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学生也需要“解压”

□ 姚 远

2019 年3 月29 日，北京千名小学生演奏葫芦丝

儿童解压玩具，这六个字放在一起，总觉得不太协调。儿童，玩具，中间插进一个“解压”，有点匪夷所思。

事实上，这类产品正在电商平台火热起来。它们被设计成小动物和水果的样子，用硅胶制成，晶莹剔透，富有弹性。一个9 岁的三年级女孩几乎天天学习到晚上十一二点，常常和妈妈抱怨“活着太累了”，她告诉我，她有8个解压玩具，写作业时可以捏在手里，能感到片刻放松。

繁重的课业压力，催促着小学生们不断向前跑，似乎已经成为再普遍不过的现象。压力不来源于学校，而是数不胜数的课外辅导班，和一个个对升学路径焦虑万分的家庭。

年年提倡减负，升学竞争却不可阻挡地一年年下沉，从高考、中考，到小升初、幼升小。以至于诞生了个新动词，“鸡娃”——给娃打鸡血。3 岁学英语，8 岁学奥数，三年级开始刷题、刷奖、刷证书，总之，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教育“内卷化”，让懵懂的小学生早早背上了沉重的使命。

小升初，为什么要上名校

北京市海淀区，被称作教育界的“宇宙中心”，海淀家长，因鸡娃典范而闻名。

这里有五道口，学院路，路人平均学历清北人本科。26 所国内顶尖高校聚集于此，让海淀成为全国学霸浓度最高的地方，没有之一。

这里有中关村，西二旗，前者被誉为“中国硅谷”的科技园，后者云集全国大型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腾讯、网易、小米、快手，学霸转型高薪打工人，在同一行政区划内即可完成。

教育资源这四个字，在中国语境里，和“不平等”天然画等号。不仅是省市之间存在差异，在资源最丰富的北京市内部，不同区划，不同学校间，都存在令人惊愕的落差和倾斜。

2019 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北京招生671 人，其中366人来自海淀区，占比54.5%。而海淀区这366 个清北录取名额，90%以上又来自“海淀六小强”，即海淀区顶级的六所公立中学。

如何在“六小强”高中部上学？海淀家长会告诉你，得先通过小升初，进入所属的初中部。

一条看起来异常艰难的上升通道已然浮现，越往上，越狭窄。如果从一开始偏离这条赛道，之后再想跻身名校晋升链，难度呈指数级增长。

小升初有两条路走，一是公派，上划片对口，或者随机派位，二是择校，参加优质校的点招，提前上岸。

宁杨选择后者。她女儿在海淀区某小学读四年级，对口初中非重点，她觉得，如果就这么把孩子的“命运”托付给系统算法分配，未免太草率。

于是，新学年伊始，宁杨便开始为小升初做准备，想让两年后孩子的简历“好看点儿”。

简历主要看三方面，证书、校内荣誉、机构班型。

其中，证书是最重要的敲门砖。比如，奥数的希望杯、迎春杯比赛，英语的KET（剑桥英语通用考试初级）、PET（中级），语文的叶圣陶杯作文大赛，以及其他特长的级别证书。

这之中，又以奥数的竞赛证书最为重要。早在2012 年，教育部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规定要从根本上取消以奥数等竞赛作为入学条件。“禁奥”呼吁了那么多年，事实上，一届届小学生依然对它前赴后继。

为什么是奥数？因为它具备最强的区分度。流传在海淀家长之间的共识是，英语，绝大多数孩子只要付出一定时间，都会有不错成果，语文是长期积累过程，小学阶段很难拉开差距，而奥数，对智商要求较高，最能反映孩子的学习能力。

奥数竞赛证书，按含金量排序，迎春系列和华数系列最高，希望系列次之，大联盟系列再次之。

基本上，拿到一张二等奖证书，再加上校内荣誉和机构排名有一项比较突出，就有希望冲击“六小强”。

宁杨决定等女儿上了五年级，带她去刷奥数竞赛。在她眼里，女儿算不上“牛娃”，在学习上的天分差那么一点点，但好在对学习不抵触，也比较能吃苦。既然孩子愿意努力，父母也有条件帮她规划，为什么不争一争？

说这话时，她丈夫正在房间里辅导女儿奥数题。夫妻二人各有分工，共同帮助女儿争取一张向上走的入场券。

被架空的学校教育

宁杨觉得，让小升初变得如此畸形和激烈的原因恰恰在于，“学校教的实在太简单了”。

“一张卷子能解决的问题，不让你一张卷子解决，得用其他好多证书来解决。”她说。减免学校的课业压力，初衷是好的，但消灭不了竞争，消灭不了教育资源的阶层划分，孩子们还是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来完成竞争。这样一来，反而投入得更多，更累。

说到这里，宁杨的语气变得有点怨愤。学校一二年级教的东西，女儿早在上幼儿园已经掌握了。三四年级，学的依然很基础，次次考试，班上同学都是95 分、100 分，完全拉不开差距。

她安排女儿5 岁学英语，二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学奥数。现在，女儿在辅导班学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学校的教学进度。校内的英语课还在教阅读短句，校外的辅导班已经在训练她阅读原版英文小说了。

远远超出教学大纲的学习进度，是海淀小学生的普遍状态。但宁杨认为的“简单”标准，却并不适用于所有学生。

吴一宁因工作变动，一家人从昌平区搬来海淀，儿子跟着转了学。

海淀区的教育氛围一度让儿子非常不适应。在昌平，儿子成绩算得上优秀，在班里排得上前五名。来海淀后，数学考了82 分，班上同学，基本都是95、100。

吴一宁工作忙，平时放学儿子自己回家。偶尔去接过他一两次，下午3 点半，校门一开，家长们纷纷迎上去，拉着孩子赶去辅导机构。一次，她在超市遇见儿子的同学，他妈妈买了一个面包，正在等微波炉加热，准备吃完送他去新东方上下一门课。这让吴一宁一度陷入自责和焦虑。

孩子转学过来，成绩不理想，班主任也没和她沟通过。老师们似乎已经默认家长会报辅导班，让辅导班来解决问题。她向一直住在海淀的姐姐打听，人家孩子同时在上三个数学辅导，三个英语辅导，从周一到周日，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迫于压力，吴一宁给儿子约了三门试听课，准备从寒假开始，“能多上几门上几门，只能这样，不然被落下太多了”。

孟萍的孩子刚刚经历过小升初，她总结，现在小学生的压力实质上是同辈竞争。她自己几十年前上小学时，同学们尚且处于基础知识层面的学习，而现在的孩子必须完全掌握好基础知识，除此之外，真正拉开差距的，是难题。

然而，对小学生来说，难度的上限没有止境。于是，追赶也无止境。

在小小年纪理解运用相对复杂的抽象概念，对绝大多数没那么有天赋的孩子来说，秘诀只有两个：早起步，多刷题。勤能补拙，相当残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关注到教育中的过度竞争，描述该现象时说，在学校减负与课程改革之后，孩子们仍然要面对竞争性极强的选拔性考试，最终，将核心教学转嫁给了校外辅导和家庭。

当学校坍缩成教育里最不重要的部分，“减负”催生出庞大的课外辅导市场，让孩子们不可避免地再度被“卷”入其中。

全力奔跑的人生

瞿越在朋友圈刷到一张照片，深更半夜，某中学的门卫室外，堆满了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上千份简历。据说，有家长在门口守候至凌晨，生怕被环卫工人收走。还有家长往门缝里塞简历，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学校不得已用铁板把门封上。

一张张小升初简历，凝结着十一二岁孩子的起早贪黑、勤学苦练，也凝结着一个个家庭的希望和心酸。

为孩子打造这样一张简历，投入是惊人的。

比如，一位难求的PET 考试。北京的考位，常常刚放出就被一抢而光。瞿越对此不抱希望，打算直接报名天津考区。听说，她有两位朋友迫不得已，带着孩子去了江西和福建考试。

比如，学特长，学乐器一定要考级，不然没法量化、直观地呈现在简历上。瞿越听说，现在学西洋乐器的太多了，让孩子学中国传统乐器会更受欢迎，比如古琴、琵琶。还有，从小积累志愿服务时长，添加在简历上，也会成为亮点。

一位妈妈透露，女儿在一所国际学校上三年级，每星期课外辅导花销约2000 元，再加上15 万元学费，一年教育支出在25 万元。她说，身边朋友的投入只会更多，不会比自己更少。

孟萍在孩子教育上的支出已经占到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她在一所211 院校任教，夫妻二人收入在北京算偏上水平，却也为孩子辅导班的缴费而苦恼。孟萍感叹，一线城市的父母没法不焦虑，“为了培养一个普通的、能在一线城市生存下来、未来和父母收入阶层差不多的子女，不说倾家荡产，也已倾尽全力”。

孟萍说，自己这代人是在国运上升时期成长起来的，资源、机会都相对丰富。她担忧，未来的孩子是否还有像这一代这么多的机会？未来的孩子如果想比父母过得好，需要付出何等程度的努力？一个全力奔跑、不能停下来的人生，是否会将孩子导向另一个极端？

瞿越也有此担心。她觉得，现在的孩子有点普遍性“冷漠”，儿子有玩得好的朋友，但她总觉得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距离感。有次，刮大风，家楼下的一排电瓶车被吹倒了。儿子看到后，回家特别叮嘱她：“千万别扶，不然别人以为是你碰倒的。”瞿越心里很难受，她反思自己对儿子的教育，觉得这也许和现在的竞争氛围有关系。家长无意识间的比较，让孩子觉得别人都是“对手”，以至于缺乏同理心。

作为高校老师，孟萍发现，近年来，每一届入学的学生里，都有患上抑郁症的，有的甚至会尝试自杀。那些聪慧、敏感、多思的孩子，孟萍固然欣赏他们的思想深度，但他们在精神和意义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和本应天真烂漫、幸福洋溢的年纪之间的落差，也让孟萍时时忧虑。

“让孩子在童年拥有散漫的时光，是符合人性的，符合成长规律的。”孟萍说，“否则，我们的孩子正在付出代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宁杨、吴一宁、孟萍、瞿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