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侦探小说Ⅲ：民国“作家天团”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战玉冰

民国时期的上海市福州路，出版侦探小说的大东书局和世界书局坐落于此。资料图

《侦探世界》杂志创刊号封面。

华斯比供图

《半月》杂志“侦探小说号”（第一卷第六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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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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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翼（无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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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泉兰影》（刊于《星期》第42期，1922年）该照片为“兰社”成员一次外出郊游的合影，从右到左依次为：梦鸥（戴望舒）、涤源（杜衡）、寒壶、无诤（张天翼）、鹃魂（马鹃魂）、弋红（孙弋红）、伊凉（李伊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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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从1896年张坤德在《时务报》上首译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以来，侦探小说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在此过程中，中国侦探小说已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类型特征。本系列文章将关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侦探小说中的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早期摄影术与PS技术、女性侦探与儿童侦探形象、侦探小说中的“实验”与“化验”，及“恶搞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等内容，意在勾勒百年中国侦探小说诞生之初的趣味内容和基本面貌。本系列前两期见南方周末App。

2021年可以说是出版民国侦探小说的一个“小高潮”年份。5月，由牧神文化策划、华斯比整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丛书（第一辑）出版，共收录晚清民国时期的四种侦探小说，分别是《刘半农侦探小说集》《李飞探案集》《胡闲探案》和《中国侦探：罗师福》，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1949年以后首次问世，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6月，民国时期另一位侦探小说名家孙了红的侦探小说作品选（五卷本）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度推出，其中包括《博物院的秘密》《蓝色响尾蛇》《紫色游泳衣》《玫瑰之影》和《木偶的戏剧》，可以说集结了孙了红一生最为精彩的创作成就。民国时期，侦探小说作家们并非各自为政，他们在往来切磋中组成了当时堪称世界级的侦探小说“作家天团”。

在欧美日本等国，有不少侦探小说作家的活动组织、协会或俱乐部。虽然侦探小说中查案往往凭借的是侦探个人的智慧和勇气，侦探小说创作更是如本雅明所说是“诞生于孤独的个人”（像埃勒里·奎因兄弟这种合作写侦探小说的毕竟是极少数的例外），但只要想想阿加莎·克里斯蒂、安东尼·柏克莱、多萝西·塞耶斯等侦探小说作家有可能围坐在一起，畅谈诡计手法与下毒技巧，还是让人忍不住心头一阵激动。有类似情结的可能还有中国推理作家宁航一，不然他也不会在小说《1/14》中设计出将十几位推理小说作家聚在一起的故事情节。只不过小说《1/14》中的这些作家们并没有太多机会心平气和地去交流创作心得，而是要先忙着保全自己的性命并找出幕后的真凶。

在民国时期，虽然没有出现什么正式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或俱乐部，但很多侦探小说作家彼此间其实都是很熟悉和要好的朋友，这其中既有同学少年时代的青葱友情，也有步入文坛之后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事务交往，更有传统中国文人往来酬答的风雅集会，以及艰难岁月里相互砥砺的生死情谊。而这些民国侦探小说作家，曾经先后在上海聚集，并一度形成了历史上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团”阵容。

戴望舒帮改密室杀人小说

查一下民国侦探小说作家们的籍贯，会发现江浙人士特别多，这可能与江浙地区在清末民初经济基础、文化积累与教育程度都较好有关。而当时在苏州和杭州，就有两个颇有名气的作家社团——“星社”和“兰社”，这两个社团虽然都不是专门的侦探小说家社团，但其中却包含了民国时期近半数的著名侦探小说作家。星社成员中的包天笑，是早期侦探小说译介和创作的重要推手，他不仅翻译过“侠盗”亚森·罗萍的不少故事，还着手创作过诸如“恶搞”福尔摩斯来上海查案的侦探喜剧（大概可视为晚清时期的“唐人街探案”）；又如赵苕狂，创作过“胡闲探案”系列，可以说是把民国时期“滑稽侦探”一路的侦探小说创作风格推向了极致；更不用说其中还有号称“民国侦探小说第一人”的程小青。

相比苏州星社更多带有一些传统文人雅集的性质，杭州的兰社则更像是一个学生文学社团组织。兰社主要活动时期是1922-1923年，当时其骨干成员施蛰存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而另外两名社内积极分子戴望舒与张天翼则还在杭州宗文中学读书，因此称兰社是一个学生文学社团并不为过。

我们现在对张天翼的认识一般是讽刺小说作家（如《华威先生》）和童话大王（如《宝葫芦的秘密》），对戴望舒则多只记得“《雨巷》诗人”笔下“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殊不知，二人年轻时都写过侦探小说，张天翼甚至还有过为数不少的相关创作，比如其以“张无诤”为笔名所写的“徐常云探案”系列故事，其精彩程度或可与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比肩。相比之下，戴望舒目前唯一一篇可见的早期侦探小说创作《跳舞场中》则显得要稚嫩很多，其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摘缨会”的故事配上了一个“亚森·罗萍式”的侠盗情节。更有趣的地方在于，两人在同窗期间还会互相切磋讨论侦探小说的创作心得。比如张天翼在一篇密室杀人题材的侦探小说《空室》中，设计被害人是在一个密闭的房间内被抽气机抽尽空气后窒息死亡，戴望舒读后便指出：“说假使是抽抽空气死，那尸首没有那般好看”，并在第二天写字条向张天翼详细描述了窒息而死的尸体所应该有的状态：“尸身无损痕，面色青黯，眼开睛突，口鼻内流出清血水，仰面，口开，舌有嚼破痕。”这似乎是最早的有关于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彼此间交流创作技法的文字记载。

当时苏州的星社与杭州的兰社之间也多有往来。比如施蛰存、戴望舒等人就曾特地去苏州拜访，双方还举行了联欢活动。而兰社也曾特别邀请苏州星社成员程小青、赵苕狂等人在他们的社刊《兰友》杂志上发表侦探小说作品与理论文章。两个社团之间的人员交流与文章往来都可谓不少。星社成员中后来不少人仍继续坚持从事侦探小说创作，集结于兰社的这群文学少年多少带有一点玩票的性质，不久后就纷纷“转行”，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讽刺小说作家张天翼和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

推手与热潮

如果说江浙丰厚的文化土壤可以初步培养起一批少年的文学热情，那么真正想要将侦探小说创作出版并推向市场，则要来到上海。1920年代，国内大部分刊载侦探小说的期刊杂志与小说单行本都集中在上海，其中最为重要的要数两家书局，即大东书局和世界书局。

1910年代国内最重要的侦探小说出版事件首推1916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共十二册，内收44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并附有作者生平及三序一跋（该书截至抗战前共出了二十版），这是国内第一次对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完整译介”（其实并不完整，因为当时柯南·道尔的创作还在继续）。到了1920年代，上海地区侦探小说的出版事业则可以大致归结为大东书局与世界书局二分天下：1925年，大东书局出版了《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共4册9案），翻译的都是《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出版后柯南·道尔的新近创作。周瘦鹃在全书的序中说，该书出版的目的在于“沧海差无遗珠”，是对中华书局版全集的一种补充。仅两年之后，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这一套全集不仅对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全部用白话文进行了重译，较之旧版还加上了新式标点和插图等内容。世界书局这套书的策划和出版，显然是看到了福尔摩斯小说阅读热潮所带来的商机，其与大东书局、中华书局抢夺读者市场的意图再明显不过。

1925年4月，上海大东书局还出版了周瘦鹃、孙了红等人用白话译的全四册的《亚森罗苹案全集》，收二十八案，其中长篇十种，短篇十八种。这是继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之后，中国侦探小说翻译界的又一件大事。该套小说到1929年12月已经印至第三版，并且开创了民国时期除学习“福尔摩斯探案”模式之外的另一条侦探小说创作路径。我们甚至可以说，民国侦探小说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的福尔摩斯”，另一类就是“中国的亚森·罗萍”。

与侦探小说翻译引进工作几乎同时迎来热潮的还有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创作、发表与出版，而这些报纸、杂志与图书幕后的最主要推手仍然是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比如在1920年代，大东书局先后推出的由周瘦鹃策划主持的“紫色系列”杂志，包括《半月》及后来的《紫罗兰》，都是彩色印刷，制作精美。同时其注资支持的《星期》和《游戏世界》等刊物，也都刊载了不少侦探小说创作与翻译作品。与大东书局“紫色系列”分庭抗礼的则是由世界书局支持创办的“红色系列”，包括《红杂志》及其后续的《红玫瑰》杂志。此外，刊载过大量侦探小说作品的《快活》杂志也是由世界书局负责出版发行事宜。而在1923年，世界书局甚至还推出了中国第一本侦探小说的专门性杂志——《侦探世界》。

总之，无论从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引进，还是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大量创作，以及侦探小说相关发表平台的连续创立等方面来看，我们都能初窥1920年代初期上海侦探小说发展局面之兴旺。

比肩欧美日的民国“天团”

在1920年代的上海，侦探小说圈一人身兼数职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程小青，他既参与翻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创作了“霍桑探案”系列作品，还担任过《侦探世界》杂志的编辑，写过侦探电影剧本、侦探小说评论与理论文章，并在上海小说专修学校担任“侦探小说专科”教员（后来学校可能并没有正式开课）——程小青集侦探小说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杂志编辑、电影编剧和“创意写作教师”等多重身份于一体。

我们可以大致想象一幅1920年代上海侦探小说创作的“文学圈子”图景：翻译上，大家一起翻译国外著名侦探小说作品，其中有商业竞争也有合作，总的来说更多作品的引进有助于拓宽中国侦探小说整体上的创作眼界；创作上，大家依靠投资各自经营不同的文学杂志，虽也有读者市场的竞争，但绝不相互排斥，同一作者在不同书局支持的杂志上发表作品是常有的事，甚至不同杂志的编辑也经常会在对方杂志上发表小说（这些编辑往往也是小说作者），互相成为“编辑-作者”是这个圈子里普遍存在的有趣关系；他们还经常在小说里打趣其他作家所塑造的侦探人物，比如张碧梧、孙了红都写过捉弄程小青笔下侦探霍桑的“同人小说”，这其中当然有蹭“霍桑探案”热度与流量的嫌疑，但从中也可看出几位作者之间的亲密关系。

依托大东书局与世界书局两家出版大亨的资本力量，以及当时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彼此间的文人交往与跨界尝试，上海的侦探小说翻译者、创作者、评论者、杂志主编、责任编辑与出版人、电影人就这样亲密又松散地被侦探小说联系在了一起。说他们“亲密”，是因为他们彼此间有着多种层面意义上的密切交往（商业上的、趣味上的、私人交情上的）；说他们“松散”，则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过正式的协会或俱乐部组织，随时开始或停止侦探小说创作也都是非常自由的个人选择（比如张天翼后来就放弃了侦探小说创作）。正是基于这种交往和相互促进，他们才共同缔造了1920年代民国侦探小说的第一次繁荣局面。

如果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当时上海的侦探小说“作家天团”仍然处在“福尔摩斯探案”和“亚森·罗萍探案”两种欧洲经典侦探小说模式的笼罩之下，努力挣扎着完成自身的本土化发展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欧洲和日本尚未出现更胜一筹的侦探小说力作。

1920年，后来被誉为“侦探小说女王”的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刚刚凭借《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走上文坛，在她出版《高尔夫球场命案》的1923年，中国的《侦探世界》杂志也创刊了。这一时期，与阿加莎一道开启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埃勒里·奎因的“国名系列”小说尚未开启、“密室之王”约翰·迪克森·卡尔的处女作也仍在酝酿中。在日本，江户川乱步的短篇小说创作热潮尚未到来，他的《心理测验》《D坂杀人事件》《人间椅子》等多篇名作都写于1925年。

可以说，当时的民国侦探小说虽仍面临着走出西方同类型小说阴影的巨大压力，但在创作数量与整体局面上却不遑多让。可惜的是，随着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的爆发，侦探小说创作、出版与阅读各环节备受冲击。面对西方日益繁盛的侦探小说“黄金时代”，中国侦探小说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