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上的伯乐与千里马

纳兰泽芸

酒香巷深，为你送一面酒旗

就算是“千里马”，如果没有“伯乐”，也很容易“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巴金年轻时创作了一篇小说，因对自己缺乏信心而不敢投稿。其时，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他偶然看到巴金的小说《灭亡》，感觉笔力虽不够老辣，但只要加以扶持，一定会逐渐成熟的。于是，叶圣陶将这篇小说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出来，其后，叶圣陶又约巴金写了几篇小说，自此，“巴金”这个名字渐渐为广大读者熟悉起来。此后巴金笔耕不辍，终成文坛大家。

对于叶圣陶，巴金一生都非常感激。晚年巴金回忆起自己的文学道路，非常动情地说：“我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倘使不是叶老发表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道路，成不了作家，也很可能早已在贫困中死亡。叶老把我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鼓励着我。叶老是我头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也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叶老是我一生的老师，包括写作和做人在内。”这种感恩的力量深深影响着巴金，也影响着巴金对文学后来者的关切和提携，使他成为“勇、真、诚”的3字楷模。

当巴金自己成为一名文学编辑后，他把发现与培养新秀作家当成己任，后来名震文坛的许多作家都是巴金发表其处女作并培养起来的，例如：曹禺、臧克家、刘白羽、何其芳、荒煤、丽尼等人。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曹禺，如果沒有巴金，他不知还能否成为“中国杰出的戏剧家”。曹禺最著名的作品《雷雨》写出后，放了3年没能问世，是巴金看到之后将之发表，发表之后，立即引起极大反响。这部作品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成为他文学事业的一个高峰。

巴金在任《收获》主编期间，曾顶住压力，将作家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作家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相继发表出来。正是由于巴金的正直和勇敢，才将这两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公之于世，让世人警醒并反思。要知道，这两部作品不是一般的作品，前者是反映有一段时期社会上存在指鹿为马的法制过失，后者反映有一段时期社会上浮夸风引起的百姓大饥荒问题。二者都触及了非常敏感的话题，是典型的“伤痕文学”。这在“冰河”尚未完全解冻，当时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中国，可想而知，发表这样的作品需要多大的勇气。

当时，数家报刊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都不敢发表这两部作品，最后稿件辗转到了《收获》主编巴金手中，巴金阅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样的好作品如果不发表出来，任由它们就此湮灭，实在太令人痛心！巴金勇敢地将《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出来。果然，发表不久，就招致司法干预。为此，德高望重的作家孙犁还站出来说过话，他说这部作品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方面的真实面貌。

在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期间，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进入得奖名单，却收到有关部门的反对意见。文学评论家阎纲说：“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并请示。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20年后，张一弓读到这篇文章，才知道巴金对他的巨大支持：“我感谢很多在写作上支持过我的同志，尤其感激巴金，他是一座大山，扶植并庇护了一棵小草。他使我再次与文学结缘了。”

从维熙与张一弓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因文获罪”，之后搁笔沉寂数十年。是巴金勇敢地发表了他们的重要作品，才使他们重新踏上创作道路，重返文坛。这两部作品的发表和获奖，给巴金带来不少麻烦，但巴金从未后悔过。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巴金的这种果敢与正直，成就了丛维熙与张一弓这两位中国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