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文本

李俊标 卢欣欣

摘 要：朝鲜活字本王安石诗李壁注为近来宋代文献重要的新发现，但限于史料的匮乏，学界对其版本之渊源与流传样态，殊乏所知。笔者通过该版本与传世诸善本之文本对勘，可以从文献学角度略窥端倪。由此可知，朝鲜活字本与元大德五年（1301）王常刻本有着相同的底本来源。而此底本的版式极为复杂，非确定于一时，具有颇为罕见的流动性。该版本始开雕于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左右，其间经过多次雕版订补，最终于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以“庚寅增注”的形式完成刊本，由此形成众多版本样态。

关键词：王安石;李壁;朝鲜活字本;大德五年本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4-0143-06

王安石诗歌李壁注历来与施元之、施宿、顾禧的《注东坡先生诗》、任渊的《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后山诗注》一起，被誉为宋人注宋诗最佳范本。而眉山李壁以家学之渊源，与父李焘、弟李埴媲美“三苏”，享誉天水一朝，故而使其所注尤享大名。早在南宋时期，赵希弁《读书附志》中对此即有记载：“《王荆公诗注》五十卷。右李文懿公壁所注，魏文靖公了翁序。”①而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言更为详细：“《注荆公集》五十卷。参政眉山李壁季章撰，谪居临川时所为也。助之者曾极景建，魏鹤山为作序。”②《四库全书总目》赞之为：“大致捃摭搜采，具有根据。疑则阙之，非穿凿附会者比。”③此书原本久已失传，国内所见者为刘辰翁评点本，而刘氏已将李壁注“删其繁”④。由是长久以来，徒令学者深为叹惋。

高津孝先生在1985年1月出版的《东方学》第六十九辑发表《关于蓬左文库本〈王荆文公诗笺注〉》一文，遂使世人知晓扶桑有此珍贵的南宋李壁笺注本传世。后来，王水照先生将该本复印携归，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全本影印出版，名《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世人遂得亲览此本之真容。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高克勤先生依此整理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于此本之研究更上层楼。此本中保存的李壁注文远超刘辰翁删节本，可谓宋代文学研究近来难得的新发现。由此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对其版本来源的追索亦成为重要问题。王水照先生在《记蓬左文库所藏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朝鲜活字本）·补记》第二节“‘朝鲜活字本诸问题”中，首先追究该版本“所據底本之来源”。文中疑虑该版本“是中国元明人所为抑或出于朝鲜士人之手？如是中土原刻，又是何时传入朝鲜的”？最终的结论是，“目前限于材料，尚未找到确切答案，只能待诸来日”⑤。由此可见，限于目前所知文献资料的匮乏，学界未能确知其流传脉络。但在史料梳理之外，我们可以另辟蹊径，通过不同版本内在的勘对，窥知此活字本的渊源与流传状况。本文即着意于此，希望对其版本溯源有所裨益。

一、王安石文集的版本系统

王安石文集传世的版本系统较为明晰，共有两类。一类为文集本，一类为诗歌笺注本。

1.文集本

文集本可分为甲、乙二种。甲种的编排顺序是先诗后文，各体次序井然。乙种的编排顺序是先文后诗，各体混杂无序。

（1）甲种有两种版本，一为绍兴十年（1140）黄次山所叙临川知州詹大和刻本《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今未有刻本传世。二为绍兴二十一年（1151）提举两浙西路常平盐茶公事王珏杭州刻本《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以下简称为“杭州本”），此本亦无完整宋刻流传于今，唯宋刻元、明递修本多有存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四种。

（2）乙种为绍兴年间刊刻于龙舒的《王文公集》一百卷（以下简称为“龙舒本”）。此本流传至今，有两种宋刻残本分藏于上海博物馆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上海博物馆所藏据《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缺四至七，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存七十六卷，又目录二卷”，其版式为：“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⑥日本宫内厅所藏存卷一至七十，版式与上海博物馆所藏者相同。

2.诗歌笺注本

诗歌笺注本亦可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为李壁笺注本，乙种为刘辰翁评点删节本。

（1）李壁笺注本有两种版本，一为南宋嘉定七年（1214）刊刻本。魏了翁嘉定七年（1214）十一月庚午序言，“而其门人李西美醇儒必欲以是书板行”，可知此书最早刻本为李壁门人李西美于嘉定七年（1214）刊刻于眉州。⑦此本今已不传。二为嘉定十七年（1224）刊刻，绍定三年（1230）补注本。严元照《书宋版王荆公诗注残卷后》言：“乾隆乙卯，予从友人借得宋刻本两册，卅四至卅七，卅（案，当为卌）八至五十，共七卷。每页十四行，行十五字，卷端有晋府书画之印，卷后有敬德堂图书印，又子子孙孙永宝用印，盖明晋藩藏书也。五十卷之末页在焉，并有嘉定甲申中和节胡衍跋，知是抚州刻本。每一卷后有庚寅补注数页，卷内修版，版心亦有‘庚寅换三字。”⑧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此版十七卷，分别是卷一至三、卷十五至十八、卷二十三至二十九、卷四十五至四十七。（2）刘辰翁评点删节本也有两个版本，一为元大德五年（1301）王常刊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各藏一部。二为元大德十年（1306）毋逢辰翻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一部。

二、朝鲜活字本与今存宋元本之版本对勘

笔者以王安石诗中全部绝句为代表，将“朝鲜活字本”与“杭州本”“龙舒本”“宋十七卷本”“大德五年本”进行详细对勘，以追寻“朝鲜活字本”的渊源与流传。

首先，“朝鲜活字本”与“大德五年本”两者文本几乎完全相同，差异仅有如下数处：“朝鲜活字本”卷四十二《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大德五年本”作《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诗输一首》。《与天骘宿清凉诗》，“大德五年本”作《与天骘宿清凉寺》，“朝鲜活字本”将“寺”误为“诗”。卷四十三《与道原游西庄过宝乘》“窣堵波”，“大德五年本”作“窣堵坡”，“朝鲜活字本”将“坡”误为“波”。卷四十四《试院五绝句》，“大德五年本”作《试院五绝》。卷四十七《杭州望湖楼回马上作呈王汝乐道》，“大德五年本”作《杭州望湖楼回马上作呈玉汝乐道》，“朝鲜活字本”将“玉”误为“王”。卷四十八《越人以幕养花因游其下二首》之二“怜”，“大德五年本”作“忧”，“朝鲜活字本”中的“怜”为“憐”之简化字，亦是将“憂”之简化字“忧”误以为“怜”。通过以上比对可知，除《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与《试院五绝句》两首之外，其余文字差异，均为“朝鲜活字本”偶误所致。

其次，有些文字为“朝鲜活字本”与“大德五年本”所独有，而与“杭州本”“龙舒本”完全不同。如：

卷四十《代陈景初（一作元）书于太一宫道院壁》，“杭州本”作《代陈景元书于太一宫道院壁》，“龙舒本”作《代陈景文书》。《送陈景初》，“杭州本”与“龙舒本”均作《送陈景初金陵持服举族贫病烦君药石之功》。《晚归》“嫦娥”，“杭州本”“龙舒本”作“姮娥”。《与徐仲元自读书台上定林》，“杭州本”与“龙舒本”均作《与徐仲元自读书台上过定林》。《病中睡起折杏花数枝二首》之二“处（一作起）”，“杭州本”“龙舒本”作“起”。《送丁廓秀才归汝阳》，“杭州本”作《送丁廓秀才归汝阴》，“龙舒本”作《送丁廓秀才三首》。

卷四十四《观明州图》“当时风月故依然”，“杭州本”“龙舒本”作“当时山水故依然”。

卷四十六《杂咏六首》，“杭州本”作《杂咏五首》，“龙舒本”作《杂咏绝句十五首》。

卷四十七《别灊皖二山》“饱食频（一作穷）年报礼虚”，“杭州本”作“饱食穷年报礼虚”，“龙舒本”作“饱食虚年执礼虚”。《金山寺》，“杭州本”作《金山三首》，“龙舒本”作《金山寺五首》。

卷四十八《出定力院作》“未（一作為）”，“杭州本”“龙舒本”作“为”。《默默》“谩追随”，“杭州本”“龙舒本”作“强追随”。

此外，“大德五年本”中的错字，“朝鲜活字本”亦承续之。如“大德五年本”卷四十六《独卧三首》实则只有两首，“杭州本”卷三十二为《独卧二首》，“龙舒本”卷七十六则为《独卧三首》，“大德五年本”当录自“龙舒本”，唯漏脱了第三首（午枕花前簟欲流），而“朝鲜活字本”同样如此，标题、诗句全部相同。

再次，在文本编排上，“朝鲜活字本”亦与“大德五年本”高度相似，而与“杭州本”“龙舒本”迥异。“杭州本”卷三十《试院中》一首（少时操笔坐中庭）、卷三十一《试院中四首》，“大德五年本”“朝鲜活字本”则将五首全部放置于卷四十四，而卷四十五则无。⑨“杭州本”卷三十一《和平父寄道光法师》，“大德五年本”“朝鲜活字本”则将之置于卷四十八，诗名亦变为《寄北山详大师》。“杭州本”卷三十二《扬子二首》，“大德五年本”“朝鲜活字本”则将之置于卷四十八，诗名亦变为《扬子三首》。“杭州本”卷三十四《寄和甫》，“大德五年本”“朝鲜活字本”则将之置于卷四十七。而尤为显著的是，“大德五年本”“朝鲜活字本”卷四十八末尾有《晚春》《楼上望湖》《寄李道人》《忆江南》《对碁呈道原》《谢微之见过》和《惜春》，“杭州本”相应卷三十四全无。而其中《对碁呈道原》，“杭州本”将之置于卷三“古诗”类，其余诗歌“杭州本”则全卷缺之。

最后，“朝鲜活字本”对勘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十七卷本”之绝句部分卷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并与“大德五年本”相比，情况如下：

卷四十五：《同陈和叔游北山》，“宋十七卷本”同之，“大德五年本”作《同陈和叔北山游》。《夜直》“翦翦”，“宋十七卷本”同之，“大德五年本”作“剪剪”。《和崔公度家风琴八首》之七“镆耶”，“宋十七卷本”同之，“大德五年本”作“镆鎁”。

卷四十六：《海棠花》“妖饶”，“宋十七卷本”同之，“大德五年本”作“妖娆”。《破冢二首》其一“埋没残草碑自春”，“宋十七卷本”与“大德五年本”均作“埋没残碑草自春”。《望夫石》“九疑山”，“大德五年本”同之，“宋十七卷本”作“九嶷山”。《范睢》“祸故”，“宋十七卷本”同之，“大德五年本”作“祸福”。《张良》“当”，“宋十七卷本”同之，“大德五年本”作“于”。

卷四十七：《金山寺》“泊叩垂”，“宋十七卷本”与“大德五年本”两本均作“泊四垂”。

“朝鲜活字本”中独有的文字“埋没残草碑自春”与“泊叩垂”，“杭州本”“龙舒本”亦无，当为其版刻偶误所致。一者“草”“碑”上下颠倒，一者“四”因字形残缺误为“叩”。由此可知，三本的文字几乎全部相同，不同之处亦为异体字导致字形稍有差异，无关文意。由此也愈发印证“朝鲜活字本”与“大德五年本”的价值，二者颇为忠实地传承了宋本的面貌。

通过众多书版文本对勘可知，“朝鲜活字本”与“元大德五年本”高度相似，两者应当有着相同的文本来源。

“元大德五年本”卷首刘将孙序：“先君子须溪先生于诗喜荆公，尝点评李注本，删其繁，以付门生儿子。安成王吉士，往以少俊，及门有闻。”此“付门生儿子”之“李注本”，当为王常元大德五年（1301）刊刻《王荆文公诗笺注》所依据的底本。李壁注本系列的宋刻本，今存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七卷本”。“朝鲜活字本”源自宋、元本，被认为“非常忠实地保存了宋刻本的原式”⑩。但该本为16世纪活字翻刻，年代过晚，而此“大德五年本”因刘辰翁大量“删其繁”常被后人忽略。然刘辰翁删节者仅为李壁注，底本之诗歌部分与“大德五年本”自当相仿，唯一差异仅在于李壁注之多寡而已。故而，“大德五年本”所依据未“删其繁”之底本，即为与宋版李壁注原本相关的某一版本。

再由“朝鲜活字本”与“大德五年本”正文高度相似，可以概知“朝鲜活字本”当源自刘辰翁“付门生儿子”之“李注本”，亦与今唯一所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七卷残宋本”有相同的版本来源。但三者注文多有不同。“大德五年本”注文问题简单，源自刘辰翁之删节，“朝鲜活字本”与“十七卷残宋本”注文亦多有差异。据巩本栋先生所校，“有不少宋本有而朝鲜本无的地方”B11。究其原因，则涉及王安石诗李壁注本独特的刊刻过程。

三、李壁注本的刊刻情况

昌彼得先生最早于《连城宝笈蚀无嫌：谈宋版李壁注王荆公诗》一文中推论李壁注本的刊刻过程如下：

李氏在抚州作注时，他的门生李醇儒替他整理缮抄，当时即录有副本。嘉定七年将稿在抚州雕印，请魏了翁作序。十七年抚州再印时，李醇儒可能得到李壁在八至十一年罢官闲居时，就原稿陆续增入的资料，乃就旧版挖改挤刻后印行。李壁卒后，整理其遗稿，续有发现新增的注文，绍定三年计划再印时，无法再就旧版补入，于是只有将少数版片或抽换重刻，其余的增刻附于每卷之末，致发生现在印本的情形。B12

文中的“嘉定七年”（1214）来自魏了翁序文所属日期“嘉定七年十一月庚午”B13，“嘉定十七年”（1224）与“绍定三年”（1230）则来自上文所引严元照《书宋版王荆公诗注残卷后》。昌彼得先生的这一观点已多为学界认可与采纳，巩本栋先生据此更为明确地指出：

揆之情理，嘉定七年眉州初刻本问世后，当不久即传至抚州，并在抚州得以重新翻刻。严元照所加嘉定十七年胡衍跋文已是抚州翻刻的补刻本，此时当有补注，可称为嘉定十七年补刻本;而绍定三年（庚寅）有增注的刻本则是嘉定十七年“补刻本”的“补刻本”，因为增注的内容较多，卷内修版已不能容纳，故置于卷后。此是第三次印本，可称为“庚寅增注本”。B14

今笔者核对全部五十卷“朝鲜活字本”，可见卷尾“庚寅增注”均集中于卷末，版式比较单一。只有补注颇为复杂，散见于全书。因卷尾多有空余版面，更能体现补注之刊刻情况，因此，笔者就全书卷尾补注形式概括如下。

1.卷尾补注标识样式

（1）有阴文“補註”和“補注”标识。这种情况最为常见。

（2）无阴文“補註”和“補注”标识。如卷七、卷十五、卷三十四。

（3）诗题、诗句后加一阴文“注”和“補註”。如卷七、卷十八。

（4）加陽文大字“補注”以标识。如卷十八。

（5）加阳文小字“補注”以标识。如卷二十八。

（6）诗题阳文大字，诗句与笺注同为双行小字。如卷六《读墨》：“惜乎不见正，遂与中庸诡。”B15

（7）诗题、诗句同为阳文大字，笺注为双行小字。如卷八《送李屯田》“石烂”，《李氏书堂》“私智为公卿”B16。

（8）诗题、诗句同为阳文大字，唯中间用圈号分隔，笺注为双行小字。如卷二十二《题雱祠堂》“凤鸟梁木”B17。

（9）诗题、诗句同为双行小字。如卷六“《明妃曲》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B18。

（10）仅有诗题，后加一圈分隔双行小注。如卷十二《陆忠州》。B19

（11）诗题、诗句中间隔以圈号。如卷十六“《送董伯懿》〇蒿矢”B20。

（12）所引诗句如同“補註”之标识，加以黑底阴文形式。如卷二十七“圣胎”B21一词。

2.卷尾补注排列样式

（1）卷二末尾有《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两条补注。一条大字阴文列出诗句“累卵”，一条却又以大字阴文列出诗名《游土山诗》之后，再接以双行小字列出诗句“妄言屐齿折，吾欲刊史牒”。而此诗尚有另一条补刻更挤刻于诗题之下。

（2）卷六末尾有《桃源行》之补注。然此诗题下已有“战尘”之补注，并用阴文大字“補註”标识。而卷末之补注，不仅无“補註”标识，更将诗题、诗句均用双行小字，且诗题变为“明妃曲”。

（3）卷七末补注，阳文大字诗题“白沟行”、诗句“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之后，突然加一阴文“注”。四条补注之后，又有阳文大字“白沟行”，之下再以阴文“補註”标识。

（4）卷九两“補註”标识，体例不一。前一“補註”诗题大字，诗句小字。后一“補註”，无诗题，仅有诗句，为大字。

（5）卷十二末，前三条补注紧随最后一诗《阴山画虎图》之后，起首以阴文“補註”标识，亦未换行。其中第二条为“杨刘诗”笺注。后两条补注则另起行，加阴文“補註”标识。且同样有《杨刘》诗之笺注，标为“杨刘”。

（6）卷十六末，有两条补注。第一条诗题、诗句紧随，第二条诗题、诗句中间隔以圈号。

（7）卷十八末，有两条补注。第一条首起标识以阳文“補注”二字，后接诗题;而第二条则在诗题之后标识以阴文“補註”。

（8）卷二十二，第一条补注诗题、诗句以圈号分隔，之后的补注均为诗题、诗句紧随。

（9）卷二十五末，起首标识“補註”，后面紧随《暮春诗》和《读镇南邸报》两条注文，两个诗题均为阳文大字，而所引诗句与注文均为双行小字。空三行至第八行为卷尾题识“王荆文公诗卷第二十五”，紧随之第九行又有《秋中晚晴诗》补注，此诗题与所引诗句、注文均为双行小字。随后再换行，起首标识“補注”之两条注文。诗题《送周都官》与《双庙》均为阳文大字。

（10）卷二十八末，紧随《和御制赏花钓鱼诗二首》之二后，起首以双行小注形式标识“補注”二字，后接“湟中”和“区种”两条补注。此这显然即傅增湘所言“刓补挤写者”B22。而另三条补注《和蔡枢密南都种山药法》之“玳瑁筵”、《和蔡枢密孟夏旦书事》与《次韵元厚之平戎》，则单独雕版于“庚寅增注”之后，更标识以阴文大字“補注”二字。而且此页补注只占九行，尚有三行空白。而前页“刓补挤写”之“補注”正好不满三行，若是同时雕版，完全可以同版雕刻。且“補注”之“湟中”与“補註”之“《次韵元厚之平戎》”为同一首诗《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的注释。

（11）卷三十末，八条补注分别有三处“補註”标识，两处在卷尾标题“王荆文公诗卷第三十”右侧，一处在左侧。且这两条“補註”中有三处涉及《和徽之重感南唐事》，却又分别名为“重感南唐事”“感南唐事诗”。另有两处涉及《思王逢原三首》，一处无任何标识，仅笺注文字;一处为“思王逢原三”。

（12）卷四十三末，《送黄吉父三首》之三后紧随之标识以阴文“補註”，下接《示禹秀老》一诗笺注。此即“刓补挤写”而为。于卷末题名“王荆文公诗卷第四十三”之后，又换行标识以阴文“補注”，下接“《金陵郡斋》”之笺注。而此版有半页空白，完全可以雕刊《示禹秀老》之补注。

上述诸多卷尾补注样式以及补注排列方式，差异巨大，甚至前后矛盾之处比比皆是。或许由于不同刻工于同一时间段内分工合作，书成众手，难免各卷多有差异。但是，这无法解释何以同一卷同一页上会有诸多雕版矛盾，如卷三十;也无法解释何以在“庚寅增注”“王荆文公诗卷第几”之后再接以“補註”，且前后标识“補注”与“補註”完全不同，如卷二十五、卷二十八。这些情况只能说明，补注来自于不同的雕版习惯、版式规定、刊刻时间。故而，昌彼得先生首言，巩本栋先生明确的所谓三次刊刻时间仍有可商榷之处。“庚寅增注”版式整齐，乃一时所为。但其中的补注形式如此杂乱，当为不同时段陆续增补，并非仅由嘉定十七年（1224）补刻而成。

四、朝鲜活字本的文本流动性特质

朝鲜活字本王安石诗歌李壁注为近来宋代文献少有的重要新发现，为宋代文学研究，尤其是王安石、李壁、刘辰翁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文本。相较于传统文献，“朝鲜活字本”新增注释一倍左右。其数量之巨大，为历来宋代名家研究文本辑佚所罕见，亦为今人了解久已失传的宋版李壁注原貌提供了最佳范本。如今限于历史资料的匮乏，学界对其版本渊源、流传样态非常缺乏了解。笔者另辟蹊径，通过对存世众多宋元善本的对勘，可以略知“朝鲜活字本”的版本来源与“十七卷残宋本”和“元大德五年本”的底本相同，但这一底本的文本样态颇为特殊。一般文献刊刻之后，后世在翻刻过程中虽然时常修订，但多是依据原本适当订补若干文字之讹误、脱漏而已，不会再有重大改动。故而，翻刻本中甚少补刻版页，仅少量刓补挤写而已。而王安石诗歌李壁注本则与这种常态迥异，其中不仅有大量补刻版页，刓补挤写者亦层出不穷，故而其版本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

一般来说，一部文稿付梓刊行之后，俨然即为定本。但也有一些文本并非一蹴而就，呈现出颇为独特的文本流动性。这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最为常见，后世在不断翻刻与递修过程中，误、脱、衍之失误层出不穷。这种流动性多有尴尬与无奈之处，以致学者时有“真不如不刻之叹”B23。但由此也导致学者们一再为之匡谬正讹，以期近于善本，这种努力使得此种流动性亦趋向于正确之涂轨。

第二种情况非常罕见，即以此朝鲜活字本王安石诗李壁注最具代表性。此本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王安石诗歌正文与李壁注文。正文部分即如“十七卷残宋本”与“元大德五年本”“朝鲜活字本”所示，少有差池。但其中的李壁注文，却是不断订补，使得此文本的每一次刊刻均成为未确定之“半成品”。如上文所列，该本中的补注样式多达十余种，其复杂性为历来流传的宋版宋人作家文集所罕见。其初次开雕当始于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左右，其间经过多次雕版订补工作，书成众手，历时十六载，最终于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以“庚寅增注”的形式完成雕版。这种独特的流动性必然导致其版本众多，故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七卷本”亦与“朝鲜活字本”多有注文之差异。由此看来，当时可能有更多不同的版本流传，唯历时久远均已散佚。作者自身精益求精，不断润饰增补，雕版者亦不厌其烦，为之反复增刻，由此珠联璧合，成就此版本的流动性特质。

与第一种情况相比，这种文本的流动性弥足珍贵。十六年内，一部书稿的文本变动不居，踵事增华，历久弥新，不同参与者都竭力为世人呈现出最佳范本。由此足见前贤为人之严谨、为学之精进。难能可贵的是，后世朝鲜活字本的排印者亦不惮烦难，尽心摹勒原版样貌，将这种可贵的流动性完整传递下去，充分诠释了文化之固守与传承。正是由于这种不分国界的文化固守与传承，华夏文明才得以赓续并生生不息。

注释

①赵希弁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之《读书附志》卷下《别集类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84页。

②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诗集类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1页。

③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三《集部六·别集类六·王荆公诗注五十卷》，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④⑤王安石撰，李壁笺注，高克勤整理：《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⑥B22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集部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155、1158页。

⑦⑩B13B15B16B17B18B19B20B21王安石撰，李壁笺注：《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据朝鲜活字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9、2、461、543、1056、462、705、871、1261页。

⑧《悔庵学文》卷八，湖城义塾椠行，“湖州丛书”本。

⑨“杭州本”卷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对应“元大德本”“朝鲜活字本”之笺注本卷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

B11B14鞏本栋：《宋集传播考论·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从宋本到朝鲜活字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8、120页。

B12昌彼得：《连城宝笈蚀无嫌：谈宋版李壁注王荆公诗》，《故宫文物月刊》九卷11期，转引自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从宋本到朝鲜活字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7页。

B23何焯：《弘治马暾本后山先生集跋》，见陈师道撰，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附录·序跋题记》，中华书局，1995年，第612页。

责任编辑：采 薇

Abstract：The Korean movable type version of Wang Anshi′ poetry with Li bi′ annotations is the new important finding in the recent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but due to the lack of materials， we have not found enough clues about its version origin and spread situation through straightforward records. However， we can reach some valuable conclusions through the philology method of comparing several good versions with this. And then we can know that Li Bi′ annotation version shared the same master copy with Li Chang′ version that was created in the 5th year of Dade reign（1310）. The forming process of this master copy was so complicated， because it was not finished once but was of uncommon fluidity. It started to be carved in the 7th year of Jiading reign（1214） and finally was completed with the marking "Gengyin additional annotations" in the 3rd year of Shaoding reign（1230）. Many supplementary woodblocks were added during these two time points， so this master copy was characterized with various version forms.

Key words：Wang Anshi; Li bi; the Korean movable type version ; Dade 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