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勃兴，关键是“人”

谭保罗

2019年8月，深圳被正式赋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任，深圳的发展再次走上快车道。根据2021年4月公布的最新数据，2020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2.77万亿元，居亚洲城市第五位。

站在深圳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在被赋予先行示范区即将两周年之际，不妨继往开来，从改革的历程中，寻找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发展经验。这些经验，对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发展必定大有裨益。

从根本上讲，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要义是对人的激励，要通过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激发人的才华和创造力，去创造财富，做大蛋糕，增进社会的福利。那么，在当年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圳又是如何来激励人的呢？

为此，南风窗专访了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

张思平在1990年代曾担任深圳体改办主任，广东省体改委主任，广东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2002年后任深圳副市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长期分管深圳的改革工作。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是深圳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经济领域一系列重要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

2014年退休后，张思平创办了民间智库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

为何其他特区干不过深圳？

南风窗：很多人說，深圳是外来创业者搞起来，除了任正非等一大批企业家是外来的之外，当时的官员很多都是外来的，他们也颇有点“创业精神”。当所有人都有创业精神的时候，特区就能发展起来了，缺少任何一个群体的干劲，可能都不行。你怎么看？

张思平：深圳改革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归功于几十年来深圳人民的奋力拼搏，归功于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的制度红利的不断释放，但同时还要归功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批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对深圳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同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举办经济特区，1988年又在海南省办特区。当时，国家给所有特区的优惠政策都是一样的，但几十年过去了，唯独深圳成为全国第三大经济中心城市、高科技创新城市和具有2000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这除了深圳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来深圳的精英主要分为三种：

他们来深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升官，甚至大多数都是“降级”使用，他们是在寻找一种更适合发挥自己能力特长的环境和体制机制，追求自己光明的未来。

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干部。在深圳特区发展初期，虽然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但却吸引了一大批来深圳工作的党政干部，他们通常对传统体制的弊端有深刻的了解，对特区建设充满着向往和期待，他们来深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升官，甚至大多数都是“降级”使用，他们是在寻找一种更适合发挥自己能力特长的环境和体制机制，追求自己光明的未来。在这批人中，相当多一部分有思想、有魄力、肯吃苦，这批党政干部成为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的主要力量。

二是来深圳寻找商机的创业者。深圳特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发育早，市场环境比较完善，吸引了内地一大批改革开放初期崭露头角的创业者和逐梦者。这批人大多来自广东潮汕和浙江温州等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早的地区，他们善于经营、勇于冒险，在特区的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和市场竞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今天深圳民营企业发展的基础。

三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精英。他们许多是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各城市教育、卫生、科技等事业单位，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受到很大束缚，他们迫切地希望有一个崭新的、有活力的环境和体制，把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运用到特区的现代化建设中去，正是他们的到来，奠定了深圳今天的文化、卫生、教育和科研基础。

精英赴深圳的三个阶段

南风窗：小平南方谈话，是不是人才来深过程中一个很关键的节点？

张思平：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人才来深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80年代初到1987年，由梁湘担任深圳主要领导时期。这一阶段的人才来深主要以广东省内为主。广东是国内最早开放的地区，同时长久以来与香港和东南亚国家往来频繁，因此无论是党政干部、创业者还是知识精英，他们的思想都更加开放、务实，可以说这些人才开创了深圳改革开放的事业基础，是名副其实的“拓荒牛”。

第二阶段是从1987年到1992年，由李灏担任深圳主要领导时期。李灏同志曾经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视野开阔，他从北京来深圳担任市领导，吸引了一大批北方尤其是北京的高端优秀人才集聚深圳。在李灏同志的领导下，这批精英对深圳市场经济的设计、建立，对特区的长远发展有了更高的思考，深圳市场经济的框架就是在这一时期搭建形成的，从而为深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

第三阶段是从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上世纪末，由厉有为担任深圳主要领导时期。此时，我国已经基本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全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国的人才也进入了大流动时期。这时的深圳已经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城市，有了比较好的发展环境，从而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各类人才参加到深圳特区的建设中来。一波又一波的人才来深热潮，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孔雀东南飞”盛景，造就了20世纪末最大的人才大迁移。

如何激励个体干好大事业？

南风窗：任何事业，成功的关键都是要把激励人的制度建立好。在深圳市体改办主任的任上，你曾提出并实施了国企改革的“员工持股”创新。现在看来，做法相当超前。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张思平：在1980年代，中央就提出了国企改革要“政企分开”，到了1990年代，特别是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企改革走向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探索阶段。

1993年，我开始担任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同时也兼任了市企业改革办公室的主任，具体推动改革事宜。这一时期，国企改革除了实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建立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等若干措施外，最为超前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产权改革，实施了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构筑了一种新型公有制产权组织形式。当时，我主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关于国企员工持股的文件—《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

深圳市实施的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旨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使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员工积极性；公司员工形成以产权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提高了对公司长期发展的关切度和管理的参与度，形成企业的内部动力机制和监督机制。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度对转换内部经营机制，提高公司经营效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深远的意义。

历史实践证明，深圳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为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探索了一条通过产权改革，构筑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新路子。

华为崛起是改革的“意外收获”

南风窗：的确如此，构建“利益共同体”很重要，深圳的很多公司在股权结构和治理上，都有点这种色彩。任正非是华为的精神领袖，但持股比例很低，华为也有点“共享”的味道。华为的股权结构曾一度遇到管理和注册上的麻烦，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深圳在企业治理上的率先探索，不但优化了我们的国企治理，而且也解放了很多民企。华为的例子就是改革过程中，一个很大的“意外收获”。

张思平：深圳在企业治理上的率先探索，不但优化了我们的国企治理，而且也解放了很多民企。华为的例子就是改革过程中，一个很大的“意外收获”。

在深圳特区创建初期的1987年，深圳市政府大胆改革创新，鼓励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出台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华为总裁任正非正是靠这个文件，于1987年经市政府批准成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批复文件确定该公司属民间科技企业，为责任有限公司。

任正非同志帶领一批青年人艰苦创业、历尽艰难，在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市政府有关方面支持下，经过近十年努力，到1997年华为已经在程控交换机的研发及市场开发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发展为相当规模的高科技企业。

1997年，华为根据1993年全国出台的《公司法》，参照《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经深圳市体改办批准，将华为公司改组为内部员工持股有限责任公司，并按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的有关制度进行运作。从此，华为公司的全体员工结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极大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为华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华为的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实际运作的经验，又进行不断调整、改革和完善，至今参加华为内部员工持股的员工达10 万之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企业内部员工持股企业。

创新必须靠企业，就像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同志所说的那样，深圳要通过改革，实现“市场解放政府，政府解放企业，企业解放生产力！”那么，企业又如何解放生产力呢？必须靠人，企业必须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让人的才华有施展空间，更要有回报。

对任何改革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基础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