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叙说

我跟孙晖在咖啡馆认识那天，他给我讲了很多事。在此之前，我们还见过一面。起初我很疑惑，他为什么要对一个陌生人倾诉，他的遭遇对于我这样过俗世生活的人来说，更像是在电影或者小说里看到的，并且是悬疑推理题材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活在家人、朋友、熟人的同情和关爱中，他们连看着他的目光都在叹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悲痛，那么……难以释怀，在他遇到我之后。而我，的确是他最理想的倾诉对象。

后来，我们还一起泡咖啡馆，说说笑笑，聊着彼此的近况，从来没有一个人给过我这样的感受，像家人又像老朋友，流动在我们之间的踏实的、舒适的气息隨时令我昏昏欲睡。我们说好了，把各自储值卡里的钱都用完就再也不来了，再也不见了。我看着他，用一个母亲看着已婚儿子的目光。他说，夏初你知道吗，我对你总有一种父亲对女儿的牵挂。

孙晖说，这个世界对单身充满歧视，除了咖啡馆，他哪都去不了。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挂着笑，嘴里含着一根待点燃的烟，样子多少有点迷人。然后，他把烟点上，吁出一团轻雾，“我不能去看电影，左邻右舍都是成双成对的，要么是情侣，要么是两个女的，我跟个怪物似的被夹在中间。去唱歌也不能一个人吧？从洗手间出来，包房里空的，就像……”“人都走光了”，我俩一起笑。

我有一个毛病，总爱接话，对方在形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时候，稍微一停顿，我就用我所理解的感受接上后面的话。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很难扳过来了。尽管对方多半在我接完话之后表示认同。只有跟孙晖聊天的时候，我意识不到自己在接话，因为他像是有个留话的怪癖，每次说到形容的部分，不是喝一口咖啡，就是往嘴里送一根烟，要么就是点烟、吐烟，总之就是不往下说了。我如果不接下去，那么我们谈及的每一个话题都会折断在具体的形容之前，成为落在脚边满地的风筝。

孙晖新打开一盒烟，“最近在卖房子。”

“紫杉路的那套？”

“嗯，”他抽了一口，把烟架在烟灰缸上，“没法儿再住了。”

“你爸妈同意卖吗？那里可快要划学区了。”

“我跟他们说了，那套房子太大，我一个人睡不着。其实我现在说什么，他们都能答应，学区房再贵也没他们儿子值钱吧，顾不了那么多了。”

“也是，可别跟他们说真实原因啊。”

“那能说吗，说了我妈又得神神叨叨的，把我那六个姨都得找来，请仙儿供法的，在家里挂这挂那，真的，比闹鬼都瘆得慌。再说了，我妈要是知道了，我爸那边儿亲戚就都知道了，我爸那边儿亲戚知道了，这事儿就能上法制频道你信不信？”我忍不住又笑，想起孙晖以前跟我说，他母亲和那六个姨有个微信群，群名叫“七仙女”。七仙女每年冬天去海南过冬，穿着各式泳衣，披着不同颜色的纱巾在沙滩上摆出各种pose合影。“那照片儿，你是没看到啊，就跟老年版的蜘蛛精似的，哎，你注意过没？蜘蛛精也是七个女的。”他当时说。

“唉，这刚消停多长时间，一想这事儿头都大我跟你说。”他拎起烟又抽了一口。

孙晖在紫杉路的那套房子是一处高档社区，临水而建，玫瑰谷。面积有一百五十多平方米，半年前，他父母交了首付给他准备的婚房。装修完这套房子，孙晖的未婚妻就死了。

我没什么朋友，也很少出门，租住在一栋很老的居民楼里。这栋楼在小区的尽头，与临街的门市楼背面呈L形，有四个单元，我住在最里面的单元，L的拐角处。对门好像长年无人，房门被各种开锁、宽带、通下水道的小广告覆盖得密密匝匝，与墙体上的小广告连成一个整体，很容易令人忽视那扇门的存在。

我的睡眠极浅，夜里的一丁点响动，都能受到惊扰。我之前住过的地方，隔壁邻居吵架，楼下孩子练琴，楼上夫妻做爱，晚上十点之后洗衣机运转，空调滴水，凌晨楼上手机震动……在我的听觉世界里，他们不是住在我的楼上楼下隔壁对门，而是一个宿舍的上下铺。我不得不活在他们的作息时间里。我上网查到，框架结构的住宅隔音效果都不理想，砖混建筑材料的老式住宅墙体厚一些，保温和隔音效果能好一些，就像我现在租的这种老楼。

顶楼，对门没有人，楼下住着一个老太太，每个月租金只要八百块钱。简直是上帝为我预留的最后一个名额，我毫不犹豫地交了一年租金。数完钱，房东说，这个小区是军产房，分到手里也不能卖，我们这批人几年前都陆续买了商品房搬走了，不少人把父母安置在这儿，像我这样父母不在的，干脆直接租出去。这个小区没有物业，一年八十五块钱垃圾清运费就不用你掏了，我这七楼没电梯，不好租，你要是能长期租最好，三年之内我不涨价。

兴许他看出来我是个寡言的人，出门的时候停下来问了句，你做什么工作的？我看着他的眼睛说，画画的。好，好，怪不得看起来无欲无求的，你就在这儿画吧，在这儿画行，清静！他转身快速下楼，没一会儿就听到单元门被推开又关上的声音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从我身体里过电而上，留下短暂的虚无感。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他启动车子，很猛地向后倒了一截，突然窜出去拐走了，没有抬头看一眼。

早春风大，楼顶呜呜作响。我躺在大风里，睡得披头散发，睡睡醒醒缠绵了半年之久终于什么也听不到了。

一天傍晚，我正趴在地上找滚落到沙发底下的五角钱硬币。实在无法容忍沙发和床底下有任何杂物和灰尘，专门在网上买了用来清洁狭仄空隙的工具。在我搬进来之后的一个星期，它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床底、沙发底，一切够不到的地方都被我清理了、颜色不一的毛发、衬衫扣子、黑色波浪形发箍、超市小票、风干的口香糖、瓜子皮、安全套包装撕掉的一角……我像寻宝一样划拉着，累了就坐在地板上一样一样辨识它们的主人。我把这间房子里原有的我不需要的生活用品，集中放入北卧室的衣柜里。不得不承认，在清理和收纳方面，我是一个天才。

如果姑息那枚硬币一动不动地待在沙发底下，它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想到它的时间要比忘记它的时间长。我努力寻找着，二十四小时拉着窗帘的房间光线昏暗，它和地板的颜色太接近了。

忽然，我被一阵大力推搡房门的声音震住了。声音真切，就在门外，像一头困兽撞击拉扯着我的房门，迫切地要进来。咣当咣当咣当……频率密集，我愣怔一会儿，壮着胆子问，谁？没有回应，那声音没有停顿。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从地上爬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鞋柜抽屉，拿出水果刀攥在手里。我深呼吸几口，看着破旧的防盗铁门在外力作用下颤动着，轻轻压下把手突然将门拉开，同时向后一闪。门外，一个矮瘦的老头儿手持一根长柄铲子停在空中。铲子顶部粘连着小广告的碎屑，显然他也吓得不轻，在我们的对峙中，双方化解了惊恐，放下手里的工具。老头儿说，“屋里有人啊？”我的心脏缓慢回落，“你刚才没听到我问谁吗？”“什么？”老头儿一侧耳朵伸向我。我摆了摆手，“没事儿，”我提高了音量跟他说，“不用清理我家门！”他点点头，转身走向对门，重新举起长柄铲子，在连片的小广告贴纸中找到一处接缝，铲下去，运足气力正要朝上推，门开了。

一个男人站在门里。他先是看着我，然后跟老头儿说，这层楼的广告都不用清理。他明显是对着老头耳朵说的，声音不小。想必他听到了门外的动静，贴在门里听我跟老头儿的对话。老头儿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放下铲子晃晃悠悠下楼了。我们共同目送着老头儿的背影走到六楼。几个月来，对面的房门从未响动过，凭空出现一个男人。在他的注视或者还有要不要跟我打招呼的踟蹰中，我做了自己最擅长的事，把脚收进来，关门，反锁。

瘫软在沙发上，心还在咚咚地跳。刚刚确实被山摇地动的晃门声吓丢了魂，还有种种灵异事件即将发生的可能性。我被杀死在这间房子里，不知过多久才被发现。除了快递，我的电话时常好几天不响起。我的房东，恐怕一年后才会上门收租，楼下的老太太，呵，除非漏水，她应该永远不会上楼……还有对门的男人，我已经想不起来他的模样了，要么是房东，要么就是新搬来的租客。我无法想象如果他是租客，不去清理房子的死角，每天在前租客们遗留下的痕迹里生活……想到这些，我身上奇痒无比，一股前所未有的困倦袭来，我倒在沙发上，拉上毯子，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这几个月，我的生活差不多恢复了原貌，尽管现在的住处和所在的区域与我之前的家可谓云泥之别。那又如何，我的所得没摆在明面上罢了。需要处理的事情还很多，好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就像用镊子一根根拔掉残存的鸡毛，比起那些我独自在家数一个石榴有多少颗籽的夜晚，已经不知道有多充实了。

在有限的外出时间里，我通常是去超市采购，把一星期的食物一次性买入。它们多半是酸奶、面包、鸡蛋、进口水果、方便煮面的时候丢在里面的青菜。我终于不用在吃上头花费精力了，在此之前，那几乎是我每天最重要的内容。再过一段时间，等新房子下来，我就会离开这里。那是一个精装修的房子，连窗帘都安装妥当，我只需要把它里里外外大扫除一遍就可以推开新生活的大门了，谁知道呢，也许吧。没人知道我的新房子在哪儿，就连原来的邻居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卖掉房子搬走的，直到发现另一家新面孔出现在电梯里。他们依然会在背后议论我的家事，叹息着摇头道，幸亏没孩子。

咖啡馆开在小区后面的僻静之路，我从超市回到住处的必经之路。再没有什么比烈日当头走在大树浓荫下更令人心安了，道路两旁的陈年老树和那些开了十几二十年的粥粉、烧腊店一样，毕生的宿命就是服务住在这个小区里的人。阳光无法穿透苍郁的树冠，只能在道路两侧的树冠之间的空隙投下光源，印在灰色的路面，蜿蜒如一条发光的小溪。咖啡馆躲在树后，玻璃门上贴着雪花形状的白色贴纸，夜晚亮起的星星彩灯，总能让我想到圣诞节。我无法把租来的房子称之为家，那里只有我的几件衣服和生活用品，绝非久留之地。我把它打扫得纤尘不染，像住在琥珀里。一直以来，精细地打扫、清洗、熨烫、折叠、整理、收纳，是我安放自己的方式，除此之外，再无他事可做。现在，除了打扫，去菜市场都用不着了。

从超市回住处之前，我通常会喝一杯咖啡，推开那扇雪花门，进入冷气过盛的咖啡馆，在吧台前点一杯美式咖啡后上到二楼。工作日的咖啡馆二楼鲜少有人，我即使坐在拐角处的双人沙发也不会有所负疚。坐在宽大厚实的沙发里，法式的靠背和扶手将我包围在一个半封闭的空间里，像爱人的怀抱。我向后靠去，摊开两条腿，在轻柔的不知名的音乐中，微微合上双眼，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

原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每天六点钟起床，插上电源，开启电饭煲的煮粥模式。下楼去早市，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切半边白切鸡，挑几块龙骨。那几家固定的摊主与我相熟，即便中午才去，也不担心剩下些边角余料。他们会从摊位底下拿出为我预留的一份，我从不收下小数点后面的零钱，流行微信支付后，我自会把小数点后面的零头凑整付清。回到家，粥已煲好，烫一份青菜，剥下大虾和煮蛋的皮。有时两杯鲜豆浆，有时炒一碟豆腐加点细碎的胡萝卜丁，保证每天早餐蛋白质的含量，切一盘水果，有时是橙子，有时是奇异果。早餐之后的一小时，我都待在厨房里，听喜马拉雅电台里东野圭吾的有声书，慢悠悠地清洗餐具、碗筷，把它们放在沥水篮里、早晨的阳光落在水珠上，折射出晶莹的光。取出在早市买回的煲汤食材，洗净，焯水，切好葱段、姜片，把党参、枸杞一应滋补药材一并放入保鲜盒，存入冰箱，待到下午煲汤时直接取用。

收拾停当厨房，洗衣机也结束了运转，我取出衣服，晾在阳台上，抻平衬衫和袖口上的褶皱。天气预报软件上的晴雨表决定了它们晾在南面敞开式露台，还是北面的封闭式阳台。一天的家务完成后，差不多九点整，我换好衣服，化一点淡妆出门，随手带上厨房的垃圾袋。走出小区，马路对面的摩天活力城足以满足我全部的休闲生活，我坐在广场上的露天咖啡座，看着不远处的喷泉，熟知它即将变幻的下一个形状;玩轮滑的孩子们风一样地穿过广场，如入无人之境;各种修剪打扮过的小狗依偎在主人的怀里，也有被牵着的大型犬卫士般与主人寸步不离。购物中心顶楼的书店只有周末會被孩子们占据，上班时间更像是博物馆里尚未开放的某个区域，我坐在里面读书，读着读着就穿越回了大学时代的图书馆，理想的约会场所，我们各自温书，偶尔亲昵一下。我茫然地抬起头望向窗外，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不一样了呢，我捋着漫长的过程寻找着开端，最终却像手持念珠般捻回到原位。

可以解决午餐的地方太多了，港式茶餐厅、鱼粉店、回转小火锅和日本料理，真该感谢那些把“第二份半价”的优惠用在一份套餐上的店铺，太多单身男女和独自用午餐的人占不着第二份的便宜。我去过中午一点档的电影院，黑暗中，观众少得足以连成北斗七星，有时候七星都连不上。没有人在意你脱掉鞋子，踢到前排的椅子，去坐不属于自己的位置，掀开扶手侧躺在椅子上就像在自己家里的客厅看电视。三点钟走出影院的时候，要么阳光晃眼，要么已然下过了一场雨，广场上湿漉漉的，风挟裹着雨后花园的气味漂浮于空气中，我在这样的空气中戴上草编的遮阳帽，捎上一把花，踏上回家煲汤的路。

我闻到了早市里肉摊上的气味，带着腥膻，购物中心一楼香氛的气味，咖啡豆子的醇香气味，雨后花园的清冽气味，还有……一缕陌生的男士香水尾调的气味。我缓缓地睁开眼睛，一个陌生男子端着一杯咖啡站在对面沙发旁，似乎恭候多时仍有足够的耐心继续等下去的样子。

“抱歉还是打扰到你了。”他把咖啡杯小心地放在桌上，同时避免了咖啡溢出和杯子发出的声响。我认出了他，就是几天前拉开门看到了吓得我心惊肉跳的铲除门上小广告的老头儿时，从对门出来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男人。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他问。

我点点头，他这才在我对面的双人沙发上坐下，“你……是在等人吗？”

“没有。”我坐直身体，并拢了摊开的双腿，“有点儿累，不小心睡着了。”

“哦，这个沙发很舒服，适合午睡。”他把胳膊搭在厚实的方形靠枕上，拍了拍，“还记得我吗？”

“嗯。”我笑一下，暗暗收起心里的警惕。

“稍等我一下。”他起身走到斜对面的座位，把桌上摞在一起的烟和打火机还有靠在椅子上的背包拿过来，放到我面前的茶几和对面的沙发上。他打开烟盒，把过滤嘴的方向对着我伸过来，就像熟知你酒量的老朋友直接给你满上了一杯。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递到嘴里停稳后，一簇火苗已经凑上来了。随后，他给自己点了一根。我们无声地抽着各自的烟，用不那么直接的目光搜集着彼此的第一印象，确切地说，是第二印象。

“我叫孙晖，”他说，“本来上回就想跟你打招呼的，结果你一下就把门关上了。后来有好几回，我想去敲你的门，可是一想到那天……你好像很防备，就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认真审视起这个男人，三十四五岁，单身与已婚两可之间，肤色略黑，发丝粗硬，指甲短而整洁，POLO衫的袖口贴着紧实的大臂，透露出健身的痕迹。不知道他为何主动与我攀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看上我了，想要个电话号码或者上个床什么的。当然，并不是说他看上去有多么正经，正经是肉眼看不出来的，干脆说男人没有什么正经的。而是我早已失去了让人想主动认识一下的吸引力。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为了不让你觉得失礼，我想先坦诚地告诉你……我的经历吧。”他抽着烟，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也抽着烟，同时点点头。

孙晖说，他未婚妻死了，在他们准备好婚房、发了喜帖之后。他未婚妻叫小静，他们同居两年多，感情很好，他经常接送小静上下班，跟她家人关系也处得融洽，尤其是小静的大哥。小静每个月出差一次，去北京总部开会，都是由他接送机。电话是小静大哥打来的，孙晖当时正在开会，挂了电话直接下楼开车前往医院，他一路上脑子都是浑乎乎的，小静明明在北京出差，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突然就死了呢？

赶到医院，场面一片混乱。小静的父亲突发心梗正在抢救，母亲哭得软骨症一样偎在儿媳身上直不起来。小静的大哥，只说是在机场回市区的高速上出了车祸，当场车毁人亡。孙晖纳闷儿，从机场回市区最方便的是地铁和机场大巴，她为什么既没有乘坐这两样交通工具也没有让他去接机呢？还有，小静告诉他星期日回来，可出事的那天是星期五。莫非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可她是怎么回来的呢？打车？那应该是司机的全责，大哥怎么提都不提呢……除非……是别的什么朋友去接的她，那个人是死是活呢？孙晖提出要再看未婚妻一眼。大哥摆摆手，别看了，人都变形了，留个好念想吧，你俩没缘分。听大哥一句劝，小静的后事你也别参与了，我家这边人手够，你年轻，以后还得再找，别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好几年走不出来，我们家就把你给毁了。你对小静的感情，家里人都明白，以后小静不在了，咱俩还是兄弟。

大哥用力在孙晖肩上拍了几下，示意他回去吧。孙晖还想再说点儿什么，说什么呢，人都没了，他的五脏六腑被掏空了，一阵恶心返上来，扑到电梯口的垃圾桶呕吐起来。他从来没吐过那么多，喝多那么多次加起来吐的都没有那么多，都是些什么啊。他呛得眼泪打转，扶着墙回头看，不远处走廊座位上偎成堆的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差点儿成了他丈母娘和嫂子，站在她们附近打电话的男人，身材魁梧，腹部隆起，对着电话快速地说着什么，另一只手在空中比比画画，突然狠狠地挂断电话，气愤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按电话键。那个男人差点儿成了他的大舅哥，原本他们会一起过年、打麻将、推杯换盏。现在，他们在他的泪眼蒙眬里成为一出默剧，走廊上人来人往。

“之后每次回想起那一幕，”孙晖说，“遥远得，就像……”

“就像前世。”

他吐出一口烟，惨淡地笑一下，点点头。

“接下来，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他从包里掏出一盒新的南京，打开之后照例先给我一根，点上，自己点一根。

孙晖说，当天晚上他去了新房，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坐在地板上，看着墙上的婚纱照，一直到天亮。公司给了他半个月假，他用这段时间收拾小静遗留的物品，那么多衣服鞋子包包，好些上面还挂着吊牌，都是为婚礼准备的，成套的化妆品，卧室里的公仔，书架上的旅行纪念品，即使把它们全部装在袋子里扔掉都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有一天，他接到小静一个要好的女同事的电话，让他过去一趟，把小静放在办公室的私人物品取回去，同事们帮他收拾好了。孙晖开车去了，接受完小静生前的领导和同事们的安慰后，几个同事帮他一起把小静的私人物品放到后备厢里。他啟动车子，在本该出现在他们婚礼上的嘉宾们的泪眼中缓缓驶离。回到家，他一样一样查看着从小静办公室里取回的物品，像他的那些女同事一样，除了办公用品，少不了漂亮的杯子、餐具、湿巾、高跟鞋、披肩、香水、口红、卫生巾、丝袜……至于如他所言的另一个故事，是从他拉开一个小收纳袋的拉链开始的。

那是一个带有小猪佩奇图案的收纳袋，他未加多想便拉开了拉链，里面有一张卡和一把钥匙。那是一张咖啡馆的储值卡，上面印有咖啡馆的地址和电话，一个算得上离他们的住处和她上班地点都很远的地址。“远到在你生活的城市里，要不是专门去办什么事儿或者看望什么人，恐怕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会去那个地方。”至于那把钥匙，孙晖近距离观察它插入锁孔的部分，老式的十字菱形，钥匙上没有任何挂饰。他想到了小静的钥匙串，上面有他们新房的钥匙，同居家的钥匙，她父母家的钥匙，办公室的钥匙，两张门禁卡，还有花里胡哨的挂饰，颇具规模的一串。这把孤零零的专门放在办公室里的钥匙，开的又是哪一扇门呢？

孙晖再次打开自己的包，从里面拿出佩奇的收纳袋，拉开拉链，把一张卡、一把钥匙，并排摆在南京烟的旁边。卡片上的图案是咖啡馆门脸的照片，玻璃门上的雪花贴纸清晰可见。我感到周身发冷，冷气开得太旺了，顺手把旁边的垫子抱在怀里。

“我顺着地址找到了这家咖啡馆，出示了这张卡，查到了办卡人的信息，就是小静。”孙晖说，“我实在想不明白，她为什么大老远跑到这里办一张两千块钱的储值卡，除非她经常来。”

“里面还有多少钱？”我问他。

“不到三百。”

短暂的沉默之后，孙晖说他问了店员，店员对小静印象深刻，她每周都来，并且就是在他手里办的卡，只有两个女顾客办过这么大额的储值卡。店员说小静每次都是跟同一个男人来，看样子他们不是情侣就是夫妻，应该住在附近，有时候拎着旁边超市的购物袋。

“我能看看你家钥匙吗？”他突然问我。

我反应过来，茫然地伸出一只手到包里摸索着，在安放钥匙的指定隔袋内掏出一把钥匙，摆放在孙晖那把钥匙的对面。一模一样的老式十字花棱柱，就像是同一把钥匙的复制品，只是我的那把上面拴著一只毛绒装死兔。

孙晖一手拿着一把钥匙，缓缓转动，观察着两把钥匙锯齿上的微细差异。

“有时候我想，同一把钥匙会不会打开好几扇门呢。”他自言自语。

“你是怎么找到那扇门的？”我问。

他从钥匙上举起目光，举到与我的目光平齐，“一扇一扇地找。”

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从距离咖啡馆最近的后门进入小区，一栋接着一栋，一层跟着一层，有些住户明显更换了新的防盗门，告别了十字花型的锁孔，有些仍然保留着旧门原貌。孙晖在覆着陈年灰尘的春联和小广告里寻找着锁孔，插入钥匙，无法转动，拔出来，下一家。偶尔家中有人，闻声打开房门，他便假装记错了楼栋号，道歉离去。直到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麻木地将钥匙插入锁孔一扭，门锁转动了，他吓得撒开手，退后几步，心脏骤然狂跳。钥匙仍插在锁孔里，像一把匕首插入了他的心脏。就这样，他审视着这扇门，在寂静无人的楼道里。小静已经死了，不管她跟什么人在一起做过什么事，终究她还是选择了跟他共度余生。他们是爱过的，热烈地爱过，欺骗本身就是爱的一部分，难道谎言的初衷不是为了避免伤害吗，在谎言被揭穿以前，它的本性就是善良。他决定原谅她，他们毕竟还没有举行婚礼，不存在出轨或是背叛一说，罪大至极也就是劈腿，连某位明星的老婆都说过，“肉体上那点事儿不叫个事儿”。他没有勇气深究这原谅是出于爱还是，因为死。又或许已经不重要了。

他每天像上班一样，来到这个庞大陈旧的小区，像早年收电费的，机械地挨家挨户试钥匙。无功而返地回去之前，进到咖啡馆里歇一会儿，吹着冷气发着呆，店员端上饮品的时候提醒他，哥，你问的那个女顾客，已经有日子没再来了。

孙晖平静地走上前，继续转动钥匙把门打开，进去。迎门摆着两双拖鞋，女士的那双是粉色。他看着蓝色的那双，迈过去。他置身于一个算得上干净整洁同时生活用品极少的住处，南北朝向的两室一厅，装修与家具的风格保持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致性。四面白墙没有任何挂饰，客厅里只有电视、沙发、茶几。他走进厨房，一根黄色的燃气管粗暴地从墙上的孔洞伸进来，单眼灶具上架着一口黑色炒锅，不锈钢锅盖附着一层灰尘。显然，厨房的功能与这个住处无关。他顺手打开冰箱，一股难以言说的气味扑鼻而来，里面是空的，灯也没亮，干脆没通电源，要么就是坏了。卧室的门开着，孙晖站在门口，看到了床上的四件套，上面开满大朵粉色牡丹，小静公司三八妇女节发的，她嫌花色土气说拿回家给父母了，如果他没记错的话。他踱到床边，重重地坐下，手不知怎的就拉了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很杂乱，有安全套、橡皮筋、纸巾、登机牌……他把登机牌挑出来，总共有五六张，每一张上面的姓名都是付惠静，始发地北京，到达地安吉，日期……他盯着日期，上面的数字忽远忽近，深一脚浅一脚地移动起来。他顺势躺在床上，清晰地记得小静出事之前的每个月都是他去机场接她，只不过她都让他在车里等，航班总是延误，再者里面禁止吸烟。可是登机牌上的日期，为何都比他在机场接到小静的日期提前两天呢？他不会记错的，因为每次接完小静都是直接回他父母家吃饭，每个月一次。只可能是，机场搞错了。

他打开衣柜，里面空得跟冰箱没什么两样。洗手间里，一瓶跟他们住处一模一样的滴露洗手液，一只小猪佩奇形状的刷牙杯，里面插着两把牙刷、一筒牙膏。墙面上的不锈钢挂篮里，跟他们的住处一模一样的沐浴液和洗发水。他本来不大留心这些，可是关于粉色家庭装的强生沐浴液，他问过小静，那不是给婴儿用的吗。小静是如何回答的，就是要散发出婴儿一样的味道才诱人呢，什么花香啊、精油香啊都俗气死了。还有那瓶洗发水，上面全是英文，深蓝色瓶身，黑色压嘴，没个一年半载用不完的量，高耸地屹立在那里，没法儿不跟他们家的那瓶对上号。

孙晖又点燃了一支烟，这次他忘记先给我了。我自己抽出一根，拿起打火机点上。

“怎么样，是不是很精彩？”

“你知道为什么沐浴液和洗发水都是跟你家一样的吗？”

“没想过，”他弹了弹烟灰，“可能习惯了吧，要不就是买一赠一。”

“跟家里不一样的气味，会引起另一半的注意，那意味着他在外面洗过澡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头陡然亮起，随后被摁灭在烟灰缸里。

“看来偷情这事儿也挺烧脑的，我还以为我已经够厉害了呢，窝点儿都找到了。”

“她呢？”

“什么她呢？”

“她厉害吗？”

“你指哪方面？”

“你说呢。”

“你说那方面啊，”从我的表情中得到肯定后，他显然回想起了某些令他印象深刻的画面，“有些女的吧，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长相也没什么特别的，身材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到了床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反倒是那些让男人看了就想睡的女人，上了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中看不中用。”

“我去一下洗手间。”我站起来，朝洗手间的方向走去。一直到重新坐回原来的位置，脑子里都是他刚才那句话，上了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烟灰缸更换了一只新的，里面铺一层咖啡渣，两只玻璃杯里续了新水，显然是在我去洗手间的空当，孙晖到自助服务区完成的。如此暖心的男人，未婚妻还在外面偷情，真是没有天理。

“后来呢？”我问他。

“后来……我又去北边的小卧室看了一眼，空着，床都没有，衣柜里面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烫衣板、折叠晾衣架、购物袋什么的，然后就听到门外有人拉扯房门，山摇地动的，我走到门口听了一会儿，有人说话，就把门打开了，看到你和清理门上小广告的老头儿。”

他看着我，像是在说“我的故事讲完了”。我也看着他，回想前几天在楼道里的一面之缘，那个人是他，又好像不是。

“你不是有问题要问我吗？”

“嗯，”他犹豫着，咬住下唇，“你……见过他们吗？”

“谁？”我问他，问完才明白过来，“哦，我明白了，你是说……没有。我前几天才搬来，房东跟我说对门没人，一直空着。”

他点点头，如释重负。

夜里，我醒了，黑暗中的听觉无比灵敏，金屬旋转的声音，极轻，极慢。我爬起来，光脚下地，一寸一寸移步到阳台的拉门旁边，确保没有发出丝毫声响。我走到阳台上，将身体向外探出去，看到隔壁的客厅透出灯光。孙晖来了。

躺回床上，困意全无。他来做什么，像私家侦探一样细细地翻查每一处，找到那些不为人知的罪证，或者一无所获，把全部的灯打开，独自坐在地板上抽烟到天亮，像在他的新房里。也可能他只是过来看看，这处密所是他一手发现的，纯手工发现，没有借助任何监控摄像头、通信记录、聊天记录，仅凭一把钥匙和一张咖啡店的储值卡，堪称一次素人侦破壮举。他只是来检阅一下自己的战利品，就像那些杀人凶手，逃亡多年以后，还会回到当年的案发现场看一看。

起初是间隔两三天，很快便夜夜如此，我在钥匙开门的细微响声中醒来，又沉沉睡去。孙晖的到来成了我夜晚的分界点，他来了，我就踏实了，此前睡得轻浅，隐约在等待，确定门已合上，便深沉睡至天明，不知他何时离去。一天夜里，雷声滚滚，大雨将至，重重地砸下几滴后，急行军般来势汹汹。我躺在床上，猜想他不会来了，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出种种恐怖怪象，偷情的一对男女相拥着上来，在楼梯上亲热，拍打着我的房门，发出怪笑声。我翻身坐起来，蜷在墙角，听到有人敲我的门。

孙晖站在门口，浑身湿透，目光炯亮，带着风和夜雨的气息喘息着。他爬了七层楼，站在我的门口，“打扰你了，”他回头看一眼背后紧闭的房门，“我刚好经过这里，上来看看，停电了，可能是欠费。我能在你这儿避一会儿雨吗？”他用目光询问我的态度。

我获救了，连忙闪身让他进来，在他身后关上房门，反锁。他走进客厅环视四周，“你家好干净啊。”他低头看着粘在身上的衣裤。我说，“你去洗个热水澡吧，不然会感冒的。”他说，“好啊。”慢慢地朝洗手间走去。“没有多余的浴巾，就用那个吧。”我带上洗手间的门，想到他的衣服和裤子都湿了，没有一件可以替换，又朝里面说，“洗完你就围着浴巾出来吧。”“好。”他在里面答道，淋浴水声四起。

打开阳台的门，湿凉的风涌入客厅，雨住了，地面在路灯的照耀下泛着细碎水光。我拧干晾在阳台栏杆上的抹布，擦干铁艺小圆桌和两把靠背椅上的雨水，吹向客厅的风很快把它们带干。我坐在椅子上，对着凌晨两点的夜。孙晖从我身后过来，我嗅到一阵熟悉的沐浴液的气味，不是俗气的花香，不是婴儿的体香，是乳木果和白檀。他腰间裹着我的浴巾，拉开另一把椅子坐下，将手里的烟盒和打火机放在小圆桌上。我默默地抽出一根，点上，他随即跟上。空气中凝固着夜色中的沉默，别具美感。没有一丝杂音，只有轻柔的风和烟草的味道。

“每到夏天的深处，我就想象这样坐在夜里，对面是山，只看到黝黑的轮廓，山里隐藏着大自然的秘密。或者是海，海浪一遍遍冲刷着沙滩。就这样一直坐着，什么也不想。”

“我也是。”

“孙晖。”

“嗯？”

“不要再来了，”我看着阳台外面，夜风中微微晃动的树枝，“你得开始新生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他转头看着我，怔住，把脸别到另一侧。我拿过他指尖即将燃尽的烟头，朝阳台外面抛下去。

“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梦到她了，”他把烟盒拿在手里，低头把弄着，“她说，她错了，让我不要恨她，忘了她吧。”

他从烟盒里取出一把钥匙，站起来，走到阳台边，右脚错后半步，像个标枪运动员那样，将钥匙朝空中抛去。他凭栏而立，肩宽背阔，腰间收窄，小腿结实，臀部在墨绿色浴巾的包裹下紧实上翘，宛如希腊诸神中的一员。他转身对着我，似乎欲言又止，最后长叹一声，“你也要好好的。”

接下来的夜晚回到了之前的夜晚，他不会来了。我又听得到风声、雨声、楼下流浪猫绵长凄厉的叫声。孙晖这个人也许根本从来就不曾出现过，浴巾上没有留下他的气味，阳台上没有留下他的烟灰，对门没有响起过钥匙转动声……一切都是我的幻想症。

一星期后，我去办理新房的入住手续，拿到钥匙的一刻又想到孙晖，想到那把被他从阳台抛下去的钥匙，而今不知流落何处了。走在全新的园区里，年轻的保安身着红色制服，头戴黑色贝雷帽，乍看像皇家护卫队的成员。没有门禁卡一律禁止进入园区，快递和送餐人员只许步行进入。一条河将园区一分为二，河堤步道以棕色木板铺就，荷叶覆满河面，托起几朵粉白的荷花。垂柳随风拂动，木条拼成的靠背长椅正对河面，未来的日子，似曾相识的夏夜，我也许会坐在上面，回想那些早已化作灰烬却仍在虚空中散发出一丝令人心慌的气味的人和事。

进入电梯，徐徐上升至二十六楼，打开门，骤然通亮，客厅里溢满阳光。每个房间的门窗都在敞开通风，地板中央摆放着几盆绿萝，柜门和抽屉也都拉开了，散发出新家具的气味。走到露台上，视野辽阔，目光所及是不远处的山和山间绵延的红色慢跑道。站在露台上抽了一支烟，想到上一次搬家，婆婆特意买来一条活鱼放在盆里，一把小斧子，木把上系一条红绸，在她从老家带来的黑色铸铁锅里装上六斤六两肥瘦相间的猪肉、大葱，以红布盖上，又找了村里的风水先生挑了个日子，提前三天把新房所有的灯都打开。在婆婆的指挥下，最先搬进门的是锅具，由她儿子亲自煮一锅滚水，算是正式开伙。

这回搬家，就像出趟远门，只需摘下衣柜里的几件衣服，收起洗手间里的护肤品和洗漱用品，装上门口的几双鞋子，把它们放进行李箱里，再把那几只包装进它们自带的防尘袋里。出门前把钥匙放在餐桌上，叫一辆专车到楼下接我，路上打个电话给房东，告诉他房子不租了，剩下的租金不用退了，一切就都结束了。

当天夜里，我失眠了，打包好的行李箱立在门口，坐在黑暗的空荡荡的客厅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在黑暗中朝我逼近。阳台的窗帘被掀开一角，我战战兢兢地望去，是风。跑到卧室里，躺在床上，用被子把自己包裹严实，只露出两只眼睛，又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金属声，那声音无比真切，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真切，伴随着夜半作乐归来的一对男女熟悉的笑闹声。我用被子捂住头，再出来时，声音还在。他们回来了。我抖抖索索地拽过手机，拨打孙晖的电话，通了，那端没有声音。

“喂？”我对着手机说，“你快来，他们回来了！你快来捉奸啊！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吗？”

“开门。”

我的睡衣被汗水洇湿，四周漆黑一片，寂静无声。

“开门。”

我无法辨别这声音来自手机还是门口，摸索着下地，一路打开灯，走到门口。

“开门。”

我放下举着手机的胳膊，打开门。孙晖站在门口，一股酒气，手里拎着一大串钥匙，一根黑色的鞋带穿过几十把钥匙孔，十字花棱柱向外支开，形成一个巨大的齿轮。

“我去查了电费，半年加起来还不到五十块钱，你说他们是不是很少在一起啊？”他一挥胳膊，身体失重地晃了一下，又站稳，“也不一定啊，兴许都是白天来的呢，不用开灯，当钟点房用了呗，哈哈哈……”他低头看到了我腿边的行李箱，脸上的笑僵住，“你要搬走了吗？”他的眼睛迅速被泪水淹没，“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我上前抱住他，泪水滚滚落下，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哗啦一声，一大串钥匙砸在地上，他用力回抱住我，孩子似的失声恸哭。楼道的声控灯亮起，照亮了他背后那扇贴满小广告的破败不堪的门。

是否拥有一个男人，要看你是否拥有他的夜晚，这个荒诞的夜晚，我仿佛被全世界温柔以待。实在记不得上一次拥抱是什么时候，连扣上安全带之后被它再次紧一下都令我心悸，孙晖不知道，他滚烫的一夜不曾离去的身体治愈了我所有的绝望。

醒来的时候，天光熹微，侧脸看着枕边熟睡的男人，想起他前一晚的恸哭和柔情。尽量轻巧地从他的臂弯里脱身，他翻个身继续熟睡。我洗完澡，用仅有的一点米熬了白粥，盛出来晾在桌上，切开半个咸蛋。最后一支烟在新家的露台上抽完了，回来忘买了，猶豫了一下，到孙晖的包里去翻。我拿出烟，抽出一支含在嘴里，点上。放回去的时候，看到一张对折起来的纸，把它拿出来，展开看，是一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双方家属签字分别是：付惠强，夏初。我的心突然抽紧。

“夏初。”

我应声抬起头，孙晖赤裸着站在卧室门口。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坐在阳台上抽烟。八月燠热的午后，阳光耀眼，小区的树里传来阵阵蝉鸣，我们坐在铁艺小圆桌的两侧，他伸开两条长腿，我散着几乎被风吹干的长发。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问他。

“那次，到你家躲雨，”他笑着看向我，“你门口的鞋、沙发上的包、浴室里成套的海蓝之谜，你不应该住在这种地方。我哥们儿在交警队的朋友偷着帮我复印了一份责任认定书，还查到了对方家属的电话，跟你在咖啡馆里给我的是同一个。”

“还知道海蓝之谜呢？”

“听说过，最贵的化妆品，可惜我供不起她。”

我们动作一致地抬起烟，抽了一口，呼出去。起风了，灰色的云团翻涌，西边的天色已暗。

“要来雨了。”我打量着天空。

“想吃火锅吗？”

“想看电影吗？”

“走。”

【王薇，80后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七届高研班学员。作品见于《草原》《作家》《北京文学》《小说选刊》等，已出版作品集《向不完美的生活致敬》《有些爱，不配倾城》《命运有张女人的脸》。曾获《延安文学》年度小说奖、第五届吉林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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