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乐忠魂在烈火中永生

黎余

川东党组织被破坏

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斗争史上发生了两件带全局性的大事，一件是上下川东的武装起义，还有一件便是《挺进报》事件。这两件事互相关联，互相交织。由于《挺进报》暴露，叛徒出卖，敌人以此突破，造成了川东党组织的破坏，也由此导致华蓥山地区岳池、武胜起义的失败。

1947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后，重庆白色恐怖加剧，政治空气沉闷，党员和进步群众渴望听到党的声音，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在此背景下，《挺进报》应运而生。

1947年7月，《挺进报》由刘熔铸、蒋一苇、陈然等人筹办，设在南岸野猫溪“中粮”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车间楼上就是陈然的家。从1947年7月创刊，到1948年4月被破坏，9个多月时间里，《挺进报》共出了23期（第23期尚未发出便遭到破坏）。重庆市委和川东临委很重视《挺进报》这一斗争武器。《挺进报》在党员和进步群众中也享有很高威信，大家争相传阅，把它看成“小《新华日报》”。

1948年初，根据上级党组织开展“对敌攻心”的指示，《挺进报》改变了发行方针，主要寄给敌方人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国民党方面人员的内容，用以瓦解敌人的心理防线。

《挺进报》就像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匕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教育人民、鼓舞斗志的作用。然而，采取这些非常规的发行和宣传方式，有极大的冒险性，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一些办报人员的行踪，给侦察手段严密的国民党特务留下破绽。

1947年底以前，国民党特务通过邮检已发现并扣押了不少《挺进报》，但尚未引起重视。《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后，大量寄给国民党大小官员，使国民党当局大為震惊。1948年春，国民党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接到一封内容为《挺进报》的来信，十分恼怒，要求特务头子徐远举 “限期破案”。于是，国民党特务在采取跟踪、盯梢和伪装接近个别失去警惕的进步分子后，发现了《挺进报》的线索，并于1948年4月1日抓捕了任达哉。

任达哉被捕后即叛变，由此引发了敌人的一系列破坏活动，特别是刘国定（时任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冉益智（时任重庆市工委副书记）的被捕叛变，为川东党组织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刘、冉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保全自己，两人争宠邀功，竞相出卖党组织。6月初，冉益智供出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并带特务到万县（今万州区）逮捕了涂孝文。涂孝文出卖了下川东的雷震、李青林、江竹筠等主要干部，这些人均被敌人逮捕。与此同时，6月17日，刘国定带领特务到上海，图谋逮捕钱瑛，破坏上海局。幸好在4月中旬，李维嘉到成都通过川康特委急电上海告警，留在上海的张文澄等见电转移，而钱瑛早已于2月赴香港，在香港建立领导机关。其间，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等重要干部，也因刘国定、冉益智的出卖而被捕。由刘、冉叛变引起的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员的大逮捕一直延续了几个月，直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特务才暂停捕人。

刘、冉叛变使川东地区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同时，还殃及川康地区党组织，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川东临委所属组织，除川南工委、南涪工委和长寿、铜梁、荣昌等县，以及黔北组织基本保持完整外，其余各地大部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牵连。在这一事件中，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有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在除宁沪8人外的125人中，被杀害53人，下落不明（大部分牺牲）35人，获释、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4人，叛变投敌8人。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川东党组织所受到的最大一次破坏。

艰苦卓绝的狱中斗争

川东党组织遭到破坏后，被捕的共产党员主要被集中关押在歌乐山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没有屈服，在狱中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折不挠、宁死不屈，坚持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

在白公馆，黄显声将军利用可以看报的优待条件，经常把人民胜利的消息传给难友。同在白公馆楼上囚室的陈然、邓兴丰和罗广斌在香烟盒纸上抄发消息，传给楼下的王振华夫妇，转给王朴、刘国鋕，再转给许晓轩、谭沈明及其他难友。在传递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消息时，“小传单”不幸被敌人发觉。情势十分严重，如果应对不当，不仅可能招致敌人的枪杀，而且必将牵连整个监狱的联系网络。面对这种情况，狱中斗争的主要领导者许晓轩挺身而出，承认是他自己所写，在遭受了关水牢、戴重镣、做苦役和饿饭三天的处罚后，化解了可能带来的危机。

1949年10月7日，黄显声将军告诉白公馆难友一个消息：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北京天安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大家欣喜若狂，陈然、刘国鋕、丁地平、罗广斌等几个共产党员商量，也要制作一面五星红旗。因为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式样，他们想象着把五颗星贴在旗帜的中央。五星红旗做成后，他们又集体创作了一首《我们也有一面红旗》的诗，表达他们对光明的渴望：“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心，贴在角上，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瞧！这就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等到解放大军到了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冲出去。”

被关押在监管更为严酷的渣滓洞监狱的共产党员，虽然没有成立党的组织，但形成了以李青林、江竹筠等人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党员们利用放风、打饭、舂米的机会，秘密进行消息传递。当监狱的管理极其严格后，难友们便主要利用楼板和墙壁隔板的缝隙进行消息传递。

在党员的带领下，难友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并时常运用集体的力量与狱警作斗争。1948年12月15日，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在狱中因病无药医治而逝世，激起狱中难友的极大愤慨，他们在党员的带领下进行绝食斗争，提出为龙光章开追悼会，改善伙食和医药条件等要求，并最终赢得胜利。1949年1月16日，是彭咏梧牺牲一周年的日子。渣滓洞各囚室都举行了追悼会，大家停止娱乐，传观诗文和自制的纪念品，并纷纷向女牢的江竹筠致敬。为感谢大家的深情，江竹筠当即起草了一份有关总结教训的讨论大纲，内容有“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她将大纲秘密传给各囚室，以此来回报大家。由此，狱中掀起了一个新的学习和斗争热潮。为了提高狱中难友们的思想水平，狱中共产党员以学习国文为由，向监狱当局争取学习权利，组织起学习小组。为解决缺乏学习资料的困难，李青林、江竹筠等凭着惊人的记忆，将《中国土地法大纲》、《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重要著作的主要内容，提供给大家学习，有效地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利用在狱中开办《新生》壁报对革命者进行分化、软化教育的图谋。

在开展狱中斗争的同时，许晓轩、谭沈明、王朴、陈然、刘国鋕和罗广斌等人还在白公馆监狱积极策划越狱，并开始着手加强对特务看守的争取工作。后来，许晓轩等人经过慎重研究后认为，实行突围时，解除看守武装容易办到，但要冲出警卫连的包围难以做到。同时，考虑到白公馆与渣滓洞的难友一直無法沟通，如果渣滓洞的难友不同时响应，白公馆单独突围无法实现，于是决定停止实施组织暴动、主动突围的越狱计划。虽然，越狱计划被迫停止，但党组织对特务看守最后进行的策反工作却起了作用。

1949年9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特务制定了陆续处决囚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政治犯”的详细计划。随后，特务开始按步骤实施此计划，一批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秘密屠杀：9月6日，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及秘书宋绮云等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杀害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电台岚垭;27日，屠杀达到顶点，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等211人被杀害。

面对屠杀，谭沈明向共产党员们提出：要向罗世文学习，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要没有一个求饶者;要歌声和口号声不停。在他们的影响下，大屠杀时，志士们的口号声和国际歌声比敌人的枪声更响亮。渣滓洞监狱楼上五室的共产党员胡作霖和六室的共产党员何雪松分别挺身奔向前去，紧紧抓住牢门，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口，以掩护其他同志避开敌人的子弹。11月29日，城区“新世界”临时看守所中的32人被押至松林坡杀害。两个监狱被杀害的人数共达300多人，仅有35人脱险幸存。

狱中八条的诞生

“狱中意见”是一群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中的共产党人，以对党忠诚负责的精神，对党的建设中血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后，给重庆市委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在狱中由集体商量形成。当时，罗广斌曾经的上级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因为他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官，是当时四川境内最大的武装集团首领，并与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有交情。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11·27”大屠杀之夜，罗广斌得以脱险出狱。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狱中同志对党组织的临终寄语写入《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并于1949年12月25日递交中共重庆市委。这份报告如今只剩残件15页，有2万多字，七个部分，现在只存第一、二、三、七等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其中报告第七部分，后经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胡康民发掘整理、提炼概括后形成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从《报告》所反映的实际情形看，提出上述“狱中意见”的共产党人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从容淡定，坚守信念，以浩然之气笑对生死，并誓以一己之牺牲保全组织和同志的安全，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保持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心中想到的始终是党的事业。

这份“狱中意见”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充分体现出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披肝沥胆、赤诚倾诉的真知灼见。这份“狱中意见”是共产主义战士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是对加强党的建设的理性思考，是这些共产主义战士用生命与鲜血留给党的最后嘱托，至今仍然闪烁着崇高的人格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