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川省委的使命担当

郭亮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著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内，他与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吴玉章一生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尤其在山城重庆，他率领的中共四川省委一直坚守到战斗最后一刻。

中共四川省委应运而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重庆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和平建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一面摆出“和平建国”的姿态，答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面却在暗地里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内战。

同年12月16日，吴玉章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周恩来的率领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召开，历经22天的政治博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等决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新希望。然而，决议的墨迹还未干透，国民党就相继制造较场口血案、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等多起暴力事件，一时间，战争阴影笼罩全国。

1946年4月，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也开始做东迁准备。考虑到抗战以来我党艰苦坚守和苦心经营的西南大后方革命阵地，同时为今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和会议斗争的可能，南方局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筹建中共四川省委。

4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四川省委。4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出席，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直属南京局（南方局迁南京，改为南京局）领导，省委机关设在重庆。

4月30日，周恩来在离渝前举办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和省委主要领导成员名单，吴玉章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身份与大家正式见面。

中共中央根据“双十协定”中“关于如果条件真的成熟，中共从四川开始逐渐把各省的省委都公开起来”的协议，公开成立中共四川省委，表明中共对履行“双十协定”的诚意，也标志着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树立了一面旗帜。可以说，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公开建立四川省委，既是对国民党当局反应的试探，也是“作广大的合法斗争”的试点。

5月，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部分人员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公开身份驻守重庆，全面领导重庆《新华日报》及西南地区（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党的各项工作。

坚持党命驻渝州

中共四川省委一经成立，立即投入到紧张复杂的斗争中。吴玉章和省委机关成员严格按照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坚持岗位，渡过黑暗，改变形式，适当斗争”，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恐怖威压。吴玉章率领同志们充分利用公开的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同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

1946年5月4日，吴玉章在《新华日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的题词，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新阶段，事件已经过去了27年，专制独裁反变本加厉，民不堪命矣。最近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及民主的宪法，必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同日，《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纪念“五四”》，强调：“我们要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坚决为民主与科学的实现而奋斗。”

为了争取中共四川省委的公开合法地位，吴玉章与王维舟四处活动。5月19日，吴玉章借助冯玉祥在北碚召开的张自忠殉国纪念会，以中共四川省委的名义送去一副挽联：“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其中，“中共四川省委”的署名异常醒目，引起各大报纸的关注，纷纷加以报道。

吴玉章及四川省委的“大张旗鼓”，引来了国民党当局的责难。国民党当局欲以“成立未事先报经同意，手续不周”为由，要求吴玉章解散四川省委。6月3日，吴玉章发表严正声明：第一，蒋介石在政协的四项承诺中，有各党派平等合法一条;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政党，我们在重庆有办事处、有报馆、有党员，理应当有党的组织……请重庆当局以此回报国民党中央。自知理亏的国民党，从此不再问及中共四川省委是否应该存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四川省委公开合法的地位。

6月下旬，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调动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吴玉章领导中共四川省委，联合重庆各界人士，发动了一次极其广泛的反内战签名运动，参加签名者3000余人。此外，他还推动重庆各界联合成立和平促进会，有力地配合了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和平运动，加快了党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線的形成。

吴玉章与王维舟领导的诸多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王维舟因熟悉川军将领、在川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深为蒋介石所忌惮。一天，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把吴玉章和王维舟请到家中作客，以“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为由，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限王维舟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7月17日，王维舟被送往南京，后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协调，才安全转飞延安。

失去得力助手的吴玉章继续领导重庆各界群众运动，广泛联络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使蒋介石政府越来越孤立。7月11日和15日，昆明相继发生李公朴、闻一多被刺身亡事件，为贯彻周恩来“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的指示，吴玉章决定在渝召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他巧妙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出面说动重庆行营主任张群作追悼会发起人。7月28日，大会在青年馆举行，6000余名群众参会。吴玉章在会上悲愤地控诉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径，彻底揭露国民党压制民主、实施独裁的罪行，号召大家以千百倍的勇气，继承死者的遗志，为民主奋斗到底。这次大会，也成为吴玉章灵活运用中共在国统区斗争策略的典型范例。

8月4日，即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两天之后，吴玉章出席在重庆举行的陶行知追悼会。他亲笔写下挽联：“四日杀二贤，人人愤激，愤激夺去了我公生命;殃民得祸国，个个怒吼，怒吼起来的大地光明。”声讨国民党轰炸延安、发动内战、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

这一时期，吴玉章还指示中共四川省委，撤销中共川康特委，建立中共成都工委。中共成都工委负责管辖成都、西昌、雅安党组织和乐山、宜宾中心县委，逐步恢复西南地区的党组织关系。

1946年9月，四川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四川省委自4月下旬成立以来，5个月来经过多次险恶的风浪，总算平稳的渡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在吴玉章的领导下，逐渐成为领导全川人民同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的指挥中心。

坚守阵地反美抗暴

1946年8月至9月，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大同、集宁和张家口等战役相继爆发。9月30日，吴玉章以中共政协代表的身份致函蒋介石，就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提出强烈抗议，指责国民党要为“国共关系至最后破裂的境地”负全部责任。

10月16日，吴玉章致电中共中央汇报重庆党组织工作时说，“重庆为西南中心，此地工作之重要性，仍应加强，不能松懈”，并称“自时局严重化以来”，已做好“最坏之准备与布置”。20日，中共中央回电，要求吴玉章“坚守阵地”，将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的体量尽量缩小，除正常运转外，多余人员尽快疏散。

此时，四川省委正处在白色恐怖中。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吴玉章感到对党员干部加强革命气节教育势在必行。他将毛泽东的一些文章、革命言论和党中央若干文件汇编成《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小册子，分发给大家学习。通过他的言传身教，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们时刻做好为党和人民牺牲的准备。

早在7月3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便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对此事先毫无所知，坚决反对“旨在维护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7月7日，吴玉章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联名致函蒋介石，抗议国民党单独决定召开国民大会。9月28日，吴玉章与周恩来等再次发表联名声明，表示“对于此种未经协商片面决定之事项”，中共“不负任何责任”。

除发表声明抗议外，吴玉章还利用与民盟主席张澜的旧友关系，加强与各民主党派、中间势力的联系，耐心细致地做统战工作。10月26日，吴玉章亲至“民主之家”特园会见张澜，向他表明中共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伪国大的立场。在吴玉章的感召下，张澜在临别之际保证：“你们放心，我敢保证我们民主同盟绝不会参加这种国大。”

12月下旬，美军在北平酿成沈崇事件，引起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消息传至重庆，吴玉章利用国民党庆祝伪宪颁布的时机，于1947年1月6日发动学生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因声势浩大，国民党不敢轻易镇压，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找到吴玉章，希望他能出面制止学生运动。吴玉章严正指出：“学生们的‘抗暴运动出于爱国至诚，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是制止不了的。你们只有依法惩办特务，才能平息学生们的愤怒。”

为了配合学生运动，吴玉章还指示《新华日报》刊载大量揭露美军暴行的文章。对此，张笃伦对吴玉章说：“《新华日报》登载鼓动学潮的消息言论太多，这样下去，迟早要搞出乱子来。”吴玉章不为所动，重庆反美抗暴运动在中共四川省委的秘密领导下，一直持续到2月下旬。

据理力争胜利返延

从1946年11月开始，吴玉章根据中共中央“坚守阵地”的指示，将重心放在了领导《新华日报》和公开的统战工作上。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新华日报》是暗室中的明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欢，每天的销量约一万七八千份，如百万雄兵，成为我党在国统区最大的武器。《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大后方的一个据点，“我们必须坚持这一岗位，无论遭到什么困难，甚至于牺牲，都是应当去担当的”。

吴玉章依托《新华日报》，充分利用报纸作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为了进一步鼓舞斗志，他在1947年1月9日《新华日报》九周年纪念庆祝会上说：“《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中的一面旗帜。”勉励全体同志“坚持把这面旗帜插在大后方”“以更大的努力，克服困难，改进工作，迎接更大胜利的到来”。吴玉章还为《新华日报》题词：“千万人民的正义呼声，胜过独裁者的百万雄兵。”

1947年1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吴玉章，要他“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帮助在运动中产生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尽量揭露美蒋合作破坏停战、打内战、推翻政协、继续独裁的阴谋”。2月3日，吴玉章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为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指导反美斗争策略：扩大反美抗暴运动的宣传力度，揭露事件真相，号召全市各阶层人民同中外反动势力作斗争。同时，他派继任副书记张友渔开展统战工作，与新华通讯社编辑何其芳、《新民报》编辑聂绀驽等个别谈话，指示他们开展反美斗争。

吴玉章领导的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工作，成效卓著，使他们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2月28日凌晨3点多钟，特务伪装成邮报员骗开曾家岩23号吴公馆大门，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随即蜂拥而入，冲进各个房间翻箱倒柜。他们以“为‘保护你们的安全，要你们撤退”的名义，将省委机关同志强行集中在一起。怒不可遏的吴玉章当即声明：“我党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联络处，是你们政府允许设立的，除非有你们政府当局的明文通知和我党中央的命令，否则我们决不撤退。”

当夜，除吴公馆外，春森路33号省委机关、化龙桥《新华日报》总馆、德兴里《新华日报》营业部、纯阳洞记者站等地亦被武力查封，禁止一切活动。

天亮后，孙元良来到吴公馆，复述了一遍“要求在渝中共人员及其眷属于3月5日前一律撤离重庆”的公函。吴玉章神态严肃地说：“除非你们决心从此以后不再谈判，并正式通知我们，或我党自行决定撤回，否则我们要坚守岗位，不惧怕任何压力。”“我现在已是70岁的人了，从同盟会、辛亥革命、北伐到现在，什么革命运动我都参加过。自从参加革命以后，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常想能够有一个适当的死所，这里可能就是了。”孙元良走后，吴玉章立即致電张群，抗议军警暴行，表明中共的坚定立场，要求撤掉监视人员，让《新华日报》继续出版。

晚上11点多钟，美国驻渝副领事布德赶到吴公馆，转交董必武“关于中央同意撤退”的电报，并告诉吴玉章：“美国方面将于5日和6日各派一架飞机，各载50人飞回延安。”吴玉章考虑后，说：“我党在重庆、成都、昆明三地公开机关这么多人，两架飞机怎么装得下？必须至少再添四架，我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回去，否则我决不走！”吴玉章同布德和张笃伦反复交涉，据理力争，最后国民党重庆当局和美国方面被迫同意用飞机送所有的中共人员回延安。

3月8日和9日，在被无理拘禁10天之后，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中共四川省委、重庆新华日报社以及成都分销处的全体同志近300人，乘坐五架飞机平安返回延安，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新华日报》昆明分销处的同志，因路途遥远没有赶至重庆，后来，他们通过其他途径回到了延安。

回到延安后，吴玉章感慨万千，赋诗一首：“坚持党命驻渝州，日报宣传争自由。剥开画皮人称快，抗议美兵众同仇。出动军警真无理，视同囚犯岂甘休。多承周董英明教，全师而退作新谋。”记录了解放战争初期在重庆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斗争。

对于吴玉章在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所作的贡献，杨尚昆曾撰文称赞“吴老临危不惧，团结全体同志同反动派坚决斗争，率领中共驻渝全体同志胜利返回延安”，表现出“无产阶级的浩然正气和英勇不屈的崇高气节”。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