林业资源丰富，形成具有良好防水性的林区建筑。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平屋顶，藏东南的民居多为坡屋顶，以“木屋架制作歇山屋顶”，屋面“盖木板或石板”(如图1)；也有用芭蕉叶、稻草、木板瓦作材料(如图2)，但这类城镇多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区域，如林芝的察隅、工布江达、米林，山南的错那，日喀则的吉隆、聂拉木、定结、亚东，昌都的芒康等地[8]165。以林芝县为例，城镇住宅多为大坡屋顶构造的木石或土石建筑，具有“防雨防潮、通风、抗震、冬暖夏凉等”鲜明特点；为防潮，许多房屋墙体为石头砌成，不设院廊，只用细圆木或杂木修造围墙[9]615。

藏北高原降水稀少、气候寒冷，居民以牧业为主，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主要过着半定居式的放牧和季节性游牧生活，帐篷是主要居住形式。据载，历史上那曲镇的定居点和聚落即由帐篷组成，西藏地方政府派驻藏北的总管也住帐篷，孝登寺亦不过一个帐篷寺庙[10]112。帐篷多用牦牛毛织成，内部有不同分区。除富裕牧民外，人们很少在某一地方久住。后出现定居式建筑，多为“一层平顶土木结构房屋”“构造简单，原始古朴”；城中寺庙“大多依山而建”，墙体为“夯实墙”，一般为“干砌石或黏土浆砌石”，顶部有“边玛草檐口”，墙体收分，形成下大上小下重上轻的建筑样式[11]743。噶尔的百姓也是长期“居住帐篷”，逐水草而居，清代西藏地方政府曾于当地设噶本，并在作为办公驻地噶尔雅萨和昆萨修建“几间土木结构的住房兼办公用房”，部分百姓还在住房附近“搭建帐篷临时居住”[12]383。可以说，除为噶本修建的数量不多的民房，阿里地区过去“其他民用建筑极少”；至于民房的建材，主要是“土坯、卵石、木材等”，木材少量来自普兰、札达等地，“多数从尼泊尔、拉达克等地通过易物交换获取”，其他都是“就地取材”；建筑样式“均为平房”“土木结构”；层面设计“有平顶和坡面两种”；平面布局有“矩形、圆形和不规则多边形等”，为保证建筑稳定，多采用下宽上窄的“收分墙体和蛛网结构”[12]390。至于多数牧民，所住都是“黑色牦牛毛帐篷”，在搭建选址与内部设置等方面均有讲究[12]614。

二、等级序列中的西藏城镇住宅环境

除自然地理环境外，西藏城镇住宅环境还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和平解放前的西藏为农奴制社会，等级鲜明。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上层僧侣、世俗贵族、官吏与普通僧侣、城镇平民、农奴等构成了贵族、僧侣、平民三等九级的西藏社会，“各阶级界限极严，彼此不相往还，不通庆吊”[13]123，阶级间的壁垒与隔阂严重影响着西藏城镇居民生活，也形成各阶层条件不一、生活迥异的住宅环境。

作为统治阶层的西藏上层贵族，居住条件奢华。以达赖喇嘛为例，布达拉宫是其住处，除他本人及亲信随从，一般人禁止入内；罗布林卡内也有其“多处住宅”，每处住宅“各个房间分别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摆放家具”，分别称为“英国式房间”“汉地式房间”和“印度式房间”等，房间还装饰各种精细的花纹[14]215。达赖的父亲佛公住在布达拉宫东面“一个很气派的院落内”，还拥有政府拨给的不少庄园以及“上万名的农奴”[4]4。达赖的姐姐住在名叫“尧西林卡”的“一套前后三进院的庄园”[15]53。夏扎、帕莫拉定等贵族都在拉萨城内建有府邸、公馆。建造于19世纪初的夏扎府“面积3700平方米”，距大昭寺的中心位置“约200米”，在庭院北部的主体建筑“高三层约9.5米”；庭院“宽24米，进深21米”，两侧及南面是两层带连廊的辅助建筑，被用作“储存、作坊、仆人居所、牲畜圈棚等”；一条南北轴线将入口大门、庭院及府邸等建筑贯穿，形成对称布局；府邸的回廊檐柱上“雕刻有简练而又有力的纹样”，主体建筑围廊左翼还有“一座两层通高的家族佛堂”，“规模宏大”[16]205。除八角街西南侧“硕大的封闭式藏式庭院楼房”拉定公馆外，帕莫拉定家族还在拉萨东郊的贡朋唐有附属庄园，在墨竹贡嘎宗北侧的“帕莫拉定雄江”丢惹之地建有“四层楼藏式庭院”，“四周园林环绕，别墅坐落其间”，内有管家、侍寝官、厨师、马厩官、守门者等家丁“百余名”，各种牲畜一千多头，庄园楼底地窑还“设有粮仓”[4]20。除王室、权贵外，也有一些府邸居住着尼泊尔使节、清朝办事大臣及中央驻藏代表[17]65。此外，泽当等其他城镇也有贵族府邸。泽当附近的拉加里宫原为坚实宏伟的“三层楼房”，前面“用白石铺砌”地面的广场上，“有用各色石块拼成的‘八瑞祥’、‘七政宝’、‘五妙欲’等图案”，中央“为每年藏历正月跳神的场所”；府邸以北是比罗布林卡“大三倍”的林卡，其内建有别墅，“建筑独具风格”，“门帘隔扇，花雕彩绘，龙飞凤舞；四周有花草树木环绕”，幽静处还建有一座浴池[18]16，十分豪华。

至于城市普通居民，居住较为简单。河谷平原的许多城镇住房以碉楼、碉房为主要形式。这些建筑“皆平顶，砌石为之，上覆以土石”[19]32，有两三层至六七层不等，取材多为石头，“屋顶扁平”[1]43。碉房“外形端庄稳固，风格古朴粗犷”，外墙自下而上作适度收缩，“坚实稳固、结构严密”，利于防风避寒和御敌防盗，为手工业者、工匠、农民等城镇及周围平民中较有财力者欢迎。[20]219-221一些没落贵族、商人及富裕居民也在城内修筑私人独院平房住宅。不过因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远不如贵族和地方官员，故房屋“规模较小”、没有大的院落，外部形制多为“一楼一底的正方或长方形建筑”；也有只是平面简单的“简陋的平房”，墙体是“土坯墙或夯土墙”，只能“满足家庭生活的最低需求”[2]51。大商贾则会在拉萨建造府邸。西藏城市也有供人租赁的房屋，但规模较小，只在拉萨、日喀则和昌都等主要城镇的寺庙及其附属的“康村”等地“有少量”存在，出租对象“主要是商人和朝佛僧人等”[2]32。针对不同租客，房子的出租条件也不相同[21]112。至于普通喇嘛，尤其那些贫苦喇嘛，一般是“几十个人拥挤在一间阴湿的屋子里”，即使如此，还得出房钱[22]。

以农奴、乞丐为代表的社会底层人员，居住条件非常差。许多被认为“从事‘下贱肮脏’手工艺的贱民”，只能“和牲畜睡在一起，或者睡在厕所里”[23]284。至于那些社会地位低下、没有政治经济能力的朗生，“屋檐下、走廊边、牛棚、马棚，就是她们的住处，身上的破毛布衣，夜晚就是被盖”[24]163。山南索康庄园中的一个老婆婆朗生，长期住在“粪坑跟前的墙角里”，头顶是厕所，“粪尿通过厕所地板上的方孔漏到下边的粪坑里”，即便如此，老婆婆也已很满足，还时常指着臭烘烘的角落向人称那是她的“撒木厦宁巴(旧公馆)”[24]7—8。大昭寺西南侧的鲁固“有一集中的乞丐窝”(如图3、图4)，当地藏民称呼为“鲁布邦仓”，“近百顶的破烂乞丐小帐篷，搭在这脏乱不堪、遍是垃圾的地上”；一些饥饿的跛足、半瞎乞丐“挤在富豪、贵族的院外，争抢从院里扔出来的几根吃剩的肉骨头，然后坐在路边用石头砸开，挑吃里面的一点骨髓”；有时还有因疾病而奄奄一息的乞丐，衣衫褴褛、面如土色，虱子爬进他们的鼻孔[25]153。

图3 拉萨鲁普(固)乞丐村一角 图4 睡在拉萨街头墙角的农奴母子

三、宗教文化浸润下的西藏城镇住宅环境

西藏历史上为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寺院经济占据重要地位，宗教势力强大、氛围浓厚，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具体到城市建筑与住宅上，不仅体现为寺院建筑规模大、艺术成就高，还反映在建筑的选址、建设、设计以及居室的布局、装修等内容繁复复杂，无论寺院建筑还是世俗住宅都概莫能外。

西藏城市住宅的选址与建设深受藏传佛教“中心”观念的影响。“中心”观念与佛教中的“曼陀罗”(亦“曼荼罗”“坛城”)思想密切联系，是佛教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反映。该思想认为世界中心在须弥山，围绕它形成宇宙的四大洲和八小洲，以神、人、畜生为代表的三界围绕须弥山布置，体现了藏传佛教的完善理想和宇宙图示。受之影响，许多西藏城市围绕寺庙发展，住宅亦围绕寺庙分布。拉萨即主要围绕大昭寺发展。随着大昭寺的建立和朝拜人数的增加，围绕寺庙及信徒转经的路线，形成僧人宿舍、宗教学校等建筑，供应寺院僧人和朝拜信众设立的手工作坊、商店、酒楼、民宅等，再加上附近的大量贵族府邸、活佛家庙、政府衙门等，从而形成以大昭寺为中心、东到清真寺、西到琉璃桥、南到三估主庙、北到小昭寺的城市空间形态。在总体布局及建筑朝向上，拉萨也是“以转经道为依据”，围绕大昭寺形成的“朗廓”“八廓”“林廓”三条转经道分布[2]50。以大昭寺为例，从高处鸟瞰，“觉康主殿高于群房之上”，环绕“金顶”形成“城市空间构图的中心”，给拉萨“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26]6。 就整体言，在“土红色‘边玛树枝’女儿墙，红柱门廊、艳丽的彩画”等映衬下，大昭寺中心建筑的主体地位和在城镇中的“超群性”更加突出[27]483。围绕寺庙布局的理念在日喀则、昌都等城镇亦有反映。因殿堂、拉章(大活佛居住地)等核心建筑是“佛教宣传的世界中心和天界的现实代表”，在“中心”观念影响下，寺庙内“众多僧人住宅建筑和其他建筑”大都围绕上述核心建筑布局，从而形成“庞大的寺院建筑群”[16]16。此外，受坛城方形空间观念影响，许多贵族、城镇居民将庄园、民居设计成方形或矩形平面，在内部利用“回”型走道安排空间，这种走道与内天井、院落结合，既方便居民生活，又改善建筑的通风采光，成为高原上的独特建筑景观[28]259。

西藏建筑内部布置和装饰等方面也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例如西藏多数住宅内设有拜佛空间，正所谓“居民家家皆安设佛像”“有一室必做佛堂，以供佛像，为喇嘛诵经之处”[29]500—501。建筑内部布局时刻注意人畜分隔、神人分离，底层安排牲畜，主人居住上层，佛龛也单独设置，这种对神佛供奉、人的居住生活、牲畜的养殖三类空间的安排，某种意义上与“曼荼罗”中对神、人、畜的三界布局相暗合。在建筑装饰上，宗教文化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居民住宅对日月祥云图的使用，还体现为对各种色彩饰物的运用。在藏传佛教色彩观中，红、白、蓝、黄、绿分别代表着火、云、天、土、水，因而许多民居在内部客厅墙壁上涂绘蓝、黄、绿三条色带，“以寓意蓝天、土地和大海”，营造一种祥和的宗教氛围；也有在门窗等其他部位“悬挂红、蓝、白三色条形布幔”，将“屋顶女儿墙的脚线及其转角部位用红、白、蓝、黄、绿布条制成一个五彩的‘幢’”，将窗户设计成黑色，通过各种颜色的搭配装饰房屋外部，增加房屋的美观，寄托主人“吉祥、安康、风调雨顺的愿望”；当然，色彩的不同运用和墙体的不同装饰，往往反映出不同教派的影响。例如信仰藏传佛教萨迦派地区的许多民居建筑，“主体或院墙直角转弯处及较宽的墙面上”都故意自上而下画出“土红色和白色”色带，有时还在墙上“涂以相同宽度的土红色和深蓝灰色带”，而将内中“空为白色”[20]221-222。也有部分萨迦派寺院“以大面积的蓝灰色为主”[16]389。西藏民居中涂饰“大面积的白色和少量的黑色”，据说包含有“苯教尚白抑黑的教义”[30]130。此外，寺庙、宫殿等建筑还往往设计宗教故事题材的壁画、宗教类的符号等作装饰。因藏传佛教劝导信众重视来世，许多人的财产观念淡薄。受“来世说”影响，很多人将住房视为身体的暂栖场所，把财产捐献给寺庙，这造成历史上拉萨、山南、日喀则、阿里等地区民居建筑“大多是使用碎石、砸土等当地材料建造”，居住条件“阴暗、狭小、简陋”，且“长期得不到改善”[16]15。

结 语

和平解放前后西藏城镇住宅环境受到自然、社会、宗教等多重因素影响，并呈现出不同样态。因自然环境的制约，藏北高原城镇住宅环境较其他区域落后，城镇既少且小，住房条件差。在那曲镇，环绕孝登寺四周多是“阴暗、破旧的土坯房和透风露雨的帐篷”[10]741。噶尔雅萨和昆萨的居民“只能住在土坯房和帐篷里生活”，即使尊贵如噶本“也住在年久失修的破烂土坯房里”[31]40-41。与之相比，农区城镇房屋奢华高大，有的住宅院墙上还覆有“石板”，有的“用木条压墙头再用泥沙抹成半圆形”，更有为显示高贵而“涂上赭红色”[7]53。受社会宗教影响，西藏城镇住宅环境呈现出鲜明的等级性和多样性。和平解放前后的拉萨城区建筑面积“仅有22万平方米”，大都为贵族宅院、寺庙和官府衙门，大量城市贫民“只能住在潮湿昏暗狭小的碉房内”，危房“占半数以上”，许多无家可归的乞丐“身居屋檐、栖身野丘”[3]325。有记载称，占少数的官员、贵族“住的是一座座宫殿式的舒适、豪华宅院”；大量的乞丐住的却是“破烂”的“小帐篷”[25]153。江孜贵族帕拉家族的府邸庄园，主体为3层楼房，内有“经堂、会客厅、卧室”和“玩麻将的专用大厅”，房内“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而庄园中的朗生院“住房狭窄、低矮、阴暗，形同牢笼”，“与贵族的豪华住宅形成鲜明对比”[2]77。住宅环境的差异与等级还反映在宗教与世俗建筑的设计规划上。针对城内建筑营造，拉萨曾制定专门法律，规定“任何建筑物都不能高于大昭寺”，贵族可建造“3层”高度，普通人只能建到“2层高”；除个别享有特权的住宅，世俗建筑、贵族府邸等都不能在女儿墙顶部设计“宗教建筑专用”的边玛墙[17]65。可以说，正是在自然、社会与宗教的综合作用下，世界屋脊上形成了高寒而不失多样、富丽而夹杂简陋、单调而富有内涵的特殊城镇居住环境、别样的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