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信札还原《敦煌》出版背后的故事

刘涛

前不久在旧书市场收集到百余封全国翻译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写给山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组负责人的书信。内容多是谈论对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推荐及出版过程中的插图与封面设计的选用，以及译文的完善与校对等话题，涉及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外国文学作品背后的诸多细节。

这些书信无疑是珍贵的翻译文献资料，对研究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其中有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楼适夷先生写给山西人民出版社相关负责人的四通信札。内容是向出版社推荐出版董学昌翻译的日本作家井上靖长篇小说《敦煌》的相关情况。

《敦煌》是井上靖以西域为题材创作的长篇小说，1959年由讲谈社正式出版。并上靖热衷于西域，发表了一大批以西域为背景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没有完全拘泥于细节的真实，通过古朴幽深的笔调，以艺术家的视角审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着重对人物性格内在矛盾及其复杂性的描写，开掘历史深层的断面，赋予作品新的认识价值。

楼先生关于《敦煌》出版的四通信札，还原了当时出版《敦煌》的一些情况。常德顺同志∶

廿九日示悉，所云译稿，原拟在《当代》发表，后燥过长，未用。人文有意采用，昨接你信，与外文部负责同志商谈，当可考虑。稿尚未拿来，待其送到，容再一看，如果尚可，自当奉寄请正，勿念。

梁骏同志代为问候敬礼

楼适夷二·四

这是楼先生给山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组常德顺编辑的第一封信，时间应该是1980年2月4日。常德顺向楼适夷先生约《敦煌》译作，楼先生简单介绍了该部译稿的状况。虽然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也可以考虑让给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只是书稿还没有拿到。拿到书稿之后，他再看一遍，如果可以，再寄给山西。可见楼先生是以一贯审慎的态度对待出版外国文学作品。

我们再看第二封信德顺同志

示悉。

《敦煌》译稿，已托人社号寄奉尊处，此人学日语十年，尚努力。译文水平，我以前曾帮助稍作修改，如须出版，恐尚须润色，此稿原拟发表《当代》，后说不适，人文是想出的，您社如愿意，我向外文部同志商定可让。

并上原书，大概容易找到，因译者是从图书馆借来的，现在手边没有，我有井上赠书，万一必要，当可借上，请你们先找找别的。

敬礼

楼适夷

第二封信楼先生没有署写信的时间。联系上一封信判断，应该是在上一封信寄出不久之后，楼先生收到《敦煌》译稿后，便挂号寄往山西。信中除了又一次说明译稿《敦煌》的状况外，提到的译稿的作者情况和自己对出版此译作的审慎态度，如果要出版，“尚须润色”，足见先生对出版的认真与严格。常德顺编辑可能在去信中寻找井上靖的原作，楼先生让她先在图书馆找，如果找不到，再借给她井上靖先生的赠书。赠书毕竟是两人友谊的见证，万不得已，不会外借他人，可见楼先生对此书的珍视。

如果按照正常的出版流程，一旦进入出版程序，应该很快就有了结果。自从楼先生把译稿寄往山西之后，时隔一年有余，没有消息，于是楼先生又写了两封信，询问《敦煌》译稿出版情况。谢中一同志∶

我有一个青年学生董学昌，译并上靖《敦煌》中篇十余万字，我社原定给他出版，曾请人加以被订，后来你社委，就让给你们了。此稿由你们携去，毫无回音，不知将如何处理，希望最近能有信息。

楼适夷四·十一

第三封信是写给编辑谢中一的，时间当在1981年的4月11日。自第一封信发出，已经有一年有余。这封信明确说出，译稿的作者他的一位学生，名叫董学昌。

井上靖一生先后27次来到中国访问。1957年，并上靖首次访问中国时，楼适夷就和作为日本文学访华代表团成员的井上靖有过交谈。当《敦煌》出版后，井上靖还赠给楼适夷先生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后来，楼适夷先生也翻译过井上靖的作品，1963年，作家出版社就出版过楼台适夷先生翻译井上靖创作的长篇小说《天平之薨》，这部小说的国内第一个翻译版本。按说，把井上靖的长篇小说《敦煌》翻译成中文出版，楼适夷先生是最好的人选。为什么楼先生要极力推荐青年工人翻译的《敦煌》呢？

我们从楼先生的第四封信可以了解一些情况。

梁腹同志

董学昌是一个青年工人，是我当“黑帮”时，自动每周来找我学习翻译的。他已学日语十年，是自学的。有一日本女子指导，程度不错，中专学美术，语文修养差些，已自发习译夏目漱石长篇两部及其他短篇。那时，我没事，感其诚笃，常帮他校阅，但并不鼓励他急于出版。《敦煌》一稿，也是他自动习译的，我从头校对一遍，觉其译文可靠，中文表达力还弱些，出版社办《当代》，原计划亦载外国作品，主动从我手中要去，后来觉得篇幅过长，在刊物发表不便，就打算单行出版，为了慎重，还另外请人校正过，此时听说你社要稿，就主动让与，现在好象时间已不少了，我告知谢同志译者地址，好像他一直未接到信，本人没有催问过，我觉得一再许诺，未给回音，对这位诚实的青年工人有点抱歉，因此望山西社能直接给他一信，这会使他得到大大的披励。（东不压桥43号）楼适夷四·廿四

第四封信是写给山西人民出版社梁骏先生的，时间应是1981年4月24日，信中道出了楼适夷与董学昌有师生之谊。董学昌是楼适夷先生的学生，在“文革”期间，楼适夷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这个特殊时期，工人董学昌一直跟楼先生学习日语翻译。楼先生感念其诚笃好学，才极力推荐他的译作给出版社。从信中可以看出楼先生对青年学生的真诚提携与呵护。又因为推荐出版的译稿《敦煌》一书出版社一直没有回音，没有实现自己对学生的承诺，时间拖得太久，又怕打击学生的信心，才多次给山西人民出版社多人写信问及出版的情况。

从这封信中，我们读到了楼先生为人坦诚，帮助诚实的学生不遗余力的品性。他多次校阅学生翻译的作品，费了很多心血。回忆“文革”遭受迫害，当“黑帮”的一段往事，董学昌很有見识，也有照量，敢于逆当时之潮流向“黑帮”学习日文翻译，也给楼先生在荒寂无事可做的岁月里许多人生的抚慰。

由于各种原因，《敦煌》的出版周期拖得有点长，但终于还是于1982年4 月正式出版了。用翻译家叶渭渠先生的话说这是我国第一次介绍井上靖的西域小说，是十分有意义的。董学昌收到出版的译作时，1982年5月27日给常顺德编辑致信感谢，多年的辛苦努力也得到了回报。

并上请1991年因病去世。十年之后楼适夷先生去世，2021年分别是两位先生逝世30周年和20周年，梳理楼适夷先生的四通信札，还原《敦煌》在中国首次出版的故事，是对两位先生的最好纪念。

楼先生的四通信札，不仅还原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敦煌》的一些幕后故事，更是让我们见证了作为一代大家的楼适夷先生为学严谨、待人诚笃、提携后进、呵护青年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