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村民文化幸福感的获得
——基于中国村庄当代发展的浙江样本沙滩村的实证研究

陈媛媛 王 荔

一、引言

新媒体时代村民文化幸福感，指以乡村空间为生活范围的居民，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方式介入乡村生活，村民文化幸福感的获得包含数字生活满意度的体验与积极/消极情感，也包括了信息管理下融合乡村经济建设发展及产业调整、乡村特色文化艺术和文化生态变迁等多种变量因素，与乡村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相互联系；是从宏观到微观，从获得行动到内容的构建。在获得行为上表现为使用新媒体工具的多种形式，如乡村本地文化资源共享信息，乡土文化共创的形式，村民主动参与和文化互动，活化乡村本地文化及协同发展等。

新媒体时代村落文化建设过程中，数字化形式与传统乡土文化碰撞，乡村文化形式与内容不够丰富，村民们显然有些迷茫。在大量文化提升与规划过程中，农村公共文化的扶植资金投入有限，公共文化设施和适应数字化的举措不够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几乎空白，农村文化活动开展形式欠缺，文化交流活动更是少之又少，致使许多地方村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无法获得根本保障。多数乡村还未开始梳理、编撰乡志、村志更谈不上数字化，甚至对至今还保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存讲不清也道不明，对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期欠账及集体无意识，乡愁意识淡薄，更没有乡村传统文化数字化的认同、传承、保存与发展。即便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其精神文化生活及追求仍然处在单调与盲目之中，缺少文化自信与自觉意识。

本研究以中国村庄当代发展的浙江样本研究沙滩村为例，以实证调研为方法，进行村民社会调查和主客体分析，旨在探讨新媒体时代村民文化幸福感的提升、获得、影响与建设途径。显然，在我国城乡建设与文化创新转型大背景下讨论这些问题，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乡村文化内涵、乡村文化治理与经济文化在国内外被很多学者探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947年）对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的特具体系，支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描述与剖析。中国文联冯骥才（2013年）认为要考虑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不在城市而在村落，是中华文明接续不断的重要载体。清华大学吴良镛（2003年）提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建立以人居环境建设为核心的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并强调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忽视农业地区的发展，美好人居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离不开城乡统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野（2016年）提出“文化治理”观点，为“城中村治理”和“人的城市化”提供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德国社会学家Felizitas Lenz-Romeiss（1973年）独创“故乡论”，指出“故乡”是一种精神财产，成为20世纪80年代日本文化原风景振兴新农村建设的支撑理论。近30年间，欧盟乡村发展政策也在踊跃推进，如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设计和研究（2000年），德国农村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农村事务和消费者保护部（MLR）发起示范项目（Melap）（2003年）等。

关于农村/村民文化幸福感的分析和影响因素、建设与获得研究，赖晓飞（2012年）从农村人口流动的文化解释角度，利用路径分析方法比较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发现生活质量是主观幸福感最重要与直接的预测变量。孙健敏（2014年）从个体、组织、社会三个层面对幸福感进行解读和分析，并提出构建幸福社会的对策和方法。曾鸣（2019年）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年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公共文化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认为公共文化支出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李光明、徐冬柠（2018年）认为文化消费作为实现国民幸福的重要手段和最佳途径，不仅直接提高新市民的主观幸福感，还可经由构建新市民的阶层认同和增加新市民的社会资本实现。崔苗（2018年）通过全国3381个农村样本数据，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文化消费、情绪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剖析农村家庭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文化消费在农村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王嘉顺（2019年）以当代中国生活幸福感为研究主题，关注特殊社会群体的幸福感，对其幸福感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资树荣、张姣君（2020年）以农村地区居民为研究对象，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和OLS模型估计了文化消费活动对我国农村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从以上国内外文献和规划研究可知乡村文化建设和农村/村民文化幸福感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学界和民众的关注点，对“文化建设与居民满意度相互影响作用”基本已形成共识，但现有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居民，并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出发，鲜有基于乡镇居民并从社会学与设计学的交叉学科角度出发。以下以中国村庄当代发展的浙江样本研究沙滩村为例，以实证调研为方法，进行村民社会调查和主客体分析。旨在回答：新媒体时代村民文化幸福感获得有没有得到提升？新媒体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对村民文化幸福感获得有何影响？村民文化幸福感应如何获得与建设？

三、实证调研

本研究按照沙滩村既有的人口规模和年龄（代际）结构，根据村落区域的分布（新村、旧村及沙滩老街），村民的姓氏比例，村民职业、性别等分类，大致按照每50名村民中选择一名为代表的比例，选择23名村民做详细调查。其中，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10人，中年（35—60岁）为13人，男性村民14人，女性村民9人。为简化项目研究，本研究一是向屿头乡政府、沙滩村村委会了解村民总体的构成情况，特别向沙滩村村委会调研村民的访谈者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收入等户籍信息。二是根据户籍资料、村庄档案和屿头乡政府、村委会协助研究人员提供的相关信息，结合沙滩村的发展历史与文化环境，对访谈者的个性、人生经历、村里从事的工作、影响等进行针对性调研。三是按照访谈者背景资料调研，访谈村民的组成人员有屿头乡政府、沙滩村干部、乡贤、产业劳动者、小手工业者及妇女。故本研究选择的23名村民，从以上各方面来说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沙滩村村民文化幸福感社会调查

本研究从以下方式进行村民幸福感获得的体验调查：（1）直接观察：对乡村环境、村民生活行为与发生进行直接的面对面观察并详细记录，过程中不会对生活行为与事件加以干涉或控制。（2）参与观察：相对于直接观察的面对面交流，参与观察则通过与访谈村民建立与维持通信关系的方式参与到村民活动中，以村民个人和自发视角反映其生活与生产及事发地点、相关人与物、时间发展的经过与原因，从而产生更为全面的洞察，并有利于进行深度、质性的个案研究。（3）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或关键村民访谈：对沙滩村中掌握关键信息的村民进行访谈。（4）非结构性访谈：相对于结构性访谈的固定问卷与采访模式，非结构性访谈不使用统一的问卷，而是根据访谈村民各人的不同情况，确定方向和纲要，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以获得有价值的数据。

村民们幸福感获得的体验分析建立在实地访谈的主观性事实陈述与搜集上。为使访谈提纲更具针对性，在通用性与非结构性的访谈设置内容基础上，拟定访谈涵盖以下内容：

1. 个人情况简述：村民个体基本信息

包括：个人常规情况（出生年月、性别、所任村里职业等）、家庭情况（婚配情况、家庭成员、经济收入）、业余兴趣爱好及活动、在个人记忆中沙滩村发展印象深刻的经历或故事等。

2. 个人成长发展经历中有关沙滩村的变化记忆

一方面是村庄物质、地理环境的变化，如自家房屋的变化、家庭从事工作的变化、村庄分布的变化、农田分布的变化、河流情况（长潭水库）的变化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自然环境的记忆等。另一方面是村庄有关政治活动的变迁回忆。其中包含一系列国家政策、农村政策的政治情况变化，所带来的村庄人文环境变化，如改革开放前后沙滩村的变化、村庄中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变化、村庄土地丈量及征地等、村庄集体土地改造建设及沙滩村党员活动等。

3. 个人成长发展经历中有关沙滩村的经济发展和活动的记忆

一是个人从事职业的变化等，如有的村民原从事农业，之后随着沙滩村老街的改造继续家传的手工酿酒制造；二是个人收入的变化情况，如原先村民从事种地种菜的农业活动，现在除农业生产外从事了个体生产活动如个体手工业等；三是农村承包责任制实施对村庄和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影响，如有的村民通过叙述个人家庭的变化，积极拥护此政策的实施；四是“美丽乡村”建设，特别是沙滩村老街建造，家庭（包括自己和家人）的经济情况变化、体验性旅游服务、传统农事体验推广等情况变化。

4. 个人成长发展经历中有关沙滩村传统习俗的记忆

如沙滩村民风的建设，沙滩村中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及生活改善情况，沙滩村旅游体验、民宿活动的存在形式，村庄的口述历史文化与宗教信仰，平时村民的休闲方式，个人对村社群的集体感和仪式感，以及个人对沙滩村发展的愿景和期望等。

（二）沙滩村村民文化幸福感获得的访谈案例

1. 访谈准备

对沙滩村整体及个体的调研持续一年半多的时间，历经了四季更迭、各种农事活动及乡村节日庆典，也经历了农村最为重大的团圆节日——春节。研究人员不仅采访个体村民、用摄像机镜头详细记录，还以纪录片的形式，将沙滩村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的发展历程，做了梳理与客观记录。经由村干部的帮助协调，访谈在商定的环境中进行。通过对屿头乡干部、沙滩村村委会干部、村乡贤、村合作社领导人、沙滩老街的手工业者、返乡创业者等人的访谈，可以获得沙滩村日常劳作生产的筹办与运营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能对村民生活的具体细节有更深入具体的了解。研究人员也与村民们互相添加了微信号，通过微信关注村民的日常生活、沙滩村的重要活动以及对村民生活生产的影响等。

为了保持村民轻松的心情和访谈现场的愉快氛围，村民都可以使用当地方言。征得访谈村民的同意，研究人员对访谈全过程录音与摄像。访谈村民是过程中的主角，主要依据研究人员事先提示的纲要内容进行叙述；研究人员尽量保持倾听的态度，适当进行内容提示。同时，研究人员在访谈过程中就核心词汇或话题进行记录，以便后期访谈内容的整理。

2. 访谈后期整理

在村干部和热心村民的配合与帮助下，结合现场的访谈摄像视频，研究人员把访谈内容整理成文字。很多村民的叙述都使用方言，特别是有很多俚语及习俗用语，在当地热心村民的帮助下转译成文字，转译耗时约为15—20分钟/1分钟的口述文字。之后，在尊重访谈村民和口述资料的原则上，研究人员根据提纲逻辑，对访谈口述文字的一些明显的错误进行修正和完善；最后，研究人员通过村干部和协助人员将初步定稿的访谈文字与访谈村民核对，并签订同意访谈内容复制出版的协议。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在沙滩村当地采集的访谈篇共23篇，总字数计71321字。本研究引入文本数据分析沙滩村村民文化幸福感获得的意义，通过获取文字信息寻找语句及现象之间的关联性、指向性和过程导向性，发现文字中蕴含的现象模式，使用情感考量、文本赋值、关键词词频分析、关键词管理、词汇分布情况等方法，旨在剖析和验证以下问题：村民是否获得文化幸福感体验？村民文化幸福感获得的具体内容有哪些？文化幸福感获得的焦点反映何种现象？

（一）文化幸福感体验量度和赋值

村民是否获得文化幸福感体验？

本研究首先关注沙滩村村民的文化幸福感体验量度和在典型访谈中的占比数值。综合调研文本加以梳理，本研究将文化幸福感体验定义并分别赋值（图1）：非常幸福=3、幸福=2、比较幸福（且有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提议）=1；各部分在访谈篇章中的比例分别为59.1%、22.7%和18.2%。从数值占比看，大多数村民具有文化幸福感的获得体验。

图1 文化幸福感体验度赋值以及所占典型访谈篇章的比例

（二）实证量化分析过程：村民文化幸福感获得的具体内容

1. 关键词搜索和过滤

本研究使用MATLAB通过字符匹配的方式进行文本数据分析、搜索和过滤关键词，①南京晓庄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蔡凡高级工程师协助本研究MATLAB数据检索部分。旨在剖析村民文化幸福感获得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首先按照文化幸福感体验度值，将访谈篇章、访谈村民按照赋值量度分类，重新组织文本数据。其次，运用词频分析法，分析每篇访谈内容中词语的频率排序。通过频率排序，可以监督筛选的搜索词数据，尽管排序词语简短但仍可观察哪些词汇是村民们与文化幸福体验相关/不相关（图2）。最后，根据以上筛选结果，结合访谈语义环境，将每篇访谈高频词语按照幸福感体验数值（非常幸福=3、幸福=2、比较幸福=1）整合为搜索词库，并再次筛选分类，各数值搜索词库词语数量分别为：418、113、72（图3）。

图2 通过频率排序，可以监督筛选的搜索词数据

图3 按幸福感体验数值（非常幸福=3、幸福=2、比较幸福=1）整理搜索词库并筛选分类

图2可见词频分析排序是机器筛选的结果，过滤关键词仍需要情感体验和访谈上下文环境语义的考量。故本研究在上述结果后做筛查访谈关键词，将上述近千个关键词结合复杂语义多样化释义、上下文不同语境，数据分析筛选与情感语境考量的泾渭分明等进一步选择，并按照赋值（3、2、1）分类选择前20位排序，结果如图3。如在每篇访谈的词频排序中，“沙滩村”这一词也是高频词汇，但只是指村名。“美丽”也是高频词汇，但是在村民的访谈叙述中特指“美丽乡村”政策，不是单纯意指乡村美好、漂亮的含义。数据分析是语义文本分析的有效介入手段，也可见数据分析“选择权的困扰”。

文化幸福感体验度=非常幸福=赋值3的高频词汇搜索和频率，将排名前20的高频词汇列举如下：我们（213）、好（187）、现在（106）、馒头（78）、多（65）、工作（54）、书（53）、枇杷（48）、家里（47）、比较（41）、生意（40）、酒（40）、以前（39）、种（39）、蜂（36）、可以（34）、后来（33）、建设（31）、老百姓（31）、妇女（29）。

文化幸福感体验度=幸福=赋值2。将排名前20的高频词汇和频次列举如下：家（82）、好（65）、建设（53）、土地（43）、规划（37）、美丽乡村（37）、房子（36）、老百姓（33）、发展（32）、可以（30）、庙（24）、振兴（24）、乡村振兴（22）、旅游（19）、问题（19）、改造（16）、枇杷（16）、征收（14）、生活（13）、老街（13）。

文化幸福感体验度=比较幸福（且有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提议）=赋值1。列举排名前20的高频词汇（频次）如下：好（120）、老百姓（62）、没有（50）、钱（43）、美（39）、怎么（36）、美丽乡村（32）、发展（31）、问题（27）、感觉（27）、水库（25）、收入（25）、尽量（24）、生活（23）、不能（22）、环境（22）、提高（20）、学院（20）、环保（20）、确实（19）。

2. 分类词义归类：得出文化幸福感获得焦点

综上所示分析模型输出结果，即每个赋值搜索词库里村民们谈论最多的高频词汇，结合沙滩村调研的语义、环境和现状，进一步分析归纳（如图4），并由此可反映村民们的文化幸福感获得情况和关注焦点问题。

图4 各类词语在赋值搜索词库中的频次与占比

一是村民作为主体，个人或村集体的主人翁意识及愿望强烈，希望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美好家园。在样本中“我们”“我”“美丽乡村”“我们的乡村”是村民们最常出现的口头语，伴随着村民们或深切、或自豪、或喜悦、或思虑的情绪娓娓道出，从中可以感受到“村民说事”的社会原发性主人翁意识和地域感、归属感。

二是对基础设施和民生制度的关注，特别是新媒体平台建设、土地流转、房屋使用、手工产业等关乎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如“美丽乡村”“老街”“房子”“土地”“发展”“旅游”“乡村振兴”“枇杷”“馒头”“业务”等高频词。这些词语联结的是村民们对生活生产的关注，既有乡村经济建设发展，也有村民个体生活的更大转变；既包含村民们需要改善个人生计的普适期望，反映了村民增加个人参与农村发展方案的机会，也涵盖村民们希望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能提高农村社区的生活水平的意愿。

三是村民们关注生活审美，饱含家乡情怀和溯源家乡历史的需求。“忠应庙”“书院”“振兴”等高频词语折射出村民们希望充分挖掘、展示村历史遗迹、文化遗存和乡风民俗、风土人情、先贤故事的文化根基与活动，相应的村民们朋友圈、公告等都反复出现喜闻乐见的活动，虽是村民们自编自演，但大家仍然乐此不疲。

五、村民文化幸福感获得的影响机制讨论

综上沙滩村村民的主客体分析实证表明，新媒体数字方式的介入、文化及建设显著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前述分析结果旨在剖析文化幸福感获得的焦点反映何种现象，故本研究阐释以下沙滩村村民文化幸福感获得的现状及影响机制。

1. 新媒体时代基础设施建设和分配机制带来生活质量的变化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生活条件的变化。村民们谈到改革开放前的沙滩村，特别是解放前的那段日子时，道不完的生活苦楚往往使他们的伤感油然而生。从村民质朴的言语、表情中，可以感受到来自村民对自己生活环境最为直白的审美评价。由访谈中村民们热议“美丽乡村”和“美”的感受，政策的实施及具体建设，可见村民们对自己房前屋后的小环境，乃至于村庄的大环境，越来越重视和维护。从村民们对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赞赏与期望，对环境卫生的关注和维护，特别是对沙滩村老街改造的经历，可见他们切实感受到从中的获益，看到家乡显而易见的变化，从而提高了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信。

二是分配机制和电子商务方式带给村民们较好的收益。政府土地的使用权及经营权的完善，有了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村民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更加合理地使用土地，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种什么”，以及为了提高产品品质来考虑“怎么种”。如果民众没有感受到再分配带来的红利，便会带来社会公平感的降低，从而影响对生活的满意度。①赵洁、杨政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了吗？——基于CGSS 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尤其是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上，既享有了自主的权利，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近年来，屿头乡政府不断发挥西部农业综合开发的政策优势，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努力增强农业经营活力，持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先后投入了444.5万元建成三联、屿头、联一、布袋坑、田料等村的果园操作道和林间道路63.5公里。乡政府还通过严格执行农业奖补政策，发放各类农业、林业补助290万元。大学生村官电子商务服务团以“帮农民买，帮农民卖”为宗旨，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模式帮助农民增收。政府通过宏观税收手段，以再分配政策减少居民贫困、促进就业、改善生活质量，实现财政支出向农村和社会基层的转移，从而实现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2. 新媒体方式帮助村民参与社会公共文化事务

沙滩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大量基础设施改造、政策实施，数字媒体平台的介入，使村民们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公共文化事务中。一方面，沙滩老街的改造，将众多沙滩村当地特色的农业加工活动，如养蜂酿蜂蜜、酿酒、特色馒头、剪纸、编竹篾活等集中展示，极大地激发了村民们对家乡文化生活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围绕沙滩老街、忠应庙的沙滩村委会、文化活动中心的建立，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了开展场所和权益保障。青山秀水总是与收获、好日子连在一起，而穷山恶水总是和苦日子、穷日子捆在了一起。这与审美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美在审美关系当中才能存在”，既离不开审美主体，又有赖于审美客体的观点不谋而合。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不仅让沉寂已久的乡村社会活跃起来、热闹起来，更是让乡村社会迸发出区别于城市社会的独特文化魅力与个体吸引力。

以沙滩村为例，从年初到年末有多种乡村节庆活动，依据各个季节、农事活动时间，诸如枇杷节，有源于祖先祭祀和地方文化的“闹上八”、柔川黄氏宗族大会、纪念黄氏先祖黄希旦生日的社戏节等，村民们对于各种乡村文化建设，包括参与娱乐活动、民俗节日、传统节日等，有强烈的共享、共建愿望。一些村民自发编排组织节目，并乐于在各种演出活动中与村民们分享，虽然是自编自演的娱乐节目，但村民们仍然百看不厌、乐此不疲。

3. 新媒体建设提升了村民幸福感的文化与教育认知

由村民们的口述言谈和文本分析中可见，教育与读书是村民们对文化幸福感认知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影响机制。

在沙滩村的村史记载中，自南宋以后文化中心逐渐移到东南沿海，当地的文化事业获得了更快的进步。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黄超然（1236—1296年）是屿头乡柔川黄氏第十三世传人，他所撰写的忠应庙碑文详细记载了柔川黄氏先祖黄希旦的英雄事迹，至今仍留存在忠应庙中。在黄超然的有生之年，读书、教书与撰书无不成功。劝耕、劝农、劝读至今仍然是当地教育的根本，也是贯穿教育始终的纲领。黄超然“庚午，预乡荐；癸酉，复为荐首”，但都被他婉拒之史实，在沙滩村村民百姓中被广为流传。村民们反复提及英雄的历史传说，尤以先人刻苦读书的故事激励后代，常用“安居恬静，不以贫穷动其心”教育子女，意思是要像黄超然那样用功读书，生活再困难也要坚持将书读下去。沙滩村通过微信公众号“美丽屿头”和其他知识平台、协同创新组织，活化乡村本地文化，利用网络的灵活参与和村民可用的知识和资源，如乡村居民、政府、市场、学术界、企业等。同时沙滩村也在逐渐增强民间组织在本地文化创新中的作用，利用当地的传统技能加强村民们的地域感、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重要的是让乡村原住民参与文化与艺术设计过程，以增强其文化归属感，同时有利于青年原住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乡政府微信公众号“美丽屿头”发布的信息内容涵盖了多个乡村。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与历史遗迹，笔者曾与黄岩区文广局、乡政府对沙滩村重点文物忠应庙碑文重拓和保护，“美丽屿头”公众号曾记录此次碑文释读研究“重拓忠应庙碑文，保护历史遗迹”，并再次通过公众号发布碑文释读版本，帮助村民理解家乡文化与历史溯源和提升文化认同体验。

直至今天，沙滩村老街“网络理事工作室”的建设，从乡镇府到沙滩村村级基层组织，都将网络文化信息进行共享与应用。沙滩村通过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互为经纬，制作和展示与农村地区和农村生活有关的内容，并确保内容与社会政策及方针一致，在刊发文章时也会受到大多数媒体平台使用的基于算法的推荐策略。乡村的生活、美景、风俗和礼仪等内容，成为融合微媒体文章、视频和其他形式的新媒体出版内容的潜力发掘地。这些与村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很受欢迎和关注。由于许多青年村民都可以使用智能设备，因此他们对浏览农村地区的文章和图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面对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但新媒体建设平台展现的新视角、新语言对他们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村民们也自发在朋友圈更新，展示生活娱乐面貌及村庄新闻。

六、结语

综上可见，一是新媒体基础建设完善了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分配机制，带来生活质量的变化；二是新媒体方式介入使村民参与社会公平交往、参与公共文化事务更具热情和希望；三是新媒体建设提升了村民的文化教育幸福感认知，是影响村民文化幸福感获得的重要因素。村民们更希望享有方便、高效和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一方面互联网的推广，完善的信息沟通网络能够丰富村民们对农村公共文化的认可和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对本地文化、珍贵历史遗存的自信和认同。

村民文化幸福感的获得与可持续的发展，不是短期就能达到的状态；并且，村民文化幸福感的自信意识，与村民们的幸福生活也息息相关。由于外部资源、数字化方式的介入，新媒体时代乡村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差异和普适性，在乡村文化建设中亦产生碰撞。特别是我国传统村落文化、经济、建设现状差异较大。乡村文化建设发展趋势可观，但缺乏可持续性，发展也不平衡。一方面，乡村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并行不悖。在响应乡村振兴的历史背景下，新媒体时代乡村文化作为社会精神的调节工具，与传统乡村文化形态进行有效结合，达到良性、可持续的状态，能够帮助村民达到美好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乡村文化的忠实归属感建立，乃至村民个体的文化自信的建立，有赖于村民能够从自我（个人）对地域文化历史的理解，到个人自发的尊重，延伸至对文化的尊重和文化的自觉。新媒体时代村民文化幸福感的获得，是从群体智慧、拓展至文化体验、进而文化延伸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