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黄水娣

内容摘要：丁玲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我国女性文学史上更是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天地。在丁玲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她主要的贡献就在于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冲破封建传统的藩篱，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女性解放。通过文学创作，丁玲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女性的关注和思考。

关键词：丁玲 女性意识 《梦珂》 《我在霞村的时候》

女性文学并不是指女性作家创作出的文学，一般认为能够体现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就称之为女性文学。“所谓女性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成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的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1]

综观丁玲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她有着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这种个性解放意识的背后其实也是丁玲内心深处女性意识的暗暗涌动。身处封建时代的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系列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小说，这些女性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意识的觉醒、独立意识的追求及人生道路的抉择是前人所不及的。丁玲通过书写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灵肉冲突和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种种对抗，表达出作者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进一步肯定了女性作为“人”的价值而存在的意义。

一.出走：性别意识的觉醒

出生于封建贵族家庭的丁玲在四岁时便失去了父亲，母亲在丈夫去世后不顾世俗的眼光进入学堂，一边读书，一边照顾丁玲姐弟，毕业后教书育人并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中。在那个封建的年代里，刚强自立的母亲给丁玲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女性的不平等身份并不能成为其求学道路上的障碍。丁玲在十六岁时离开母亲只身前往上海求学，后又辗转于北平、南京等地，离家在外的漂泊生活使得丁玲迅速成长为一位思想成熟且内心强大的女性。她在上海、北平等城市逐渐接受到了新鲜的思想风气，西方现代思潮中关于女性解放的话题对于丁玲个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尤为深刻。丁玲是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的“女性”群体中的一员，对于女性的生存环境她有着感同身受，“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的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2]在丁玲的早期女性文学创作中，有孤独失落的梦珂、寂寞苦闷的莎菲、绝望无助的阿毛……丁玲笔下早期的这些女性虽然身份各异，性格也不同，但她们异中有同。她们的共性在于这些女性在发现了自我后，试图从男权社会中挣脱出来，迫切地想要实现自我的价值，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女性意识觉醒后的苦闷。

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发表于1927年，相较于庐隐、陈衡哲、冰心等“五四”女作家们，出场稍微晚了一些，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延续前人描写的内心矛盾状态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姿态，即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梦珂相较于凌叔华《绣枕》中的大小姐而言，已不再是迎合男性的女性形象，而是更具性别意识的。“女性的性别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核心，它的复苏与觉醒是女性意识内涵的出发点和前提”。[3]丁玲笔下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一方面表现在女性开始具备反思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梦珂在发现表哥对她的欺骗后没有选择遗忘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的新出路;莎菲在感受到凌吉士的虚伪后没有选择自欺欺人而是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美琳婚后发现丈夫是个虚伪自私的男权主义者后没有选择隐忍而是像娜拉一样走出家庭……丁玲故意将笔下的女性与家庭隔离开来，离开封建家庭进入社会的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权生活，女性开始拥有自己的一方小小天空。这些女性通过揭露了男性的种种丑态，如虚伪的晓淞、庸俗的凌吉士、自私的子彬等等，建立起对男性的怀疑精神。

丁玲笔下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表现在肯定女性的生理需求和欲望上。如果说梦珂的失落无奈源自于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那么莎菲的表现出来的性苦闷则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进一步放大。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在嘲笑云霖和毓芳这对禁欲主义者故意克制情欲的同时，其实也是作者在嘲笑天底下众多的封建男女。丁玲在小说中塑造的莎菲女性形象虽然也带有矛盾纠结的心理，但女主人公并没有怀疑自己正常的生理需求和欲望，而是大胆地加以肯定。“我只要在他按住我手的当儿，另做出一种眼色，让他懂得他是不会遭拒绝，那他一定可以还做出一些比较大胆的事”。[4]莎菲在心里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想要占有凌吉士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性苦闷在日记中得到了艺术化的表达，丁玲向封建道德观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逃离：独立意识的追求

封建时代背景下，受到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女性也渴望成一个“大写”的人。丁玲笔下的女性已不再是闺阁中的思夫女子，她们大胆地走出家门，不再向旧家庭、旧婚姻、旧秩序低头，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意识。

丁玲笔下的女性独立意识是以女性个体的独立存在而展示出来的。处女作《梦珂》记叙的是女学生梦珂走出闺房进入都市社会，在都市社会里不断地失落并最终走向迷失。《莎菲女士的日记》通过刻画莎菲这个略帶病态的颓废的独居女性形象，呈现出女性意识觉醒后的痛苦与无奈。写于1940年《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女性的一部血泪成长史，贞贞惊心动魄的经历体现了女性成长过程中被道德捆绑的现象。这些女性没有可依赖的对象，她们独自作战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作者故意将这些女性置于孤立的生活环境中，突出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她们与社会的对立。她们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世界，人们的虚伪和社会的弊病都让她们深恶痛绝，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让她们彻底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敌人”。

女性的独立意识也是建立在个体的反叛意识上。梦珂、莎菲、贞贞等女性在绝望之中寻找希望，她们反叛家庭，反叛婚姻，将自我放逐在困苦的时代中。梦珂倘若一开始就待在乡下父亲身边，也许产生于环境打压下的孤独失落感也许能够避免;莎菲如果顺应社会大环境，不主动追求无望的恋爱也许对于爱情的绝望能够避免;贞贞如果不追求自由的恋爱，也许就不会被日军意外抓走并沦为军妓。但这些倔强且独立的女性不愿这么做，她们独自掉落到社会的泥塘里，内心依然对这个社会有着“小小”的期盼，这种期盼正是源自于女性意识中对男权社会的抵抗，对女性自立自强的追求。

女性的独立意识还表现在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在丁玲的小说中亦是如此。在学校里，梦珂看到的是红鼻子教员对女模特的不尊重;在姑妈家，梦珂经历的是澹明和表哥下棋时对她的非分遐想;在圆月剧社，梦珂面对的是张寿琛对她无礼地评头论足……作者为什么要细致入微地凸显这些虚伪可耻的男性呢？其实是因为作者看到了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现实中留给女性的生存空间是狭小的。作者和小说中的女性对现存的社会秩序都是不满的，梦珂内心渴望自由平等的社会，但是逃离了姑妈家的梦珂面对现实还是只能选择继续隐忍，“以后，依然是隐忍的，继续着到这种纯肉感的社会里面去”。[5]同样，莎菲在看清凌吉士的虚伪庸俗之后选择了乘车南下，这种逃离不是懦弱地逃避，而是自己对所处社会的叛逆，“她对抗了整个社会，最后无处可去，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6]这个女性十足的女人知道等待她只是“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的结局。她们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渴望生活在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中，但这種渴望也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丁玲“写出了人物在不断的自我矛盾中，在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中头脑清醒地一步步向悲剧的结局中走去”。[7]

三.归去：人生道路的抉择

二十年代中期，丁玲在当时的封建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背景下和胡也频自由恋爱了，她将自己的婚恋观及人生观渗透到了笔下的女性形象当中，这些新式的女性对自己的爱情和人生都有着自己的抉择。

在丁玲早期的小说中，女性意识觉醒的人儿张扬着个人主义，她们出于对现状的不满，通常会对爱情、对婚姻进行实质性的反抗。梦珂个人将晓淞这个男性理想化，但到头来还是被他的外衣所欺骗，幸运的是梦珂还可以摆脱这段不成功的爱情，而在小说另一个女人表嫂身上却无法做到全身而退，她的婚姻是众多传统女性的真实写照。表嫂不满于现在的家庭，这个家庭就像围城一样将她包裹了起来，在她看来“一个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羡慕的！……”[8]同样地，《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蕴姐也是表嫂这样的可怜人物，她 “受不住那渐渐的冷淡，那已遮饰不住的虚情……”[9]因为无望的爱情，蕴姐终结了自己的生命。表嫂、蕴姐与女性意识觉醒后的梦珂、莎菲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出女性自由抉择婚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二十年代末，丁玲逐渐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她在随后的文学创作中也将革命的成分加入进来，找不到出路的女性在革命的点拨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得以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贞贞被日军掠夺后成了随军妓女，除了“慰安妇”的身份之外，贞贞还是一名“女间谍”，为我军送来了很多有利的情报。在封建传统思想面前，贞贞的失贞是可耻的，但在革命利益面前，贞贞的失贞又是崇高的。这种尴尬的处境将女性的尊严和权利摆在了时代面前，政治与道德不可调和的矛盾让贞贞重新规划人生道路。和莎菲“乘车南下”一样，站在过去和未来交汇点上的贞贞也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抉择，但莎菲归去的地方只是浪费自己剩余的生命，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丁玲把贞贞安排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延安是贞贞人生的再出发。莎菲和贞贞的道路抉择也间接地反映了丁玲不同年代下对于自身人生方向的抉择。丁玲在这里把贞贞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站在女性群体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了中国的革命历程，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女性意识的范围。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清晨，有感而发的丁玲创作出一篇短小精悍且时至今日影响深远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众多学者认为这篇杂文“是她女性意识最彻底、最直接、最清醒的一次总爆发”。[11]它没有繁复的言辞和空洞的议论，每一句话都是来自丁玲最真诚的体验，从女性的结婚问题到离婚问题，从家庭问题到工作问题，即使是身处革命圣地延安的女性也存在着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性问题，丁玲在此用最朴素的话语来表达女性生存的艰难并且提出希望女性能够改变自己的真诚建议，在自主婚恋及人生道路的抉择上也应由女性自己做主。这种成熟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她女性意识的深化，也为新时期的女性写作指明了新的思考方向。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这个“变”的过程就是后天因素造成的，丁玲的女性文学创作无论是从肉体上对于性的渴望，还是从精神上追求个性解放，都肯定了女性意识在“变”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她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出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提高了女性在文学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的腐朽与丑恶。在中国数千年的男权社会中，丁玲能够挣脱时代的约束书写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独立意识的追求及人生道路的抉择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超越，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借鉴。

参考文献

[1]付佳.《荆棘鸟》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J].时代文学.2011.7下半月：101

[2]丁玲.丁玲全集（5）[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54

[3]蒋海霞.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4

[4]丁玲.丁玲全集（3）[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54

[5]丁玲.丁玲全集（3）[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40

[6]邓欢.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心理分析——我读《莎菲女士的日记》[J].北方文学.2019第期：13

[7]李达轩.丁玲与莎菲系列形象[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108

[8]丁玲.丁玲全集（3）[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29

[9]丁玲.丁玲全集（3）[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55

[10]丁玲.丁玲全集（4）[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232

[11]黄玉蓉.丁玲女性意识的演变轨迹[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3.5：60-61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