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

摘 要：延安时期的任弼时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秘書长，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日常事务。他在持续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旗帜鲜明地突出“讲政治”，号召广大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增强党性，维护和巩固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统一党内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党内树立正确思想路线，致力于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党内思想上的统一;助力毛泽东在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形成，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延安时期的任弼时积极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对形塑我们党正确的建党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持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任弼时;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11/j.cnki.sxsx.2021.02.009

Ren Bishi and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PC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CHEN Hao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Yanan period， Ren Bishi had served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a long time and helped Mao Zedong to deal with daily affair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he distinctly stressed politics.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consolidate the Partys unified leadership，he called on the Party members to exercise and strengthen the Party spirit. He had led to draft Historic Resolution which contributed to unify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issues within the Party. He opposed the subjectivism and dogmatism and strived to establish a correct ideological line within the Party. He hoped that the whole Party could realize the unity of thought on the basis of Mao Zedong Thought. He also helped Mao Zedong to form the core position of leadership within the Party and maintained the authority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Ren Bishi had actively promoted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our Party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form the correct route of Party construction. It still has a considerable reference value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our Party today.

Key words：the Yanan Period; Ren Bishi; political construction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要以政治建设统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格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1]49，从而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指南。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2]，是我们党正确建党路线的显著特征。这样一条正确建党路线贯穿在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诸多革命先辈都为这条路线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任弼时作为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在延安时期长期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有着“布尔什维克组织家”之称。在此期间他重视和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对形成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正确建党路线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增强党性、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

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它要求所有党员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尊崇党章、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其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49。着眼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强化党的政治建设。一方面，党当时所面临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小农为主的社会环境以及抗战期间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而就组织基础而言，农民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党内占据较大比重，这些情况使得诸如个人主义、独立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意识成分容易渗透到党内。特别是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新党员入党，这样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党面临着更为迫切的教育和学习任务。与此同时我们党又肩负着领导反抗日本侵略的艰巨责任，为此调整战略方针，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从而面临着新的、更为复杂的斗争环境。而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党内发生的张国焘分裂党以至叛党的严重事件，王明在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时无视党中央领导、破坏党的组织程序等一系列活动[3]。这些教训进一步表明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为必要。诚如任弼时所言：“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4]239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强化党的政治建设，1941年7月1日在紀念党诞生二十周年之际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5]446，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反对政治上自由行动、组织上自成系统，甚至进行派别活动乃至分裂党的行为。决定指出，“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5]445，必须使整个党“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5]443。这个决定把“党性”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形成决议向全党提出，是我们党党建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这篇文献后来在整风运动中被列为学习文件，对教育全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决定发出后，任弼时就增强党性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和积极宣传，在理论上对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任弼时首先明确指出，决定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该服从党的中央”[4]243。他一再强调，“今天特别要求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4]243。在此基础上，任弼时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诸如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独立主义等有违党性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并重点分析了党内的宗派主义现象。他指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4]246。这种错误倾向对外产生排外性、导致关门主义，使党疏离可能的同盟者甚至党的基本群众。对内则产生排内性，或者表现为本位主义、只注重本部门的利益;或者表现为小团体主义，造成少数人的小集团活动;更有甚者则发展成反集中的独立主义、分散主义，乃至公开违抗党的决议、公开与党的路线政策对立的反党活动。任弼时指出宗派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反映，曾经在党的历史上表现得很突出并且产生很严重的后果。而“在今天的斗争还是相当独立分散的局面下，在某些时候，在遇到某种更困难的情形时，各种宗派主义的倾向还是会生长和发展的，所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4]250。

正是有鉴于此，任弼时充分认识到强化党的政治建设的迫切性，强调：“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4]251在他看来，党性培养必须在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两方面共同发力。就前者而言，他指出广大党员必须首先培养无产阶级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要以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自觉、主动、积极地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党的利益。要在排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过程中，“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4]235。其次，在这种斗争的同时广大党员还必须充分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尤其是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运用马列主义，同一切“左”的、右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斗争。在任弼时看来，只有在马列主义正确理论的基础上充分理解和认可党的政策、策略，才能从根本上拥护党的政治路线。

除了思想教育之外，在任弼时看来，增强党性、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还必须依赖有效的党的制度构建。针对抗战时期根据地政府以及军队等部门中存在的弱化党的领导的倾向，党中央在1942年9月1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要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并明确了相关制度安排。对此，任弼时强调广大党员首先必须牢固树立这样的观念，即“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4]258，是由无产阶级中最先进和最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它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4]258，包括政府、军队、各群众团体等在内。这些组织需要服从党的领导，而不能与党平行并立、更不能高于党。为了强化党的这种一元化领导，任弼时指出需要“把有威信的人选到党的机关中去，要想办法使政府、军队、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参加党委，要使有威信的，懂得党务、军事、政治各方面工作的，有理论修养和能力强的人在党委负责”[4]254。从而使各级党委成为一定区域的最高领导中心，将党的领导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任弼时还强调必须严守党的组织纪律，“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4]236。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集中统一在组织上的保障。广大党员必须尊重组织、服从组织，当自己的意见与党发生冲突时，如果自己是错的，应当迅速改正;而即使自己是对的，也要服从党的决定，对自己的意见暂时保留。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组织的分裂，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贯彻执行。遵守党的组织程序，根本的是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今天党的统一集中，全党服从中央，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4]243。只有这样才能把全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二、统一党的思想、起草历史决议

“没有思想和意志上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的。”[4]258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需要以党内思想上的统一为基础。延安时期我们党通过空前的整风运动，总结了过往革命斗争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6]，明确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党内思想统一的基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步统一了党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认识。

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1940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他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后又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成为中央的大管家和毛泽东的重要助手，参预中央重要决策。在整风运动中，他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系统的学习委员会，是整个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指导者之一。在整风学习的过程中，任弼时准确、深刻地把握了运动的主题。他强调：“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7]645。而我们的党在过往的革命过程中恰恰由于多次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不依马列主义的方法，不根据真实的阶级力量变动的分析，不考虑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按照群众政治觉悟程度，不是用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来决定我们的具体政策”[7]642，从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强调：“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它的字句，而是要学会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找出革命的发展规律，来便于我们具体决定政策。”[7]640要在领会马列主义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将其运用于具体环境，并且善于以革命的新经验来丰富和发展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产生“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8]569。

而这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无疑即指毛泽东思想。在整风学习的过程中，任弼时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他看来，毛泽东长期以来所秉持的恰恰是一条反主观主义的正确思想路线，其主要特征就是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正因为毛泽东一贯注重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学习，使他能够在中国革命复杂的斗争环境下，“敏锐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出规律，决定方向”[7]649，“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同时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4]305。在这条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成为“一种带创造性的文献，对于党对中国人民确有极大的教育意义”[7]643。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任弼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观点的这一系列高度评价，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促进党的思想统一无疑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在整风运动中，总结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的奋斗历史、从中提取经验教训是一项重要工作，对于统一党的认识和思想至为关键。而在这项工作中，任弼时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后成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研究党的历史问题的委员会中，任弼时即是五名委员之一。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将自己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九个代表性文件所作的评析单独送给任弼时阅读（后来刘少奇回到延安，毛泽东又请刘阅看。据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只让任、刘两人看过这份批判稿。参见《任弼时传》，第577-578页）。可见他在总结党的历史这项工作中对任弼时的倚重。在后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任弼时又担任党的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召集人，专门负责起草有关党的历史的决议。此后在任弼时的主持下，经过精心策划和多次修改，终于完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给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并通过。

任弼时起草的决议草案初稿是以之前毛泽东1941年秋所草拟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蓝本的，相比于后者，决议草案初稿更加突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指出它是“发展着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路线”[8]635;并从思想、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對这条正确路线进行了初步概括;最后强调这条正确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指导意义，号召全党“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9]465。任弼时在决议草案初稿中的这些思想和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10]，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最终稿奠定了基调。决议高度凸显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开篇即强调：“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11]73决议最后总结到：“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1]111并自信地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代理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11]111可见历史决议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历史决议的通过使得全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的若干重要历史问题取得了认识上的一致，而“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的一贯正确性，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是要起重大作用的”[4]393。决议的通过对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在这个过程中，任弼时居功至伟。

三、助力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形成

任弼时不仅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整个延安时期的政治实践中，他也始终一贯地坚决维护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助力毛泽东在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形成。

早在长征过程中，当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他就积极抵制了张国焘分裂党的企图。他一方面不准后者派人在自己领导的队伍中进行反中央的宣传，另一方面又坚决抵制后者压制、分化乃至吞并红二方面军的企图。他指责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太过分”[8]436，坚持部队北上与中央会合，并建议成立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机关，同时召开会议、解决党内分歧，“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8]440。在任弼时等人的建议下，1936年12月7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革军委主席团成立，红军在组织上形成了统一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也正式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长征过程中任弼时抵制张国焘分裂活动的这些举动，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应有的、高度的党性原则，为维护党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此，毛泽东在党内实际领导地位的逐渐确立，任弼时坚决维护党的统一和中央权威的一系列行动无疑在客观上强化和巩固了毛泽东的这种领导地位。

来到延安后，任弼时坚决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抗战尤其是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右倾错误观点，对党中央已经形成的正确路线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干扰。为了使共产国际更多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的政策，任弼时在1938初受命前往苏联与共产国际进行沟通。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他详实介绍了中国抗战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基本情况，指出统一战线的困难和障碍主要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众抗战已经取得了充足的发展，事实证明他们是能够坚持下来并克敌制胜的。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大大提升，必将在今后起到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任弼时的汇报“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2]518。

汇报虽然没有介绍和反映毛泽东与王明在统一战线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但是报告着力阐述国民党反共的一面，强调中共坚持独立性的重要性，论证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际上是表达和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13]。任弼时的汇报使共产国际“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原有的认识”[8]525。其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12]518，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共的正确领导。1938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约见任弼时和即将回国的王稼祥，指出毛泽东是实际斗争中锻炼产生出来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应当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14]。而王明因为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不应当争做领袖。王稼祥回国后传达了这一口信，对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0年初任弼时从苏联返回延安，后长期担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事务，成为毛泽东的重要助手。这一时期，任弼时坚决维护和巩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1941年九、十月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公开在苏联期间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一些评价，认为其“缺乏工作经验”、并且“有些滑头的样子”。并表示王明回国后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主要问题便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關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8]574。任弼时的这些转达和批评无疑是对毛泽东及其正确路线的又一次支持。

在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过程中，任弼时还结合历史、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对毛泽东的认识存在着一个转变的过程。早在1931年去中央苏区之前，他“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来到苏区后经过观察，虽承认毛在反围剿斗争中“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还是认为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的倾向，认为他主张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9]452。而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1938年到苏联及回国后，任弼时大量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又看到毛泽东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的掌握，才逐渐对他“爱戴佩服”，并“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9]453，最终心悦诚服地接受和认可了毛泽东及其正确路线对我们党的领导。作为一名在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高级领导干部，任弼时这些诚恳的自我批评和分析，无疑有助于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权威。

除了在事实上维护和支持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外，作为负责中央日常事务的大管家，任弼时还通过整顿和完善中央组织架构，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灵活、办事权更加集中统一，增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效能。从苏联回国伊始，他就着手组建中央办公厅，建立了基本的行政制度、干部供给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等制度，使中央机关的工作逐渐条理化。随后在他的主持下，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职能划分。决定规定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8]607，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在政治局决定的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8]607。政治局与书记处主席都是毛泽东，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作为主席对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之权”[8]607。这次改革不仅实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更从组织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任弼时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语

任弼时作为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我们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这是刘少奇在追悼任弼时大会上对他的评价。，以其高度的党性原则，在延安时期为持续推进党的建设过程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他强调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同一切有违党性的错误观念做斗争;坚决维护、巩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党内思想统一的基础。任弼时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鲜明地突出了“讲政治”特性，牢固把握住了党建工作的根本方向，从而推动了此一时期党建工作的大发展，使我们党前所未有地达到了“高度的巩固和统一”[11]88，奠定了我们党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现阶段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党的政治建设这一重大命题，既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我们党历来重视从政治上建设党，在长期从政治上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党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任弼时在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无疑就是这种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持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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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收稿日期：2021-03-28

作者简介：陈浩（1986-），男，安徽巢湖人，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党的建设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