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书资料选辑》:民间金融的历史遗存

胡萤

2018年秋季，我从广西来到河北，开启了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入学以后第一次与导师见面，戴建兵老师便提问“知道什么是‘会吗”当时，我对传统金融的了解相对有限，老师的问题立刻使我一头雾水。从老师办公室出来以后，我便带着疑问开始查阅资料，试图弄清“会”是何物，“会”与中国的传统金融业存在什么关系。

“会”可作为名词，指代民间一种小规模经济互助形式，人会者按期平均交款，分期轮流使用。于是，笔者便顺着这一线索，查阅到了民国学者王宗培的专著《中国之合会》。通过认真研读这本专著，使笔者知晓了一种民间互助金融组织——“合会”。对于这种陌生的组织，该书的第一页有着这样一段文字

缓急相济，有无相通有往必来，有施必报自古以来，即本此旨以称“会”。然则“会”者，何耶即江南通行之合会，俗称曰蟠桃，人字头者，其代名词也。各省名称，亦因地而异，如集会、邀会、聚会、请会（山东）、打会（安徽）、纠会（浙东）、约会（湖北）、做会（粤省）、腙会（云南）等，皆是也。此与日本之旧式组合无尽（又可无尽讲、赖母子、或赖母子讲）及印度之夺标制、友助会等，亦属相类。惟其间之嬗递关联，则无从考据矣。自其方法言之，合会为我国民间之旧式经济合作制度，救济会员相互间金融之组织也。

这段文字解释了三个问题，第一，“会”是合会的简称第二，由于地域的差异，合会有着众多不同的名称，比如“集会”“邀会”“聚会”等第三，合会的定义为我国民间之旧式经济合作制度，救济会员相互间金融之组织也。

随后，笔者逼过网络资源对合会的研究成果进行搜集，了解到了更多相关的信息。作为一种历史悠久民间金融组织，合会据传起源于唐宋之间，明清时期已广泛流行于徽州、赣南、闽西等多个地区，对于抵制高利贷、构建融资平台和提倡储蓄等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合会隐匿于民间，遂致其长期未能得到世人的重视与关注。时至民国时期，大批学者深入农村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从而使合会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因此，民国时期的学者便对合会展开了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亦有李金铮、徐畅、邱建新、俞如先等学者涉足过合会的研究。

带着这些搜集到的信息，笔者再一次来到戴老师的办公室。通过这次交流，笔者了解到戴老师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关注了合会的研究，他发现前人对于合会的研究大多数借助的史料是报刊、文史资料和方志，而较少利用一种珍贵的民间文献——“会书”。会书就是合会的会规，前文所提到的王宗培先生对其曾有一段论述：

会规者，共同遵守之会章也或名会簿、亦曰会约、又称会启或会书。会规亦有正启与副启之分∶正启为会首所执副启为会脚所执，但不通行。俗例会首合会，待有成议，即致送会规与会脚，其会规之内容，约分为三部一序文，或规文（亦有序文及规文并用者）二会脚名录（如系总会则会总之姓名亦须列入）及三会脚逐期抻款表;但轮会，则二三两部合并为会脚题名收次及抻款一览表。

这段论述阐明了会书所涵盖的具体内容，亦从侧面凸显了会书的重要价值。会书记录了合会的名称、成立目的、成员人数、集资规模、运行规则、责任与义务等相关信息，是合会以一定的规则不断诞生，又按一定的周期消亡的凭证。如果将这一珍贵历史遗存充分利用起来，势必能够为民间金融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撑。但是，大多數民间的会书在合会结束之后都可能被销毁，导致其留存下来的数量十分有限，且散落于各地，搜集相对较为困难。针对这一问题，戴老师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合理途径，从各地区搜集了众多关于合会的民间文献。其中包括大批会书。因此，将这批珍贵的民间文献整理出版，并利用它们研究我国固有的民间金融组织，便成为了笔者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主要任务。

扫描会书原件，真实呈现历史

2018年11月的一天，笔者第一次在历史文化学院的文献扫描室见到了这批珍贵的文献。打开一个个文件盒，里面满载着数份厚度不均匀、大小不整齐的小册子。有的小册子页数过百，需要用订书机装订在一起有的却薄如蝉翼，需要用透明的塑料袋包裹起来。面对着这堆见证了中国民间金融的历史遗存，笔者仿佛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领域。为了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出这一段真实的历史，笔者与数名硕士研究生一起展开整理工作。第一步。对这批资料进行了逐份地梳理，确保每一份会书的原件不出现缺页或漏页的情况。第二步，对每一份会书的内容进行浏览，确保每一页前后顺序是准确无误的。第三步，按照出版社要求的清晰度。利用扫描仪对每一份会书进行扫描，并将扫描的图片分别放入多个不同的电子文件夹中。在扫描的过程之中，一些纸张比较柔软的会书，需要小心翼翼地将其从塑料袋中取出进行扫描部分存在招望的会书，则必须两人或三人互相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经过数月的努力，会书原件的第一次扫描基本完成。

研读会书内容，依次编取名称

在完成了会书原件的扫描之后，第二阶段的工作便随即展开。这一阶段的整理任务由扫描室转移到了电脑上，主要是由笔者根据每一份会书的具体内容，为其逐一编取名称。因此，笔者需要将每一份会书的内容进行仔细地研读。而在浏览的过程中，需要从会书的内容中提取立会时间、发起人或会书持有人姓名、合会形式等信息，以便于名称中能够涵盖上述信息。比如“清光绪十八年十月十六日陈风加立十三友至公义会书”“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陈凤骞执七友会书”。与前一阶段的工作相比，第二阶段的整理工作的难点在于会书内容的释读，尤其是面对字迹模糊不清、可视度相对较差的图片之时，须对其进行认真地识别。因此，在释读的过程中，笔者也是高度集中注意力，将这一批资料从头到尾研读数次，尽量避免出现释读的错误。

待前两个阶段的整理工作完毕。第三阶段的工作便是根据会书的立会时间，拟定本书的目录。从时间上看，全书收录的会书资料上迄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前后跨越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因此，笔者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以及具体情况，将目录划分为清代合会资料、民国合会资料、未确定年份合会资料、其他资料、空会书样版等五个板块，从而基本确定此书的框架。

历经数次校对，坚持严谨态度

通过前三阶段的编纂和整理，本书的结构已经基本成型。但要达到发行出版的要求，仍需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已整理好的内容进行反复地校对，以减少其中谬误。在会书原件扫描完成之后，笔者便及时将图片发送至出版社进行审核。

经过出版社的审核，尚有一百余张图片存在格式、清晰度等各种问题。在得到反馈以后，笔者遂根据要求对存在问题的图片陆续进行了多次重复扫描，确保每一张图片符合出版发行的标准。对于编取的名称，笔者亦在多位编辑的悉心指导之下，对一些表述不当、释读有误的地方进行了反复地修改。针对一些内容可能不符合本书主旨的材料，笔者经过与戴老师商议之后，对其予以了适当的删减。最终确定了清代合会资料25份、民国合会资料46份、未确定年份合会资料7份、其他资料7份、空会书样版4份，合计共89份、1500多页，数量十分可观。

《中国会书资料选辑》出版

2020年底，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历时两年有余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圆满回上了句号，《中国会书资料选辑》正式出版发行。作为一套收录中国民间金融历史遗存的工具书，《中国会书资料选辑》共分为清代合会资料、民国合会资料、未确定年份合会资料、其他资料、空会书样版等五个板块，涉及的地域范围涵盖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贵州、青海等不同区域的多个省份。从类型上看，所搜集到的合会资料包括三益会、千益会、长生会、百子会、至公会、七友会、益寿会、集贤会、祭祀会、塘会、田园会、义会等各种不同会式。书后还设置了附录部分，包含两项内容一项是民国合会资料目录，列举了一部分民国时期与合会相关的专著、报纸和期刊另一项是文史资料目录，收录了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地文史资料中关于合会的文章，以供研究者参考。本书的编纂出版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以期为中国民间金融史的研究做出贡献。然而，由于笔者学识与功力浅薄，虽已竭尽全力，但亦未能使本书达到最佳之状态。此书从资料搜集的完整性上，还是从编排的合理性上，均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诚恳地期待着各位专家与读者的批评与指正，以便笔者们进一步修订完善和开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