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品芳：32年执着坚守，成就修复“全能”典范

刘晓立

身材纤瘦、举止利落，说着流利的吴侬软语，看上去就是会把生活打点得精致、有条理的“讲究人”，好像与需要整日舞弄刻刀、棕刷、糨糊等的工作关联不上。“其实我手劲很大的。”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上海、湖北传习所导师，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张品芳笑着展示自己修长却比般女性更有力量感的双手说：“你看，正适合做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吧。”

没错，在上海图书馆乃至全国，张品芳都是为数不多的掌握古籍修复、刻碑传拓、碑帖书画装裱修复等技艺的全面人才，常被赞誉为“五项全能”。多年来，不管如何艰辛，张品芳从未以任何理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经过方方面面高强度的训练，她更明白：工匠精神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做每件事情都要追求到极致。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张品芳是上海图书馆文献保护修复的第三代修复师，如今已经在这个领域中浸润了32年，不仅掌握多项技艺，而且在管理、传承方面多有建树，成为行业里不可或缺的专家导师。谈起成就的取得，张品芳表示首先要感谢师傅赵嘉福的倾囊相授以及严厉教导，其次也要感谢自己的“不甘落后”，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我与古籍修复结缘是在1989年，当时文化部图书馆司委托上海图书馆举办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面向全国招生。培训班主讲老师就是赵嘉福先生，而我非常幸运地被馆里指派拜参加培训班，并拜赵先生为师，由此成为师徒。”培训班有半年时间，基本以学习古籍修复技艺为主，但赵嘉福先生本身掌握多项技艺，授课过程中对于碑刻传拓等也会有所涉及，培训班结束之后，更是手把手对张品芳倾囊相授多项技艺。

刚进上海图书馆时，女职工修书，男职工学装裱或碑刻似乎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但赵老师既然带了我，就没有作区分，修复、装裱、刻碑全都教，我也就全都学。”张品芳介绍。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说颇费力气的刻碑，师傅不仅不会对张品芳降低要求，还非常严厉，常常说：“刻得慢一点没关系，但必须考虑成熟了才能下刀，不允许有任何‘万一，刻错一笔就不要跟着我了！”

“师傅干活时，我就在旁边打下手、递工具。”张品芳反复模仿、揣摩师傅的动作和手法，潜心修炼手感、分寸和火候，不允许自己有一點落后的地方，“现在想想，除了师傅的严格要求，我自己性格里也是有点完美主义的，但当时不觉得，就把师傅的要求当作目标，一点点地磨，要求自己一定达到。”在赵嘉福的带领下，还是“一张白纸”的张品芳悟道，在这个行业中，从来是要追求极致的。

学习刻碑以来，无论是搬石块，还是刻字，张品芳从来是不甘落后的。“刻花岗岩是最需要力气的，因为它的表面特别光滑，刀上去的时候如果没有定住，就会划出去，留下明显的痕迹；第一刀定位后，接下来也需要一刀一刀用力从深度刻下去，没有力是刻不动的。可能我本身就力气比较大，而且从潜意识里觉得对工作就是要拼尽全力的，所以不仅是质量，进度上我也要跟上他们。”

“印象最深刻的是刻龙华烈士陵园‘丹心碧血为人民石碑，我们是1995年3月接到任务，4月就要揭牌。之前我们刻帖用的石材大多是青石，石质不是很硬，但龙华烈士陵园用的是很硬的花岗岩。尤其7个字每个字高度有70厘米，宽度30厘米，这么大的字需要凿得很深，而且起笔、收笔的时候可能还会深浅不一，因为我们是根据书法的行笔来决定它的深浅。”时间紧、难度大，为了抓进度，张品芳等人每天从早7点做到晚10点，工作量非常大，到最后几天，敲板的右手几乎抬不起来，需要捏几下才能再继续工作，“但我还是努力坚持了下来。”一向要强的张品芳坦言，在工作中不会想太多，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给自己留任何遗憾，也不给别人拖后腿。

技艺之间可互通，五项全能真受益

每一项技艺的学习过程都是艰辛的，但真正掌握后会成为自己一生的财富，并在之后不经意间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学习多种技艺让我在之后的修复工作中能够触类旁通，有更多的办法去处理不同的问题。”张品芳特别提到了用书画装裱中的“飞托”技法修复盛宣怀档案的经历。

盛宣怀档案是上海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全部共计18万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其内容涵盖了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文献种类几乎包括当时可见的所有文献类别。不仅如此，文本形式亦各异，除传统的写本、刻本、拓本、手绘本以外，还有从西方和东瀛传人的石印本、铅印本、墨印本、油印本等。由于存放年久，近代纸张的酸性特质等，造成了部分文献的严重破损，为了更好地挖掘利用“盛档”这座近代史的研究宝库，配合盛档的整理研究工作，上海图书馆很早便启动了“盛档”的修复，到张品芳接手时，“盛档”修复已经接近尾声，剩余的待修复文献大多已经焦脆成碎片，需要一点一点进行拼接，而更难处理的是字迹、颜色洇化问题。“‘盛档中有很多纸张本身就是经过染色处理的，还有红格子的信纸，遇水就会洇化。按照传统的古籍修复方法，需要在碎片破损和边缘处涂浆水，然后把补纸补上去，但如果用这种方法操作需要喷水，那红格子就会全部洇开。”那怎么办呢？张品芳想到了书画装裱中的飞托技法。“这种技法就可以控制水分，不让字迹、颜色产生洇化。”张品芳介绍说，飞托与一般托裱的区别在于，它首先是在补纸上刷浆，再在下面垫一张干纸，将补纸上的水分吸收到一定程度后提起备用，然后将文献反置，尽可能摊平，再将补纸刷浆的一面覆盖到文献背面。“这一方法不仅对文献起到了背衬加固的作用，也避免了文献直接与糨糊的接触，减少了洇化的现象。”

书画装裱与古籍修复都属于纸质文献的修复类别，修复对象的材料是一致的，因此也有很多技艺在应用上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在修复手札时，以前的惯例是做成册页，如果学过书画装裱的话，就可以用进去做成蝴蝶装册页。”张品芳举例说：“当然现在从保留原样的概念上说，把手札做成册页装有点不太合适，因为这种方法需要对手札进行托裱，无法将手札背面的文献信息保留下来，所以现在我们大多会采用挖镶的形式，做成线装书的样式，或者单片保存，就是修补好以后不进行任何的装帧，直接单片放在一个无酸盒里面，但这样做的前提是要全部做好数字化，因为单片保存不利于为读者提供阅览服务。”修复理念在不断地发展，对于修复方式的选择需要考虑得也越来越多，张品芳常常感慨，学习多样技艺在这种时候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

“还有一次比较意外的经历。上海图书馆家谱馆开馆的时候，为了配合数字化的项目，我们集中抢救了大量家谱，当时就从书库碰到一件虫蛀非常严重的家谱，那个家谱是手写稿，就是将家谱抄在一张张條形的宣纸上，然后做成经折装。对于没有学过拓片装裱修复的人来说，修复经折装是无从下手的，而我刚好都学过，又有了发挥的空间，把它复原后非常高兴、自豪。”张品芳介绍。

以学院教育为基，以师徒传承为继

眼下，张品芳工作的一大重心是传承技艺、培养人才，对于当前多样的培养方式，她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学院教育是基础，需要做好理论积累；师徒传承是技艺的提升，就像医学博士动刀之前也要进行临床实训一棒培训班是信息交流平台，可以了解更多修复理念和技艺，所以三者构成了一个传承体系，缺一不可。”

在张品芳看来，学院教育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可以全面地为学生提供知识积累的平台和途径。“目前开设古籍修复方向的高校越来越多，这是非常可喜的。但还存在学科知识结构不符合实际需求的问题。”张品芳认为，古籍修复不仅涉及技艺的传授，还涉及很多科学研究的问题，需要积累化学、材料学、微生物学等相关的知识，也需要能够研究应用先进仪器设备，像以前一样仅仅懂得传统技艺和部分版本知识已经远远不够了。“现在的古籍修复专业还不够独立，很多设置在文博、图书档案、历史学等文科专业下，在招生生源和课程设置方面就有了局限，学生本身以文科居多，理科知识稍显欠缺。”张品芳希望，古籍修复能成为一个文理结合的独立专业，真正帮助学习者积累全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为今后的古籍修复事业培养复合型人才。

结束学院教育，走上真正的修复岗位后，师徒传承就是必须的了。“因为导师都有自己独特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知识和技艺，更多需要‘身教，需要徒弟跟在身边慢慢地观察才能体会，就像我跟着师傅学习时一样。”张品芳认为，修复师实践的重要性与医生相似，“一个医学博士生无论理论水平有多高，有多少研究论著出版，如果实践不行，那病人也不敢让他开刀”。而在工作岗位中经常参加培训班，不仅可以学习不同老师的修复理念和方法，还可以与各地学员实现信息交流互通，在以后工作中碰到问题也可以互相借鉴，实现技艺提升。

经历高强度训练，用行动诠释“工匠精神”

得益于一开始的历练与吃苦，在张品芳看来，只有经历了高强度的训练，才能更好地从事古籍修复事业，用行动诠释“工匠精神”。“高强度的训练是根基，只有高强度训练才能熟练掌握，只有熟练掌握才有可能创新，才能把修复工作做得更好。”

在训练中，“量”是一方面，多种技艺的提升也是一方面，“图书馆的修复任务繁重，但人才培养、技能提升也不能放松，年轻人不能只埋头完成基础的修复工作量，而不去经历有难度文献的修复。”张品芳以亲身经历验证着：没有高强度的基础训练，就不能实现技艺的熟练掌握，而不去接触不同类型、不同难度的修复任务，就无法实现技艺的提升。她希望，年轻人能够通过大量的修复训练，完成高质量的修复任务，不怕吃苦，真正成长为一专多能的修复人才，诠释出极致的“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