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和理科生需要同坐“合议桌”

董可馨

央行的论文虽然再一次搅动了文科生的敏感心灵，但也不失为一个重新认识、思考文理科的契机，不仅为了证明文科的价值，也为澄清我们日常观念中的许多误区。

为此，南风窗记者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笑宇，他的新作《技术与文明》关注技术与文明演化的复杂关系，视野兼顾文理，极富启发性。

启蒙时代文科理科没有分家

南风窗：不管在中等收入陷阱和文科生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成立不成立，前提都是文理分科。但是相对漫长的文明史和教育史，文理分科的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实行这个教育制度。

张笑宇：谈文理分科要还原到启蒙时代。那时候还并不存在典型意义上文理分科的想法，因为当时人的头脑里并没有这个框架。要说科学的起步，和基督教还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牛顿，信神使他相信“第一推动力”的存在，他的书被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自然科学那时候叫自然哲学。

相比古代，启蒙时代发生了重要转向，有两个人比较关键，第一个是伽利略，他有一个关于天体运动的对话，对话的核心是古代的宇宙观是静止的，近代的宇宙观是运动的。这是古今之别。古代宇宙观设想了一个完美的、和谐的宇宙架构，在里边去想象、安排、界定地球和人，还有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但是伽利略说不是这样子的，宇宙本来就是动的，我们要重新界定一切关系。

第二个人是培根，写《新工具》说现代人思考科学问题要采用工具，而不是像古典时代柏拉图说的那样，人类世界都是模仿理念世界。培根认为亚里士多德寫《工具论》用逻辑的范畴来规范客观世界，使自然屈从于逻辑学，但他要反过来，他的新工具是经验方法，所有上面那套形而上学必须接受实验的检验，接受不过的就不叫科学。

转型之后开启了两个认知革命，一个是科学范式的，也就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讲的范式革命。另外也开启了人重新理解社会的革命，因为原先那个模仿宇宙的社会原型被颠覆了，要转而去研究社会结构、社会运动。这样，就能理解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思想自由、思想解放是怎么回事了。文科生说“思想自由”，是与过去教会的束缚作斗争，理科生说“思想自由”，是探索自然的奥秘，研究怎么用工程的方式，为人类造福。

可以说，启蒙时代文科理科没分家，而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是塞缪尔·哈特利伯，他是培根的粉丝，他把自己称作博物学家，比喻为情报员，要像一个间谍收集信息一样，收集一切人类相关知识的信息，然后汇集起来。他组成了一个朋友圈，里面有哲学的、社会的、经济的等各种学者，他的朋友圈到后来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和美国大革命期间。苏格兰启蒙运动后期，在英国出现了一个由哲学家、科学家、工程师等组成的协会—月光社，他们定期举行会议，坐在一张桌子为知识拓展和人类社会的改造作贡献。这是最初的现代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体系。

英美德法等离启蒙运动比较近的国家，比较早沐浴到这些知识革命，形成了先进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他们来做通识教育，就和过去的古典教育完全不同了，因为那是一个被现代启蒙精神改造过的东西。现在有些做通识教育的人，还以为应该彻底回到古典，根本不是这样。

南风窗：在中国语境之下的文理科，和其他国家的文理科还是不一样。很多中国人对文理科有一种典型理解，认为文科就讲些虚的，理科才是干实事的。如果从社会发展的大视野来看，怎么恰当地理解文理科？

平等如何促进经济，是社会科学研究过几百年的一个主题，这是一个多么经典的经济学模型，今天有些人居然以为这是“文傻”在讲的。

张笑宇：举个经典的例子吧。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发生？很多人脱口而出的答案会是，瓦特改进了蒸汽机。但是，什么决定了新技术的应用空间呢？回到历史，当时伦敦的工资价格相对较高，这是支撑烧煤炭的新型房屋和高额煤炭消费量的重要基础，再加上高工资带来的高人力成本，促使企业更倾向于采取那些能显著替代人力的技术进步。然后在不断地降低能耗、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引发了工业革命。可以说，收入水平决定了新技术的应用空间。

一位国际投资机构在东南亚部门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如果投资某种能够替代劳动力的新兴科技产品，他们会优先考虑人均年收入在3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企业才有更强劲的动力来使用这种技术。所以我们看到，社会科学促进社会公平，促进每个人收入提升，保障劳动者和资本议价的权利，反过来会对技术进步产生正向推进。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替代中向前发展的，我们的技术革命从来不是技术进步本身，而是技术在社会中的互动。平等如何促进经济，是社会科学研究过几百年的一个主题，这是一个多么经典的经济学模型，今天有些人居然以为这是“文傻”在讲的。

科技发明都要经过一个漏斗的筛选

南风窗：的确，对社会的发展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技术这个单一因素的直线思维上，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很复杂的。

张笑宇：从理论上讲，学科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技术、政治、制度、文明进步之间存在一个关系，我把它总结为漏斗喇叭模型，什么意思呢？先从技术的发生开始，最厉害的工程师如詹姆斯·瓦特、埃隆·马斯克、史蒂夫·乔布斯，他们有多少人、多少发明是被我们铭记的呢？总比例是很小的，大部分的科技发明可能在实验室里面诞生就结束了。因为所有这些科技发明都要经过一个漏斗的筛选，漏斗的名字叫作商业化或产业化。

如果这项技术能够产生文明变革，比如蒸汽机动力替代了原来的动力，然后对世界产生以前无法预计的巨大变革，那个漏斗就具有了文明的性质。商业化是一种文明秩序，什么样的产品会受欢迎，什么样的产品不受欢迎，这是由文明的秩序决定的。

有一个概念叫“知识炼金术”，是说古代所有的财富都是从地里边长出来的，或者贸易或者抢来的，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我们有知识的力量，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它和你征服了什么地域，已经没有关系了。而要捍卫“知识炼金术”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成本，比如信用制度，比如政府必须把自己的权力限制在宪法的框架内，然后商人才能够相信权力是不会肆意侵犯自己的财产的，然后才有更大的投资预期。

从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它造成的非常重大的文明成果是一系列的现代制度，比如产权制度、现代议会制度、公平的辩诉制度、对于大学和知识分子的保护性的制度。这一系列制度能够很好地保护两种人，一种是商人，一种是知识分子。这两种人在古代社会的生存处境都是脆弱的，因为古代社会是一个暴力为主要资源的社会，这两种人最容易被“抢”。而现在，有一些制度来保护这两种脆弱。正是这两种脆弱奉献了“现代社会的根本运作模型”。

南风窗：对后发国家而言，往往是在受欺凌中感受到新技术的威力。就像近代以来的中国，一开始就是要学习新技术。但学到一定程度又发现还不行。

张笑宇：在英国是这些制度先保护社会上脆弱的人群，然后才有了工业革命的成绩。而后发国家是先接触到了工业革命的成果，然后才开始建立这些现代治理体系。那么对中国来讲，我们接触并学习现代社会的这种模型，经历了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前30年的建立工业体系，第二个过程是改革开放后建立的保护这些脆弱人群的现代制度—现代制度的含义比较广，不一定是狭义的现代民主，但至少是对商业和产权的基本保护。

当然，这套制度是保护脆弱的，但也是需要成本的。比如说今天学习法律，最理想的成功道路是学经济法，毕业之后去大公司当法务，因为它的业务那么挣钱，才能高薪雇人去，在现代法律体系里面维护它的权益，如果它赚钱的那条路给切断了，那么掌握高级法律技巧的人才就会萎缩，相应的，法律制度缺乏人才的支持，也可能会退化，其他领域也是类似的。

原生纽带脆弱的地方会缺乏博弈机制

南风窗：我们来谈谈现实。最近一年来关于外卖骑手的讨论很热，对它的分析基本上是“困在系统里”的思路，你怎么看这个行业？

张笑宇：我们先看珠三角的工人的生活的基本状况，在深圳，基本上如果厂里边不提供食宿，工人自己解决租房、吃饭、社交、抽烟、通信、衣服等需求，大概一个月需要4000块钱，如果要养孩子是大概4500块，但是深圳的最低工资是2200块，那中间差价怎么办？加班。

最厉害的工程师如詹姆斯·瓦特、埃隆·马斯克、史蒂夫·乔布斯，他们有多少人、多少发明是被我们铭记的呢？总比例是很小的，大部分的科技发明可能在实验室里面诞生就结束了。

对工人来讲，加班是他主动要求的，也是真的没有办法。他每天大概要加到11小时到12小时，周六、日不休息，才能挣够这1800块的差价。如果工人们的状态一直是这样，每天流水线的重复工作，那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之为人的生活，他被“异化”了。

相对于这种流水线工作，做外卖的好处在于，第一，收入要高一些。 第二，做外卖有一种相对自由感，虽然他在系统里被压榨得很累，但他在外面能碰到别的外卖小哥打个招呼，聊个天，短暂地休息一下，这些都是在流水线上不允许的—流水线上开小差就会扣钱。

现在有那么多人加入外卖行列，恰恰是因为底层人选择了这条道路，它是一个买方市场，所以所有的外卖平台都有底气。也许未来会形成新的商业形态，但是最应该调整的是被骑手服务的那些人，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让他们愿意为外卖多付两块钱，并且平台企业能给骑手提供五险一金，这样外卖骑手能稍微轻松一点，但现在这些被服务的人生活也不轻松。

南风窗：骑手相对流水线工人，还是一种相对不那么坏的职业选择。不过现在以外卖平台为呈现形态的这样一种技术模式，它不断地自我发展、扩大的倾向，已经对人的生活构成了侵压，没有知识和技术積累的人，也只能“困”于其中。有没有什么能够改进的方法，能让这种技术模式形成一个相对良性的发展？

张笑宇：我觉得首先可能需要精准定义系统的自我扩大。一般意义上，官僚系统有一种扩张倾向，但是它的扩张和外卖这种互联网平台的扩张不是一个类型，互联网的产品天生的特点就是扩张。道理很简单，互联网产品它多卖给一个人的边际成本几乎是零，只要你看到它，下载了，这个复制是不需要互联网厂商付出额外的成本的。所以互联网的一切产品，它都有天然的垄断性。

首先要注意到它本身互联网产品的属性，这是一个技术垄断的过程。首先欧洲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互联网体系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而欧洲的语言是支离破碎的，所以压根出不了这样的大品牌。这个问题只有在中美两国最明显，而且中美两国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美国搞反垄断业务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它只是从已有的范本的框架里面去判定，比如是否采取不公平的价格竞争等一系列标准，但还没有从互联网技术本身的属性方面去考虑，中国现在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也很困难。这个就是人类现在没解决的问题，现在唯一看到能对它进行抵制的，或者说在它的冲击下能提供保护的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国家的法律变革。比如要求平台跟骑手签三方合同或者保障五险一金，这是法律可以做的。

第二个是社会的原生纽带，比如一个共同组织。共同组织有很多种类型，好的类型，如桑德斯很喜欢的概念“社群主义”；差的类型，黑帮、黑手党，包括出租车组成小团体司抵制叫车平台。不管是好是坏，有这种纽带的地方都会形成一定的博弈机制。

比如在美国，外卖服务开展得很早，但它的外卖服务不是国内这种，而是你叫楼下很熟的一个馆子，你常在那里吃，已经建立了互信关系。在中国，尤其是一线城市，人的存在是原子化的，很难建立起彼此信任的社会关系，因为你的社会关系都是被工作关系所限定的。当没有生活纽带的时候，平台的谈判能力就会高于消费者，也高于骑手，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突出地造成一些问题。

文科生要坐上“合议桌”

南风窗：所以，很多人强调文科的价值的时候，强调人文关怀要介入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去。

技术的发展到这种地步了，文科生还只讲人文关怀和几千年前的东西，只会越来越不值钱。

张笑宇：我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人文关怀的问题了，如果文科生把自己的价值局限于人文关怀，我认为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时代大量的问题，其实已经是人类物种生存的问题。

我前几天同一个理科生聊天，对方有一句话很经典，他认为一切问题都是工程学问题，既然如此，那么社会问题也是工程学问题。我说你这个说法本身没错，但是工程师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制定的？如果你的图景是真的能够建立在全人类的立场上，那可以，但如果不是的话就很麻烦。

我在书里也举了一个例子。受二战和意识形态对抗影响，美国一些顶尖学者和决策层提出了所谓“人口—国家安全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口过剩会引发资源枯竭和饥荒，从而导致政治动荡和叛乱，在政治动荡中，主张土地改革、均分财富的社会主义政党会赢得支持，这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进而引发战争。那怎么办？美国人就用工程学的思维，在发展中国家倡导“绿色革命”，为当地推广新品种农作物、化肥和灌溉技术，让农民吃得饱饭，以“遏制”共产主义革命。

这个工程学思维当然有效果，墨西哥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比较弱，但是它也产生很多相应的后果，比如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外資对本国小农业主的挤压、延缓了本应进行的社会结构改革等等，这是当年工程学思路没有解决的。

当有一套工程学的方法被提出时，一个好的方案是，文科生也坐在桌子上一起探讨，但是不讲虚的，就讲实的。比如要搞基因编辑，可能会对社会的哪些基本伦理产生破坏，甚至摧毁人类的存在基础。这些要讨论清楚。

南风窗：其实这是对文科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靠单纯的知识记忆或者风花雪月肯定已不足以应付未来的需要。

张笑宇：当然是了。技术的发展到这种地步了，文科生还只讲人文关怀和几千年前的东西，只会越来越不值钱。文科生真正该做的事是找到“合议桌”，提出一个关于技术进步能够分庭抗礼的方案，能够告诉决策者，你这么搞的后果可能是 ABCD，这个 ABCD真的是你想要的吗？这个“合议桌”是能够发挥新作用的一个形式，如果搞通识教育，也不是回到柏拉图，不是回到孔子，我们不可能停留在那个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