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

2021-05-29 17:05彭涛何雯雯张琳曦
对外传播 2021年2期
关键词:国际传播后疫情时代新冠肺炎疫情

彭涛 何雯雯 张琳曦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西方展开了新世纪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国际舆论交锋。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调整,国际传播的机遇和挑战也发生了新变化。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加强中外交流,弘扬长征精神,将传播重心放在外国普通民众“大多数”,把传播内容同当地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相联系,使传播渠道侧重于外国新兴网媒平台和大媒体,重视发挥新生代年轻人在网络传播中的作用,赋予国际传播主体更大自主权。

【关键词】国际传播 后疫情时代 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世界格局带来深远影响,也给国际传播环境带来了新变化。

一、疫情期间国际涉华舆情演变

通过分析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内容,可将疫情期间国际涉华舆情演变分为普遍关注、激烈交锋和长期斗争三个阶段。

(一)普遍关注阶段(2020年1月下旬至2月底)。该阶段疫情在我国国内暴发,国外仅出现少数病例。截至2月26日,17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40多个国际组织负责人向中方表示慰问,表达了对中国战胜疫情的信心和支持。这阶段的负面舆论主要是污名化(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指称新冠病毒)以及借疫情攻击中国国家制度,标志性事件是《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一文,对此我方多次提出严正交涉,最后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

(二)激烈交锋阶段(2020年3月初至5月上旬)。该阶段国外多地疫情暴发,国内疫情逐渐平息。我国同世界各国开展抗疫经验分享交流,派遣医疗专家团队,提供防疫物资援助,受到世卫组织和受援助国家的欢迎和好评。武汉“解封”和中国抗疫的成功受到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而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却掀起对中国的指责浪潮,密集抛出“中国隐瞒论”“中国误导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劣品出口论”“口罩外交论”等各种论调。这期间,外交部记者会密集驳斥各种谣言和无理指责,5月9日新华社发布《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对24种谎言予以全面批驳。

(三)长期斗争阶段(2020年5月中旬至今)。该阶段,外国疫情愈演愈烈。美国等个别国家捏造“中国偷美国疫苗研究成果”“疫苗外交论”等,持续散布涉华谎言。但美国政府对内抗疫不力国内矛盾上升,对外“断供”“退群”世卫组织丧失国际支持,其对中国的舆论攻击力度减弱、频次降低。相反,中国经济快速恢复,数据连超预期,世人瞩目,舆论回应上也更加主动自信。这期间,国际涉华舆情主题不再集中于疫情,但因国际政治斗争的持续,舆论交锋也呈长期化态势。

二、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机遇

(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声音。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力亲为,开展了气势恢宏、精彩纷呈的元首外交,积极援助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全球团结抗疫发挥了引领性作用。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角色越来越关键,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声音更加受到国际关注。

(二)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可,少数政客媒体对中国制度的抹黑更加苍白无力。此前西方多以“没有人权”等话语体系抹黑中国制度,在疫情初期还称“中国封城隔离措施侵犯人权”。现在西方国家疫情持续越久,就越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成功,“侵犯人权”等论调不攻自破,而中国构建的“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话语体系,开始登上道义制高点。

(三)新生力量不断成长,国际传播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疫情使得传播渠道越来越侧重于网络和手机移动端,而我国在网络应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抗疫期间涌现出许多成功的传播事例。如新华社通过推特账号发布了一则名为《病毒往事》(Once Upon a Virus)的短视频,用“乐高”式的兵马俑和自由女神,再现了疫情发展时间线,形象展示了美国的胡言乱语和自相矛盾。24小时网络直播火神山医院建设,让海内外网友“云监工”见证“中国奇迹”,引发西方社会二次深入传播。一个由中伊年轻人组成的“中国伊朗防疫互助小组”每天搜集中国抗击疫情的科普文章或视频,翻译成波斯文或配上波斯文字幕,在社交媒体上推送给伊朗民众。中国民众宅在家里自娱自乐录制的小视频,被美国人艾杰西在波士顿举办的公益脱口秀上播放。英国广播公司(BBC)发布了一段多名武汉年轻人回顾“封城”生活的视频,被采访者讲述隔离期间的心路历程,从觉得没有必要隔离,到极度恐慌、彻夜难眠,到慢慢适应,之后看到疫情被逐渐控制而认识到封城和隔离的意义,真实可信,许多外国网友给予积极评论。这些传播成功跨越了国界限制和文化差异,有较强的传播力。

三、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

(一)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传播大环境日趋复杂。全球疫情呈现长期化态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各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民众生活、思想都有新变化。部分国家政治争斗、种族冲突、社会撕裂,保守主义、民粹思潮、排外主义兴起,意识形态冲突、宗教冲突、文明冲突风险增加。受外国负面宣传影响,西方民众对我国的好感度降低。

(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和污名化力度,全方位排挤我国际传播阵地。美国屡出政策限制中国驻美机构、企业、记者、外交官、赴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部分西方国家跟随奉行对华打压政策。有的外国媒体平台对支持中国的言论采取直接限制措施,如推特公司放任攻击中国的“水军”,却移除了数万个中方用来发布信息、客观介绍中国疫情应对的账号。在此背景下,我国国际传播不可避免会遇到更多困难。

(三)国际传播能力西强我弱的格局仍未根本改变,舆论反击能力成为突出短板。疫情期间,我国际传播总体处于“守势”,处于美国“贴标签”、我国“撕标签”的境地。应对舆论攻击的反击方式和渠道有限,能直接与西方媒体、专家深度对话的人才储备少,发布的信息政治性较強而可读性不足,常被西方选择性报道,传播效果难达预期。

四、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路径的思考

(一)党的领导是做好国际传播的坚强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价值观和方法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这是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二)办好中国自己的事和加强中外交流是做好国际传播的基础。疫情期间,由于中国的出色表现,即使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报道一些有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新闻,美国白宫就罕见地批评“美国之音”“花美国纳税人的钱,却为中国等进行宣传”。后疫情时代无论斗争如何激烈,也要坚定加强中外交流,鼓励更多外国官员、记者、民众到中国眼见为实,争取涌现一批新时代的埃德加·斯诺。

(三)国际传播要做长期准备,弘扬长征精神。国际传播是西方的主场、我国的客场,西方不仅在国际传播领域长期经营,甚至颜色革命都积累了多次成功经验,而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做长期准备、长远谋划。长征途中的传播经验,对于我们在困难环境下开辟国际传播阵地,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当年,沿途的群众缺乏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受反动宣传影响,对红军怀有恐惧和敌意,少数民族百姓还有很深的民族隔阂和宿怨。红军一是以严明的纪律和对地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充分尊重,破除了群众的恐惧和敌意;二是开诚布公宣扬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追求平等自由、解放弱小民族等政治主张,用革命理想感染群众;三是宣传形式贴近群众,红军即使行军打仗非常疲劳,仍然坚持与群众交谈、帮助群众打扫卫生做好事,沿途张贴标语、书写口号、印发传单、发布告示,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以各种形式让更多群众了解党和红军;四是交流语言贴近群众,既共情又通俗易懂,例如刘伯承同彝族部落首领谈判,说汉人有“白”汉和“红”汉,正如彝族人有“白”彝和“黑”彝,老是杀彝族人、压迫彝族人的是白汉,红汉和黑彝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白汉。①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还要提倡长征精神,吸引优秀人才长期扎根深耕中外交流,做很多艰苦细致争取人心的工作。

(四)传播重心要偏向外国普通民众“大多数”。少数几个国家政客攻击打压中国,少数顽固反华派造谣抹黑中国,这是无法避免的,而且这些人毕竟是极少数。我们要避免过多纠缠顽固反华派的话语体系,在必要的反驳和澄清事实之后,应将重心放在争取广大中间群体的理解信任支持、影响外国普通民众“大多数”上,并注意在当地民众中开展调研,听取意见建议,不断改进传播效果。

(五)传播内容要同当地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相联系。对于绝大多数外国人民来说,中国太过遥远,他们仍然主要关心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处境,中国仅仅是一个参照系。中国人民的核心关切,很可能外国人民并不关心。国际传播应该以受众需求为导向,结合当地实际将传播内容形象化、通俗化。要更多关心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心他们的困难和需要,做他们的贴心人,在此基础上,将他们所需的和我们想讲的结合起来,向其提供中国的做法和经验,介绍中国为他们带来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让外国民众对中国产生亲切感。此外还要加强对当地宗教、文化、历史的了解,避开敏感问题,避免负面效果。

(六)传播渠道侧重于外国新兴网媒平台和大媒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过,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②国际传播领域已有明显的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特朗普经常利用社交媒体制造舆论,美国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反而下降。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推特在疫情论战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疫情将世界推入网络交流时代,要尽早入驻当地用户数多、影响力大的网媒平台。电视、广播、报纸、户外屏等经典媒体渠道仍有较多受众,可同几家外国大媒体开展合作,提高中国的曝光度。

(七)重视发挥新生代年轻人在网络传播中的作用。我国新生代年轻人爱国自信、个性自主、外语能力强,擅长制作图片、动图、短视频和开展网络直播,网络表达更有青春活力、亲和力和创造力,是网络传播的生力军。后疫情时代,要鼓励中国青年以各种新媒体形式展示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文化和思想,展示年轻人眼中的中国和世界,由有关媒体跟进转发。

(八)赋予国际传播主体更大自主权,建立鼓励创新和容错机制。国际传播所在地的语言、文化、社会制度、法律、政策、规则都不相同,所以国际传播工作不能简单套用国内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国际传播主体也不能简单按国内媒体的模式来管理。为了显示公正性,国际传播主体在正面报道的同时,也不能回避问题。在国际传播工作中,各方面都需要不断开拓创新,优先积累经验,大胆试错。

国内需要为国际传播提供经费保障和制度保障,建立鼓励创新和容错机制,赋予国际传播主体更大的自主权,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国际传播工作,不断推动国际传播的创新发展。

作者:国务院参事室新闻宣传处处长;求是杂志社评论部编辑一组副组长;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人才交流部部长

「注释」

①[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89-190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8頁。

责编:吴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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